曾卓雨果的沉思(2)

雨果的沉思(2)

　　郭文的沉思就是雨果的沉思。雨果年輕時，由於母親的影響，曾是一個保王主義者，後來才轉變到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立場上來。他參與過一八三〇年的七月革命和一八四八年的二月革命。雖然他從一八六二年就開始搜集《九三年》的資料，動手寫作卻是在一八七二年，即在巴黎公社成立和失敗以後。他所親見和參與的革命鬥爭，引起了他的沉思。通過沉思，他虛構了一個以法國大革命為題材的故事，在這中間寄託和表達了他對革命和人道主義的關係的看法。故事曲折動人，又充滿著激情，我們深深地被吸引了，在緊張的地方幾乎要屏住呼吸來閱讀，在感動之餘，也引起了我們的沉思。

　　但是，我們沉思的結果與雨果的沉思的結果卻是不同的。

　　當我們放下書本來冷靜地考慮，首先對小說的藝術真實性發生了懷疑。

　　朗德納克去救那三個小孩的行為是感人的。而且，他對西穆爾登說的那句話也是莊嚴的：「我允許你逮捕我。」他可以驕傲地說這句話。但是，在我們的感受上，他的這一行為太出人意外了。這種感覺不是沒有道理的。

　　一向殘暴、毫無憐憫之心的朗德納克，怎麼會由於那母親的一聲慘叫（那母親還是他曾經下令槍決的），就去援救那三個小孩（也是他下令要把他們燒死的）呢？這樣一個思想十分頑固、反動，而且充分意識到自己責任重大的叛軍首領，怎麼會為了三個小孩而背叛自己的信仰，放棄自己的職責呢？

　　我們不否認，一個惡人有時也會發出一點善心，一個壞人也可能會轉變。然而，那應該合乎人物性格的發展，應該有內在的根據。在朗德納克由一個「魔鬼」變成一個「上帝」的過程中，我們看不到這種發展和根據。雨果對於朗德納克為什麼會去救那三個小孩絲毫沒有作一點心理描寫，他回避了一個困難的課題。

　　那麼，是朗德納克的一時衝動麼？但我們從作者對他的各種行為的介紹中，可以看出他不是一個容易衝動的人。就算他是一時的衝動吧，那也太偶然了。藝術創作中當然可以有偶然性，但那種偶然性是為了表現必然性，應該提高到必然性的水平上來。

　　雨果只是作過一點簡單的說明：惡人的內心也會殘留有一點慈悲心。雨果在這一抽象的人性論的基礎上虛構了這一情節，而且在本書中是關鍵性的情節，以證明他的觀點（「一個槍炮不能征服的魔鬼被搖籃征服了」），宣揚了所謂人道主義精神的勝利；同時，也是為了通過這一情節去引起郭文的沉思，以表達他要表達的主題（革命與人道主義的關係）。——這種使人物的性格屈從作者的主觀意圖，使故事情節簡單地遷就主題需要的做法，在藝術創作上是致命的弱點。在這裡，說得婉轉一點，至少也是一處敗筆。

　　同樣，西穆爾登的自殺也使讀者感到意外。雨果對他的人物的這一行為也未作一點心理刻畫。我們可以想像得到他在投票決定郭文死刑時的痛苦，可以想像得到他望著自己親愛的人站在斷頭臺上時的悲哀。但我們想像不出他是在怎樣的心情下作出決定和在怎樣的心情下結束自己的生命的。是因為失去了唯一親愛的人，自己就無法生活下去了麼？是因為感到郭文是聖潔、高貴的，判處了他的死刑，自己良心上不安麼？是郭文臨死前和他的一次長談中將他打動了，甚至說服了麼？我們很難揣測。而在我們的感受上，像西穆爾登這樣一個有原則性的堅毅的革命者，是不容易由於以上這些原因就動搖自己的信仰，放棄自己的職責的。

　　但是，為了完成自己的主題，雨果卻不能不讓西穆爾登自殺。因為如果西穆爾登在判處了郭文死刑後還活著，那就削弱了郭文犧牲的重大意義，郭文的犧牲就只是一個簡單的悲劇。

　　西穆爾登的殉葬，卻會大大顯示出郭文的勝利。

　　雨果欽佩西穆爾登，卻更喜愛郭文，對他充滿了同情和愛撫，在他身上賦予了各種各樣好的品質。他既是一個勇敢的英雄，又是一個思想家和哲學家，一個年輕的聖人。他既能英勇地獻身革命，又能維護人道主義的原則。雨果再三強調了他的仁慈和寬大：他釋放那些反動的修女，因為她們是女人；他不肯將一整隊狂熱的老教士送上革命法庭，因為他們是老人；如果可能，他還要把王太子從碉堡裡釋放出來，因為他是小孩；當一個手執刀槍的俘虜沖過來時，他命令他的士兵閃開一條路，因為他不願用一千五百人去對付一個人，如果不是西穆爾登的挽救，他幾乎因而送了命。

　　在他看來，「革命是和諧，不是恐怖」，在他的心目中，「恕」字是人類語言中最美的一個字。郭文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朗德納克的善行震動了他，使「他的最堅定的決心，他的最虔誠的諾言，他的不可挽回的決斷，這一切都在他的意志的深處動搖了」。從他的性格來看，這倒是可信的。他救朗德納克，是他的性格的合乎邏輯的發展。郭文就刑前的兩次談話值得注意。

　　一次是在審判他的革命法庭上。他承認「一件好的行為，離得我太近了，使我看不見一百件罪惡的行為，一方面是一個老人，另一方面是幾個孩子，這一切站在我和革命之間。我忘記了那些被焚燒的村莊，被屠殺的婦女，我忘記了法蘭西被出賣給英國，我放走了祖國的兇手。」他把自己的錯誤思想完全亮了出來，我們要批判他，大致也只能說這樣一些話（另外只需加上一點：那個祖國的兇手將繼續作惡，給祖國和革命帶來更大的危害。事實上，在郭文決定救朗德納克前的沉思中，也考慮到這一點）。他是光明磊落的，勇於承擔罪行，主動請求給自己判處死刑。

　　另一次是當夜他和西穆爾登的一次長談，事實上是一次思想交鋒。西穆爾登到土牢去看他時，他正在熟睡。一個第二天早晨就要走上斷頭臺的人能夠安然入睡，這正說明了他的從容和鎮定，這是一種英雄主義的品質。但是這也說明了他並沒有因為認識到他對革命所造成的惡果而有所不安。他在法庭上所說的那些話並不是虛偽的，在雨果筆下的郭文是太高貴了，他決不會欺騙。那是他在對革命的責任發言和認罪。他的從容和安然，則是由於他相信自己是獻身于一個更高的真理：人道主義。他在和西穆爾登的交談時就說到：「既然我有了指南針，風暴對我有什麼關係！既然我有我的良心，事變對我又有什麼影響！」這裡的「風暴」和「事變」指的是革命和現實鬥爭，而「指南針」和「良心」則意味著他的人道主義原則。

　　在郭文看來，革命只是一種短暫的手段，人道主義則是永恆的真理。革命是絕對正確的，但還有一個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在它之上。因而在革命和人道主義發生矛盾時，他當然就必須站在人道主義那一邊。

　　不過，使我們困惑的是：這種損害和背叛了革命利益的人道主義算得上什麼人道主義呢？這種為了報答一件善行而寬恕一個曾犯下百倍罪行的敵人，讓這個敵人去繼續作惡、造成更多無辜者流血的人道主義，算是怎樣的人道主義呢？

　　無論郭文用了怎樣動人的美麗的言辭，他並沒有能說明這一點。

　　那個孤身一人，幾乎游離於社會之外的乞丐退爾馬克，曾經營救剛剛從海上登陸的朗德納克，因為朗德納克過去對他作過施捨，他覺得應該回報；也因為在他看來朗德納克是一個「人」，出於同情，他應該予以幫助。但是當他後來看到朗德納克殺人放火的行為，曾兩次痛心地疾呼過：「我要是早知道啊！」——在他樸素的感情和真誠的悔恨中，要比郭文的那些漂亮的言詞包含著更多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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