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卓「天國」和「聖殿」

「天國」和「聖殿」

　　——讀茨威格的《走向天國》

　　斯蒂芬·茨威格在一個題名《走向天國》的短劇中，賦予了自己一個奇特的、也是艱難的任務：為列夫·托爾斯泰一個未完成的劇本《在黑暗中發光》寫一個尾聲。從藝術觀點看，在托爾斯泰的劇作中，它不是很出色的。但從研究托爾斯泰晚年思想來說，它卻有著很重要的意義。因為那是一個自傳性的劇本，劇中的主人公尼古拉·米傑拉耶維奇·薩雷左夫可以看作是托爾斯泰本人的化身。

　　薩雷左夫的生活十分優裕，但內心極端痛苦。經過了長期的思考、反省，他深刻地批判了自己過去的生活，想重新作人，以適應他所創建的信仰。他認為自己的財富是通過不正當的手段從老百姓手中掠奪過來的，應該分給周圍的窮人。

　　然而，他的思想不為他的親屬所理解，從而引起了家庭矛盾。——這與晚年托爾斯泰的狀況極其相似。通過薩雷左夫，他表達了對生活和宗教道德的觀點，而且，他想探求劇中的主人公，也就是探求自己生活的結局。但是，如茨威格所指出的：「不論是在這部作品中，還是真實生活中，不論是在1890年（寫這個劇本）的時候，還是在十年後的1900年，托爾斯泰都沒有找到下定最後決心結束這一切的勇氣和方式。正是由於這種意志不堅的將就態度，使這個劇本的創作中途擱筆，成為殘稿。最後的那個片斷中，主人公完全無能為力了，只是哀求著，雙手伸向蒼天，祈求上帝幫助他結束這自相矛盾的生活。」

　　但是，托爾斯泰終於以他的實際行動為這個未完成的劇本，也就是為他自己的生命，寫出了一個悲壯的結束：在經過長期的思考、猶豫、自我鬥爭後，在1910年的10月，毅然離開了他生活了多年的、心愛的雅斯納亞·波良納莊園，倉惶地棄家出走了。幾天後死在一個小火車站裡，一個陌生人的床上。

　　托爾斯泰的出走已成為人們多次探討過的課題：從事實真相到他晚年的思想狀況，家庭狀況，特別是他和妻子的關係——茨威格則以一個獨特的方式接觸到這個課題。托爾斯泰為《在黑暗中發光》這個未完成的劇本最後兩幕留下了一個提綱。他多次想完成終於沒有做到。茨威格並不是依照這個提綱去補寫這個劇本，而是直接以托爾斯泰作為主人公，描寫了他的出走到他的死，作為這個劇本的「尾聲」。他說：「我在這裡所做的，不能看成是對劇本的完成，而應當看成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和一個未解決的衝突的獨立的尾聲，僅僅是要使那個未完成的悲劇有一個莊嚴的收尾。」他的確是以嚴肅的態度，力圖忠實地表達托爾斯泰當時所面臨的矛盾，他的苦惱和追求。

　　這個「尾聲」的第一場，寫到了兩個大學生對托爾斯泰的訪問，這兩個大學生都是由於受託爾斯泰著作的影響而認識了現實的不合理，並促使他們投入反對黑暗勢力的戰鬥的。但是，他們現在對托爾斯泰不滿，由於他宣揚「勿抗惡」，宣揚「為著一種信念去忍受苦難，要比為了一種信念去殺人要好上一百倍」。其中一個大學生激憤地反駁他：「假如受苦受難是這麼美好，這麼有益，那麼為什麼您不身體力行呢？……為什麼您總是喋喋不休地宣講，而不能親自去實踐您的學說呢？為什麼您不做出榜樣呢？」

　　這一質問深深刺傷了托爾斯泰的心。他痛苦地說：「我應當完全照您所說的，像一個朝聖者那樣走到大街上去。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回答才好。我在靈魂的最深處感到羞愧，我為自己的卑劣深深內疚……也許我還是受苦的……由於我沒有足夠的勇氣和誠實當眾實踐自己的主張，我也一樣備受折磨。也許因此我在良心上所受到的折磨要超過肉體上的苦楚，也許主給我鑄造的恰恰就是這個十字架，還有使我遭受無窮痛苦的府邱，我好像是被禁錮在監獄中，戴著沉重的鐐銬……」

　　這兩個去拜會托爾斯泰並與他爭論的大學生當然是虛構的，但他們的確代表了當時某些激進的青年，他們曾是托爾斯泰藝術的熱愛者，從中受益，激發了他們向黑暗勢力作戰的激情。現在又不滿於托爾斯泰所倡立的教義，也不滿於他的態度。托爾斯泰對於他們責難的回答也是完全合乎實際的，從中暴露了他內心的矛盾和痛苦，接觸到了托爾斯泰出走的真正的核心原因。他與妻子和家人之間的關於對於他的書藉的版權的爭執和其他的一些隔膜和糾紛只是在這一矛盾中派生的。

　　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如果托爾斯泰果然實現了自己的主張，放棄了自己的財產，那結果又將如何呢？那完全不可能改變不合理的現實，只是會使他的家庭和他自己的生活陷於難堪的困境。在那樣的社會裡，一個沒有私有財產的家庭是難以生存下去的。我們也很難想像，托爾斯泰自己去種地，修爐灶，做皮靴，是不是就能夠得到心的安寧。——他的教義是不現實的，是謬誤的。他的毅然棄家出走似乎使他實踐了自己的教義，其實並沒有解決任何矛盾，雖然他自以為是得到了解脫。結果，他死在一個小火車站裡，一個陌生人的床上。這是一個真正的悲劇。

　　但我讀到茨威格的這個「尾聲」時，還是感到了心的震撼。我不僅為托爾斯泰內心的矛盾和痛苦所感動，而且，對於這樣一個82歲的老人，已經有著崇高聲望的藝術家，卻依然懷著對生活的激情和探求生活真理的精神，不惜放棄一切，甚至獻出自己的生命，使我不能不在他偉大的人格前低下頭來。他是一個真正的「殉道者」。

　　如果說，他雖然有著對生活的激情和探求生活真理的精神，但在對人生的認識上，在社會學的領域中，卻只是誤入了歧途的話，他的這種激情和精神卻是使他創造出偉大的藝術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雖然，他的教義也曾在他的作品中投下了陰影，留下了裂痕。

　　他的作品能夠那樣深刻地反映現實，具有那麼強烈的藝術感染力，當然是與他精湛的藝術素養和他的生活經驗分不開的。而同樣重要的是，跳動在其中的作者偉大、仁厚的心，和由此而產生的強烈的愛憎。他自己說過：「在藝術作品中主要的是作者的靈魂。」「作者對生活所持的態度，以及在作品中反映作者生活態度的各種描寫，對讀者來說至為重要，最有價值，極有說服力。」羅曼·羅蘭在比較福樓拜和托爾斯泰的創作態度時說：「福樓拜竭力要不愛他書中的人物，故無論這種態度如何偉大，它總缺乏光明的存在！太陽的光明全然不夠，必須要有心的光明。」他指出正是由於愛，托爾斯泰才能夠參透生命的根源。

　　同時，托爾斯泰對生活的探求精神一直貫穿在他主要的作品中。他說：「思想家和藝術家並不總是像我們習慣想像的那樣安詳地端坐在奧林匹斯山巔，思想家和藝術家應該同人們一起受苦受難，以便找到解救和得到慰藉。」他指出：「為了影響別人，藝術家是個探索者，他的作品便是探索。倘若一切真理都被他發現乾淨，倘若他無所不知無所不曉，從而教訓人或者故意安撫人，那麼他就無力去影響別人了。唯有當他在探索之中的時候，觀眾、聽眾、讀者才會跟他在探索之中心心相印，攜手共進。」

　　這種探索精神包括他在作品中無情地解剖自己。以他三部著名的長篇為例，《戰爭與和平》中，在彼埃爾身上；《安娜·卡列尼娜》中，在列文身上；《復活》中，在聶赫留道夫身上，都可以看出托爾斯泰的身影，他和他們一道在生活的激流中經受鍛煉，和他們一道在困惑中思考，承擔煩惱、痛苦、疑慮，一道探求人生的意義。那些篇章讀來是如此親切，而且激發讀者的思考。

　　我無意在這裡去研究托爾斯泰的藝術觀點和藝術實踐，那是一個浩瀚的海洋。我只是在讀了茨威格的《走向天國》這個短劇後感到在這個老人悲劇性的行為中，還是可以看到他的仁厚的心，他的對生活的激情、對人生的執著，他的真誠，他的探求真理的精神——一句話，他的偉大的人格力量。作為自己的教義和信念的「殉道者」，他並沒有能走向「天國」，但是，憑著這樣的人格力量，在文學的道路上，他卻通向了「聖殿」。他在這方面所留下的許多寶貴的經驗，是值得我們認真汲取的。

　　意大利作家皮奧維尼曾經談到過，當代西方的批評家和活躍的藝術家們，在十九世紀的俄國燦爛的小說家星群中，基本上只提出了兩個名字——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而大部分西方作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響，譬如從卡夫卡到貝爾納諾斯。而要在新一代的小說家中找到托爾斯泰的文學傳人，就不那麼容易了。他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數不清的支流，乃是我們的現實，而托爾斯泰卻是理想。對我們來說，按照托爾斯泰的方式，如果不是形似，寫滿一張紙，要困難得多。而要做到在我們身上也具備足以容許我們真誠地寫下這張紙的那種內在的精神力量，那就更難了。」——這談的是西方的情況，但恐怕也是值得我們的作家想一想的。

　　托爾斯泰的出走和他的死，當時是震動了俄羅斯大地的一件大事，也使全世界矚目。茨威格通過戲劇的形式，在濃縮的篇幅內，再現了這一歷史事實。因為究竟是文學作品，這裡面有一點虛構。但從總體看，它是真實的。對於托爾斯泰，茨威格當然是崇敬的，而他並沒有「拔高」他。這種嚴肅、認真、力求符合真實的態度，也值得我們傳記文學的作者們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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