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卓歷史的沉思

歷史的沉思

　　——讀《阿爾巴特街的兒女們》劄記

　　我讀到了蘇聯作家雷巴科夫的長篇小說《阿爾巴特街的兒女們》的有些刪節的摘譯（聽說有幾個全譯本，但都還未見出版），和幾篇作者的訪問記和有關的評論。對於雷巴科夫，我所知甚少，過去只讀過他的兩部小說：《短劍》和《沉重的黃沙》。僅憑這樣一點材料來談論這部書當然是冒失的，好在我只是想做一點劄記，附帶地談一點感想。

　　共分為三部的這篇小說是60年代開始動手寫的。第一部完成後，很受一家雜誌主編的讚賞，但作品未能刊登出來。作者並沒有氣餒，繼續寫第二部和第三部。在70年代末，一家雜誌又登了預告，也受到了障礙未能刊登。一直到1987年才得以全文發表。它本身的命運就象徵著時代的變化。它的發表是蘇聯當前所創導的「公開性」的一個表現。它在蘇聯文藝界和讀者群眾中激起了巨大的波瀾，在熱烈的讚揚聲中也夾雜著為數不多的嚴厲的批評，這現象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小說也受到了國外廣泛的關注。

　　這的確是一部令人心情難以平靜的書。

　　它將我們帶回到了遙遠的1934年。《星火》雜誌在發表這部小說的前言中說：「那是一個複雜的年頭，像整個30年代那樣複雜。那是有著偉人成就和令人痛心損失的年代，是空前熱情和巨大悲劇的年代，是準備了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和有許多不必要犧牲的年代。」——是的，那是一個有著巨大矛盾的年代。

　　小說以廣闊的視角，反映了1934年生活的各個方面，從莫斯科到西伯利亞；刻畫了各種各樣的人物，從普通的大學生到党的最高領袖。其中有一些領域是過去的作品中很少涉及到或根本沒有涉及到的。作者沒有回避現實中存在的巨大的矛盾，而且以嚴肅的態度審視和反思其中存在的問題，探尋如何會發展到那種狀況，今天又可以從中汲取什麼教訓。

　　阿爾巴特街是莫斯科一條有名的古老的街。小說主要寫了居住在這條街上的一群青年學生（他們是十月革命後成長起來的，是社會主義的第一批兒女），各自不同的性格，不同的精神狀態，不同的生活經歷和道路。

　　其中形成強烈對比的是薩沙和沙羅克。

　　薩沙是一個道德高尚、熱情、正直的大學生。他是年輕的共產黨員，沒有經歷過黨內複雜鬥爭。憑著單純的心和自己所信守的原則，他不窺視領導的眼色，不考慮後果，勇於發表自己的意見。他曾為無辜受到批評的他們學院的副院長辯護，因而為學院的黨委書記（他正是批評者）所不滿。

　　後來又因別的兩件事，被加以「反黨演說組織者」的罪名，受到了開除的處分。他堅決不服，四處上告，才得以恢復學籍。他並未因此接受教訓。不久後，又因為說了一句同情副院長的話，受到了更嚴重的打擊。他的話是：「黨首先應該清除的是投機鑽營者，而不是副院長這樣的老布爾什維克，因為前者給黨帶來的危害要比後者的全部錯誤都要大。」而這位副院長過去又曾經是黨內的反對派。

　　薩沙因而被捕了。他自己卻也還弄不清那原因。在審訊中，要他承認與一個「反革命組織」有關係。他盡力不牽累任何人，不承認他所沒有的罪過，拒絕在為他擬定的自白書上簽字。他受到了流放三年的處分。他所蒙受的冤屈和打擊，後來在西伯利亞流放中的所見所聞，使他對現實產生了困惑，從而逐漸走向清醒。他並沒有動搖自己的信念，也並沒有失去希望。他依然保持著對党和對祖國的熱愛，依然願為蘇維埃而戰。他認為錯不在蘇維埃政權，錯的是那些並沒有真心實意地使用蘇維埃政權的人。他在磨難中是更成熟了。

　　他的中學時的同學，同住在阿爾巴特街的沙羅克則是完全不同的。這是一個品格卑劣、善於玩弄手段的青年。對於薩沙的被捕，他表面關心，實際上缺乏同情。大學畢業後，他混進了保安部，使他得以利用職權，踏著無辜者的血跡染紅的階梯向上爬。同時他也為自私和貪婪所腐蝕，墮入黑暗的深淵。

　　從生活狀況看，沙羅克比薩沙要幸運得多，但作為人看，薩沙是在烈火的鍛煉中受到洗禮，而沙羅克則逐漸歸於毀滅。

　　同住在大街上的他們幾個比較接近的同學們，在跨出大學的校門後，也各自在生活的大潮中浮沉。有的貪圖享受，在生活上逐步墮落；有的憤世嫉俗而自暴自棄；有的一度迷途，以後仍走上了探求真理的道路……他們大都是瞭解薩沙，因而同情薩沙的。

　　薩沙的母親，一個善良的婦人，丈夫遺棄了她。現在，在一個深夜裡，一群人突然闖進了住宅，抄了家，並將與她相依為命的兒子抓走了。天啊，這是為什麼呢？憑母親的心，她知道兒子是無罪的。她一夜就蒼老了許多。她冒著嚴寒到每一所監獄去打聽兒子的消息，每一次都失望。她奔走無門，連她的弟弟，一個重要冶金基地的負責人，也不願、不敢為她的兒子向有關方面說幾句公道話（他反而認為外甥是為他臉上抹了黑），雖然他對外甥的被捕也百思不得其解。

　　他只是勸姐姐忍耐和忍受，給姐姐一點錢以表示關懷。她憤恨弟弟膽小怕事，以冷嘲的口吻拒絕了他的關懷。她並不信仰宗教，但有些夜間，在那間顯得空蕩蕩的屋子裡，她祈求神靈使那些將要決定兒子命運的人們心軟下來。但神靈並未接受她虔誠的祈求，兒子被流放到遙遠的西伯利亞去了……

　　同情薩沙的上層人物也還是有的。布佳金——薩沙的一個女同學的父親，是老布爾什維克。在十月革命前，曾在流放中與斯大林相處，現在任重工業部的副部長。他也瞭解薩沙。但他阻止了女兒和同學們上書保安局請願的行動。他敏感到薩沙的被捕這裡面肯定有複雜的原因。他暗地裡打了一個電話給保安局的負責人別列金，請他對薩沙給予關照。

　　別列金去聽了一次對薩沙的審訊後，也相信薩沙是無罪的，甚至有些喜愛和器重這個正直、勇敢的青年。但他無能為力。他瞭解的情況更多一些：薩沙被認為是一個反革命組織中的一個環節。這個案子將向更遠更高的地方延伸，釋放薩沙就等於打開其中的一環，這是決不允許的。他雖是國家保安局的負責人，也只好眼看著薩沙受冤和受難。因為，他憑豐富的經驗知道，如果他說錯一句話，也將遭受滅頂之災。他能做到的只是在可能範圍內暗中保護薩沙，這才使薩沙受到了流放三年的較輕的處理。

　　小說中以相當大的篇幅刻畫了斯大林的形象。從某種意義上，他是這部小說的真正主角。因為，作為黨的領袖，他的權力君臨於一切之上，他的影響無處不及，一切都發生在他巨大身影的籠罩中。

　　蘇聯30年代的許多巨大的矛盾，可以說是斯大林自身矛盾的反映。在小說中，一方面寫到了斯大林為捍衛社會主義的鬥爭所作出的貢獻；沒有忽略斯大林作為一個領袖的才能：他有明確的目標，他有堅強的革命意志，他善於調動人民的熱情和全部力量去完成他所提出的任務。另一方面，作者也著重地寫到了斯大林作為領袖的哲學觀點和權力觀點。

　　他認為，「為了在最短的時間把一個農民國家變成工業國，需要做出物力和人力的無數犧牲。人民應當做出犧牲。但是，只憑熱情是做不到這一點的，必須強迫人民做出犧牲，為此需要有一個使人民感到恐怖的政權，要不惜一切手段來維持恐怖。階級鬥爭不是日趨熄滅的理論給它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

　　他認為，「僅僅以愛戴為基礎的政權是軟弱的政權……僅僅以恐怖為基礎的政權也是不穩固的政權。只有既以對獨裁者的恐懼，又以對它的愛戴為基礎的政權才是穩固的。能夠通過恐懼喚起人民對自己的愛戴的統治者是偉大的人物。」

　　在小說中表現出他正是力圖這樣實踐，而且收到了相當大的實效的。小說也寫到他對自己的權力保持著高度的警惕，以至有時達到了過於敏感多疑的地步。即使對久經考驗的老布爾什維克，即使對與他共同戰鬥的戰友——不，他不承認他們是可以與他並肩的戰友，而認為自己是遠高出於他們之上的——也往往採取猜忌的態度。

　　為了掃除被他認定的障礙和可能影響他的權力的人，他可以使用一切手段。譬如在小說中就細膩地寫到了斯大林與基洛夫的關係。在表面平靜的親切的交談過程中，卻隱藏著複雜微妙的鬥爭。斯大林對於作為列格勒黨委書記的基洛夫的崇高的威信和逐漸增強的權力，有著猜忌、不滿，用各種口實想將他調離列格勒，調到莫斯科來，以削弱和打擊對方的威信和權力。基洛夫則保持著警惕、忍讓的態度，但不肯在原則上退步。

　　斯大林是過於信任自己了，他將自己看得這樣高，以致他是孤獨的，他不願與人，而別的人也不敢與他談知心話。而他的權力是這樣大，以至在他領導下工作的人，即使身居要職，也都是兢兢業業，只能依照他的指示，看他的眼色行事。在這種狀況下，民主不可能真正發揮，投機鑽營者有了向上爬的機會，官僚主義容易得到助長。薩沙以及許許多多人的類似的遭遇和命運，正是在那種政治環境和政治氣候下發生的。

　　那一年12月1日，基洛夫被暗殺了（這一事件的真相到現在還沒有弄清楚，蘇聯電視臺稱之為「千古之謎」）。消息傳到了西伯利亞，小說是以一個流放者的這樣一句話結束的：「不管這是誰幹的，我可以告訴您，黑暗的時代來臨了。」事實上正是如此，基洛夫事件成了被美國作家路易·斯特朗稱之為「大瘋狂」肅反運動的導火線。那是作者正在寫的下一部小說的題材。

　　我過去讀過一些有關30年代的蘇聯小說，它們主要描述的是蘇聯人民英雄的氣魄和建設的熱情，那是由於共產黨和斯大林的英明的領導和巨大的感召力。它們是有生活的真實為基礎的，但其中大多作品的確包含著不少的粉飾。這種傾向在後來更有所發展，以致蘇聯文藝界展開過對「無衝突論」的批評（那些批評現在看來並沒有抓住問題的實質）。那些小說當然沒有、也不可能反映如雷巴科夫所寫的蘇聯社會生活和黨內生活的這一面。

　　我最早是從巴比塞的《從一個人看一個新世界》認識斯大林的形象的。與對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嚮往結合在一起，他在我年輕的心中是一個偉大、崇高的形象。這些年來，我又讀過不少有關斯大林的書和描寫他的小說。隨著歷史的進展和一些事件真相的陸續披露，我對他的認識當然也有所變化。雷巴科夫筆下的斯大林的形象引起了我進一步的深思。他所刻畫的斯大林的形象是引起爭論的焦點之一。雷巴科夫說，他寫斯大林的任何一個行動都通過了豐富的史料，是有所根據的。

　　那麼，小說中斯大林的那些內心沉思和獨白呢？他說：「進行這樣的構擬，有兩種方法：從已說出的內心獨白出發設想出行動；或者相反，作家瞭解和看到了行動，然後根據推測出這個行動是如何考慮決定的。如果作家所寫的內心獨白與事情、與人物的行為具有有機的聯繫，而讀者也相信思想的這種活動，那麼這獨白是站得住的。」這說得很好。一切以真人為對象所寫的小說，都只能是這樣構擬的。

　　但人物的內心沉思和獨白（也應包括行動），也都要通過作家的設身處地的體驗，這裡面也難免帶著若干主觀色彩的。連大師托爾斯泰筆下的拿破崙以及其他人物都未免如此。但我們可以感覺到，雷巴科夫的確是力圖思考和體驗斯大林行為的思想根源和內心活動，力圖創造一個他認為是真實的斯大林的形象。而且我們可以說，他創造了一個比較豐富的藝術形象。

　　作者對歷史沉思，懷著沉重的心揭開了，30年代現實中的另一面，那是在蘇聯當前不少文章中接觸到、議論到，而在小說中則少見的。作者的視野開闊，以審視的眼光面對嚴峻的現實，並以嚴格現實主義的精神將那表現了出來。讀完了這部小說以後，讀者也不能不感到心的沉重，也引起了深思。

　　這部小說有什麼意義？或者可以問：為什麼要寫這樣一部小說？作家認為：過去是不能忘卻的，歷史的教訓是必須記取的，今天的現實正是從過去發展演變而來的。要敢於正視過去的某些消極的因素和血的教訓。個人崇拜，缺乏民主政治，教條主義和官僚主義，是造成許多無辜者的犧牲和悲劇的根源。有一位研究斯大林傳記的蘇聯教授沃爾科戈諾夫說過：「人們的裁判會是清澈透明的，歷史的裁判是永恆的。」

　　對於斯大林及其時代的探討以至爭論還將繼續下去。但無論如何這種探討和爭論是必要的，雷巴科夫以小說的形式參與了這種探討。他的目的是在於要拋棄那些年代所積澱的沉重的負擔，要擺脫不正常的心理氣候，要淨化和改善精神道德氣氛，只有這樣，才能加快時代前進的步伐。作者回顧過去，正是為了現在，更是為了未來的。

　　作者還說：「通過講真話培養出來的人，是有道德的人。社會也是這樣。如果它用真理去哺育自己年輕的公民，那就是有道德的社會；如果灌輸謊言，那就是不可避免地會使公民對社會本身漠不關心，缺乏責任感，玩世不恭」。那麼，作者以審視的眼光面對嚴峻的現實，並以嚴格的現實主義精神將那表現了出來，除了作品本身的意義外，也是為了培養青年的道德品格和社會的道德風尚的。

　　這樣，我們就可以理解作者為什麼要寫這樣一部小說，為什麼作品被壓置了20多年，得不到發表的機會，他仍鍥而不捨。那根本的動力就在於作家的社會責任感。我不能評價這部作品所達到的真實性的程度，但我讚揚作者所追求的目的和他的堅毅的態度。一個作家應該是有社會責任感的人。他不能不關心他們的祖國，不能不關心人民，不能不關心現實，他應該有他的愛憎，他的追求。他是一個作家，所以要通過藝術將他的感知表現出來。

　　當然，那應該是真正的藝術。我不大能理解「純藝術」是什麼，也不大能理解什麼是「為藝術而藝術」，雖然作為一種文學現象，它存在，也為某些人所信奉。因為在任何藝術作品中都體現著作者的生活態度和人生意向，我不必在這裡分析那複雜微妙的情況。我只想說，作為一個普通的讀者，一切能帶給我藝術魅力和藝術享受的作品我都欣賞，只要那是真正美的。而我更喜愛那使我對現實有更清醒的認識，給我以對人生的啟迪，激發我生活的力量的作品。比起甜蜜的謊言和逃避循世的怡然自得，我更喜愛苦味的真理。

　　1988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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