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卓從詩想起的……

從詩想起的……(1)

　　其實，關於詩我能有多少話可說呢。我只是寫過一些（就我寫詩的年數來說，那是太少了，而且大都是不好的）詩而已。我選用了這樣一個題目，只是想通過關於我的寫詩的經歷來反映我的幾個階段的生活的側影，也附帶說明一下我是通過怎樣長久的探索，才懂得了一點詩的道理，而這些道理原是極其平凡的。

　　一

　　我寫出第一首像是詩的東西是在一九三六年。當時我是一個初中二年級的學生，參加了由幾個也是中學生（其中有的是我的同學，有的是別校的）組織的讀書會。這個讀書會規定每星期六聚會一次，而且每人要帶一篇自己的創作去。我們認識一個銷路少得可憐的報紙的副刊編輯，有稍稍像樣的作品，就可以在那副刊上發表。我歡喜文藝，也熱心於學習寫作，但過去只是在一家報紙的兒童副刊上發表過兩三篇作文。

　　當我看到那幾個只比我大一兩歲、兩三歲的剛認識不久的同伴，大都有一本自己已發表過的作品的厚厚的剪貼簿時，我是帶著敬佩、羡慕的心情的。這對我是一種很大的衝擊，使我更加積極地練習寫作。當時我讀到了臧克家的兩本詩集：《烙印》、《罪惡的黑手》。也還讀過戴望舒、何其芳、卞之琳等人的詩。主要是在臧克家的影響下，我寫出了第一首詩。當我羞怯地將它在讀書會上交出時，沒有得到好評，但受到了鼓勵。第二次我交出的詩，終於在與我們有關係的那家報紙副刊上發表了。詩是這樣的：

　　憂鬱像一隻小蟲，
　　靜靜地蹲在我的心峰。
　　不願說也不願笑，
　　臉上掛著一片生之煩惱。
　　生活像一隻小船，
　　航行在漫長的黑河，
　　沒有槳也沒有舵，
　　命運貼著大的旋渦。

　　一個十四歲的少年，在小足球場上消耗的時間比花費在課業上的時間要多，還沒有真正走向生活，對將來有無數幻想，卻寫出一些這樣低沉的語句來，現在看來真是可笑的。這是一個壞的開始：不是出自衷心的感受，而是為了——僅僅是為了要寫作，而且是裝模作樣地摹仿別人的腔調寫作，「為賦新詞強說愁」。

　　但無論如何，我是從這裡開始了我的文藝的道路。在這以後，我大膽得多，也更提高了寫作的興趣。不過後來主要是轉向雜文了。這是由於魯迅的影響。他當時用「曉角」的筆名（我們從筆調上認出了是他），以《立此存照》為題在《中流》雜誌上發表了一些精悍的雜文，我的雜文的總題目就用了《恐口無憑》。此外我寫過兩篇短短的小說和幾篇速寫，也還繼續寫過幾篇詩。可以說，也是從這裡開始了我的生活道路。

　　讀書會不是一個嚴密的組織，它主要是靠友誼結合起來的，人數不確定，成為核心的是五、六個人，多的時候到十多人。不僅僅是討論文藝創作，也討論時事和哲學，經常爭得面紅耳赤。有時就漫談，扯閑天，甚至玩玩笑笑地打鬧起來了。這是一群自命為進步的青少年，我們不僅閱讀一些進步的文藝書刊，也還硬啃著《新哲學大綱》、《政治經濟學教程》一類厚厚的社會科學書籍。

　　當時抗日救亡運動的浪潮正從北方向南方開展，後來發生了「一二·九」運動。我們中的幾個核心人物參與了武漢市救亡活動的組織工作，我們這一群人大都投入到了這一浪潮中，而且是武漢市「民族解放先鋒隊」的第一批成員。其中有幾個被國民黨逮捕，我也被學校開除，不得不轉學到外縣的一個中學去。這究竟是一群還沒有成熟的青少年，在當時的進步的書刊的影響下面，也由於目睹了舊社會的一些黑暗和不平，有向上的要求，有愛國的熱情，但都還有著濃厚的小資產階級的烙印和習性。

　　我們就在時代的風浪中成長，經受著鍛煉和考驗，後來有的隨波逐流，有的落荒，有的更是墮落了，但更多的人則還是堅持著他們的道路，不斷地在前進。我所結識的這一群友人和我參加的這一段活動，對我以後的道路發生了決定性的影響。應該說我是有著一個較好的起點——在這個起點上，曾生長過一代革命者。後來在無論是怎樣的情況下面，我都沒有背離開始的方向。但由於始終沒有能夠克服自己的一些致命的弱點，我走得很慢，很艱難。如今回顧時，我發覺，在漫長的四十年後，我離我的起點並不遠……

　　二

　　一九三八年，當武漢淪陷前幾個月，我流亡到重慶繼續上學念書。我廣泛地閱讀著一些文藝報刊，並未想到投稿，我認為自己還遠沒有達到向一些比較知名的報刊投稿的水平。我終於投寄出的第一篇稿件，的確是在「情不自禁」的情況下寫出的。

　　在這裡，我只能簡單地談一談這一段故事：一九三九年的年初，一個和我同班的女同學突然提出要我和她一道到延安去。我立即就同意了。延安，這是當時一般傾向進步的青年所嚮往的革命聖地，我是動過好多次念頭想去的。但當時我對她允諾的原因主要還是在她本身。我們共同參加校內校外的救亡活動，同台演過幾次戲，有過一次長談。從最初起，我對她就懷著一種隱蔽的感情，在當時的年齡，我是決不會向她傾吐什麼的。然而，她大約也能夠感受到。她是湖南人，有著爽朗、熱烈的性格。她的提議使我感到意外而又驚喜。於是我們悄悄地著手一些準備工作。我去找一些關係，而她以生病為藉口請假離校住在外面。事機不密，這件事被一個三青團員向校方告發。訓育主任找我去盤問。我矢口否認一切，但還是受到了申斥，而且被看管了起來，不准離開校門一步。我立刻設法通知了她，她躲藏了起來。

　　我們還想繼續貫徹我們的計劃。由於我不能離校，一切很難進行，而她要再返校也不大合適。她讓人帶來一個便條，告知她決定和一個女伴一道先去成都，在那裡等我，希望我寒假去。而為了逃避學校和她家裡的尋找，她們將不坐長途汽車，而是搭一條運貨的木船沿長江到樂山轉成都。我得到她的通知正是期終考試的前一天。

　　我心情不安，終於冒著被開除的危險從學校溜了出來，在長江邊上找到了她所要搭乘的那只木船。她和她的女伴已經在船上了。船第二天就要開行。她希望和期待著我會來送她，但又以為這是不可能的。所以當她見到我時是異常驚喜。我們在冬日的河灘上來回走著，談著，說的都是一些很一般的話，卻又似乎都有著含意，我感到甜蜜又哀傷。幾小時一閃就過去了。我必須在晚自習前回校，我們不得不分手了。她送我爬上高高的江坡。我知道我不可能去成都，這會是我們最後的一次會面。我頭也不回地走了，為了不看到她的眼淚也不讓她看到我的眼淚。我剛好趕上晚自習，學校沒有發覺我的溜走，這一點沒有使我感到高興。有什麼呢，開除就開除吧。

　　我面對著明天就要考試的功課，卻一個字也看不進去，心情沉重、痛苦、感傷，突然拿起了筆，寫下了一首詩，題目是：《別》。詩第二天就投寄到靳以編的《文群》副刊去了。天知道我是怎樣對付了那幾天的期終考試的。這首詩是有著真實感情的，但一首送人到革命聖地——延安去的詩，竟是如此傷感，一片小資產階級的情調，就連我自己，在不久後就對它感到不滿了。

　　但幾天之後詩就刊登出來了，那是一九三九年的二月，而且還有人稱讚。這將我寫詩的熱情引到了一個高潮，成了《文群》的經常的投稿者。同時我也留意讀一些別人的詩。有一次，我買到了艾青的詩集《北方》（他抗戰前出版的詩集《大堰河》我是後來才讀到的），那是一本薄薄的六十四開的小冊子，給予我很大的感動，而且在詩的形式方面，為我展開了一個新的天地。

　　一九三九年春到一九四三年，那三、四年間是我寫詩最多的時期，投稿的範圍也漸漸擴大了。我真想好好記述一下在一九四〇年夏我是怎樣先後結識了幾個寫詩的友人和我們的那一段生活，不過那應該是另一篇回憶的題目。這裡我只能簡單地提一下，除了C（他年齡比我們大不了幾歲，抗戰前就在知名的文學刊物上發表詩了）以外，都是剛剛寫詩的年輕人，流亡的窮學生。他們有才華，有抱負，也有所追求。但並沒有真正走進生活和接近人民，他們的歌聲美麗，但有些飄渺；他們的激憤的喊聲是真摯的，但並不深沉。這是幾棵剛出土的新苗。對於當時老一輩的知名的詩人，他們尊重的是其中的幾個。對於當時的詩壇，他們有自己的看法。

　　我們認識以後不久，就決定辦一個詩刊，經費問題依靠在熟人間募捐解決了。詩刊的名稱是《詩墾地》，斷斷續續一共出了六期，後來遭到了國民黨反動派的阻撓和查禁。對於幾個青年人辦的這麼一個小小的刊物，他們也是不能放心的。

　　我的詩有幾個讚美者，卻受到了一個長者的責難，說那不過是小資產階級的東西。這使我很憤憤不滿，內心暗暗地發誓一定要寫出一些好的詩來。——但終於沒有能夠寫出，反而寫得更少，在一九四四年以後，幾乎不寫詩了。我不必掩飾我在二十歲前後的種種缺點：驕傲、虛浮、鋒芒畢露，生活上的吊兒郎當，思想上在進步的外衣下掩蓋著的小資產階級情懷。在深重的民族災難中，在抗日戰爭的浪潮中，在反動派的黑暗的統治下面，我卻浮游在自得其樂的小天地中——這是指生活情況，也是指精神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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