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振聲瞭解與同情之於文藝

瞭解與同情之於文藝

　　假使肚子從來沒嘗過餓的滋味，對幾百萬災民不會有多大同情的。這自晉惠帝以來，已經如此了。所謂同病相憐者，正因為瞭解真才同情切，不是？

　　但同情有時不必盡生於瞭解，老牛之舔犢，慈母對於愛子是。瞭解後也不一定就起同情，路人之于司馬昭，世界之於日本是。

　　在受者方面，要求瞭解時不一定要求同情；可是要求同情時，一定得先要求瞭解。據說有一次幾位美國人到俄國，大概是旅行團之類吧，他們要見托爾斯泰。托爾斯泰要求只見面不說話。可是旅行團中的一位女士，見面就說：「我真喜歡你寫的那本……呃呃……叫什麼名字來？」托爾斯泰冷冷地道：「Dead Souls？」那位女士喜得拍手道：「不錯，不錯，就是它，那本書寫得可真好！」托爾斯泰還是冷冷地道：「那是果戈理寫的。」是呀，這不瞭解的同情，真比不同情還難受。

　　在施者方面呢？不瞭解當然說不到同情，可是不同情，那就最需要瞭解。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太公雖不同情而能瞭解。但義人之死於左右者，古今來又有多少！

　　閒話撇開，其於文藝又如何？這可分批評與創作兩方面說。我們對於批評文藝的人，要求先瞭解這件作品，不算過分的要求吧？瞭解而不同情，這是平常的事。不同情就罵，這只能算情感的發洩，不能算文藝批評。不同情也許是因為主張不同，也許是題目不對胃，也許是技術不同調。主張的不同那是黨爭，不是文藝。題目不對胃，那是嗜好，也不是文藝。惟有技術不同，則在文藝上可有討論，因討論而不免批評，因批評而促成文藝的自覺。自覺是一切事物進步的必具性。在自覺中它才會自動地選擇與淘汰，刻苦的訓練與鞭策。不經選擇與淘汰，則文藝只是荒園；不經訓練與鞭策，則文藝猶是野馬。也許會有人以為文藝的自覺，結果必弄成文辭的修美與氣力的衰弱，但那也只是推測之言，大的文藝運動與作品，都是自覺後的努力。況且在今日一切自覺的世界中，文藝雖欲夢夢，其又何能？然則文藝之對於批評，勿寧是需要，將拜而受之矣。

　　但真正的批評，並不是謾駡，謾駡只有為了黨爭；也必不是為了發脾氣；發脾氣只有為了口胃不對；也更不是恭維，恭維又只是不瞭解的同情。批評是微美地指出其長處，微惜地指出其短處。尤其是指人短處，是需要個態度。古人說，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惜之，這是最高的批評態度了。

　　總之，文藝之最需要的是瞭解；最不需要的是不瞭解的同情；最怕的是生於不同情的先天的誤解；最難得的是瞭解後發生的同情。但那是海內存知己，可遇而不可救的了。

　　至於創作，那問題的視角便有不同。創作的人，對於他所描寫的人物，不獨需要瞭解，更需要的是同情。這並不是說作者必得同情于惡，只是說作者必得設身處地，瞭解其惡中也有可以原諒的地方；也正與對於善，必得燭深洞微，照見其善中也有卑陋的虛偽。不然，便是為善善而惡惡的情感所蒙蔽，張大本來的真實，而流於古典派的兩種人物：一種是天神，一種是魔鬼。這兩種又都不是人。

　　所謂行為，絕不是表面的。凡是不平常的行為，尤其關於惡，必有一番內心的掙扎，所謂善惡，只不過加減後的餘數。在道德與法律上講，這善惡的餘數——行為，可以作為好惡與賞罰的標準。而在文藝，是絕對不夠，因為它要的是人生的真實，並不是好惡與賞罰。

　　人生的真實，決不全在乎表面的行為，如行為前夕的掙扎，行為中間的低徊，行為過後的悔恨，都不是表面的，而又都是事實，把這些與表面的行為加起來，那總和才是人生的真實。文藝可貴的地方，也許正是因為它較近於真實一些。而其探求這真實，必需的工具是同情，因為同情才能深入其境，才能感覺得深切，才能瞭解得周遍。

　　瞭解是創作的發動機，同情又是瞭解的遠征隊。

　　文藝的田園久旱了，它缺乏園丁的汗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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