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伯高傳(3)|林育南

施伯高傳(3)

　　第九章　各界聯合會之運動

　　竭學生之力，既不足以挽救外交之危急，愛國之士，以為非有要全國人民之大團結，為大規模之運動不可。伯高與學生會代表以學生聯合會、律師公會發起，聯絡武漢各教育會、農會、商團保安會、報館等，組織湖北各界聯合會。伯高被推為籌備員，擔任文書職務。此種工作，非常浩大複雜而艱困。伯高及其同志，不辭勞頓，奔走四方，日以繼夜，卒得各方面之贊成參加，而該會於是年八月一日，宣告成立。該會章程宣言以及各種函電文件，多系他所起草。同時他又往各團體及私人處聯絡，藉以擴大並發展會務。又利用各種集會，到處演說，以鼓吹救亡，激起民氣。因其運動猛烈，鋒芒過露，由是甚遭官廳之忌嫉，而各界聯合會亦遂被官廳解散，不得已而作秘密之運動。

　　是時外交形勢更惡，中國代表有簽字德約之說，全國震驚。京津等處人民推代表向政府請願，湖北各界聯合會亦有同樣決議，伯高被舉為代表之一，又被推為代表團之領袖，于九月赴京。抵京時，第一批請願代表已被逮下獄，軍警武裝戒備甚嚴，他們的行動，很是不能自由。他因此更是義憤填胸，乃聯合各地代表作再接再厲之奮鬥，結隊持旗，向新華門前進，被守衛軍警阻攔。伯高大聲演說，憤慨激昂，聲淚俱下。守衛軍警及市民聞之皆感動泣下。繼率隊至警察廳，要求釋放代表，否則願一同入獄，後警廳乃將代表放出。請願事未得成功，伯高憤不欲生，有攜武器與賣國賊拼命之計劃，被同人再四勸阻乃罷。

　　嗣以救國乃久遠宏大之事業，非一時一地一人之力所能任，乃與各地代表籌商，發起全國各界聯合會，以為廣大的救國之圖。得各代表贊同，乃由北京至天津、南京，以抵上海，沿途聯絡各團體、各界人士。號召演講，舌敝唇焦，宣傳各界聯合會組織之用意，以伯高之力為最大。卒能博取全國之同情贊助，而設籌備處於上海，伯高為籌備員之一。又為催促各地組織各界聯合會及推舉代表赴全國大會以及會內組織活動之事，頗費勞苦。他們苦心慘淡的經營，一兩月之久，全國各界聯合會宣告成立，伯高被推為評議部議長。在此期內，伯高以所學及平日作社會運動經驗之所得，對於救國大計，頗有所發抒。此外組織綱領，函電宣言，以及勸告全國農工商學各界文字，亦多出自伯高之手。惜全國各界聯合會在上海被封禁兩次，所有文件喪失殆盡，其散佈於各地者亦複不能完全搜集，而伯高煞費心血之成績，遂不克作詳細之記載也。

　　伯高在上海時，不獨致力於全國各界聯合會，對於湖北及各省之聯合會亦多所盡力，遙為策劃，其勞瘁誠難盡述！

　　在此時期，戴假面具以欺騙國人之軍閥吳佩孚、馮玉祥[1]等，大作投機事業，對愛國運動在函電上遙為應聲，藉此博得全國人民之同情。此時伯高亦以吳等為真心愛國。是時吳佩孚駐兵衡陽，對於時局頗有所主張，對於愛國運動，在文字上口頭上表示贊助。伯高在各界聯合會和他函電來往，對於政治之主張，交換意見，尚相接近。及吳佩孚撤防，道過漢口，伯高去會他談話，吳主張以民意解決政治問題，後談及布爾塞維主義，吳亦知「過激」二宇，系日本人所污蔑。伯高乃引為同調，多方為之鼓吹。嗚呼！孰知吳賊乃奸險狡詐之小人，後一變為無惡不作，而伯高竟以「過激」之罪名，死於其手，痛哉！

　　民國九年秋，吳佩孚主張開國民大會解決國事，伯高以國事之糾紛，只有以人民自主的力量可以解決，於是贊成其主張，與湖北各界聯合會同志籌備國民大會。開籌備會時（九月十二日）伯高為主席，報告宗旨，大意謂：

　　「………國事之糾紛，應由國民自己來解決。

　　吳佩孚主張國民大會解決國事，吾人深為贊成。但吾民應自動的解決國事，萬不可居於被動的地位，為軍閥官僚的利用。我們分屬國民，故對於國民大會，應抱定自動自主之精神，努力進行。以奠國基於安固，謀人民之幸福！……」

　　伯高為國民大會之籌備，奔走月餘，頗有頭緒，定於雙十節開成立會，臨時被王占元[2]派軍警解散。伯高勉勵同人勿因此懊喪，應繼續奮鬥，乃另行開會宣告成立，並通電宣佈王占元之罪狀。伯高從此遂與王賊公開宣戰，而成不可兩立之勢。後國民大會無成，國事愈陷於糾紛而不可解矣！

　　救國之奔走呼號，各界聯合會之組織，伯高已盡其全力矣！然橫暴的國際帝國主義者的壓迫和奸險的國內軍閥官僚之摧殘，交相作惡，人民雖一時盡其死力，何濟於事？雖一時罷免曹、章、陸[3]，拒絕簽約，究于國事何補？故外交之失敗，仍無挽救。伯高因此悟及此種廣大空泛的缺乏實力之運動，實無以救國。且民眾缺乏知識，而普及平民教育乃急要之圖，於是武漢雞鳴報曉的平民教育運動開始矣。

　　第十章　平民教育運動

　　伯高在鄉里的時候，創辦鄉村國民學校，任本縣宣講員，他做平民教育運動，已有許多實際的經驗和成績。他的平民教育思想的發源甚早，他又有實際平民教育運動的熱誠和天才，故其貢獻于平民教育者甚厚。

　　伯高在上海盡力於各界聯合會有數月之久，於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春，他由上海回湖北了。湖北的同志非常歡迎他，因為他回了，湖北的運動是加了一支主力軍。他把他這次運動所得的教訓和他那時的感想報告同志，同志們深表同情。他在同志中提出發起平民教育社的意見，得大家的贊成，又經他奔走宣傳的努力，「湖北平民教育社」於一九二〇年四月四日宣告成立。在成立大會中，他以主席的資格演講：

　　「中國外交之失敗，是由於國家貧弱無力，是由於教育不發達，實業不振興。但國家之貧弱，由來已漸久，非一朝一夕之故。現在要救貧弱，挽危亡，應當從根本著手，非一時的空泛運動所能濟事。五四運動，學生固然用了全力，然而普通一般人並未實際參加，所以這運動並沒有很大的力量，加之國家貧弱已久，故更不能收實效。大多數人豈但沒有參加，並且他們還有不知道這次運動的意義。他們並不是不愛國，因為他們不知國是什麼，國家於他們有什麼關係，這是他們沒有知識的緣故。因此，我們感覺平民教育，非常切要，所以我們組織『湖北平民教育社』。從本處做起，以發展平民教育，使一般人民，有了必要的知識，知道國家是什麼，國家和他們有什麼關係。那時他們自然知道要愛國的方法，以盡國民的責任。那時他們自然知道發展實業，使人民都有職業，減除寄生生活的人，自可致國家于富強。這時國家必不致受別國的欺侮，外交必不致失敗。即或外人有欺侮的事，國民必全體起而反抗，決不至如現今的失敗。可知貧民教育是救中國的根本政策，這是我們組織平民教育社的宗旨。希望大家都努力做平民教育的運動！」

　　該社成立，伯高被舉為總務主任。他起草該社宣言一千餘字，哄[轟]動一時，加入的社員一百余人。平民教育四字，驚破了武漢沉悶的空氣。伯高在以前的幾次運動，已經大露頭角，惹官廳的嫉忌。這回又提倡平民教育。於是目不識丁的湖北督軍王占元知道了，驚疑起來，又加之一些腐敗頑固的冬烘學究們，不知平民教育如何物，也就大驚小怪，說平民教育是過激派。於是伯高更為當局所忌刻。即平民教育的進行，遂大受阻礙了。後杜威來華過湖北，演講平民教育，官廳以為美國人所提倡，知其非為洪水猛獸之過激派。於是伯高和他的同志，盡力進行，在武漢設立平民學校七所，伯高親任教授，奔走各校，教課講演，不憚勞苦。他奔走於武漢，不畏寒暑，狂風大浪亦冒險渡江，不誤時刻，不曠校課。後因經費困難，他們雖盡力籌措，然而漸漸不能支持，學校終於停辦。

　　他因此感覺得赤手空拳，提倡平民教育亦是不能成功的事，他又傾向到改革政治的途上去了。所以以民意解決國事的國民大會提出，他即參加運動。次年（一九二一年即民國十年）他發起驅王（占元）運動。事後他雖辦理平民學校，但他的主眼是在工人及其子弟的教育，所以他很盡力的維持武昌某工廠附近的一座學校，並計劃在漢口工人叢集之處，設辦補習學校。他為此事計劃、籌款，費了許多的心血和奔走，還受了不少的挫折和屈辱。他在死去的前一月，還為此事盡力，他為演戲籌款，不惜與市儈流氓為伍。他籌備此事，日夜相繼，煩勞至廢寢忘食。他犧牲的精神，他幹事的魄力，真值得我們十二分的贊仰！

　　第十一章　文化運動

　　伯高自幼即具有獨立自發的思想，不為舊說所束縛。他幼時飽嘗了舊家族制度倫理上經濟上的苦痛和壓迫，他因之對社會發生了反抗性，社會改造的思想亦萌芽於此。他學習農業，作鄉村運動，到處演講，攻擊舊習慣、禮教和迷信，主張改良風俗、尊重女權、普及教育，就是這種思想的表現。

　　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文學和思想革命起於北京大學。經次年五四運動之後，新文化運動波及於全國。以伯高之富於革命性、感受性、活動進取、不稍停息，我們可以知道，他必然是這個運動中的有力的分子。

　　那時，文學革命之主張發表，伯高即知舊文學之不適時用，新文學之必然成功，於是即作白話文，並極力提倡，向各方面宣傳。對於思想革命，舊倫理學說、禮教、風俗、習慣之破除，尤為不遺餘力。凡新思想之書報出版，他勿論如何困窮，必勉力購讀，並贈送或借與他的朋友，以廣宣傳。他的朋友和聽過他的言論的人，大受其感化，一時如出暗室而見天日，思想解放之後，頗有蓬蓬勃勃的氣象。

　　伯高對於新文化不獨僅作口頭的宣傳，他於民國九年春和他的同志組織一個「武漢星期評論」，鼓吹改造社會，普及教育，並批評湖北政治、教育、社會各種問題。此報言論很急進而不畏壓迫，在武漢社會發生很大之影響，受其感化而歸從於革新運動者頗不乏人，但他因此更惹起守舊派之反感，而其行動更惹人注意矣。

　　伯高之思想，每因受實際運動的經驗上之教訓而時有變遷。他起先是抱著一種廣泛的為社會國家的思想，所以在「五四」以後，就奮不顧身的作愛國的運動。在思想革命，文化運動開始發動的時候，他抱著極端的民主主義的思想。後來經過入京請願及組織全國各界聯合會各種奮鬥，犧牲許多心血，而政治之黑暗，外交之險惡仍故，他的思想漸漸起了轉變。對於現存的民主主義的政治社會，由懷疑而不信任，由是而漸有無政府主義的傾向。那時他看了些無政府主義的書報，言論上不免帶些無政府主義的色彩，但當時他在實際運動上，如平民教育運動，文化宣傳運動，驅王自治運動等，都感覺得目前政治經濟的壓迫，無政府主義空闊而不能解決此種問題。他由是覺得由勞苦群眾的力量作政治經濟的革命之必要，他研讀馬克思主義的書報，征之實際的經驗，於是篤信共產主義了。他的思想是依他的宣傳而變遷，凡所信從，必發為言論，盡力鼓吹，以啟發並促進國人的思想與行動。他不僅是個實行的革命家，他同時亦是個思想的革命家，他在文化運動上，很盡了他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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