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伯高傳(4)|林育南

施伯高傳(4)

　　第十二章　救災恤鄰的活動

　　憤恨世界的不平，悲憫人類的苦痛，是伯高素具的心情。他一生奮不顧命的奔走運動，也可說是發源於此，所以他的生涯是與強權戰，與黑暗勢力戰，為一切被壓迫受苦痛的人民而戰鬥。明乎此則知伯高是個見義勇為的仁人志士，他是一個豪俠成性一往無畏的革命家。他目擊人間的痛苦，有如身受，所以他必要去救濟。他看見有人受強權的壓迫，他立即憤慨不平，他必即刻去盡力為窮者解除壓迫。他在律師的職務上是本於這個目標去做，所以他在社會上做了很多的救災恤鄰的活動。

　　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是中國一個大荒的年程[成]，北五省的大旱災，饑民二千多萬，人吃草木，死亡遍野。這時各地發起籌賑，伯高在湖北，是為此事很盡力之一人。他為募賑到處奔走勸導，熱誠感人，成績頗著。

　　是年鄂北鄖陽等處，亦受旱災，他的故鄉竹北[山]縣為最。他得著鄉人的報告，深為憫痛，他於是盡他的全力，聯合鄉土人士，組織鄖陽七屬賑災會。他策勵賑務的急進，令同仁全體出發，到處募捐。他日夜奔走，無片刻的休息。他偕他的夫人于寒天大雨淋漓之下，在武漢街道上向行人哀求捐款。因他們的熱誠努力，這次募得鉅款，鄖屬數百萬人民，對於他們非常感戴。

　　一九一九年，「民族自決」的潮流洶湧於世界，朝鮮人民用血肉浸染的獨立運動是失敗了。這不僅是朝鮮人民的失敗，亦是一切被壓迫民族的失敗，尤其是中國人民所深為痛惜的。伯高對此更為切齒痛恨，每飯不忘。一九二〇年冬，韓國青年党李愚民、趙重九等由滬來漢，欲結識武漢人士，宣傳獨立運動。伯高於各界聯合會遇之，暢談其所抱之思想及中韓對日問題三小時之久，聞者均深為感動，李、趙等尤信賴之。伯高遂有組織「中韓互助社」以援助韓國獨立，反抗日本帝國主義，解除中韓的壓迫之建議，贊同者頗多。伯高仍偕趙等分赴各學校各團體開會演說，宣傳日本暴行，韓人慘狀，及中韓互助之必要。此種空氣在武漢頗形濃厚，組織「中韓互助社」之機會成熟，至次年（一九二一）四月，伯高等發起召集各學校、各團體及各界同志，開會宣告成立中韓國民互助社，公推他和韓人李基彰等起草宣言章程及進行計劃。他又勞苦經營，與各地廣通聲氣，以期此社組織之擴大與實力之加厚。於是湖南、四川亦先後成立中韓互助社，中韓人民因此頗增同仇互助之情感。駐滬韓國政府特派員來漢，對伯高等深表感謝。韓國人士凡生活困窘及活動遇有阻難者，伯高必竭力濟助，置自身之困窮而不顧。韓人能在長江一帶活動者，頗賴伯高之力。

　　因中韓人民聯合運動之熱烈，惹起日本領事之忌視，伯高及韓國志士之行動，均為日本偵探所監視。韓人趙重九夫婦在漢口法租界被日探誘陷，幾遭捕去。伯高致函法領要求依法保護韓人，後韓人始得安居租界。日領險毒，令探暗置毒藥于趙君飲水管中，以致中毒，賴伯高之奔走營救，得免於死。一九二二年，李基彰遷居武昌，被日警抄查逮捕，經中警阻拒，始拘于武昌警署。伯高及各界人士深為憤恨，向當局嚴重要求釋放李某，並要日領懲辦非法行動之日警，向我國道歉，及以後不得有此非法行動。伯高並面謁湖北交涉員，嚴厲質問。交涉月余，李某始得釋放。伯高救濟韓人之事蹟甚多，不勝枚舉，宜乎伯高死後而在華韓人為之痛惜！

　　伯高之為韓人奔走，不僅出於救災恤鄰之念，乃以中韓同為被壓迫之民族，應聯合起來以反抗共同的仇人——帝國主義的日本！

　　第十三章　自治驅王運動

　　民國九年至十年之間，中國省自治的潮流，日增月長。湖北為此種運動之先驅，「鄂人治鄂」的口號震動一時。他們呼喊的結果，九年十一月北庭委夏壽康[4]為鄂省長，到漢之日，鄂人爭歡迎之。伯高此時亦為贊成人民自治之一人，他于歡迎集會中，別樹一幟。他以各界聯合會的名義，揭出一面白布的大旗，上書：

　　清夏省長特別注意——

　　（一）我們決心是要開「國民大會」，解決國事的；

　　（二）我們決心是要「平民自治」，「同業自治」的，那武人、官僚、政客、紳士、議員、流氓、財閥們的假自治，是我們拼命反對的；

　　（三）我們決心是要自製省憲法的；

　　（四）我們決心是要清理省有的財產的；

　　（五）我們決心是要廢除督軍的；

　　（六）我們決心是要裁兵的，至多不得過一師一旅；

　　（七）我們不是僅歡迎你做省長——是要你莫干涉我們的自由的；

　　（八）我們原不想你做善事，只要你莫做惡事；

　　（九）我們原不想你利民，只要你不害民；

　　（十）我們希望你處處在窮人身上著想，不希望你替富人發財；

　　（十一）我們希望你替湖北勞動界改善生活，不希望你替寄生蟲似的流氓、政客謀飯吃；

　　（十二）……

　　他在車站的歡迎會場中站在高處，大聲演講至數小時之久，暢發自治的要義，人民的需要及對於省長的希望，並痛駡軍閥官僚政客。他備印許多傳單（大意如旗上條件），演說後即向群眾發散，發後又繼之演說。他又作一歌詞，在臺上高唱，十分動人的觀感，群眾得了新鮮的深刻的印象。官僚政客紳士們對他深加忌刻，夏壽康亦十分注意，特請他談話，他對夏所說的話和演說時一樣的嚴正。

　　民國十年北洋軍閥湖北督軍王占元的軍隊因數月無餉，月餘之間，嘩變二十餘次，燒劫奸殺，城市為墟。六月七日，王親領的軍隊在武昌省城內嘩變，各處毀燒房屋，槍火大作，商店住戶，搶掠一空，婦女多被姦淫，稍有反抗，即施殺戮。是役武昌人民之生命財產損失無算，繁華都市，化為灰土，鄂人之苦痛和憤恨不堪盡述！

　　王占元禍鄂八年，鄂人恨之刺骨，幾次的群眾運動都被他摧殘解散，所以伯高及其同志早已和王賊處於不能並立之勢。當自治呼聲正高，王兵各處之嘩變的時候，伯高和他的同志早有驅王自治的思想，只恨無機可乘。武昌兵變，恰好是去王的機會，伯高等乃為驅王救鄂而大施其活動了。

　　從兵變發生之次日起，伯高及其同志以湖北各界聯合會代表名義，連發討王通電七次，宣佈兵變慘狀及王之罪惡並鄂人驅王自治之主張。激昂憤慨，義正詞嚴，足以喪王賊之膽而激起全國人之義憤，驅王運動，即由此開始。繼而湖北各界聯合會迭開秘密會議數次，議定驅王辦法，分向各方進行。伯高於兵變之次日由漢口冒險渡江至武昌，於兵亂火災殺人如麻之混亂狀況中，窮日夜之力，調查兵變情形及受災狀況，以文電宣佈各處，並在武漢奔走聯絡，以圖大舉。此時王已密令通緝伯高等，伯高尤潛於武漢從事秘密運動。但此時民眾之勢力薄弱，手無寸鐵，不能驅除王逆。後各界聯合會決議推伯高及鐘海澄先生赴洛陽請吳佩孚援救。伯高與鐘先生于無可奈何之中，服從眾意，即日倉忙就道。到洛晤吳，陳述求援之意，並曉以滅賊救國之大義。吳以猾譎之手段，巧詞謝絕。於是伯高知吳之為人奸詐，由失望而鄙棄憤恨了。

　　抱著滿腔的憤恨，得了深切的教訓，伯高等由洛回漢口了。他們在車上已有王賊的偵探尾隨著，並詰問他們，但到下車的時候，被他們避脫了。偵騎密佈，戒備森嚴，此時武漢已無他活動之地，這時伯高與同志商議，欲驅王自治之實現，只有往湖南可作活動，伯高乃即日赴湘。

　　他在密令通緝，偵騎四布的危險狀況之中，易裝上船。到長沙時，彼處對鄂事尚極沉靜，他無所依傍，單人獨騎，大施其外交的謀略，向各方面活動。他以湖北各界聯合會代表的名義，發表一極沉痛極迫切之長篇宣言，述王占元禍鄂歷史，湖北兵變慘狀，及湖南人應援助湖北人驅王自治之理由，責湖南人以救鄰自救之大義。此宣言發表之後，引起湖南人之非常注意。他同時又遍謁湘省當局及社會名人，說以此義，又與孔庚[5]等奔走呼號，召集從事驅王自治之鄂人，組織臨時省政府，請求湖南省政府出兵驅王。不久而驅王之湖北自治軍發動，湖南出大兵以相援助，王占元軍隊，連戰皆敗，自治軍沿湘鄂鐵路北下[上]，勢如破竹，不數日之間，自治軍前線已抵汀泗橋，距武昌僅百里。

　　是時伯高一面從事於軍事上之活動，以武力驅王，圖恢復湖北領土，實行省自治；一面制定省自治臨時約法，推舉省總監，組織省務院。他充省總監及省務院的秘書，約法系他起草而後經修改者。他在此任內，苦心戮力，從事自治政府各項政治上之建設經營，許多政令法制以及重要通電文告，多出自他的手筆。他精明強幹，任事勇敢而又耐勞耐怨，事務的進行，多賴他的促勵。

　　他於軍事政治等活動之外，又與同志辦一「湘鄂通訊社」，將鄂人驅王自治運動的情形及戰事狀況，極力向外宣傳，以引起社會的注意與同情。他很有宣傳煽動的天才，所以他參與一個政治運動或群眾運動，都能驚動社會，惹起民眾的注意。「湘鄂通訊社」對於鄂人自治運動及宣佈王占元、蕭耀南、吳佩孚等之罪狀，其影響甚大。

　　在自治運動中，有些不良的分子，時有不合理的主張、不正當的要求與非法的行動。伯高因實行主張和尊重約法與政務，有時被他們攻擊或搗亂。有一次失職的軍人向總監要求什麼司令指揮等空頭銜，被伯高拒絕，軍人等圍之，以手槍向他挾迫，他從容鎮靜，毫不畏懼。

　　自治軍迫近武昌，王占元脫逃，驅王之目的達到，但王占元雖去，而為虎作倀之蕭耀南取而代之，是誠鄂人自治之惡運而伯高諸人之所痛心者。

　　當王軍在武昌變亂以後，鄂人錯認吳佩孚為愛國衛民，主持正義的軍人，推伯高等去請他出兵驅王援鄂，哪知他那時要霸佔陝西的地盤，無暇兼顧，而且謂湖北的事機未熟，奸滑的謝絕之。及伯高等到湖南拼命的運動，正在自治軍連戰克捷的時候，吳乃派蕭耀南帶兵南下，虎視武漢，按兵不動，坐收漁利。待自治軍驅王之後，蕭即取而代之，立刻開赴前方，益以吳佩孚貔貅數萬之眾，撻伐久戰疲乏之湘鄂自治軍。又不惜賣國殃民，勾結外艦，施大炮以攻擊。尤有罪大滔天，慘不忍述之逆舉，即吳為施其兇殘的戰略，親督兵士掘潰金口長堤，淹沒四縣之地，溺斃人民及（損）失財產無算，此真古今所稀有，天人所同憤。鄂人一劫于王占元之兵變，再劫于吳佩孚之慘禍，自治軍完全失敗，臨時政府解散，湘人且辱蒙城下之盟，伯高等之忍痛飲恨為何如耶？

　　軍事失敗，伯高等收拾殘局，勉勵同人作再興之準備。複通函武漢同志，勸勿灰心失望，謂戮力奮鬥，此路不通，另尋他路，目的終有達到之日。後戰事停止，而奴隸成性賣省[身]求榮之蕭耀南，受曹吳之命，為傀儡虎倀，做湖北督軍，以宰製剝削湖北三千萬之人民。吳佩孚以借外力及決堤殃民之功，以直魯豫巡閱副使兼任兩湖的太上督軍——兩湖巡閱使。是役也，豈但人民無絲毫之得，而戰爭之損失與創痛，尤不堪忍受！從此直系軍閥之勢力益張，而湖北愈陷於黑暗之城。此時伯高在湘致他父親的信，有「驅去一虎，又來二狼」之語。

　　伯高由此得了一個大大的教訓：沒有民眾的基礎——民眾的組織與武裝，革命是不會成功的。此後他就確定一種主義與策略：要深入群眾中去宣傳訓練和組織，促進群眾的覺悟，培養群眾——尤其是最受壓迫的勞苦群眾的戰鬥能力，以能事實際的革命，剷除重重的黑暗勢力，才可以解決中國的政治和社會問題。因此，他於是年九月回鄂，就從事他的終身偉業的勞動運動了。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