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代英|林育南_學達書庫

致代英

　　（一九二〇年十月）

　　代英[1]：

　　你的信片同學渭[2]的信同時接到。看了知道同人最近活動的情形，一面覺得我們這樁蓬蓬勃勃的生氣十分可喜，一面想到究竟我們此刻許多缺點，苟非各人努力，未可遽抱樂觀。就是眼前想做的事，也有許多困難。比仿[方]說到恢復濬新、試辦林牧，這是我以前就很想辦的事；但是仔細思量一下，覺得不是容易做的事。第一，濬新校址不甚大，難圖發展。第二，鄉人不重新教育，難於集多數學生。第三，既無基本金，微薄的學費不敷二三教員的生活費。第四，我們沒有林牧技能，怎能辦這樣的事業。鄉人積有經驗尚難發達，我們恐還不及他。第五，辦林牧非錢不行，又廟上的山和我家的山均已種植，並無多地，而且少不濟事。第六，廟產薄微，並且關係複雜，難於取得；得之亦無甚補益，徒益社會怨怒，大可不必。有這種種困難，所以這樁事就要大費籌劃。並且我于鄉下林牧情形不十分熟悉，這事我就不能有怎樣的具體計劃告訴你。我還要同盧斌[3]、學渭和我的兩位哥哥商量，看是怎樣辦法。這事我是很願意做的，但是還是要同他們商議，而且要大借助於他們。我在外面很難有直接出力的機會，所以也就不敢空口說，不顧事實。咳！說這些不肯負責任的話，實在是很抱愧的，然而這究竟是實在的情形，不能不如此說。總而言之，這事並不是不能做，是要我們用個甚麼方法去做，這方法是我們很要費力商量的。

　　我說了以上的話，我們同志也不必短興，因為我們想辦的事都有這些困難，好多事還比這困難得多。我們說是應該做，不必害怕，但也不應胡亂的做，總要審慮周詳。這個方法做不成，用那個方法做；這時候做不成，那時候再做，無論如何總要做成。

　　你們計劃的詳細情形，我尚不得知，等到看了《互助》，我就知道了。再有甚麼意見，隨後發表。

　　我現在的生活總算漸漸有了秩序。對於學校的觀察不甚詳審，所以不能隨便報告。起先聽說這校很好，此時覺得未見得是很好，或者比較總算好一點的。教員之不可靠，現在更深切的覺得了。我們不用書，鈔[抄]筆記。那些頭腦不清楚的教員模模糊糊念下去，學生確是吃虧不淺。考試的結果，總是許多學生不能升級，但是學校是不負責任的。「不負責任」這四個字，我看是現在所有的學校的通弊，這也就是他的罪惡之所在。

　　我和興煥[4]同住，精神都很安慰，和住德升的時候大不相同。興煥最近又得了許多覺悟，心境也漸寬和，十二日就上課，他從此走平安的路了。

　　我國學術界太可悲了，我想找幾本參考書便難得，現在很感著不能讀外國文書的痛苦。學校教的德文不可靠，現在只有多記些學科上的名詞，以備以後容易看書。

　　原載《互助》第一期

　　署名：毓蘭

　　【注釋】

　　[1]代英，即惲代英（1895—1931），祖籍江蘇武進，生於湖北武昌。中國共產黨早期著名理論家和中國青年運動傑出領袖。湖北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領導者，創辦互助社，利群書社和共產主義性質的團體共存社，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宣傳部長，創辦《中國青年》。1926年在國民黨「二大」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任黃埔軍官學校政治總教官，在中央「五大」和六屆二中全會上均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大革命失敗後參與領導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1928年秋以後，相繼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主編黨中央機關刊物《紅旗》。1929年因反對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遭到錯誤打擊，調離黨中央，先後任滬中、滬東區委書記。1930年5月6日在上海被國民黨逮捕，1931年4月29日在南京英勇就義。

　　[2]學渭即陳學渭，字幼楨，湖北黃岡人，時為武昌啟蒙中學學生。

　　[3]盧斌：本名盧吉山（1900—1939），湖北黃岡人。1918年就讀于武昌私立中華大學中學部，利群書社、共存社成員，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委員、第六屆全國農民運動講習所教務主任、湖北省農民協會執委會委員長、中共中央委員會候補中央委員、中共鄂北區特別委員會書記、中共江西省委書記等職。1929年接受託洛茨基主義觀點，加入託派組織無產者社，1930年被開除中共黨籍，後脫離託派組織倒向國民黨，被吸收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委會調查統計局成員，赴青島任中統膠東特派員。積極投入抗日戰爭，在台兒莊大戰中負傷。1939年春在任國民政府魯東行署主任時，因派系傾軋，被叛變投日的原行署副主任厲文禮殺害。1940年4月，國民政府下令褒揚。

　　[4]興煥，即鄭興煥，湖北漢陽人，與林育南同為中華大學中學部同學，互助社、利群書社、共存社成員，時為北京美術專科學校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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