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才造反論|惲代英

秀才造反論

　　（一九二六年一月九日）

　　「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為什麼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呢？

　　因為他們是屬小資產階級性的智識分子，他們怯懦、狡猾，或富於領袖欲、忌妒心。若專靠他們去進行革命事業，革命事業每每是被他們的互相猜疑、傾軋、好奇立異所犧牲破壞的。所以我們主張革命的主要力量應屬農工階級；智識分子參加革命事業，應當極力拋棄其小資產階級性，極力求自身的無產階級化。

　　若是專靠秀才們去進行革命事業，一定會發生下列的弊病！

　　（一）他們空話多而實際行動少。讀書的先生們都是會說大話的超等名角，他們平常在文字語言之間，什麼「肝腦塗地」、「熱血無處灑」等像煞有介事的話頭，是最說得響亮的。不過到了什麼實際行動，到了要與反動勢力直接搏鬥，亦許要中流彈，挨拳頭，或別樣喪失面子的事情，他們便退縮不前了。他們最巧妙脫卸責任的話，便是「我們認為我們這種（宣傳教育）工作還未十分做到，所以不可操切，不可妄動，以徒苦我國民。」（見《醒獅》六十二號）這種話便是一般腐敗校長、教職員禁止學生做愛國運動時說的，亦便是一般腐敗官僚禁止人民做愛國運動時說的，亦便是一般虛偽的國家主義者自己不實際參加愛國運動時說的。因為他們都是秀才，所以都是這樣一鼻孔出氣。

　　（二）他們有時能有一點浪漫的行動，然而很不容易有紀律的行動。秀才還是有些富於感情作用的，他們有時看見壞事就會暴躁如雷，要用手槍炸彈對付敵人（《學生雜誌》中幼稚的作者與李璜博士都有這種論調，雖然沒有那個有膽量自己去幹）；但是，這完全是五分鐘的衝動，想到什麼便說到什麼做得什麼的。倘若我們指出他們這種辦法于事沒有實益，勸他們要加入有紀律的革命黨，像軍隊一樣的努力革命事業，他們便要拱手說：「你們諸位的熱心與你們貴黨的宗旨，是我很佩服的，不過我吃不來你們那樣嚴格的紀律，而且還有我的『個性』以及我的什麼什麼的關係，我只好站在黨外同你們一塊兒做事。」自然這是最誠樸無欺的秀才才說話這樣老實；若是狡猾一點的，他還不肯說他自己吃不來紀律，他要想出許多別的花頭，做他不入黨的藉口，例如說：「你們是很好的，但是你們黨裡還有些分子（亦許一萬人中只有一個）品行很不好」；或者說，「我很贊成你們的主張，不過人家說你們拿了俄國的金盧布，而且俄國人佔據了外蒙與廣州（自然這位先生只生了兩隻耳朵聽謠言，他的眼睛生來便是不管事的）。」他們說了這些話，於是便自覺很有理由的不加入一個革命黨，一點亦不覺有什麼慚愧了。

　　（三）他們有時也做一點不大得罪人的事情，若是要得罪許多人來幹什麼革命事業，他們便不願幹，因此他們便造作許多理由，而努力造成革命運動中右派的思想。前幾年過激派提倡打倒帝國主義的思想，他們除了在洋行、外國工廠、官署做事的人以外，本來樂得贊成的；然而他們還是不敢公然表示態度，生怕帝國主義和他的走狗要為難他們，所以只是站在旁邊看這些不知死活的過激派為中國撞一條出路。那時候「風起雲湧的國家主義團體」還不曾聽見一點聲響，「醒獅」亦還不曾睜開乳眼，那時「醒獅」縱然真正醒了過來都要假馬兒閉上眼睛，裝作還在睡的樣子，所以左舜生君在《前鋒》上做了一篇罵留美學生的文都要署個TSO的假名。等到打倒帝國主義的聲浪唱高了，於是「醒獅」亦醒了，國家主義團體亦「風起雲湧」起來了，懿歟休哉，據說共產黨一向還是跟著「醒獅」跑的；若不是「醒獅」在民國十三年雙十節出了世，共產黨在民國十一二年還沒有人引他走路呢！但是雖然這樣「懿歟休哉」，他們的膽小怕得罪人的天性，仍然與從前一樣的。他們現在雖然亦講什麼「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然而離帝國主義軍閥遠遠的站著，說些不痛不癢的話，為帝國主義、軍閥們「小罵大幫忙」。至是國內學者名流造了什麼罪惡，本國地主、資本家有什麼壓迫人家的事，他們以為最好是不要提起。他們本來不敢反抗帝國主義，然而有一天拿著了反抗帝國主義這一句話，居然又用以為掩飾他們不敢反抗國內特權階級的藉口。他們說，要反對學者名流是減輕對外力量，要反對地主、資本家是挑撥階級惡感——無論有何正當而且必要的理由。他們明明看見上海總商會不肯與工、商、學界合作，但他們相信工、商、學界應與總商會取一致的態度；他們明明看見上海資本家用各種方法欺騙壓迫工人（如不履行罷工條約及其他虐待），但他們相信工人應當與資本家協調。有了一句反抗帝國主義的話，於是本國特權階級大可以無惡不作，橫豎有《現代評論》、《醒獅》等愛國之士為他們保鏢，替他們罵那些反抗他們的人。本來這些秀才亦有他們的苦衷，他們都是穿長衫的，而且是體面的世家的子弟，一般學者名流、資本家、地主或是他們的親戚長輩，或多少與他們有些關係，有時他們自己的生活還要倚靠這一般人。他們如何敢惹到這一般人身上來呢？他們並不是不知道這一般人造了許多罪惡，而且甚至於明明知道這一般人是不革命而且妨害革命運動的，但他們只有兩個辦法，一個辦法是做些眼淚鼻涕滿紙的勸世文，希望這一般人講一點「仁慈」，受一點「感化」，讓他們好借此有一點理由禁止人家反抗這一般人（如戴季陶、陳畏壘、李琯卿等）；還有一個辦法，是不問三七二十一把那反抗這些一般人的人，硬咬他們是赤色帝國主義的走狗，或者還想些什麼可以嚇糊塗人的罪名加在他們的頭上，以免他們的思想傳播得滋蔓難圖（如「醒獅」諸君）。他們這種做法，在我們看起來，明明是為了要保障一般不革命而且妨害革命運動的人的利益，損害一般需要反抗帝國主義的農工的組織力與覺悟程度，但他們可以完全不問這些事。因為他們本不像共產黨一樣不知死活的一定要反抗帝國主義，他們本可以不反抗帝國主義的。要是他們能壓倒農工階級的興起，或者甚至能打倒這些努力得使他們於相形之下很難堪的共產黨，那時幫著帝國主義恢復鞏固了在中國的勢力，「醒獅」還是可以再去睡一覺的，風起雲湧的國家主義團體還是可以不「風起雲湧」的，至於戴季陶先生更可以發表一篇脫卸一切責任的宣言，躲在湖州去養病著書。梁啟超等像這樣幫助了袁世凱、段祺瑞幾多次，他們每次于國民黨勢力強盛時，便去幫北洋軍閥「即位」；以後，梁啟超等便又登啟事去著書講學了。秀才們口裡說革命，實際是幫助反動勢力，研究系等秀才是這樣的；戴季陶派、好人政府派、國家主義派等秀才，亦是這樣的。

　　（四）他們在革命運動高潮之下，既不敢像革命的左派那樣猛進，又不願受左派之指導，他們為要妨害左派勢力的發展，而且為自己要做領袖「不受人家利用」，便曾用種種方法做成與左派相爭的右派勢力。所以現在醒獅派啊！獨立青年党啊！社會民主黨啊！新社會民主黨啊！西山會議所「本店製造」的中國國民黨啊！一定還有的，還要「風起雲湧」的，無論有黨員沒有黨員，這些党是要一天天多起來的。但是造得成一個什麼革命的右派嗎？不可能的。他們不但不願受左派指導怕受左派「利用」，他們彼此之間，亦不願受指導而怕他人「利用」，所以他們是很不容易統一的。他們只有一個共同點，便是討厭忌妒共產黨與國民黨左派，但這不能使他們歸於一致。他們各人都相信只有自己配領導別人，或者更說爽快些，只有自己配「利用」別人，所以他們各人有各人的意見與權利關係。他們可以因為忌妒共產黨而來想個什麼花頭，自己組織一個黨派，但是他們這個黨派很不容易組織起來。有的人做出高不可攀的樣子，希望組織黨派的時候，他一定可以做一總理；但有些人採取了他的主義的名目，卻標出許多小小不同的意見，先自己創一小派，去嘗嘗中央執行委員的滋味去了。有的人做出鞠躬盡瘁的樣子，希望組織黨派的時候，他一定可以得一個月薪若干元的位置；但一天只要位置分贓不勻，便去借一句什麼理由，登報脫離關係了。而且這些秀才先生們不但自己要得位置地位，他們各人還要扶植各人的黨羽，便在同一黨內，都要使自己有一派勢力，可以壓倒別派。所以他們在組黨以後，還是要大家鉤心鬥角的在黨部以內安置自己的人，擴張自己的勢力，於是引起彼此間的互相猜忌，又拿出什麼理由，發生出黨的分化。秀才先生們自己不知道自己的性格本來天生便是這樣，還要以為這些互相猜忌是什麼人在中間挑撥離間所使然，真是笑話極了。這種黨的分化，不一定不是好事，有時亦可以分出一派左傾的人，能夠注意接近取得農民、工人的力量，以建築革命勢力的真實基礎。不過又另有一派可憐的秀才，像戴季陶先生等，既不敢自居右派，又無力打擊右派，而同時又不願到左派中間去，於是造出不左不右的學說來。結果呢！左派是反對這種話的，右派卻拿這來用為攻擊左派的材料，儘量利用以求達他們自己的目的。若是這個秀才想要出來申明他的本意呢，右派卻不像左派對他們文明，他們赳赳武夫，最出色的行頭是打架綁票，真是「秀才遇了兵，有理講不清」啊！戴季陶派！咳！可憐！不過是反革命派的玩具罷了，被人家強姦了還不敢哼一聲呢！這樣的一些秀才先生們，造起反來便三十年亦不會成功的，豈但三年不成？

　　秀才先生是會說的，尤其是會「造」理論的，若是把革命事業專靠他們，越說得多便越做得少，理論越多派別越紛歧（實際還是派別越紛歧，所以理論越多，因為理論是因為要分派別才造出來的）；這樣下去是永遠不能成功革命的。所以我們反對「士大夫救國論」，相信只有無產階級能夠領導各階級從事國民革命。

　　載《中國青年》第一〇九期

　　署名：代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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