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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條約之研究


  (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日)

  一

  自理論言,條約本國際信用所關,非可以單方面意思所能否認廢止;因此,對於近來喧囂的廢約運動,亦有人以為不值一顧的。這樣的人,亦許是以經過了多年外人強壓軟化的功夫,已經深中了亡國奴性根的毒罷!再不然,便是他並不知中國與外人所訂的條約是怎樣的不平等而影響于中國的國民,所以他還以為這是可以稍忍須臾的事。

  條約確實是要得著兩方面的同意,才可以廢止修改;然所謂兩方面同意,在今天的國際關係上,差不多等於是一句滑稽話。強橫的可以用武力壓迫人家以獲得同意,奸詐的可以用權術欺騙人家以獲得同意;再不然,有同心一德的群眾為後盾的亦可以用戰爭或革命的方法強迫人家以獲得同意。現在在我們方面,只須問我們的國際條約是不是應當廢止修改;倘若是應當呢,我們自可以有求得對手方的同意的法子。

  關於我們的條約的應當廢止修改,除了少數無知識的人以外,大概都是沒有人敢於否認的。不過我們一般論者的大弊病,在於知道要廢止修改條約,而不知急謀以自己的力量,促成條約的廢止修改;他們惟一的希望,便是外人有一天要歸於求萬國的公平與均等,因而以與我國本互讓的精神,從事於修正條約。這是望天上落下糖饃饃的癡想,這只好專門遷延時日使中國永無以脫於不平等條約的束縛。我們試一研究各種不平等條約的沿革,便知道這些條約都是一般資本的帝國主義者用以扶植他們的勢力的方式,他們用這來侵奪我們國民的生計;所以中國的不幸正是他們的最大的利益;這如何希望他們會自願的來與中國謀改正條約呢?要他們改正條約,最要的一著是要迫脅他們到不能不改正的田地。他們是以鴉片戰爭,是以英法聯軍,是以甲午戰爭,是以庚子聯軍,強迫我們訂定下許多不平等條約的。我們亦必須用我們可以有的勢力,回過來迫脅他們,才可以達到改正條約的目的。條約倘若是應當廢止修改,那便我們必須趁早的預備我們的勢力。

  我們對於廢止修改條約,有些人是從國家的地位與榮譽上面立言的。國家的地位與榮譽,誠然是愛國的人所應當爭求的事;不過我們還應當曉得:不平等條約之為害,還不重在他的損害我們的國家的地位與榮譽,而重在他們侵奪了我國國民的生計,以造成我們今天兵匪充斥,民生窮困的局面。倘若各種條約只是損害了我們國家的地位與榮譽呢,還可以只讓那些虛榮心較旺盛的國民去爭求改正,而且縱然達不到改正的目的,究竟不過是面子上的損失;倘若各種條約竟是侵奪我們國民生計的工具呢,那便凡要求生存的國民都不容不參加廢約運動,這種運動的成敗,竟然是我們的生死問題了。

  我們用什麼勢力去從事於這個生死問題的戰鬥呢?最重要的,便是要聯合全國的民眾;要聯合民眾,須先指示出來,他們是怎樣會有了這些不平等條約,而且是怎樣受了這些條約的影響,使他們為要救自己的原故參加於我們所號召的運動。我們一說及廢約運動,那便研究條約是重要的,我們要研究條約的起源,而且分析條約對於民眾生活的關係。我這一篇文,便是本於這個動機而做的;縱然因我不是什麼專家,所以做得不好,然亦總可以引起大家做這一方的研究功夫罷!

  二

  中國與西洋各國發生關係,是從葡萄牙人開始的。在哥倫布發現美洲(一四九二)以前十一年,葡萄牙人已經發現了南非洲好望角,所以到一四九八年,便已有葡萄牙人到了印度,開始經營南洋群島,到了一五一六年開始與中國發生關係,在廣東的上川,電白,澳門等處居留通商,亦常出入福建泉州,浙江寧波等處。在這時通商的目的,還是比較簡單的:西洋人只是因為土耳其人滅了東羅馬帝國,(一四五三)佔據君士坦丁堡,橫梗罣海地方的通路,阻斷了他們由十字軍所引起的歐亞間的商業關係,因此不能不另謀通路,所以發生航海的熱心,及他們發現美洲以後,西班牙人因為從墨西哥秘魯等地方,得著大宗的金錢搬回國內,成了歐洲一個最富的國家,亦不能不引起人家健羨之念。移殖人民還不是他們所注意的;西班牙人並不要在南美住家,他們只要求得金銀回國享福,葡萄牙人把巴西做放逐犯人的地方,所以說「到巴西」差不多等於是脫離人世,這可見那時的人不願居留異域的心理。君主的開疆拓土的野心是不可免的,西班牙人於一五一九年掠取墨西哥,於一五三一年掠取秘魯,又先後經營西印度群島;法蘭西人於一五二四年移殖於加拿大;葡萄牙人於一五零一年佔據了巴西,於一五一零年佔據了臥亞,然這終是對於比較沒有組織的民族才能夠這樣;對於中國,除了希望要求通商,是不敢另存奢望的。

  一五三五年葡萄牙人賄買華官,以每年二萬金租得澳門,這是中國境內有租借地之始。在這時葡人只好把他當做一種恩惠,對於中國是不敢爭什麼分庭抗禮的。在一五四五年寧波因葡商誘掠婦儒焚葡船三十七艘,後四年泉州亦逐葡人,葡人並不曾有什麼反抗。他們所能做的,只是利用澳門的地位,以妨礙他國人與中國的通商,使對華貿易成為他們的專利而已。所以西班牙於一五六五年佔據斐利賓,一五八〇年遣使到中國請求通商,為葡人所間不得要領。英人助荷蘭脫離西班牙而獨立,又大敗西班牙的無敵艦隊,荷英均繼起為東洋貿易的經營,荷奪葡蘇門答臘爪哇等地,然以中國兵助葡,不能搖撼葡人澳門的地位,荷人欲在廣東通商,亦為葡所阻礙,僅得允許四艘商船八歲一至北京而已。英人經營印度,頗得勢,然與廣東交涉,亦為葡人讒媾其間,至與虎門守者激戰,攻陷炮臺,以戰利品還付中國,乃得允許通商。而未幾以明清間戰爭又被阻滯中輟,清代康熙年間,英人始漸得在廣州廈門從事貿易,並于廣州得建商館。然當時英人仍受種種束縛,中國始終認其僅為朝貢國家之一,不肯承認其有平等的國際資格。

  在北方與俄羅斯的交涉,始於一六八九年尼布楚條約,此為中外有約章之始。至一七二七年因喀爾喀三汗(土謝圖汗,車臣汗,三音諾顏汗,)內附,俄人舊與土謝圖汗有貿易關係,故又與俄定恰克圖條約,許仍以恰克圖為兩國通商之地,又俄商以二百人為限得三年一至北京,為八十日以內之貿易。一七九二年更定恰克圖互市條約。此等條約,均只以理藩部名義締定之,不肯以元首名義平行。尼布楚條約第六條雲,「俄民貿易中國而加人民以重大損失者,當立即拘執,送俄國地方官處以死刑,中國商人在俄犯罪者,亦照樣辦理。」這為領事裁判權的先道:恰克圖商約第五條雲,「兩邊民人交涉事件,如盜賊人命各就近查驗緝獲罪犯,會同邊界官員審訊明確後,本處屬下人由本處治罪,爾處屬下人由爾處治罪,」這又為會審制度之初見于約章。然此所謂領事裁判權與會審制度,一則只是古時法律取屬人主義,而不取屬土主義,故居留于所在國地段內的外籍人民,通例仍須歸其本國處理;中俄間此等辦法;亦不過是這樣的一回事;而且我們再看,彼時的規定,均是兩方平等的,決非鴉片戰爭以後,全世界公認法律屬土主義之時,所締定的單方面義務的條約所可比擬。又恰克圖條約,許俄人在北京設商館,立教堂,然此教堂只是規定著聽俄國教徒居住,使其得依本國例規,於堂內讀經禮拜,故此時的教堂,只是為俄僑禮拜的方便,亦與英法聯軍後規定外人自由宗教的條約,精神是完全兩樣的。

  三

  然而這都不過是鴉片戰爭以前的事罷了。自鴉片戰爭以來,外人因為工業革命的結果,市場與原料採買地的要求,更助長了政治家的野心。資本階級在歐洲既漸代貴族而掌握政權,他們為要達到他們的目的,不惜一面從經濟上資助政府經營海軍,一面亦收買報紙議員以造成擁護他們利益的輿論。

  所以無論是任何個人,無論他是以任何原因,到外國遊歷通商;只要一天他受了外國政府或人民的虐待,即刻可以成為資本家攫取市場與原料採買地的理由。鴉片戰爭亦正是這樣一個例字。

  英國自從一五八五年大敗西班牙無敵艘隊以後,漸亦進行海外之拓殖;然在十七世紀中,加拿大之經營既困於法;南洋群島又為荷人所排斥,惟印度方面略有成效。十八世紀大敗法人,奪得加拿大,在印度亦驅逐了法人的勢力,而成為獨佔之局。至法國革命期間,英人雖受了美利堅獨立的損失,已漸成供給全世界工業品的場所。需要的增加,引起了生產工具改良的欲望;加以英國是一個富於河川及煤炭的地方,所以利用水力汽力的機器都很容易的在英國首先發明出來。正與法國革命相當的時間,英國紡織業的工具便屢經發明家的改進,完成了我們所謂工業革命的事業。工業革命,本求是因為市場加增而商品的需要加增所以引起來的;然而工業革命的結果,商品的加增乃至於非原有市場所能容納,於是又發生了新市場的需求。十九世紀初,英人號令漸行於印度北半部,且與緬甸交戰,得其割地賠款,築新嘉破商港,於是印緬略定,而於一八四〇至一八四二年遂發生對於中國的鴉片戰爭。

  英人在中國自得在廣州建商館以後,欲謀於寧波新辟商港,為中國加稅政策所阻礙,至於寧波一帶無立足之處。英商有訴廣東貿易上困難的,語侵粵海關監督,中國下之澳門附近獄中,兩年半始得赦歸國。黃浦英船放祝炮誤殺一華人,中國捕炮手處死罪。一七九二年英人派使要求各事無結果,一八一四年中國以英艦擅自出入虎門,更定種種箝束英人之策;禁民人私往夷館,及私為夷人服役。一八一六年英派使陳訴,又以違例據傲之罪斥逐回國。英人自佔據印度以後,孟加(拉)掠的鴉片輸入中國日多,中國屢禁而秘密買賣愈甚,一八一六年輸入三千餘箱,一八三〇年增至一萬八千餘箱,一八三二年增至二萬三千餘箱,一八三六年增至二萬七千餘箱。中國禁鴉片益嚴,英人又必欲維持此利益,英領事雖調停其間終無效果。中國又限制洋人言事必由中國行商轉達,雖英領事不得直接具牒言事。林則徐到粵更焚毀英商鴉片二萬餘箱,強迫外人具結有夾帶鴉片者船貨沒官,人即正法,葡美等國均具結,英請削人即正法一語未允,遂停止英國通商。英船有二三十艘因是不得進口,遣使調解亦無效,於是英人向議會要求宣戰,討論三日之久,贊成者僅多九票,然戰爭之議遂決。

  英人以勒賣鴉片之故,與中國構釁,即英人稍明事理者,亦均知其可恥。故戰勝以後,所訂條約,不曾涉及鴉片貿易一語,(惟索鴉片價六百萬元)但趁戰勝之威,解決向來通商間各種阻難,且要求中國與以各種便利而已。中英江寧條約十三條,實為不平等條約之開端,然細繹原文,除割香港一島,賠軍費一千二百萬元以外,在英人初意似仍不過只求一平等之國交,尚未敢顯然以各種不利益之條文加諸中國。其所謂五口通商,均南方沿海之地,未敢涉及內河內地,亦未有租界及領事裁判權等條文。五口各設領事,定明專理商賈事宜,則其不應問中英人民間民刑訴訟可知。關於稅課,則於第十條規定「進口出口貨稅餉費,均宜秉公議定則例,由部頒發曉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納。」此所謂秉公議定,原意或系指中國自議,故下文說由部頒發。英人最初不過苦於我國無一定稅則,官吏需索陃規,種種有礙商務,故要求議定則例,並非定約時便有希冀協定稅則之心。又第十條說「英國貨物在某港按例納稅後,即准由中國商人遍運天下,而路所經過稅關不得加重稅例,只可照估價則例若干,每兩加稅不過某分」。這一條干涉到內地稅務,然此亦只由英人慮中國內地濫定稅則,故規定只可照議定稅則抽附稅若干,至於應抽稅若干,中國政府仍盡有伸縮餘地,且並無子口半稅,完納一次即可運行任何地方,不再納稅之規定。總之英人在訂江寧條約時代,還只在求與中國有相當的平等國交,即派領事,定稅則,亦只是要求中國與以平等國國際慣例之待遇。此一由英人尚未十分知我虛實,一亦因此次師出無名,本國反對者尚多,故只求得商務上若干之便利,不敢有什麼奢望。

  然而這項條約的影響,亦有未可忽視的:英人既得自由貿易,不由行商承辦,有香港為他屯積轉輸商貨之地,複得沿海五口以為商場,稅則方面亦加以條文之干涉,他的用兵以推廣商務之目的,已顯然達到了。外國商務的推廣,在產業發達的國家,本不是什麼可怕的事;但以我國手工業的經濟社會,與工業革命後之英國相遇,稅則方面本有時尚可用為防禦經濟侵略之政策的,又開始受了他的限制,這使英國的工業品,漸次壓倒我國的小手工業,正像他們的都市壓倒他們的鄉村一樣。近來對外貿易的入超,小工人小農人生計的可憐,與夫失業之工人農人流為兵匪者的眾多,自然還受了後來各種條約的影響;然江寧條約,已經是所受的第一次打擊了。

  訂定江寧條約之翌年(一八四三),複于虎門訂補遺條約十七條,此次條約,損失較江寧條約反巨。第一始有領事裁判權的規定,使外人得不受中國法律的支配。第二始與外人協定關稅每價百兩徵稅五兩,開協定稅率之先例,且稅率始固定而混一,不能因時因貨以抑揚稅率,以便於就自己的利害,對外貨加以迎拒。第三始有允許英人於五口攜眷居住且得租賃地方房屋或基地之條文(第七條),但須中國地方官與英領事各就地方情形議定租賃地點,且每年須將租建房屋數報告於地方官。第四始有最惠國之規定,其第八條云:「大皇帝恩准西洋各外國商人一體赴福州,廈門,寧波,上海四港口貿易,英國毫無靳惜;但各國既與英人無異,設大皇帝將來有新恩施及各國,亦應准英人一體均沾,用示平允。」

  虎門條約以後,外人複進一步,在通商口岸得專管租界之權。江甯條約只說許外人通商,虎門條約亦只說及許外人租賃房屋及基地,此等條文,並無專劃一地段為外人居留地,且以市政警察權畀之外人的意思。然當時中國官吏既冗闒,外人又複狡展,常謀相機擴張利權,於是有上海英租界之設置。其後中美結望廈條約,中法結黃浦條約,法援例亦於上海要求租界。又因美法條約,均允於五口建禮拜堂,英人遂以利益均沾之理由,均在廣州租地建築禮拜堂。

  四

  自鴉片戰爭以後,僅十六年,又有英法聯軍之役(一八五八),於是外人更藉其武力對中國為種種損失主權的要求。鴉片戰爭既以敗衂之故許外人五口通商,人民心不能平,廣州在和議初定,即有三元里萬餘人之平英團,環攻撤退之英軍,及南京條約成,廣州人民有與英勞動夫鬥毆負傷,於是又有萬餘人雲集英國商館肆意焚掠。虎門條約既定,廣東人民仍拒英人入城,官吏以條約關係不敢助,紳民乃傳檄大起團練,不受官廳供給約束,漸且仇視官吏。英人亦懾於眾怒難犯,允更定約,以英人嚴禁入城之語載入約中。但英人不能甘,會以太平天國之亂,東南騷然,廣東亦有東莞會黨,粵督葉名琛許吏民凡入黨者格殺無論,大啟仇殺之風,黨人畏罪或投英藉[籍],說英領事攻廣東,英領事於是借華官搜索掛英旗船隻,且拔毀英國旗之故,攻黃浦炮臺,請入城面議,欲藉以毀前約;葉不許;又請於城外會議,仍不許。於是英兵陷廣州,但以非有本國開戰命令,故只為恫嚇計,不敢佔領,不久英兵即退歸兵艦。廣州人民趁英軍退,爭起焚洋樓,並法美商館均加燒毀,英政府主戰,議會不可,遂解散召集新議會,迫中國改訂條約,要求俄法美聯合攻中國,俄美不肯允。惟法因廣西殺法教師,拿破崙三世正欲結英以從事遠略,遂藉此與英聯合,陷廣州佔據三年,虜[擄]葉名琛至印度,與俄美均請改訂條約,於是有天津條約。天津草約定後,大沽口設防,使外艦由北塘口進換約,英兵不從,遂大敗英軍;英國趁中國北塘口不設備駛入,英法聯軍進至京津,焚毀圓明園。時正太平天國軍破江南營,蘇常均相繼被佔據;清政府不易調援,乃又與英法增訂條約,俄人亦乘機訂愛琿條約,大改尼布楚條約疆界之舊。複援英法例訂天津條約;藉調停英法之功,又訂北京條約,於是舉舊疆東西二十余經度,南北十餘緯度,均割讓於俄國了。

  中英天津條約五十六條,其損害主權的,可臚述下列數端:第一,第八條始以條約保護傳教,此雖無礙信教自由之旨,然基督教藉外人武力的扶植,基督教徒與良民漸成仇視,釀成以後種種民教爭端。第二,第九條許外人持照往內地遊歷通商,有不法情事就近送交領事官懲辦;如通商各口有出外遊玩者,地在百里期在三五日內,毋庸請照;此等條文,使外人可于口岸以外,自由來往內地,而領事裁判權亦遂隨外人足跡所至而推廣。第三,第三十一條於沿海更辟牛莊等五口通商以外,第十條更許于長江開三口,且許長江各口外國船隻俱可通商。這使外國經濟勢力侵入長江一帶,又開外國船隻航行內河之惡例。第四,第二十六條因貨價漸減,許將稅餉定額舊則重修,即派大員赴上海會同英員商奪,第二十七條,訂明再欲重修稅則以十年為限,須於六個月之前預行知照;若未知照則須複俟十年再行修改,這使修改稅則,明又規定須與外人協商,且以十年為限,遂令以後各國:得藉口延拒不修改稅則,稅則自此次以後四十二年之辛醜和約,乃得因各國要求賠款之擔保,而議定修改一次。第五,第二十八條定子口稅綜算貨價每百兩征銀二兩五錢,在海口一次完納給票,他子口即毫不另征;此更將各子口應納稅項,以值百抽二五,包括乾淨,於是洋貨完稅有固定稅率,較之中國土貨在中國境內,逢關過稅,遇卡抽厘,反得便益不少,這更助長了外貨壓迫土貨的兇焰了。

  中法天津條約四十二條,大略與中英條約相仿佛。惟法國既藉口于殺教士而啟釁,故於遺補六條中,將教案地方西林縣知事革職,並言明嗣後永不得蒞任,且將革職事由備載京報。此為中國因教案而罷黜官吏之始。又於條約第十條訂明,倘有中國人觸犯毀壞法國禮拜堂墳地,地方官照例嚴拘重懲,此均大增長外人與教士之威勢,漸養成中國人媚外,與假藉外力之教徒魚肉良民的風氣。又中英條約第五十二條雲,「英國師船別無他意,或因捕盜駛入中國無論何口,一切買取食物甜水,修理船隻,地方官妥為照料,『此已啟外國軍艦駛入口岸之端,然此尚說明只系偶然遇必要時駛入中國;至中法條約二十九條,更訌明』大法國皇上任憑派撥兵船,在通商各口岸停泊,彈壓商民水手,俾領事得有威權,」於是更明白承認外國兵艦可以航行沿海及長江各口岸,堂奧防備完全無可言的了。又法約第三十一條,將來中國遇有與別國用兵,法國船由中國口駛往敵國口,所有進口出口各例貨物,並無妨礙如常貿易無異。此種條文,對於法國接濟敵國糧食貨物,縱權力所及亦不得禁制;甚至細繹條文,縱即法船在中國採辦出口貨物,以輸運於敵國,亦無禁制之權,此更為條文中最荒謬的了。

  同年中國對英法美均訂商約十條,其第五條言向來洋藥銅錢,米穀,豆,石,硝,磺,白鉛等物,例皆不准通商,現定稍寬其禁,聽商遵行納稅貿易,洋藥准其進口,議定每百斤納稅銀三十兩。此為鴉片戰爭以後,公然允許鴉片入口之始,以前雖不敢禁阻洋商之私運,然禁令迄未解除,至此而鴉片之吸用,誠為條約之所許,而外人反以吸食鴉片為我國的詬病了。又第十條允請外人幫辦稅務此為外人干預稅務之始。

  越二年中英訂續增條約九條,其第四條允以天津郡城海口作為通商之埠;第五條許下諭華民情甘單身或攜眷出口承工,赴通商各口下英國船隻毫無禁阻:第六條割讓九龍司一區。中法訂續約十條,其第六條更許法國傳教士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自便。兩項續約,始將通商口岸推廣至北方內港,內藉武力迫中國許其招雇華工出洋;法約更於內地任何地方許外人有租建教堂之權,不復限於通商各地始有此權了。

  英法聯軍後所勒定的各種條約,固然損失主權已甚;然比之今日所受種種束縛,尚有不可同日語者。第一外船雖許在各口岸間行駛通商,然尚限於通商口岸;英約第四十七條,「英商船只獨在約內准開通商各口貿易,如到別處沿海地方私做買賣,即將船貨一併入官」。法約第七條,「若有蓋印執照,任聽在議定通商各口周遊往來,惟明禁不得在沿海沿江各埠私買私賣,如有犯此例者,船隻貨物聽憑入官」。美約第十四條,除立約准開各口外,「船隻不得駛赴沿海口岸及未開各港,私行違法貿易,如有犯此禁令者,應將船隻貨物充公,歸中國入官」。觀此種種條文,可知外船雖得到通商各口,而未通商口岸以及內港,尚嚴禁外船自由貿易。第二外人雖得在通商各口自由租建,並依中法續約,得在內地租建教堂,然尚未許外人在非口岸各地租地建屋作他項費用,後乃因外人私租廬山雞公山等地,建屋避暑,不能據約以爭,遂至在內地建屋避暑,幾默認為外人應有的權利了。第三外人雖有領事裁判權與會審之權,然領事裁判權之應用,只限于外人為被告的方面,或外人與外人間的訴訟,故英約第十六條,中國人欺淩擾害英民,皆由中國地方官自行懲辦。一八七六年中英煙臺條約,更敘明,「兩國法律既有不同,只能視被告為何國之人,即赴何國官員處控告,原告為何國之人,其本國官員只可赴承審官員處觀審:各依本國法律審斷」。

  此與上海會審公堂主權被外人攘取以後,凡外人為原告,乃至於無關外人的華人間相互訴訟,亦濫用領事裁判權橫加干涉,尚為絕不相涉的。第四法約雖許兵船停泊及往來遊弋通商各口,美約亦許美國官廳在通商海口遊弋巡查,然不許其隨意停泊未通商各地。第五各國商約雖均有允請各該國人員幫辦稅務之權,然關稅大權仍操之中國關道之手,外人只居於雇員地位;及太平天國軍擾及上海以後,各國領事因關道逃逸,乃乘機代為收稅,及事平稅權雖仍歸之中國,然洋員權力遂擴大了。

  五

  自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之後,中國當局者既失其虛驕自大之氣,又因不諳歐美情形,遂至畏葸又過其當,以致凡有國家來請訂約通商,無論其為瑞典、丹麥,乃至秘魯、巴西,一體均以最惠國相待,凡有優待他國利益之處,均許同沾優待之利益:(惟對秘巴等國有互相酬報之規定)於是凡對於一國外交上的損失,竟成了對於各國的損失了。那時正值歐洲柏林會議以後,聰明的俾士馬克為要消弭德國對奧對法戰勝後的危機,一方要引法國向外發展,以使漸忘普法戰爭之仇;一方又要引俄國移轉他對巴爾幹的野心,以避免俄奧在巴爾幹的衝突,使奧人感恩而與德聯合以防法;因此,各國一律被引誘到極力為非洲亞洲的發展,而歐洲居然得了一時的和平。單說亞洲,法國對安南的侵略是很急的,俄國在中亞及西伯利亞亦有很大的發展,英國則使緬甸與馬來半島諸小邦入於其囊括之中。

  中國素來是以天朝自己矜許的,亞洲附近的一些小國,多半是臣屬或朝貢的國家,雖然中國並不曾把殖民地看待這些國家,但有了他們,亦可以緩衝中國與歐洲帝國主義國家間之關係。然而在此時歐人以其排山倒海之勢東來,中國已是自顧不暇,更無力為周圍弱小民族主持公道,結果一八八三年安南降為法之保護國,一八八五年英人滅緬甸,他們的勢力一天天更侵入西藏與雲南廣西等地方;俄國則于三十餘年間,收土耳其斯坦地,使布哈汗為保護國,滅浩罕汗國,建海參崴港,築西伯利亞鐵路,而且侵佔到伊犂方面。中國為了被強迫的放棄了緬甸安南的宗主權,與收回伊犂的原故,與英法俄定約,於是對英又開西藏之亞東,雲南之騰越,對法又開雲南之蒙自,廣西之龍州通商,而經濟侵略之勢力,遂及於中國之西南部,至於俄人則關外與新疆多處均許其通商。於一八七六年又因英人入南被害,中英訂煙臺條約,許英人于領事外,添派按察司組織正式法庭,此為領事裁判權之更進一步。又許添開宜昌,蕪湖,溫州,北海為通商口岸,輪船抵重慶後,亦許英人前往居住通商,又允大通,安慶,湖口,武穴,陸溪口,沙市,可以起卸貨物,洋貨運入內地的半稅單不分華洋商人均可請領,這更助長了外國的經濟勢力,而且使各處非通商口岸,洋商均得自由來往了。(後又對英辟梧州三水為商埠,江門,甘竹灘,肇慶,德慶為英輪停泊口岸)

  然而到甲午戰爭失敗以後,締結了中日馬關條約,而中國的地位更退步了。在甲午以前,中日間所定條約還是交互平等的,例如領事裁判權,在日本便不曾享有。然而甲午敗後,日人以威力脅迫,除割地賠款以外,亦毀棄了以前平等的條約了。在馬關條約中,又允許了開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為商埠允許日本輪船駛進吳淞江及運河以至蘇州杭州,於是外國船隻更駛入長江以外之河流了。(一八九八年,更定內港行輪章程,通商省分所有內河,華商洋商均准行駛小輪)又許日人在通商口岸從事各項工藝製造,又得將各項機器裝運進口,於是外國資本家可以在中國設廠製造,外國的經濟勢力,更非入口關稅所能防禦的了。至於日本應優待華人,與日人在中國設廠製造之貨尚須徵收厘稅兩點,中國外交當局力爭無效,惟訂明外人在華用機器製造貨物,納稅不得比中國人加多或有殊異,而為此種條文之報酬,中國允日本在上海,天津,廈門,漢口等處設專管租界。

  甲午以後,中國之衰弱更暴露於全世界,於是威廉二世之野心,要為德國覓取一個太平洋方面發展的根據地,在實現他的海上德意志的幻想,這使他藉了山東曹州府的教案,出乎意外的把膠州灣佔據了。中國因此與德國訂了一個敷衍了事的條約,於是開了長期租借海軍港之端,而且又允准德國在山東蓋造兩道鐵路,與開挖鐵路附近三十裡內煤斤,在山東省內如有雇聘洋員,借用外資,採購外料,均許德人有優先權。這樣的惡例一開,於是俄國租借了旅順大連,要求于前許修築東清鐵路以外,更修南滿鐵路,遼東半島以南各島,永不讓與別國或開設通商口岸。英國亦租借九龍與威海衛,法國亦租借廣州灣。這時不但優良之海港為外人所攫取,而且他們各據一方,要求承認其特殊勢力,儼然成分割之勢了。

  六

  更進一步,給中國以一個重大打擊的,便是庚子聯軍後的辛醜條約。庚子聯軍,是由於對外力壓迫的反動而發生,那是很顯然的:向來像義和團一類的秘密組織,是抱一種反清複明的主義的;然而自從膠州灣被德國強佔以後,因為德人的橫占人民的礦山田畝,以及倚外人為重的教徒們任意的魚肉良民,於是激動了山東人民很強烈的反感,義和團反揭出了扶清滅洋的口號,而他的勢力很快的蔓延了起來。義和團的用心,是很可憐的,他們亦知道中國沒有什麼可以與外國的槍炮等武器相爭抗,他們於是幻想著他們的符咒可以抵禦槍炮;正逢那時滿清老悖的母后,與童騃的貴族,亦都是與他們一樣的知識心理,於是遂惹到有些地方都鬧起排外的風潮來,結果引到八國聯軍打進北京,訂了辛醜和約方才退兵。在辛醜和約中,許多親王及高等官吏或殺或貶,惟外人之旨意是從,而且賠款海關銀四萬五千萬兩,分三十九年還清,加年利四厘。這樣的賠款,超過外國實在的損失約七倍,而利息五萬三千余萬兩,更是無因而至的擔負;所以這樣的賠款,現在遂成了外人施行文化侵略政策的基本金了。又為了擔保此項巨額的賠款,除海關稅款外,在各通商口岸之常關均歸海關管理,擴大了海關洋員的權力。又在為擔保賠款而修改稅則時,一方說是要「增至切實值百抽五」,一方卻又說「改稅一層,如後為估算貨價之基,應以一千八百九十七八九三年卸貨的各貨牽算價值,乃開除進口稅及雜費總數之市價」。此約訂於一九〇〇年,言切實值百抽五,不以一九〇〇年實在物價估算,而硬以前三年之物價牽算,於是所謂切實值百抽五,亦永無此事了。又於第六條允許改善北河黃浦水路,此發生于外人謀航行便利,而居然內河的修浚亦成了條約上的義務事。又於第十一條允許各國修改通商行船條約,為外人預留地步,使他們可以相機更進一步。

  於是一九〇二年中英間有所謂馬凱條約十六條,在這中間,雖然說了中國有一律的國幣時,英人應當遵用以完稅付款;中國除銷場稅外盡裁貨厘貨捐時,英商應於照稅則納正稅外,加納正稅一倍半之添加稅,以抵厘金子口稅及洋貨稅捐;中國律例情形及審斷辦法皆臻妥善時,英國即允放棄其治外法權;然而在這中間,英人藉條約以干涉中國稅務,束縛中國使永不能借稅制以抵禦外國的侵略,其為計亦至毒慘。在第三條說,「中國允許凡民船載貨由香港往來廣東省內各通商口岸,所納之稅連厘金算,不得少於海關徵收輪船所載相同貨物之稅數」。又於第八條第三節說,「凡民帆各船出入通商口岸裝載之貨,所納稅項,不得少於輪船裝載同樣之貨所納進口正稅以及加稅之總數。土貨在於內地,由此處運彼處,自產地起運到內地第一常關,應照海關稅則徵收……出口加稅。……土貨若運至通商口岸租界收外之處銷售,即應納第八節所載之銷場稅」。其第八節雲,「中國既裁撤厘捐以及向有內地征抽洋貨及出洋土貨別項貨捐,實於進款大有所失……彼此訂明中國可任便向不出洋土貨征抽一銷場稅……中國政府承認征抽此項銷場稅之辦法,不得稍於運來之洋貨或運往外洋之土貨有所妨礙。凡貨物既屬洋貨,一經海關驗放之後,即許免一切稅課及留難阻滯之事」。「此項銷場稅……不得在租界內徵收」。其第九節雲,「凡洋商在中國通商口岸或華商在中國各處,用機器紡成之棉紗,及製成之棉布,須完一出廠稅,其數系倍於……進口正稅。惟各該機器廠所用之棉花,若系外洋運來者,應將已完進口正稅全數及進口加稅三分之二發還;所用者若系土產棉花,須將已征之各稅及銷場稅,全數一併發還。……既完出廠稅後,所有出口正稅,出口加稅,複進口半稅,以及銷場稅概行豁免」。這些條文,反復限制民帆各船運貨之納稅不得輕於輪船,土貨在內地亦須照海關加稅率完稅,無非杜絕中國滅輕土貨與常關稅率,以使中國無法特別優待本國產業而已。銷場稅之設,更可特別加增不出洋土貨之稅務負擔,此等自殺政策,在外人自樂於贊成;而一方土貨運至通商口岸租界以外之處,既規定其應納銷場稅,一方又規定銷場稅不得在租界內徵收,更顯然以租界亂我稅務之統一,使我以銷場稅自驅本國商人于租界保護之中。機器廠出廠稅名為值百抽十(倍於進口正稅),然一方則須退還棉花已完之稅,一方又須豁免出廠以後一切稅項,則其比之其他進出口貨物及土貨之須納銷場稅的,輕微已甚,此等助長紗廠工業以謀掃滅全國手工紡織業的辦法,在人民生計方面本便極為可怕;何況定約之時,中國紗廠僅在萌芽時代,而英日工廠競設於上海等地,在英人資本雄厚,經驗豐富,固知新興之中國工業絕非其敵手;他又預計便令中國紗廠興盛起來,有此條文亦必須與外商在中國開廠的完納一律的出廠稅,不能有特別的優待辦法,他們所以自為謀的可為至周且密了,然而中國居然與他鑒定了這種條約!

  在這次條約中又允許了整頓廣州口岸停泊處,及宜昌至重慶一帶水道,在宜昌以上水道未整頓前,輪船業主可以自行出資安設拖拉過灘之件。又允設立牌號註冊局歸海關管理。又允開長沙,萬縣,安慶,惠州,江門為通商口岸,得華官允准可自設工部局及巡捕,在口岸居住之華民須遵守該處工部局及巡捕章程,又于西江辟四處停泊上下客貨,十處為上下搭客之所。美國日本等亦相繼訂約,日本要求北京,奉天,大東溝,由中國自辟為商埠,美國則重申「教會准在中國各處租賃及永租房屋地基,作為教會公產,以備傳教之用」等語,於是英法聯軍以來法人所要求教會可以自由租建,此語不見於法文約正本的,自此又為教會置產增加了一重保障。

  自此而列強宰製中國之大勢已經確定了,此後則外國一方責中國以遵守已定的條約,一方更因借款修築鐵路,或作其他軍政費用而要求各種特殊權利。民國創造之初,他們更因中國無暇顧外,且一般人均不免畏外人乃至求媚外人的心理,於是截留關稅使歸洋員保管,攘取上海公廨,使歸外人主持,又為關款數絀不敷支付外債,使中國借善後借款,而因得稽核中國鑒款之權。民國四年,日本複以二十一條交涉強中國承認在山東東部內蒙古開闢商埠,南滿洲可由日人自由居住來往,雖服從中國警察法令及課稅,仍享有領事裁判與會審之權。此外又允許煙濰鐵路借款,南滿聘用顧問,漢冶萍公司借款,日人均有優先權。又約山東及沿海島嶼不租讓外國,福建沿岸地方不由外國或借外資作軍事設備,旅大及南滿安奉鐵路交還期均展為九十九年,南滿九處煤鐵等礦許由日人開採,膠州灣于歸還後應設日本專管租界。此次交涉,藉其歐戰時列強無力東顧,以肆其橫蠻之毒,被中國人視為世界子孫永矢不忘之國恥,誠不足怪;然而此條約除南滿開中日人民雜居之例以外,其餘開商埠,設租界,延長租借年限,訂定優先權利,此皆各國所屢加於中國的事,而英國對於此等不平等條約,尤每每樂為各國的前驅;然而中國人竟受英美之播弄,把這看得比幾次城下之盟格外鄭重,甚至甘於與英美遇事妥協,以求集中國民視聽于所謂對日政策,真所謂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之淺人了。

  華盛頓會議亦被這些淺見之流認為是英美給予我國最好的機會,他們迷惑于外人的宣傳,或者竟是有意幫外人宣傳以謀迷惑國人,所以他們竟能決不張目一望華盛頓會議究竟曾給予了中國什麼,而相信發起華盛頓會議的哈丁實在是中國的恩人。華盛頓會議究竟能給予中國什麼呢?關稅雖說可以附加二·五,而始終延挨不肯開特別關稅會議;領事裁判權雖說可以取消,而始終延推不派司法委員來華考察司法狀況,撤退外國駐軍則不惟無效,而且反轉發生組織外艦聯隊的呼聲了。他所為我們做的事情,除了撤退外郵以外,便是把中國放到九國條約保護之下,更為英美等國已得權利加一番保障,而且令中國全境開放,以便國際資本主義的掠奪而已。精神疲敝的國民,竟會把這樣的條約錯認做他們的救星,真是可恥而亦是可憐的事。

  (未完)[1]

  載《新建設》第二卷第二期

  署名:惲代英

  注釋

  [1]《新建設》雜誌在出版第二卷第二期後因經費欠缺等原因停刊,故沒有查到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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