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財政狀況述評|惲代英

中國財政狀況述評

　　（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日）

　　（一）

　　去年八月十日北庭公佈教令，組織財政整理會，以顏惠慶為會長；以外交總長，財政總長，交通總長，審計院院長，副院長，稅務處督辦，總稅務司；全國煙酒稅務處督辦，特別關稅會議籌備處處長，前全國財政討論會會長，前全國清理財政處督辦，前籌備全國財政會議事宜督辦，稽核所會辦，北京銀行公會代表等共十四人為會員。在此會成立之初，國內外頗致其屬望之意。然成立以來，經六月之久，所宣佈整理的結果，乃無異宣告中國已經到了瀕於破產的地位。他所宣佈的，計北京近年應有收入之數：

　　海關及五十裡以內常關稅款　　　　　　約九千四百余萬元
　　五十裡以外及內地邊陸各常關稅款　　　約六百余萬元
　　鹽稅　　　　　　　　　　　　　　　　約八千九百余萬元
　　煙酒公賣稅　　　　　　　　　　　　　約一千五百余萬元
　　印花稅　　　　　　　　　　　　　　　約三百余萬元
　　五項共計應收二萬〇九百余萬元

　　然而北京所實收的：

　　海關及五十裡以內常關　　　　　　　　約九千四百余萬元
　　五十裡以外及內地邊陸各常關除各省截留外　　約二百余萬元
　　鹽稅除各省截留與鹽務經費外　　　　　約四千九百余萬元
　　煙酒公賣稅除各省截留外　　　　　　　約一百余萬元
　　印花稅除各省截留外　　　　　　　　　約三十余萬元
　　五項共計實收一萬四千八百余萬元

　　此一萬四千余萬元，僅抵應收之數十分之七，其餘十分之三均為各省所截留了。即此一萬四千余萬元之數，應提約九千八百萬元，為有確實擔保內外債償本付息之用，約四千三百萬元為協濟各省及應付特種債款庫券等用，余僅七百萬元，為北京軍政費用。北京近年軍費約七千萬元，即超過收入九倍；加之政費五千八百余萬元，共超過十七倍。而無確實擔保債務七萬萬餘元，每年僅付利息已須四五千萬元，尚未計算在內。

　　去年十月北京召集所屬各省督軍省長代表開特別財政會議，於此會中王克敏以財政總長的資格報告，關稅關餘約九千萬元，抵內外各債更無餘款。鹽稅除指抵外債外，鹽餘借款內外債九千余萬元，鹽余以付每月應給本息七百余萬元還不夠用，然尚須每月以四百三十余萬元指撥內債基金，各省協款。故北京收入之款，只有京師稅關及煙酒稅印花稅每年二三百萬元，而軍費每月即需六百五十萬元，政費每月尚須三百八十萬元，而積欠軍政費二萬萬元，尚未計算在內。王克敏又說，北京至少每月需三百萬元；以一百萬元為洛陽及直魯豫等協餉，一百萬元為近畿軍警費；余一百萬元，以五成五為教育及國會費用，四成為府院費，三成為其他政費，收支相抵尚稍不能敷用。王克敏是北京當局的人，他的報告，必定比顏惠慶等專從鉤稽簿冊而考得的收支之數，於事實較近真象。然如王克敏此說，則北京每年得用之款，僅二三百萬元，尚不得有七百萬元之數。他所認為北京最低限度的用費，較之收入，猶十餘倍過之，而尚有二萬萬元之債務在外。於此可以想見北京之窮，確已經到山窮水盡的境地了。

　　這樣窮的北京，仍然養許多冗員，擁許多軍隊，有時候還須有以饜足洛甯諸將無厭的要求，他從什麼地方籌得這許多款項呢？

　　（一）借款　在最近期間，借外款是不可能的。此因無確實抵押的外債，本利均無著落，各國不免相視裹足，且各國互相牽制，大借款既不能成，小借款亦複無敢輕於承攬，因此北庭的借款，只好偶向國內銀行團為之。國內銀行團雖曾表示不借款於北庭，然每逢年節或其他緊迫關頭，終不能禁北庭的威嚇利誘，而不免為之墊款或承銷流通券。最近報載蘇錫第又與國內銀行團接洽端節借款，這只是北庭的老例子，亦便是我們的國債還會無形地繼長增高的原故。

　　（二）拖欠薪餉　借款既因信用喪失，不易集成巨數，北庭因此，只有以事實為轉移，任意挪扯拖欠，以圖敷衍一時。最近北京國立八校，欠薪已九個月，軍隊欠餉至十餘月。據去年十月葉景莘先生所述合計政費欠六千余萬元，軍費欠一萬三千余萬元，到如今又半年有餘，其為數自不免又加增了。

　　（三）加捐款　北京借款既不易得，縱令拖欠薪餉有時亦不敷開支，於是每想各種辦法，加增捐款。例如前年郵電加價，以及去年今年謀於北京徵收警捐，均是其例。惟北京政府的罪惡已經暴露殆盡，人民對於加捐款的事，常知反對，故此等計劃每歸於無效。

　　（四）濫發紙幣　北庭尚有一種卑劣的籌款手段，即是常於人民不知覺間，濫發紙幣，或挪用紙幣準備金。自從北京中行停止兌現以來，人民飽受紙幣之害，然而去年甚至北京銅元票亦複因準備金被北庭挪用而發生擠兌的事。最近又傳有上海中國銀行代財政當軸發鈔票千五百萬元吸收現款充軍政費用之說。

　　（五）賣國　除此以外，北庭為要籌得些少現金，以救眼前之急，每不顧國家主權，人民負擔，自甘外交上的失利，以謀換得若干現款。例如金佛郎案一旦承認，以法國賠款餘額將四萬萬佛郎計之，須較久經採用的法匯（紙佛郎）多付出至少七千八百余萬元（根據吳天放君估計），將來意比西倘援例要求賠款用金，損失尚不在內。然而一則因為王克敏個人利害問題極力慫恿北庭承認，一則北庭因懾於匯理銀行扣留鹽餘，且希望早日開特別關稅會議，以便增加二五附稅每年可二千五百萬元。故金佛郎案的承認聲終不絕於耳鼓。最近喧傳的德發債票案，損失在七千萬元以上（根據褚輔成君等估計），然而北庭因為欲提回倫敦滙豐銀行德票基金一千三百萬元，且謀可以自由提用津浦路收入款項，故寧願讓步解決，寧減少德國賠款數額，此均見北庭於窮極無聊之時，倒行逆施，無不可為之事。然而讓他們竊柄主權，自然國人不容高枕而臥了。

　　（六）斷送國營事業　這如中國銀行原有官股五百萬元，因連年借款抵押，現已完全過戶，故該行成為純粹商辦性質，再如漢口財政部造紙廠近亦有出賣之說。

　　如上所述，我們亦可知北庭財政如此窘竭，他的一切東挪西扯，倒行逆施，都系實逼處此不得不然的事。我們應知道北庭這樣的窮窘，不只是北庭幾個負責的人所應注意的，全中國國民，特別是負有革命使命的，都須特別注意研究他的根原，以及救濟的方法；而且這種研究亦正可以證明中國確實有革命的必要。我這一篇文，便是根據這個意思而作的。

　　（二）

　　我們試以現在的財政與民國四五年的財政相比較，可以看出今昔情況是怎樣的大不同。下面是民國五年北京所公佈的預算案。

　　全國收入　四萬七千余萬元　內中央收入二萬七千余萬元（包括公債二千萬元）

　　全國支出　四萬七千余萬元　內中央支出三萬萬餘元（包括償內外債一萬三千余萬元）

　　如上所述，民國五年的財政，只須募債二千萬元便可以收支相抵，那便是說，收支不足之數，不到二千萬元。就北京言，除上述二千萬元外，支出尚超過收入三千余萬元，此由有各省解款，除抵撥中央協款應餘三千萬元，未計算在內之故。民國五年北京支出除償內外債外，軍政費因約需一萬七千萬元，故有二千萬元不足之數；若就現在軍政費約一萬三千萬元，則應尚餘二千萬元左右了。然而北京何以在現在窮困至於如上所述？可供軍政費用的收入，何以減至只七百萬元，或者竟至只二三百萬元呢？這第一件事不能不歸咎於各省的任意截款。

　　據北京報告，五十裡以外及內地邊陸各常關，每年應有收入六百余萬元；然除京師稅務二百余萬元以外，十一年各省所解約僅七十余萬元，則是此一項北京的收入已損去三百余萬元了。鹽稅則各省提用之數，約三千余萬元，在全收入三分之一以上。煙酒稅為各省提用的，超過十之九，為數約一千四百萬元。印花稅為各省提用的，亦將十之九，為數將三百萬元，以上合計為各省截留的已在五千萬元以外。

　　然各省所截留的款項還不止此。我國在前清以來，本有各省解款於中央政府之例，在民國三年仍於各省預算中收入之超過支出的，規定照解款舊例解交中央。至四年核定直隸等十二省解款額數，五年核定直隸等十三省解款額數，解款遂成中央確定的稅源。歷年解款之數如下

　　民國四年　各省實解一千一百余萬元　撥抵中央支出七百余萬元

　　民國五年　各省實解五百余萬元　撥抵中央支出一千三百余萬元

　　民國六年　各省實解九十余萬元　撥抵中央支出一千四百余萬元

　　民國七年以後，各省無實解之款，其撥抵中央支出的，七年為六百余萬元，八年為五百余萬元，九年為四百余萬元，十年為二百余萬元。由上所述，不但解款於北京已為七八年來未有的事；即扣留于各省而申明為撥抵中央支出的款額亦逐年遞減。若以民國四五年的原額比例論之，可知北京在解款方面，又減少一千八百萬元左右的收入了。

　　除此以外，北京在民國四年以後，曾規定有中央專款，由各省認定額數按月報解。民國四年以驗契稅，印花稅，酒稅，酒牌照稅，牙稅五項為專款；五年增加屠宰稅，牲畜稅，田賦附加，厘金增加等項；六年改定酒稅，酒增加稅，酒牌照稅，契稅，牙稅，礦稅為專款。此項專款歷年報解之數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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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十一年以後無解款，十二年僅有十三省區報告抵撥中央軍餉，抵撥之數約五百余萬元。其報告抵撥之道，甚為可怪。他們或全數抵撥充軍餉，或甚至告撥之時，本只須用該款之一部分，而餘額亦一併截留，以備臨時指撥：如河南截留應解之一百余萬元，而所需抵撥的只五營兵餉三十八萬餘元；安徽截留應解之一百一十余萬元，而所需抵撥的只怡大債款四十三萬元；皆是其例。此外尚有直隸，山西，浙江，京兆，察哈爾五省區共應解款九十余萬元，則既不照解，亦並不報告抵撥作何用途。北京既完全減少此項中央專款的收入，若以民國五年比例之，又損失一千七百余萬元。

　　就以上所說，我們已顯然可見北京的收入、若以民國五年比例之，為各省所截留的約九千余萬元；此九千萬元既被各省截留、於是民國五年可以有二萬五千萬餘元（除去公債二千萬元計算）收入的，現降到不滿一萬五千萬元。而償付內外債方面，以歷年債累所積，其所需之數比從前更大，盡北京所得關稅鹽稅以作此用款還不敷分配，則北京可供軍政費用的不過七百萬元，或者僅只二三百萬元。實為意中事無足怪異的。

　　各省為什麼截留了北京這麼多的款項呢？自然像廣州正站在與北京反抗的地位，根本不承認北京為中國的中央政府，而且正要以北伐討賊，掃除北庭諸誤國奸佞的，凡地方一切收入斷無拱手以交北京政府，資盜糧寇兵，使他們能用以圖謀反噬的道理。此外依違兩可之徒，假獨立之名，行割據之實，於是截留款項，自由支配的，卻不能與革命政府相提並論。至於名為在北方軍閥之下的人，口口說是要服從中央，而且假口西南不服從中央，肆意討伐的，亦複截留款項，不能自居於例外，這更是無理可說了。我們試看曹錕自己盤據的直隸，對於中央專款即為不解而亦不告撥的省區之一，所謂模範省行孔子之道的山西，亦複是其中的一個。至於吳佩孚統治的河南，則藉辭三十八萬元之軍餉，截留將近三倍之款，而含糊其辭為以備臨時指撥。從這樣看起來，可以知道北方所謂擁護中央，所謂統一，都只是欺騙一般不睜眼睛的國民的鬼話罷了！北庭自己所統馭的諸省區自由的不肯解款，他自己亦無力制禦；而且曹錕之輩，正是始作俑的截留公款的人；然則北庭之窮，只好怪他們自己，與他們自己的狐群狗黨而已。

　　既然照我上面所說的，各省截留北京的解款，每年九千余萬元；這樣說起來，各省不是應當很富裕了麼？然而我們試一回頭考察各省的財政情形：

　　就民國十一年各省區原報國家收支出入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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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上所述，凡有完全報告的十三省區，無一不是支出超過收入，少的如山東不敷一萬餘元，江西不敷三十余萬元，江蘇，浙江，熱河，綏遠，察哈爾，各不敷六七十萬元；多的如河南，直隸，甘肅，黑龍江，各不敷一二百萬元，湖北至不敷四百余萬元，新疆至不敷八百余萬元。北京之窮既如前述，各省乃又無一不虧累如此，驟然看起來，簡直是一件不可解的事。

　　至於他們地方收支的狀況呢，江西十二年度的預算，收入一百二十余萬元，支出一百八十余萬元，江蘇十二年度預算，收入一千八百余萬元，支出二千一百余萬元；則地方經費亦不敷於用。安徽名為地方有三百八十余萬元之收入，而實際可靠的只一百六十萬元，支出方面，僅教育實業兩項已超過二百萬元，故亦為不敷的一省。山西則以閻錫山對於稅務招商包辦，每年易人，故地方稅由一百一十萬元增收至二百八十萬元，然一方規定了在鄉軍人由村經費供給，以減少省庫負擔，收支乃僅足自給。省債則江西十二年度應償付本息的三十余萬元，江蘇十三年度各銀行借款利息八十萬元，善後公債本利二百余萬元。此外各省積欠薪餉均為極不罕見的事。

　　為什麼各省會這樣鬧窮的呢？

　　第一件事，便是他們的加增軍隊。各省的軍隊，就去年外人調查有五十二師，一百〇二旅，十四團，二百二十六營，兵卒數目共一百二十八萬人。蔣百里裁兵計劃書之調查，則言全國有五十四師，一百五十旅，二百營，人數約八十五萬九千人。歷年陸軍經費在清宣統四年預算為一萬萬餘元，民二預算為一萬六千余萬元，民三預算為一萬三千余萬元，民五為一萬五千余萬元，然至今日則每年僅軍餉一項已超過一萬八千萬元了，而其他軍費尚不在內。試以八年軍費與十一年軍費相比較，便知道軍費加增之可駭。

　　惲代英文集6

　　如上所雲，四年之間，如江西，浙江，甘肅，熱河，綏遠諸省區，軍費均加增數十萬元，直隸，河南；湖北，則各加二百余萬元，新疆，黑龍江，則各加增三百余萬元。其他各省加增軍費要可以此例推。財政整理會曾就民國八年預算之歲出款項分析之，彼時中國軍費占歲出百分之五十。並世列強之軍費，日本占歲出百分之四十四，美國占百分之二十七，法國占百分之二十一，英國占百分之十五。以視我國均未能相比。至最近發表整理結果，則全國軍費進至占歲出十分之七。如此，固不怪北京與各省都要叫窮了。

　　再便是軍閥的中飽國帑，亦是各省叫窮的原故。各省截留國家稅之風盛行以後，國家稅既不受省議會的監督，而北京財政部又不敢過問，於是各省軍閥得以自由私飽。例如江蘇截留一百萬元，而財政廳長說只收到五十二萬元，竟有四十八萬元化為烏有，其情弊可知。湖北軍餉，財廳方面有五月未經發給；然軍署卻欠餉八月，這又由於軍署扣留二百萬元為放賬之用。其他各省，如山西則浮報旱荒賑款，安徽則侵蝕造幣贏餘，此等牟利之法，莫不直接或間接的損害國家財政；於是北京既窮，各省亦複陷於不能自給之境了。

　　（三）

　　然而如上所說，各省所扣北京之款不過九千余萬元；此似亦未能即致中國於死地。就財政整理會最近所公佈，北京尚應有收入一萬四千八百余萬元；若就民國五年中央預算案，除償付內外債外，軍政費本只共須一萬七千萬元：則北京只應有二千余萬元之不敷。其至於可以供北京軍政費用只數百萬元的，則又不能不痛心疾首於來路不明的內外債了。

　　吾國之債務，財政部方面約十八萬萬元，交通部方面約七萬萬元。其中無確實抵押的，據最近財政整理會報告，財政部方面五萬三千余萬元，交通部方面一萬八千余萬元。上述之債務，外債約二十一萬萬元，內債四萬萬餘元。其中無確實抵押的，據財政部報告，外債約二萬六千余萬元，內債約二萬二千余萬元（截至十一年九月止），交通部所欠尚不在內。

　　如上所述，我們負有內外債二十五萬萬餘元。關稅收入，每年償付外債本息須六千萬元以上，而償付內債不足三千萬元，去年關稅償還內債尚短少七百七十二萬兩。鹽稅方面，北京所能淨得之數既僅四千余萬元，以此償付到期債務本息往往互相爭執，顧此失彼，所以名為北京淨得一萬四千八百余萬元，其不能得用的卻有一萬四千一百余萬元之多。

　　我們何以有這多債務的呢？

　　第一便是因為外人勒索我們的賠款。由甲午賠款所起的俄法債款，英德債款，英德續債款，截至十一年底止尚欠將二萬萬元；庚子賠款除俄德奧不計，尚欠約四萬萬元。民國元二年為償付上述債款而起的五國善後借款又將近五萬萬元。此數項債務占全部外債之一半。而此數項債務，除善後借款有一部分供袁氏濫用以外，餘皆只是供外人剝削，中國並未曾得一文之實惠，而無端加重負擔如此。

　　第二便是因為北庭的浪用，這說起來亦是與外人勒索一樣可以痛心的事。在民國三四年北京既有各省解款，且多辟稅源，收入豐裕，然北京利用人民的盲信，兩年募內債將五千萬元，在此時袁氏正驕盈無度，添設駢枝機關，預謀帝制自為；人民以苟安之淺見，遂甘於受他們的欺蔽，對於此等不急要的內債，踴躍輸將，民三至購買溢額九十余萬元。民四溢額百八十余萬元。至七八年，因對德奧宣戰，德奧債務均暫停支付，而八國又允延緩賠款五年，此時北京每年騰出可供應用之款在四五千萬元以上，然彼時又因北庭甘於以賣國之借款供其窮兵黷武之浪費，於是大借日債，如所謂西原借款四項七千萬元，在無抵押債務中首屈一指。（日本占無抵押債務中百分之六十五）此等債務，日人只在求能成立借款合同，以謀逞其侵略野心，故如吉會，高徐，順濟，滿蒙各鐵路借款，皆無指定償還期限，惟每半年換付國庫券預扣利息而已。北庭既從日本舉借此等曖昧不明之債，還以為未足，仍多進行各項小債。關於內外債弊端，去年清理財政處曾經指摘出來，讀之令人髮指。以下節錄其論外債數點！

　　（一）用途不明　如民國八年借美商太平洋拓業公司美金五十萬元，遍查不能得其用途，英商馬可尼公司軍用無線電信借款，所交三十萬鎊，庫司所指用途，亦不甚明確。

　　（二）移作他用　如中英公司滬楓鐵路借款三十七萬餘鎊，中法實業銀行欽渝鐵路墊款三千余萬佛郎，投作軍政各費；浦口商埠工程借款，漢口建築商場墊款，亦多移作與工程無關之他項費用。——就交通部開財政部欠交通部賬款，我們更可知高徐，順濟，滿蒙四路，同成，欽渝等墊款六千余萬元，隴海，四洮，及電信電話借款將三千萬元，均為財政部所挪用。

　　（三）無理移轉債務　如日商興業株式會社借款日金三百萬元，本為陝省所借，因陝省議會否決，財政部乃徇情將此債轉移中央，陝省已用之一百萬元，即以虛額庫券債票作抵。

　　（四）無理代負責任　如日本太平公司第一次訂購軍械欠款一千七百余萬元，內二百三十余萬元為安徽購械之款。安徽既無請求代訂軍械之文件，財部亦未曾與該省交涉付款之法，而竟照發庫券，墊付現款。

　　除上述外，尚有借款存而不用的，如中法實業銀行浦口借款之一部分。又有借款本由購貨而起而貨迄今未到的，如英國阿模土莊廠炮彈行火等項欠款，陸路炮至今未交，炮價與欠數略可以相抵。意國安些度廠魚雷獵艦價款，已付八千五百鎊，至今艦亦未運交。至於無抵押債款中更有重利盤剝之弊，法國借款年利有至一分乃至一分四厘四的，日本則更有年利一分八厘以至一分九厘二的。

　　關於內債的弊端，清理財政處亦曾有很詳細的指摘：

　　（一）並無借款需要　如民國八九年之間，正值借入日本巨債一萬數千萬元，八年冬間尚有巨額外債借入，然而舉借內債，仍複細大不捐。

　　（二）期限短　內債為期均短，最短的有不及一月或僅十日或七日。借債本以濟窮，期短如此，所濟幾何？

　　（三）存而不動　內債有借後即存於借貸的銀行，始終支用未罄的；借而不用，何以必須借債？

　　（四）債權雜濫　內債貸借銀行，北京之外，遍及於津，滬，蘇，杭，贛，鄂，各地，已覺氾濫之各異；而一銀行之內，又別為某某記，真正債主不知究屬何人。這種現象，顯系各謀私利，而使國家負此等曖昧債累。

　　（五）重利盤剝　內債如金城鹽業兩銀行，貸款利息在二分上下，此系少有的事；其餘在十分以內的很普通，最多有至二十分以外的。

　　（六）用外幣折算　本國銀行，借款于本國政府，乃每以外國貨幣為貸借，而實際仍以國幣折算。借款的銀行假擬一外幣虛名，以借入時價與還款時價相較，就中漁取利益。

　　（七）保價　歷來借款最大損失即是京鈔外幣的保價，訂明原借之幣，還款時高出保價之外，仍以原幣還，致有十分二十分以外之利益；但如還款時不及所保之價，則須照保價還款。

　　（八）回扣匯水　內債月息雖明訂在二分以下，加入回扣匯水手續費等項，每每息率增出倍蓰。回扣匯水手續費之名，沿自外債。在外債期限較長，以折扣之數攤算利息，影響甚微。若短期內債亦入此項折扣，甚至轉期又複再加，則損失太大了。又有借款並非調自外埠，亦開列匯水，更為無理。

　　（九）少交款　如蘇州儲蓄銀行十萬元借款，合同所載並無折扣，然少交七千元。

　　我們就上文所述，可知所謂外債只是北庭與外人勾結，籌款以供浪費，否則只是北庭與疆吏或外商私地通融，遂使國民債累日益深重。至於所謂內債，則更北庭奸人與銀行劣商假借款為名，盤剝國家以圖私飽。國人多不問此等事實，偶談及國債二十五萬萬元，只知動色相戒，以為無以逃破產之命；而終不悟所謂內外債只是一般寇賊奸宄定下圈套，以為他們瓜分國民血汗的口實。此等曖昧不明的，或者顯然以侵蝕國帑為目的的借款，不但當然無償還的義務，且須重懲受與兩方當事的奸人。

　　交通部負債截至去年一月底止，共七萬萬餘元，其中路政借款共六萬萬餘元，即占其全額十分之八。然路政借款既每不系確供路政之用，因軍閥之阻滯路工，提用路款，又使交通部竟至無償債的能力。交通部惟郵政收入，除開支及改良費用外，每年可淨餘約二百萬元，鐵路可淨餘三千四百萬元，然應付債務本息約須一萬萬元，故不敷之款甚巨。至去年五月底止，交通部已有逾期未付之短期債款五百五十余萬元，贖路債款一千八百余萬元，路政債款二千五百余萬元，電政外債四千一百余萬元，合計逾期未付之債款已九千萬元。長此以往，必有全部交通事業受債權者自由支配的一日，這正是一般債權的野心國夢想的事。

　　交通部所以亦窮窘到此田地，固由以前借款太濫，而且所謂交通系只知以交通事業營殖一派的利益；除此以外，則軍閥應負最大的責任。

　　去年十一月北京交通部曾召集路電會議，吳毓麟擬有整頓路電辦法，其中述路政腐敗之處分為下五項：

　　（一）陸軍部制定軍用兩種運貨執照；一繳半費，一照半費記帳，本為利便軍用，兼濟公款之不足。嗣因各省軍隊欠餉過多，軍官遂有託名軍用品，代商包運，收其現款，以自補助，而派出人乘機多攬，從中漁利的。更有下級軍人結成團體，在京漢，津浦，京奉各路兜運貨物，按值百抽三辦法，包商家攬載，一切關稅運費包括在內，為之包運包送；商人貪利趨之若鶩。此等冒運商品，每年損失二三百萬元之運費。

　　（二）軍人乘車既有半價票，複有軍人優待票，然無票乘車的每日都有；據各路局調查，京漢每月有四萬七千餘人，京綏有三萬六千餘人，津浦有二萬餘人，京奉只關內一段，已有一萬六千餘人；全年合計在一百五十萬人以上。加之軍人攜帶親友，或冒充軍人，包庇旅客，強佔客位，攜帶貨物，使客貨均因之減少，此項損失每年三四百萬元。

　　（三）各機關官吏掛車專開，本有定例。近來各公署顧問諮議和中級人員，率皆迫請掛車，站上無車則硬摘票車加掛，送到後因留作回乘之用又不即放回。有攜眷盤踞車上的，並有長年扣留不轉入廠修理的，以致各站商貨壅積，營業大虧，車輛失修，損耗尤巨。

　　（四）軍用乘車運輸執照發出既多，輾轉售借，複有偽造此項執照的。

　　（五）各行政機關軍警官署及各師旅所請長期免票，去年總數將及千張；各路客車免票的占多數，其持票乘車的不盡系各機關人員，濫發之數既多，輾轉請托借用甚易。

　　其述電政腐敗之處分為下三項：

　　（一）電報收費本無記帳辦法。後因政治軍情電報，軍閥藉口避免手續繁多，不願按次付費，始改用印單分別記帳，每月結算一次，然行之既久，各機關竟認為免費性質，於是濫發印單任意拍電，個人私事亦假用印單拍發，電費永無撥付之期，線路大受擁擠之患。官電軍電欠費至一千七八百萬元之多。

　　（二）電報電話本屬營業性質，一料一工關係成本。近來各省駐軍動輒請安設電報電話，或佔用原有報線，積壓商電，不能營業。商民受此激刺，改用快郵，其有水線地方皆由水線拍發，坐使利權外溢。更有駐軍藉用電報，串通商人，代為傳遞消息，酌收費用，藉圖私利，至建設工程材料，亦複無從取償。

　　（三）電政支出，全恃收入報費，此外並無補助資金。近年西南各省及東三省扣留電款不令解部以外，其他各省亦複往往提用電局存款，或因軍事借款令其擔負利息，總計每年不下數十萬元。現電政自身結欠外債五千一百余萬元，歷來欠付料價七百余萬元。各債權者因本息無著，要求處分抵押品；各行要求先付料價，然後交料，至於電政須叟難離之紙條，亦非現款不能採辦。

　　綜上所述，我們可知交通事業受軍閥蹂躪，是使交通部負債累累的重要原因。他所未說的，還有諸軍閥提取路款。現京漢路已在洛吳掌握之中，粵漢路，株萍路，膠濟路局長亦漸盡易其私人。前報載洛吳令京漢路在鄭州設事務所，以便接洽提款調車；又膠濟路因以路款擔保向外挪債，至日本提出抗議。津浦路債務無法清還，然偽總統府及直魯豫等協餉，尚須寅吃卯糧，預期支借。京綏路去年收入一千五百萬元，然除軍用等欠費外，只余五百余萬元，亦無力償付自身債務。從這些消息，可知一切路政，都全在軍閥自由蹂躪之下，而所謂盈千累萬的債務，都只是浪費無度的武人政治所賜的。

　　然則應當怎樣補救這種狀況呢？

　　（四）

　　有的人說，中國以四五萬萬人民，負二十五萬萬元債務，平均每人擔負不過五六元；一年中償還本息，每人擔負不及二角；此以比之英國每人平均擔負國債一千四百四十元，法國擔負一千三百一十元，美國擔負四百四十三元，日本擔負五十元，則中國不過抵英法二百分之一，美國八十分之一，日本十分之一而已。舉世強國，未有一國之國債，不超過我國十百倍以上，則我國此戔戔債務何足為慮？抑就租稅而言，英國平均每人擔負一百七十元，美國一百二十元，法國九十元，意比等國亦二三十元；中國每人不過平均擔負一元二角左右。由此觀之，中國若能稍增國民租稅之負擔，自不難清償此等小數之國債，即其他國用亦不至慮缺乏。

　　然租稅與國債的擔負數量，須視國民擔負能力而定，不能以貧瘠的中國，與情形迥然不同的國家相比擬。如以美國論，一九二〇年美國銀行存款總額分配全國人民，平均每人約七百元，中國則竭所有銀行存款與窖銀，分配全國人民，平均每人不過一二元而已，一九二三年美國銷耗煙草雪茄捲煙等費將八十萬萬元，銷耗載客汽車費五十餘萬萬元，銷耗于奢侈品費二十四五萬萬元。以我們貧乏窘困的國民，欲強與他們這般豪客比較擔負的輕重，可謂不知事務之談。

　　中國財政的困難，既不能以加增國民租稅的擔負為解決的方法，於是財政整理會想出了五種救濟方法，我們試逐一審核他們所說的究竟有多少道理。

　　（一）他們希望設法使各省有充分的諒解，對於應解北京之各項收入，勿再截留提用，必須涓滴報解以符定制。這簡直是一篇囈語；姑無論那種割據自雄的軍閥決不會有涓滴報解的事情，即北庭亦不知有什麼資格可以求各省諒解。

　　（二）他們希望開闢稅源，剔除積弊，使有利於國，無病於民。這又是騙自己的話了。數年來北京掊克聚斂之徒，籌款之法已極盡其能事，豈有可開闢的稅源留待今日尚未開闢之理。至於積弊，則自曹錕以降，莫不恃此以便自肥，但觀前此所述各種舉債之真情，便知希望北庭剔除積弊，正所謂與虎謀皮之事。至於他們所謂有利於國，無病於民之籌款法，至多不過他們與有力紳商相勾結，而橫加一般農工平民的擔負，農工平民既微弱無所控訴，於是他們得以從容敲吸其骨髓以自飽其私囊而已，他們何曾把所謂國所謂民放在心上？

　　（三）他們說，普通政費要痛加削減，整理軍費尤應從長計議。總期兵敷分配，款不虛糜，為求收支之保平衡，須採用量入為出主義。這些話又止是紙上文章罷了。軍費在軍閥一天不曾打倒之前，決沒有節縮的希望，這是稍知事實的人都能明白的。至於政費，則收買豬仔議員的國會經費不可削減，畜養私人冗員的府院經費不可削減，此外稍為裝飾門面的教育經費與其他政費，亦似乎不至於仍會無忌憚的削減下去；如此，則知所謂量入為出，只是說說罷了。

　　（四）他們希望交通事業，以後能不受政局影響，劃清界限，以便交通部能籌還自負之債，且能騰出餘資以補充歲計。這只須看為北庭撐腰的洛吳，正竭力進行囊括各鐵路款項，欲設銀行統一五路財政，以便他自由取攜，便可知他們這所說又只是癡人說夢而已。

　　（五）他們希望設法促進關稅會議，使附加二五稅得以早日實行，每年約可得二千五百萬元，便可以之整理債務。然而關稅會議在外人本無開議誠心。華會時姑妄言之的條約，在事後本只是用以箝制中國，至於那有利於中國的一方面，不難藉口于一國未曾簽字而因之拖延不與實行。故望關稅會議以謀整理債務，只是緣木求魚的癡想。且即令關稅會議可以實現，附加稅每年不過二千五百余萬元；即就財政整理會之報告，現負無確實擔保之債務七萬二千余萬元，如果按照折扣發行債票，利率假定為五六厘，每年僅付利息即須四五千萬元，攤還本金，尚不在內。今以二千五百萬元之收入，欲整理利息已須四五千萬元之債務，杯水車薪，亦複何濟於事？何況近來外國人索性要求附加二五稅的收入，要用以整理無確實擔保之外債；日英此項債務最多，故持此議亦最有力呢？果真此款用以擔保之外債，則將來告哀乞憐所得的關稅會議，結果只是為那些曖昧不正當的外債，覓得確實的擔保品，中國仍無一文實惠可言了。

　　我們看上面所說，可知中國財政決無如財政整理會所言的那樣容易整理的道理。中國現在已似乎走到絕路上來了。再這樣下去，便令附加二五稅實行，中國仍是有許多無力擔負的債務，這種債務的本利，只好便這樣拖欠下去，一直到債權者藉口不能忍耐而自由起來支配我們的各項財源為止。他們說，債權是神聖的；所以中國人將來要任聽他們盡力剝削。百政可以不舉，教育可以不辦，中國人將來只有竭全國之力，以供一般債權者的敲求，至於精血涸渴，相率倒斃于此等惡魔之前。這決不是故為危言以動眾聽的。看了上文便會知道，這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將要發生的事情。

　　然則中國人將要怎樣才可以自救呢？

　　第一，是要打倒絕對不可信任的北京政府。北京政府幾年來爛汙的行為，從上文已經可以完全看清了。一天讓這種人盜竊政府的名器，他們窮極無聊，永遠只有倒行逆施，以加增國民的負擔。

　　第二，是要掃除那些貪婪割據的軍閥。軍閥為保持且擴大他們的權威，是不會縮減軍隊名額的；而且他們只要永遠是像這樣的擅作威福，他們自然不肯將應解款項照數交出，亦自然不肯受什麼中央政府的審核與支配。

　　第三，是要籍沒這些軍閥與官僚不正當的財產。這些人近年來混水摸魚，假借各種機會，漁取了很多的利益。如軍閥的自由拖欠軍餉，鬻賣官缺，財政當局的自由操縱公債，侵蝕國帑，他們因此起家，資產動輒數千萬。（李純死後資產二百萬，猶稱為廉節罕見，）這種資產，定須全體籍沒，以補國用之不足，亦稍減抵他們的罪戾。如有外國銀行敢於袒庇此等人，代為保持此等款項，則此等銀行亦當受我們的搜查或籍沒。

　　第四，是要審查取消不正當的債款。這些債款，或只是無理的勒索，如庚子賠款；或只是有意的欺騙，如日本西園借款，此外或只是私人互相勾結，專以敲削國家的財源，因緣以為私利。這樣的債款，決非吾國民所應承認。我們一切的債款，必須經一番審查。然而有些債款，完全只是一場騙局，只好硬賴在不睜眼睛而亦絲毫無抵抗力的國民身上；倘若經一番審查，縱然只經過一番極粗疏的審查，亦要取消其中的一大部分。

　　我們要整理我們的財政，必須同時對付三種仇敵：第一是掌握我們政治權的軍閥官僚，第二是與軍閥官僚因緣為奸的銀行奸商，第三是利用我們軟弱貪婪的政治當局以敲吸勒索我們的外國人。我們要救自己，必須首先除去三害。我們必須根本剷除所以使我們這樣窮困的原因，必須懲罰那些有意陷害我們到這樣困窮的人。亦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有從困窮中掙扎出來的希望。

　　這不是太難的事麼？是的。這是一件太難的事，我們要為這預備著許多艱苦的奮鬥。然而除了這，有什麼辦法麼？現在只有兩條路為我們：上前去是很艱苦的。然而是我們的生路；不上前去，那便債累只有一天天更重的。國用只有一天天更窘的，一切債權國已經預備根據他們所謂神聖的債權，要自由宰割我們四五萬萬中國國民的生命。還是上前呢？還是忍耐著以死於那些債權國宰割之下呢？

　　以民國五年為例，我們全國有四萬七千余萬元的收入。中國租稅制度極為不良，租稅之負擔每盡轉嫁于農工平民身上，那便是每年在農工平民身上有四萬七千萬元的負擔。農工平民既然負了四萬七千萬元負擔了，然而中國乃會赤貧如此，推其原因，便是由於軍閥截留了，官吏侵吞了，國內外的債權者瓜分了。這是可以忍受的事麼？農工平民的氣力亦疲了，精華亦竭了，再下去便是死路。兵法說，置之死地而後生。假使全國的人都知道我們是瀕於死地了，或者大家會知道上前去，以一當十，以十當百的，與我所說的三種仇敵相搏鬥罷！

　　載《新建設》第一卷第六期

　　署名：惲代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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