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與「殺人主義」|惲代英

革命與「殺人主義」

　　（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代英：「手槍炸彈與革命」一文，最使我欽佩的，是你答黃君的第四段；然而就從這裡，亦發生了疑問。你說要瞭解中國經濟情形，研究中國與各國的關係，才可宣傳實行革命；請問廣東革命軍能有這種瞭解與研究嗎？他們多半是盲從迷信三民主義，至於騙錢騙官的更無論了。就依蘇俄而論，他們的革命成了大半，然而他們亦未必人人瞭解他們的經濟情形，研究過他們與各國的關係，依你所說，不都只是由「殺人主義」而進行革命嗎？

　　鬱青

　　鬱青：你這所問是很好的。自然一個革命的党，不能人人對於經濟與國際關係，都有很好的瞭解與研究；然而各種大的小的領袖，卻必須有相當的瞭解與研究的。廣東軍隊的複雜，本不是理想的革命軍；最近辦軍學官校，可見國民黨亦已謀改進這種情形。蘇俄的赤衛軍，是需要受黨的教育的；主義的教育，比軍事教育還重要，這便是要他們成為真正有力的革命軍的原故。還有一層，革命是至少必須于本國經濟與國際關係較有研究的人才能去指揮，比較沒有研究的人，應當服從人家的指揮才好。自己沒有研究，卻要指揮別人，這不免是狂妄；自己沒有研究，卻不肯接受人家的指揮，這仍是浪漫青年的慈習罷了。有人說，專教人家受別人的指揮，這不是教人盲從，而易於被人利用麼？自然不是的。革命的党，要常給黨員這一類的教育；不但要黨員受指揮，而且要他們知道為什麼應受指揮。所以指揮黨員去做黨員所不懂的事，似乎是想利用他們，他們是可以駁詰而反抗的。革命的黨，並不怕發生這樣的駁詰。因為這樣的駁詰，可以使黨員監督他們的領袖；再不然，領袖亦可以再進一步的教育他的黨員，使他們明白要接受這種指揮的理由。一味死靜的服從領袖，亦不是革命黨的好氣象。

　　代英

　　載《中國青年》第二十八期

　　(1)本文是惲代英與讀者郁青的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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