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的基本勢力|惲代英

中國革命的基本勢力

　　（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日）

　　人人知道中國必須要革命，然而對於中國的革命應當靠什麼作基本勢力，不一定有一致的見解。在自命為穩健的人，他們以為中國的革命要多倚賴士農工商等職業階級。在比較急進的人，又或者以為革命的勢力，應當建築在兵匪遊民身上。這兩個意見，恰恰是絕對的相反，然而亦都有他一方面的理由。所以這值得我們討論。

　　主張鼓吹各種職業階級去進行革命的，其用意自然可以欽佩。中國最近的禍亂，只是一般無職業的人，軍閥，官僚，議員，政客，與軍隊，土匪等的紛擾，遂使社會上各種職業都受了他們的波累。現在若能喚起一切有職業的人覺悟而聯合起來，以抗拒他們；有職業人的實力，必足以致他們的死命。

　　怎樣抗拒他們呢？第一步是不合作，第二步是使他們屈服而居於我們監督統馭之下。

　　這種理論是很簡單而易於明瞭的。倘若靠這種理論而喚得起各種職業界，我相信他們所預期的革命，必然可以圓滿實現。

　　然而我應當說，這種理論是很有價值的麼？我不相信我應當說這樣的話。我以為這只是我們可以有的一種幻想罷了。在中國這種經濟狀況之下，想各種職業界聯合起來，以不合作為革命的手段，在事實上是不可能的事。

　　我何以說不可能呢？第一，人類本來是有些苟且偷安的；有職業的人雖然亦感受時局紛擾的不利，然而他們還可以苟安旦夕，所以對於革命的事業，不容易喚起他們的熱心。第二，中國的許多事業，還是在小生產的規模下面，一般有職業的人，既沒有群眾的集合，亦沒有操縱社會的力量。這樣，使他們不容易自己相信他們的勢力，可以與軍閥政客等相抗拒。第三，各種職業界的利害，並不一致。有些人的營業，完全沾外國經濟侵略的餘潤。有些人的生活，完全托軍閥非法行為的袒庇。我們大略看來，自然覺得百業都受了連年禍亂的影響；然而其實對於這些禍亂因以為利的人，亦複很多。勸這些混水摸魚的人們，與人家協同的進行革命，這真無異於夢囈。

　　換過來說，利用兵匪遊民來革命，自然是很不穩健的。然而卻比起上述辦法，是事實上可以辦到的事。兵匪遊民是沒有什麼安定生活值得留戀的，所以他們比較富於革命性。他們固然是烏合之眾，然而他們還是容易有群眾的集合的，他們的力量亦可以搖撼社會。

　　然而利用兵匪遊民來革命，確實不是最妥當的事情。兵匪遊民是太流動而不可靠的。他雖是一種大力量，然而他只能做破壞的事情。他可以幫助革命軍破壞現存的統治勢力，亦可以幫助反動的黨派，破壞革命軍。古人說：「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在我們要「烈山澤而焚之」的時候，這樣的火，是我們需要的。然而這究竟是可怕的東西。中華民國十三年的歷史，正中了不戢自焚的弊病。

　　有的人說，職業階級的革命，雖然是不能求急近功效的，然而穩健沒有流毒。有的人說，兵匪遊民的革命，雖然是富於危險性質的，然而因為是惟一有效的方法，我們不能因噎廢食而不採用他。對於這兩說，我一樣的反對。若說穩健呢，再沒有穩健過於孔孟三代之治的了。一般儒者，亦每謂他雖無急近功效，而穩健沒有流毒。然而兩千多年孔孟的學說，究竟為我們做了什麼事情呢？每每有絕對做不出功效的事情，偏要假借穩健的名字，以自欺而欺人。今天我們所謂鼓吹職業階級革命，怕不是同這一樣的事麼？至於承認了兵匪遊民的危險，而願意冒險的去嘗試一番，這種勇敢的精神，自然是可以佩服的。然而我們若除了兵匪遊民，並沒有什麼革命的勢力，想靠個人的才智一方能役使這些兵匪遊民，一方又能防遏各種流弊，這必是過於盲信自己的能力。結果，必然仍要墮於不戢自焚之境。

　　然而我們要求中國的革命能夠切實進行，而又前途沒有我們可以預料的危險，我們革命的基本勢力，應當是什麼呢？據我看來，我們確實須倚賴職業階級。然而不是說，我們要倚賴普通所謂各方面的職業界，我們所應當倚賴的，必須是真正的生產者——農人，工人。

　　為什麼智識階級不能倚賴呢？智識階級中間，雖然有些人的想像力比較發達，所以同情心比較旺盛；然而他們的欲望是大的，虛榮心亦比較利害。因此，他們雖然有時候特別肯為國家與國民的利益努力，然而他們是很容易被誘惑，很容易被收買的。他們自己沒有經濟上的地位；雖然他們在惡劣的政治經濟中間，亦要受許多窘迫，然而他們並不一定與統治階級的利害相衝突。他們有時受了軍閥或外國勢力所豢養，亦會變成他們忠順的奴隸。

　　為什麼商人階級不可倚賴呢？商人階級是惟利是視的。就現在中國商業的實況說，商人的利益已經與外國勢力發生了密切的關係。每一個比較開通的地方，都是充斥了各種洋貨。即照料收買，轉運各種農業品的，亦無非是外國商業家的代理人。他們在這種外力壓迫之下，並不感覺苦痛。一切加於他們的租稅捐款，他們都可以轉嫁於生產或消費的人。他們靠著做外國人的中介，可以分取少許的餘利。所以他們並不一定感覺時局的不滿意，他們不感覺革命的需要。

　　為什麼俸給階級不可倚靠呢？俸給階級在此薪金折扣拖欠的時局中間，固然是不滿足的。然而他們沒有革命的力量。他們今天的地位，已經是費力鑽營，才能夠得到手的。旁邊環伺的人，謀乘隙奪其位置的還多得很。他們有什麼辦法呢？他們便不滿意于這種殘羹冷飯，然而他們若不安分，將並此殘羹冷飯而不可得。所以這樣的生活，使他們不敢有任何異志。靠他們革命，是不會有希望的事。

　　為什麼紳士階級不可倚靠呢？紳士是有權力以武斷鄉曲的。然而他的權力，完全靠他能與軍閥官僚相勾結。軍閥官僚是樂得讓紳士與他們分庭抗禮的。他靠這羈糜[縻]了所謂民眾的首領。而紳士們亦樂得藉這與他相接近，一方挾民眾以見重於官廳，而亦即賣民眾以取悅於官廳；一方亦便挾官廳以見重於民眾，而亦即助官廳以肆毒於民眾。這樣的人，永遠只能做軍閥官僚的鷹犬爪牙，他們本不曾能代表民眾，而且他們的利害亦並不與民眾一致。想靠他們為民眾努力以反抗軍閥官僚，這又無異於緣木求魚的癡想了。

　　真正與一切統治階級利害完全相反的，只有農人與工人。所以說到革命，亦只有他們還可以有希望。農人工人所身受的毒害，例如賠款的橫索，外債的濫借，國帑的浪費中飽，無一不使租稅捐款一天天加增起來。而一切租稅捐款的加增，最後仍使生產者感受其痛苦，至於使勞動的結果，與消費的需要，不能相應，於是農人與工人的生活日益墮落於苦境。自然中產階級亦是同樣感受痛苦的，然而中產階級還可以有機會與統治階級相勾結，使悲慘的運命多卸到農人工人的肩上。只有農人工人，最窮而無告。他們的生活，永遠是瀕於破產危殆之境，他們沒有與統治階級的利益妥協調和的餘地。

　　至於外國生產品的輸入，使我們的農人工人失了他們向來的生活；外國勢力與軍閥的狼狽為奸，使中國陷於內亂綿延，產業凋弊之境，一般有工作的人亦惴惴然不能自保其地位，這都是每個農人工人所常感覺的切身痛苦。他們與國家的強弱，政治的隆汙，不像別人的沒有什麼顯明直接的關係。他們雖然在今天比較是不問國事的人，然而他們實在是比任何人都有更應過問國事的資格。

　　農人工人的不問國事，卻實在是引導農人工人去進行革命事業的大障礙。然而這並不是因為農人工人必然與政治絕緣；他們所以發生絕緣的現象的，是因為一般所謂政治，不會注意農人工人切身利害的原故。我們今天所鼓吹的政治知識，都是國際的，或全國的大問題，有時還偏於抽象的理論去了。這自然對於農人工人沒有興趣。我們要引農人工人注意政治，須從一縣，一鄉，一區，一廠的公共事務說起。我們要請他們大家討論這些事務的利弊，並告訴他們在事實上與理論上曾經有什麼更進步的辦法。革命以後的政府，最要是能為農人工人謀利益；不然，便與今天軍閥官僚的政府沒有兩樣了。既然革命的政府應當為農人工人謀利益，我們自應特別提醒農人工人注意他們自身的利益，使他們為自身的利益幫助革命，而且亦夾持革命政府使他能實踐這種任務。這樣的事，農人工人沒有什麼不能夠做的。

　　在這種經濟狀況之下，想農人工人有個真實而恒久的團結，亦不是容易的。但若在為他們自身利益而奮鬥的時候，無論什麼經濟退化的地方，農人工人都可以有團結。即如中國的農民聚眾抗稅的事，亦不是不常有的。自然這種團結，不是可以恒久的事；要有恆久的團結，須靠教育與娛樂事業，使他們保持一種親密的關係。而平日常用和平的，或者激烈的手段，改良他們的經濟生活。這樣，便可以使他們隱隱約約的站在革命的旗幟之下；在相當的時間，他們可以助成我們的革命事業。

　　自然這種農人工人運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國有這樣廣漠的境域，這樣多的農人工人，他們的知識是這樣的固陋而愚昧，若只是三個五個熱心的人到民間去，能夠有什麼影響？不錯的。三個五個熱心的人，是對於中國不會有用的。我們必須有一個偉大的黨，由這個党的指揮，使許多黨員到農人工人中間去，而且亦使在農人工人中間的黨員，大家努力：在平常的時候，我們要做教育與娛樂的工夫，要研究農人工人各種有利害關係的問題；在有事的時候，要引導農人工人為他們的利益而奮鬥。這樣，農人工人便會漸漸團聚而行動起來。這種運動，亦可以說是很艱難的；一切運動的策略，須經過多數人的考慮計議；各方面運動的心得成績，亦應當交互告語，以為鼓勵參證的資料。所以個人行動的到民間去的主義，是我們所不能贊同的。

　　我們固然應當注重農人工人的勢力了。然而僅靠農人工人的勢力，以進行革命，這是可以有希望的事麼？自然是不可以的。農人工人的眼光，比較是淺近的，思想比較是簡單的。他們雖能枝枝節節的為他們的利益而奮鬥，然他們對於社會問題的總解決，不容易居於主動的地位。為此，我們仍有利用兵匪遊民的必要。不過這所謂利用，是與專靠他們以從事革命的人不同的。我們越要利用兵匪遊民，越須盡力培植農人工人的實力。而且此所謂兵匪遊民，要有于革命成功以後，使他們化為農人工人的把握，這樣，才不至於受他們反噬的禍害。兵匪遊民，不是天生而遊惰的，只因外資壓迫的結果，使他們失其安居樂業之常，故習于遊惰。他們既因為游惰而成為社會上一種破壞性的實力，革命的人，不知利用他們，他們必為反革命派所利用，而成為革命的障礙。然而只知利用他們，而不知所以改變他們的生活，他們終於得不到一種歸宿，結果仍會被反革命派所收買。所以在革命以前利用他們，以援助農人工人的革命，是不可免的；然而在革命以後，用農人工人的實力以援助他們，使他們均得歸於農工之途，這亦是必要的事。

　　我們由這看來，可知一般急躁而太不審慎的人，以為運動了兵匪遊民，便可以三天五天成功革命，這種話是不能贊成的。然而撇開了兵匪遊民，而以為中國便只靠這些安居樂業的士農工商來革命，亦不會有這一回事。照第一說的辦法，我們的勢力，既完全建築在兵匪遊民身上，我們便沒有法子使他們化為農人工人。照第二說的辦法，我們既不肯接近兵匪遊民，他們的實力，必然被反對派利用去了，這亦使農人工人的革命，處處受他們的阻礙。

　　對於士商紳吏等人，有時亦可以宣傳革命的學說，引他們加入革命的隊伍。這是我們所不能反對的。「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無論在什麼方面，都可以找得出忠實勇敢的革命人才。而且就歷史上看來，凡倡導革命的人，每多出於中產之家。這只因中產之家，一方比農工要多有受教育的機會，所以他們的知解與想像力，都比較的發達。而一方所受生活的壓迫，有時與農工不甚相遠，這使他們中間氣質厚重的，不能不感覺革命的必要。在這些人中間，每可以產出幾個革命的好領袖。所以這些人我們不能不注意。不過我們說注意這些人，必須先糾正這兩種錯誤見解：

　　（第一）我們不可有化他們全階級成為革命的癡想：他們中間有能成為強有力的革命領袖的個人，這是不錯的。然而這必是少數的個人。我們決不能拿這去希望他們的全階級。他們的階級中，多數人是要靠不正當的機會，謀他們自身利益的。還有些人，縱然不是甘心願意的像這樣做，他們亦是因為沒有勇氣，違叛自己的階級，丟掉自己的機會，而仍不能不像這樣做。所以希望全智識階級，全商人，紳士，俸給生活者階級，成為革命的，只是一種夢想。（在革命勢力已經得勢時，他們自然亦會全階級隨風而靡；在這個時候，亦是可以利用他們的。然而無論如何，不能靠他們做基本勢力。）

　　（第二）我們不可有迷信他們個人力量，而忘卻農工群眾的弊病：我們說士商紳吏階級中，可以找得出少數的個人，能成為強有力的革命領袖；然而我們必須注意，所謂革命的領袖，是他們能領導農人工人，並不是說我們可以忘卻農工群眾，而迷信他們個人的力量。我們要知道中產之家，固然可以產出幾個革命的好領袖；然而這種領袖，必須是能投身到農人工人中間去，從他們中間得著革命的群眾勢力。倘若這些人不與農人工人發生關係，他們只懸在空中，想以三五日之力，利用兵匪遊民，以僥倖成功；結果，所謂利用兵匪遊民，必無所成功，而反只為兵匪遊民所利用。我們只有喚醒而組織農人工人，才可以得著切實的革命力量，我們要找許多革命領袖；然而每個革命領袖最大的事業，便是去喚醒而組織農人工人。

　　倘若上面的話都不錯呢，那便我們對於各種階級，應當因為我們目的的不同，而運動的方式亦因之而各異。我們運動的方式，應當有下之三種：

　　一對於農人工人，應當是注意他們的團結，以及教育他們，使他們知道注意自身的利益。自然在革命以前，因為產業的退步，與政治的壓迫，農人工人的組織是不容易維持的。我們必須藉教育娛樂事業，以與他們保持一種關係；有了這樣一種關係，便容易引導他們去參加各種和平的或激烈的，政治上或經濟上的戰鬥。

　　二對於兵匪遊民，應當是注意使他們與農工結合，而且使他們將來有化為農工的機會。在我們農人工人的運動還正在萌芽的時候，不要急功近利的，希望專靠兵匪遊民能做什麼事。我們須先把革命勢力，建築在工人農人身上，或者建築在確願獻身為工人農人利益而奮鬥的兵匪遊民身上。不然，一定不能做出好的功效。

　　三對於士商紳吏各階級，應當注意在他們中間找可以做革命領袖的分子，引導他們到農人工人中間去。對於這種人。最要緊是要他們為農人工人做事。他們縱然不知道革命的必要，如果能切實為農人工人謀利益，自然有一天感覺中國非革命不可，至少他們亦會成為熱心歡迎革命的人。

　　載《新建設》第一卷第五期

　　署名：惲代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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