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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運動中的教育問題


  (一九二四年一月)

  自然現今談論教育問題的文章是很多的。那些自命為「教育家」的,他們曾經討論過格雷學制,曾經討論過道爾頓學制,曾經討論過設計教學法,智力測驗,乃至於其他種種很新鮮可以動人耳目的問題。於是乎得了一個結論,說現在中國的教育,比前幾年大有進步了。

  只說教學的方法,有這些種種色色的新花樣,若是一個公平的人,總不能不認承我們的「教育家」這幾年的努力,確實是有些成績。不過這些成績對於中國今天的社會有多少價值,要另外作一個問題討論罷了。

  若說教學的方面要改良呢,教學的材料更有改良的必要。若說教學的材料要改良呢,訓育的方法與理想更有須商量的地方。比這更重大的,還有一個教育的目的問題。

  但我們的「教育家」,不願意討論這些太「高遠」了的問題。他們已經曉得,教育是為要養成一般好人;養成一般好人,是為要他們去改造社會。他們亦承認在他們以前辦的教育,除了很少幾個事例以外,並沒有養成好人,並不曾改造社會。不過他們決不懷疑教育的功效,他們說,這是由於辦教育的,沒有得著相當的人——這樣一句話,坦白的翻譯出來,便是說,幾千年辦教育的,都沒有得著「像他們」這樣相當的人;他們辦教育定能養成好人,改造社會,這件事他們很自信。

  為了這樣的自信,他們很樂意去辦學校;他們甚至於排擠了別的人,排擠了那些他們認為「不相當」的人,以讓他們好去辦學校。除了那些我們所不齒的教育界流氓以外,確實有些人他們這樣做,只是出於純潔的自信心。不但新「教育家」中間有這樣的人;便是有些舊「教育家」,他們亦是這樣想。

  倘若他們真的辦了一個學校,他們要想種種法子,將學校辦好。但是他們會遇見種種的困難,他們的理想只能打個對折或三四折的實現出來,甚至於有些時候完全不能實現。在這個時候,他們若還是一個沒有「經驗」的新畢業學生,他們亦會有一些不安的感覺;不過他們為生活起見——說坦白些,為位置,為飯碗起見——他們不能不退讓一點。他們說,忍耐一下子罷!這些理想,不是一天能夠實現的事。於是忍耐下去了。他們忍耐了一年,忍耐了兩年三年,乃至七、八、十幾年,他們於是成了老「教育家」,——便是說成了老於世故的「教育家」了。他們於是乎望著新畢業的「教育家」笑,有時候他們因為新畢業的「教育家」太理想了,惹起他們的氣來。新畢業的「教育家」,因為這個原故,於是他們的理想,亦只好打個對折或三四折的實現出來,甚至於有些時候完全不能實現。

  他們的理想既是不能完全實現,學生因而受不了完全的好教育,學生因而免不了有許多過錯,這一定是可以原諒的罷。不過「教育家」是要養成好人,改造社會;學生有了過錯,豈不顯然證明他們不配擔負教育的責任麼?他們是自負為空前絕後的「教育家」,他們的理想縱然不能完全實現,學生亦不應當便有過錯。他們恨學生的過錯,便令學生的過錯,他們自身亦不能免,他們還是恨學生的過錯。由於這個原故,他們勸戒學生,他們責罰學生。他們的希望,是要他們再不看見學生的過錯。縱然學生還是免不了有過錯,至少要他們再不看見。

  然而他們的理想並不能完全實現,學生並不曾受了完全的好教育;學生因為過錯受了勸戒責罰,自然有些不很願意。學生因為對於濫竽的教職員失了敬禮,因為對於分配得太多的功課,不能預備得很純熟;因為對於規定得太煩苛的規則,不能遵守得很恭順;於是乎受了勸戒責罰。「教育家」以為這是為救正玩忽或囂張等惡弊,必要的公平的處理。不幸有什麼「新思潮」來了,萬惡的「新思潮」來了,有一般新「教育家」因為要排擠舊「教育家」,到處鼓吹傳播那種「新思潮」,他們說,凡是無理的壓迫人的惡勢力都是應當推倒的。性情比較剛健的學生,比較急躁的學生,比較浮淺的學生,遇見了新思潮,像炎日下的樹林遇見了野火一樣,他們要為他們的利益奮鬥,於是乎哄教員,打校長,這名之為「學潮」。「學潮」來了,舊「教育家」趕急築起高的堤來,把一切可以進水的穴口都緊緊的關塞住,要使一滴水亦流不進來。於是他們要開除學生,要去「害群之馬」。他們要保救那炎日下的樹林,他們拔去一切已經燃了野火的樹林樹幹,於是那些上了「新思潮」的當的學生,失了他們的學校。

  還有希奇的事情:有些時候,舊「教育家」的堤關不住了,新「教育家」駕著如山樣的潮頭撞了進來,於是學校裡改了一番局面。但是這樣的潮流,打得倒舊「教育家」,打不倒任何教育家要遇見的種種困難;於是撞了進來的新「教育家」,又被那種種困難包圍住。新「教育家」被包圍了,他們仍然不能完全實現他們的理想,仍然要勸戒責罰學生,學生仍然很不願意。於是他們放的野火又燃起來了,他們從前視為利器的「新思潮」,又成了他們恐怖的對象,他們又築起高的堤來,把一切可以進水的穴口,都緊緊的關塞住。於是他們亦要開除學生,亦要去「害群之馬」。

  這樣的結果,不是一批一批的新舊「教育家」被潮流洗刷了呢,便是一批一批的「害群之馬」,累得這些「教育家」總要提心吊膽的謀對付的方法。於是學潮太多了。舊「教育家」說,現在學生囂張得很;新「教育家」亦說,現在的學生亦實在過於囂張了。可見「教育家」無分新舊,見解究竟總相差不遠啊!

  於是新「教育家」亦老成些了。他們覺得學生的讀書與守規則,究竟比一切都要緊。他們從外國書本上,找出了許多理論,說是教育要怎樣辦,學生便不待勉強,自然會樂於讀書與守規則。他們拿這些話列處講演。他們用這些理論,翻過來,覆過去的,在談教育的雜誌上做了許多文章。不過他們的見解!他們縱然因為種種的困難,從來不能照著那些理論做;學生的讀書與守規則,究竟比一切都要緊。他們自己以為他們現在更穩健進步多了,這種穩健進步,更顯見他們已經成了「大教育家」。

  因為他們能夠不顧自己的言行不相符,他們又有十足的除「害群之馬」的力量,一般馴順的,怯弱的,雖然氣質不純然而還「可以造就」的青年學生,被他們那種氣魄與權力所懾服;居然大家拒絕了「新思潮」的煽惑,居然能安心的讀書與守規則了。於是這般「教育家」很自信的說,這嗎,要靠教育養成好人,改造社會,然後是有把握的事了。

  他們的學生,於是乎很恭順,很靜默,居然「看不見」一點過錯。現在他們已經養成了一大批這樣的「好人」。這樣的「好人」,腦筋裡常常只有「分數」,「升級」,「畢業」,「教職員的喜怒」這一類的觀念。這一類的觀念,亦很夠的使他們成為「好人」。然而不幸的事,是這樣的「好人」,終究真「畢業」了,他們現在再不需要分數,亦再無升級畢業的事了,教職員的喜怒對於他們亦不發生一點關係。他們現在已經出了牢籠了。從前那些不自然的對教職員的虛偽,對於他們再沒有一點必要。還有一層,他們現在有生活的問題,有虛榮的面子問題,有物質的享受問題。為了這些問題,他們必須拿從前阿諛教職員的聲音笑貌,去阿諛軍閥官僚,乃至於外國人。他們再要對於一切可以給恩惠的人,一律的恭順。再要對於一切可以惹危險的事,一律的靜默。到了這個時候,縱然還有是非心的「教育家」,不再評他們是「好人」了;他們對於這般「教育家」的批評,已經全然置之度外。

  於是這般「教育家」說,現在的人心壞了,在學校還是「好人」,一出學校便變到這樣子。這般「教育家」雖然發了一頓感慨,然而他們還是自負他們是空前絕後的好「教育家」,他們的教育,可以養成好人,改造社會。因此他們仍是很樂意去辦學校。

  他們的學生,還有畢業以後,居然不變壞的人。這些人無所謂好然而亦無所謂壞。他們很圓通,很和易,很能夠看風色做事情。他們向來不出風頭,總混在人堆子裡過日子。他們亦許是抱犢崮的一個走卒,亦許是偽國會的一個豬仔;但是因為他們的名字,向來不惹人注意,所以人家亦決不指摘他們。從古以來,只有孟子會描寫這一等人,我抄他的幾段話罷!孟子說,「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自媚於世也者,是鄉願也。」他又說「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節。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你看他這所說一種好好先生的樣子,以及那種很近「人情」的口調,簡直把現在許多中學,專門,大學畢業生的言語行為,描寫得淋漓盡致。這都是這些大「教育家」的成績。甚至於居然有些大「教育家」,還要以養成了幾千或幾百個隨波逐流的學生,自詡為教育的實效。他們決不想這種「生斯世也,為斯世也」的精神,與改造社會有什麼關係。這些「生斯世也,為斯世也」的人,正是眼前惡社會的奴僕衛兵,他們處處為惡勢力作爪牙;但大「教育家」說,他們能夠改造社會。畢竟大「教育家」有些出人意外的見解?

  我們若是要說公平話,一定要承認這些「教育家」的學生,亦有幾個真正是好人,雖然這只是很少數。我們一定要承認有畢業了的學生,硬能不隨波逐流,硬能到處與惡社會奮鬥;這有時被那些「教育家」引為是他們辦教育的成效。不過這真是什麼「教育家」的成效麼?我還是懷疑!我以為老實些說罷,這種人是天生的;他們生下來便自己有他們那一副硬脊樑。他們最大的幸運,只是他們不曾在畢業以前,被「教育家」認為「害群之馬」驅除了出去;「教育家」最大最大可以自矜的事,亦只有這一點。然而試看這樣硬脊樑的人,他們到了社會上,處處受挫折,處處受阻抑;便是「教育家」亦只是讓他們去與一切困難奮鬥,什麼事都不能幫助他們。他們若不是在精疲力盡的時候,同化降服於社會;亦許是逃遁到社會以外去,或者是自殺,遇見了這種事,「教育家」不是發幾句「責備賢者」的高調,便只是一歎而止;他們仍然是決不懷疑於他們的教育可以改造社會,是一句自欺欺人的空談。

  亦許有他們的學生,不肯同化降服於社會,亦不肯遁世或自殺,他們竟真個要「改造社會」。他們要打倒惡勢力,特別是要打倒一切惡勢力根源的惡勢力,他們要與最有權威的惡魔作戰——他們要革命。但是說到革命,便過於駭人了,「教育家」做夢都不曾想到他們的學生會要變成一個革命黨——變成一個叛徒。他們怕聽革命兩個字,以為這若不是吹牛的大話,便是代表一件極可怕的事情;便拿革命二字作吹牛的大話,對於這些「教育家」,已經可怕得很了。他們想任隨怎樣改造社會都是可以的事;只是萬不可以革命。因為任隨怎樣改造社會,總可以受那些最有權威的惡魔的妨害,總可以使他們的努力歸於無效;所以那些學生覺得了,知道非與這種惡魔拼命,非根本將這種惡魔打倒,不能真個完成改造社會的事業。然而「教育家」無論如何不贊成這種「過激」的辦法。他們若無法禁阻他們的學生這樣做,他們至少亦要設法以免受了他們學生的株累;因為他們仍舊要保持他們的「教育」,以養成好人,改造社會。

  我想我沒有說一句過火的話罷!我們中國的教育,比前幾年大於進步了;我們中國的政局亦比前幾年更黑暗了,國民的意志亦比前幾年更薄弱了,國家的情勢亦比前幾年更危險了!但是革命是太危險了的事情,還是討論改良教學方法要緊!

  哼!天下亦竟有這等怯懦胡[糊]塗的人,他們居然自命為「教育家」。

  一件事是大家承認的,我們必須改造社會。

  這樣的社會,總不配稱為黃金世界,亦不配比三代之治;因此,我們必須改造社會。

  姑且不管我們所謂改造社會,是要改造到過去的理想時代的社會呢,還是改造到未來的共產自由的社會。我們只請問究竟要怎樣才能有把握的達到改造社會的目的。

  中國現在的時局,已經使我們到了救死不贍的田地。我們沒有什麼大的希望;我們所謂改造社會,只希望能從這種窮窘戰亂中間,把我們超拔出來。但是我們似乎都找不出超拔自己的法子。

  「教育家」說,中國的所以到今天這個樣子,都只怪教育不普及。因為教育不普及,所以不識字的人太多了,所以沒有科學常識的人太多了,所以沒有生活技能的人太多了,所以沒有道德的人太多了,所以陷落於惡劣風俗的人太多了,此外還有許多弊病。

  硬有人說,「我國百人中有八十人不識字」是「實業頹廢謀生無術」的原因。(見新聞報一月四日長沙平民教育促進會主席報告)所以識字運動,居然成了平民教育的全部事業,而且被許多人認是救國的根本。自然識字的人越多,對於社會越好,沒有人可以發生疑問。不過識字的人多了,便實業發達,謀生有術了麼?中歐自經分割以來,產業甚為凋弊,想必疆土的分割,陡然增加了許多不識字的人罷!英國於一九二三年七月調查,失業者十二萬八千餘人,想必這恰是英國不識字的人罷!中國識字的人,只知道讀「先王之道」,只知道讀Subject Prelicate,再不然便是會講一點哪一家的學說,會哼兩句濫詩。他們從來不知道關稅的被人束縛,怎樣使本國產業不能發達;他們從來不知道對外貿易的入超,怎樣奪了本國農工的生路。他們以為若是全國人都像他們有學問,都會做幾篇「注一」「注二」的文章,寫幾首「伊的他」「他的伊」的詩,中國實業便發達了,謀生便有術了。他們說,至少亦要認得字。認得字的人便謀生有術麼?成千成萬的畢業生,結成「北大系」「南高系」「東洋系」「西洋系」的,到處發生排擠傾軋的風潮,這便是謀生之術麼?國會裡做豬仔,為偽政府供外變使令,到洛陽求薦函,這便是謀生之術麼?甚至於還要說識字便實業可以發達,然則上海大中華紗廠、恒豐紗廠的停工,漢冶萍公司的全靠日本借款維持,都是怪中國百人中有八十人不識字的原故,我們這些識字的人,可以全無責任了。這真是聞所未聞的高論。

  沒有科學常識,怕是中國危急到今天這樣的原故罷!因為沒有科學常識,所以中國人不衛生,中國人有許多迷信。再則談到各種的發明,中國人更是不能望外國人的項背,這樣,中國自然應當成為今天這個樣子。不錯,這都是高論。倘若一個人受了教育,他便可以學習科學常識;學了科學常識,他便可以衛生,不迷信,做一個發明家,中國便會比今天有希望。不過衛生是受了教育便做得好的事嗎?新鮮的空氣,陽光,清美觀的佈置,是那些閉塞而狹小的家庭可以希望得到手的東西嗎?滋養的食物,寒暖合度的衣服,是從衛生學文字裡面可以求得的嗎?八小時的睡眠,八小時的休息,愉快活潑的心性,是那些終日奔波而免不了啼饑號寒的「下等人」做得到的事嗎?有洋房子住,室內溫度空氣都很合宜,食物都經過研究,每年還要到牯嶺莫於[幹]山避暑的學者著作家,聽說還是免不了肺結核,心悸症;現在希望科學常識普遍了,中國人便都能夠衛生,要靠這救中國,豈非很有趣味的話?論到破除迷信,自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人類為了迷信不知消耗了多少冤枉時力,然而迷信與國家的強弱有什麼關係?日本人不是仍然盛行社祭麼?歐美人不是仍然有許多無理由的忌諱麼?「神」固然使人消耗些冤枉時力;然而人只要能有用,「神」還是不能妨害他的強盛光大。中國的人太沒有用了,望著國家的危急想不出法子,卻來怪那些泥雕木塑的菩薩,說是非取消他們的煙火,不能救中國。這真是善於推諉的國民了。科學的發明,是一件榮耀的事情;但這更非窮措大可以夢想的事。外國許多科學家,經了幾十年研究,有了心得,然而若是得不著鉅款的資助,當然不能有何發明。至於中國的政府,他從來管不到這些事;留學的學生,從外國設備很完善的實驗室裡,回到荒涼的本國來,像龍遊淺水,虎落平原一樣,眼巴巴的望著,無可用武之地方。現在居然說,科學常識普及了,便可以講到發明,說得真容易!

  教育可以使人有生活技能,在書本上確實有這種話,不過怕只是書本上的話罷!現在的教育,國文英文數學是主要科學。國文呢,不是古文、辭類纂亦不過是國語文範。學了這種國文,做一些言之無物的遊記論說,或者是可以的;再不然可以做幾句似乎有些外國文氣味的詩,至於另外有什麼用呢?他們是不是能發表一切自己的意思?是不是有什麼意思可以發表?他們是不是可以用那種國文,很正確很精密的敘述出很複雜的事情?我怕這都很難說罷!至於英文數學,全國不知已經造成了幾千幾萬半通不通的這種學生了。為這糟蹋了青年的不知多少時力,然而這真配得上說是什麼生活技能麼?現在的學校,一方養成了學生許多不合于職業家的習性,一方給他們許多洋八股的知識,「教育家」從來不覺得這些問題會值得研究,尤其是以為洋八股的知識,是必須學習毫無疑義的。他們說,教育普及,便人人有生活技能了;他們雖然明明看見他們的畢業生,沒有事做,亦不能做事,他們絲毫不發生疑問。

  其實便令他們的學生,真有了生活技能;那亦並不能斷定他們的學生便可以有事做。中國現在在外國經濟剝削之下,國內衣食日用之所需,許多都靠廉價的外國貨物的輸入。中國農工既失了他原有的生路,國家因求挽救金錢的恐慌,一層層的債台築了起來。由於外人勒索賠款,與藉借款以施其盤剝的原故,國民擔負越重,生活越困難,都失了他們那安居樂業的常態,奸人因得利用,以肆其割據紛擾的野心。因此國內的戰事永遠的綿延下來,各種職業界亦都陷於不安定的狀況,一切新事業均無從發展。在這個時間,縱然真有一般有生活技能的人;但是無事可做,亦仍然無從謀他的施展,這一件事,「教育家」從來不肯注意;因為他們說這都是社會運動家或者革命黨的謠言;他們是「教育家」,他們只知辦他們的「教育」。——現在外國資本經營的鐵路、礦山、公司、銀行,在中國境內一天天多了。有了生活技能,大概總可以希望請求洋東家賞一碗飯吃罷!全國工業生服役於外國工廠,商業生服役於外國銀行,亦不少了。用國家的款子,為侵略我們的外國資本家養成雇員,這怕便是中國的職業教育罷!「教育家」只知辦「教育」,這樣辦下去,真值得外國人表同情啊!

  用教育來提高國民道德,這更是冠冕堂皇的話。一般人說,國民道德不進步,中國總沒有翻身的希望。中國人的道德不好,誰能為他辯護呢?不過國家的強弱,與道德有什麼關係?德國在一九一八年打敗了仗,所以失了他第一等強國的資格;是因為德國人道德陡然墮落,所以打敗了仗的麼?一九二二年,土耳其趕走了希臘兵,成了一個復興的強國;是因為土耳其人道德陡然增進,所以復興的麼?從歷史上說,秦政滅了六國,是六國的道德不如虎狼之秦嗎?劉邦滅了項羽,是項羽的道德不如流氓的劉邦麼!究竟說必須中國人道德進步了,中國才會有翻身的日子。是從什麼地方得著的高見?何以見得現在的外國人,道德都要比中國人好?何以見得從道德一方面說,外國人居然有淩辱中國人的資格?說這種話的人,他自己以為是受了教育,所以道德很高尚;其實他們的道德亦便值不得估量,他們的邪說又損壞了國民的自信心。

  若是靠教育來提高國民道德,中國才可以翻身,這無異對中國宣佈了死刑。教育如何能提高國民的道德?從歷史上說,自「契為司徒」,教育亦辦了四千多年了;然而越辦而人心越「不古」,就眼面前的事說,北京流氓組織的公民團,亦許是未受教育者做的事;但是為袁世凱上勸進書,為曹錕運動大選,為偽政府軍閥供奔走服勞之役,為相公與娼妓作起居注,這都不是受過教育的人嗎?沒有一般受過教育的人,參贊戎機,軍閥不至於像今天這樣猖獗。沒有一般受過教育的人,宣傳威德,英美勢力不至於像今天這樣強大。中國受「教育」的恩惠已經太多了;還說靠教育可以提高國民道德,可以救中國麼?

  惡劣的風俗,誠然非改不可;婚喪的繁縟禮節,糟蹋了許多金錢;裹足與梳頭的無益事件,損害了女子的人生福利;俗不可耐的戲劇娛樂,顯然看見國民的程度太卑下;不自然的家庭與婚姻,惹出許多悲慘的事情。這些事都必須改革,沒有人能反對的。不過教育可以改革這些風俗麼?非改革了這些風俗,中國無翻身的希望麼?中國現在有致命之傷在身上,必須從速的對症下藥;這些風俗的不良,不過譬如病人衣履的顛倒,紐扣的失落罷了,這豈是今天所應注意的事麼;現在歐化的人,反對中國的禮節,但他們為了西餐跳舞會的費用並不是能糟蹋較少的金錢。女子把腳放了,頭髮剪了,為學西洋風俗的原故,腰必漸漸的要細了。戲劇娛樂,誠然販運了許多舶來品,但這只少數智識階級或資產家可以領略其中的趣味。家庭婚姻的改革,有許多人犧牲了一切以求達到他們的目的,他們為了「愛的人」忘記了一切對於社會的責任,他們為博取「愛的人」的歡心,什麼事都願意做。有人說,顧維鈞為他的夫人,所以為曹錕供奔走;又有人說,偽國會中有許多議員,因為他們的夫人先受了運動,所以他們甘心做豬仔:家庭與婚姻,能改革到夫妻情愛濃厚如此,亦便「至矣盡矣」了。但是這便可以救中國了嗎?

  現在所謂用教育改革惡劣風俗,至多不過靠受過城市教育的學生,回鄉村或到民眾中間去,宣傳這些道理。然而這是極不容易有功效的事情。人民的惰性,習慣於舊來的風俗,他們一向是無理由的相信——只有無理由的相信,信力最堅摯。他們以為這些風俗是無始無終的天經地義,沒有可以懷疑的地方。他們怕聽一切懷疑的議論,他們恨那些破壞他們風俗的人。他們擁護風俗,比擁護什麼人的利益都更有力量,因為他們認為這是為他們的真理必須努力的事情。我們要打倒政治界的惡勢力,他們固然亦反對;但還不如他們反對我們打破他們對風俗的信仰。可惜這種理由我們不知道,我們中間有許多真正熱心為社會服務的人,他們專向這一點用力;他們的結果,恰似屯兵於堅城之下,曠日持久,而不見效力。他們說,他們這是「點滴」的功夫,這亦不過是聊以解嘲而已。

  然則照我這所說的,教育便應當讓他不普及,國民的知識技能道德風習,便應當讓他不改良麼?不的。教育是必要求他普及的,國民的知識技能道德風習是必要求他改良的。不過怎樣能達到這種目的呢?

  第一,我們所謂教育,不一定限於請那般「教育家」辦學校,環境是一個好教育者。譬如說,國民道德的墮落,我們可以推出三種原因,而這三種原因,都必須改造環境才可以挽救過來。(一)是由於法紀的廢弛,有強力的人犯了法紀,無從制裁。人到沒有制裁的時候,能不做壞事的人是很少的。去年澳洲警察罷工,店家被劫損失逾五萬磅,這種因為無警察而劫掠,與吾國官僚軍閥無制裁而為惡,實際是一樣的事。(二)是由於民生的窮蹙,普通所謂饑寒起盜心,孟子所謂凶歲子弟多暴,到了人民囂然喪其樂生之意的時候,要想靠法紀禁人為惡,都有些時候是做不到的,去年桕[柏]林因為麵包恐慌,繁盛之區坐汽車的亦被搶劫,這可見困乏的人民,不可以恒理論;正如我國失了生路流為兵匪,是一樣的事情。(三)是由於自暴自棄心理的蔓延。人到了不顧面子的時候,什麼倒行逆施的事,都做得出來,中國今天有許多人,正是這種情況。中國因為受了國際強力反覆的挫折,憤世嫉俗的人又每說了許多過分自輕的話,一般歐美留學的學生,又專為人家宣傳威德,說得外國簡直像一個華美的天堂。因此,中國人已經自分無所謂國家體面;中國人縱然有什麼野蠻污辱的行為,亦不足更加重國內外人的駭笑;所以遂致有許多稍知自愛的國民所不為的事,亦恬不為怪的做了出來。這所述的三種原因,豈是學校教育所能挽救?這須使中國法紀整飭,民生順遂,國勢興盛,便可以自然挽救過來。「教育家」卻說,這不是他們應當過問的事。

  再就改良風俗來說罷!風俗的形成,他有他的經濟的背景。譬如說重男輕女的風俗,因為女子的生活,失了她的獨立的地位;宗法家庭的社會,因為農民不遷徙而利於有多人共同耕作。在這種經濟背景仍然存在的時候,要想打壞這種風俗,雖有大力不易做到;然而在這種經濟背景已經消失的時候,要想保持這種風俗,亦只是夢想。知道這種道理,便可知道現在一般人,不謀改變經濟背景,而專說什麼改良風俗,是如何不經濟而錯誤的事情。我們但能發展交通,自然可以一掃人民閉塞的思想;但能發達機器生產,自然可以打破宗法社會的權威;但能使女子可以在政治上經濟上與男子站在平等的地位,自然可以改變女子生活的方式,「教育家」不知道這個道理,專門去鑽煙囪。他們相信鑽煙囪是他們惟一無二的職務。

  第二,環境不但本身是一個教育者,而且環境可以給被教育者許多好刺激,使學校的教育容易收好成效。譬如說知識與技能,在好的環境中,可以引起人的要求;人有了知識與技能,亦便可以即刻得著用處。我們教那些不懂衛生的人許多衛生的知識,我們教那些無事可做的人一些生活的技能,在我們是出於好心,然而學習的人不感這種需要他們決不肯很熱誠的去學習他。現在許多學校的內容不好,一般人以為因了學校內容不好,故學生找不著生活;他們不知學生找不著生活,畢竟還是學校內容不好的原故。我們試想工業學生畢業後或者只有去當教員,做官僚,你如何能希望他們專心研究工業?農業學生畢業後或者只有去當記者,做商人,你如何希望他們專心研究農業?同樣的道理,我們非先加增為國民謀生的機會,提高他們人生的權利,何不能希望你的教育能收實效。

  第三,環境不但可以幫助學校教育的成效,學校教育若不能得著好環境,他永不能辦到理想的田地。關於這一層差不多可以不待我解釋,我們的「教育家」已經飽嘗了不良環境的苦滋味。譬如公立學校的隨政潮為轉移,私立學校的困於經費,學校設備的太不完全,學生購買書物的能力太薄弱了,學校的受惡社會嫉視摧殘,良好教職員的不易聘請,這都使一般「教育家」束手無法。我們試想倘若養兵養官的租稅,能用幾分之一來辦教育,有什麼困難不能解決?倘若有了真為人民利益而奮鬥的政府,教育的發展是應當什麼樣子?現在的「教育家」不知道這樣想——或者是不敢這樣想,他們只希望軍閥稍能分其餘瀝,他們只希望至少可以維持現狀。他們反對用強硬的手段與軍閥搏鬥,因為他們說,那不是「教育家」的身份所應做的。他們雖然因為種種困難,使學生忍受不良教育的痛苦;但他們相信自己已經竭盡心力,學生對於這種不良的教育,不應當還有一點不滿意的思想。

  「教育家」亦並不曾完全忘記環境。他們亦知道在不良的環境下面,永不能有完滿的教育,但是他們怎樣想呢?他們說,這須開學生家屬懇親會,這須辦學生成績展覽會,這須辦通俗講演,這須教師訪問學生家庭,這須教育界與政商工農各界都有些接洽。於是他們照這樣辦了。一般家屬很喜歡學校預備的茶點,亦有時很高興看那些學生像賣武一般的運動,還有些人以與學校的教師拜訪談話為榮;但對於教師向他們所談的,不是有些不甚了然,便是覺得「好是好的,只是做不到」的空話。有些「教育家」居然四處奔走,各界中都有些往來;但是各界受了「教育家」的同化嗎?不會的。若不是這個「教育家」十分的圓滑,若不是他們能見什麼人說什麼話,他們接洽的結果必不易圓滿。再不然,「教育家」的德行真令人感動了;然而感動是一件事,各界受他們的同化又是一件事。我敢說,若不是環境先變了,教育家永不能同化各界的人;教育家要與各界接近。只有自己屈尊一點,同化於各界。

  有個基督教徒曾經告訴我,基督教並非不注意改造環境,他們造教堂,辦青年會,辦各種社會事業,都是改造環境的意思。我知道有些「教育家」亦是這般的想。他們造了優美的校舍,在學校以外亦幫助社會辦了一些事情。不過可惜所謂好環境,便只限于教堂青年會校舍等地方。這樣的地方,已經不是能開放給人人自由使用的,便令使用他們的,亦有一定的時限。這所謂好環境,只能由少數人專利;這少數人,大概是資產家的子弟。然而便是他們,一天放了假畢了業,仍是要從那種好環境中退出來。「教育家」若只是資產家的雇傭,學校若只是少爺小姐們的別墅,我覺得到沒有什麼異議。然而「教育家」說,他們是為全人類的將來而奮鬥的人!

  倘若「教育家」看了我上面的許多話,良心上能感覺得很痛苦;倘若「教育家」能自己承認,他們實在沒有為人類做任何真的事情;那麼,讓我告訴你——我們不是專做那些不痛不癢的事情,便能有改造環境的功效。不是教育了一切的人,才可以改造環境;是改造了環境,才可以有好教育。我們說的改造環境,是說要整頓政治,發展產業,抵禦外侮。非做到這些事,教育總不能有實在的用處。

  有的人說,要整頓政治,發展產業,抵禦外侮,這不要好人嗎?這不要國民有些覺悟嗎?這不要各種技術人才嗎?要這樣些人,我們能不注重教育嗎?是的。我們要好人;我們最急要的是要好革命家。我們要國民覺悟,我們最急要的是要使國民覺悟必須要革命。我們要各種技術人才,我們最急要的是要有能掌握政治經濟局面的人才。所以我們應當注重教育,然而不是注重你們這些「教育家」的所謂教育,是要注重能得到上述三種成績的教育。

  一般「教育家」不能知道這些事。他們忘記了歷史的教訓,一切的變易,只有政治經濟的力量最大;特別是根據於經濟變遷,或者能引起經濟變遷的政治行動,為有大力量。他們亦不注意從來所謂用教育轉移風俗,教育若不能影響到政治經濟上面,那只是一句空話。還有些人他說秦始皇便再橫暴,他對後世的影響,遠趕不上孔子。他們不注意孔子的有一點影響,仍是由於君主虛偽的出來奉他,孔子在後世其實亦並無什麼大的影響,一般自命為孔子之徒的,實際都是「德之賊也」的鄉願所冒替。至於秦始皇廢封建,立郡縣,曆二千年究竟沒有人能夠改變他。我們總說只靠學說便能影響全世界,實際這不過白面書生招謠[搖]撞騙的鬼話。達爾文的學說,不過是因為有資本制度的背景,所以他似乎有力量。馬克思的學說,亦不過因為有勞工新興的勢力,所以人家才注意他。若不然,孔子亦會說大同之世,柏拉圖亦有他的共和國的理想都博得一般人的敬意;然而人家總不過覺得有這一說罷了,沒有人去理會他們。——所以我們再不要說靠學說,可以不靠政治經濟的勢力,去轉移天下。我們是靠政治經濟的勢力轉移天下,學說至多只是告訴我們怎樣用政治經濟的力量罷了。

  「教育家」只有一種方法,可以對今天的中國有些真貢獻,那便是說,看他們所用的力量,怎樣能影響到政治經濟上面來。中國的問題,決不是幾句空學說,或者什麼零碎的努力所能解決的。要解決中國的問題,必須根本澄清政治,組織人民的政府,以發展產業,振興國勢。這非對一切割據的軍閥革命不可。「教育家」能幫助這種革命,才真於社會有價值;若認承這是與他不相干的,甚至於對於這,要作種種的反對,我真不知「教育家」在社會上,與一切專幫助惡勢力的吏胥奴役,有什麼兩樣?

  「教育家」若能認定了他們對社會的任務,若能決定用他們的教育,專幫助中國革命的發展,那便他們須改正他們一向對於教育的錯誤觀念,變易他們一向所取的錯誤態度。有誰不甘於自安為專幫助惡勢力的吏胥奴役的麼?全中國教育界中,總應該有幾個真配得上稱為「教育家」的人罷!

  若為幫助革命而從事於教育,那便對教育的態度,我以為應當如下所云:

  第一,情意的教育應當重於知識的教育。現在的學生,是感情冷漠,意志薄弱的。「教育家」把他們一個個隔離開,把他們的精神,一齊關在書本子裡,而且只是關在最枯燥論理的書本子裡。「教育家」要學生不輕浮,所以要學生最好是沒有喜怒。他們要學生不躁悍,所以要學生最好是沒有一點自尊心,自信力。一句話關總,他們的教育,便恰合乎「以順為正」的妾婦道理。然而我們要曉得,人類的行為感情才是大動力。對於似乎不可抵抗的惡勢力,進行革命的奮鬥,尤其非感情的鼓蕩不可。青年必須有強烈的感情,且必須輔以一往無前的自信力,然後可以視死如歸。知識本可以指導人們更正確的趨向;但是對於情意疏薄的人,知識恰足以引起他們的計較心,恰足以教他們許多趨避之術,所以知識越多的人,每每越不利於革命。然而現今的「教育家」,幾乎把知識看成了教育的全部事業,他們看見學生感情的表現,便要說許多閑言語;意志強固的學生,更容易被他們指為頑劣無可救藥。他們專教育一般妾婦性的學生。所以他們是革命的大障礙。

  第二,才能的教育應當重於理論的教育。所謂才能的教育,是指的要靠教育,使學生會處人,會處事,這都是現在學校的缺點。現在的學校,只是養成幾個善談理論的裝飾品,但他們只能搬弄那些很抽象的觀念,他們做不了什麼實際事情。現在有許多書呆子,他們已經認不清他們自己所處的世界,而希望別人亦都莫認清他們所處的世界。他們說,人應當為讀書而讀書;只認得書,才算是真學者。善於對付人的是滑頭,善於對付事的是政客;學者的笨拙懵懂,正是學者的韻事。倘若真依從他們的話呢,好人都做學者,都自甘於笨拙懵懂;天下的事情只好盡交由滑頭政客辦好了。學者真要都是這樣,我希望中國不要有一個學者。我們亦不必貪慕提高學術的虛榮,中國永遠不出一個世界的學者,實際有什麼干係?我們第一要緊是把我們的人民,從貧困紛擾中拔救出來。我們要看見有大能力大手腕的領袖,我們要希望學生有這一種成就。學生要對付人,對付事,不免要損失他們一部分純潔嚴正的品性。但這並不是品性的損失,這是品性的經過切實的陶冶。太好了的品性,不適合於實際的應用,所以非在實際活動上陶冶過的人,沒有用處。至於說因這番陶冶,使學生墮落到滑頭政客的田地,這是疏忽的「教育家」的罪過。

  第三,社會科學的教育應當重於自然科學技術科學的教育。要學生成為好的革命家,他們必須明瞭社會進化的律例,與他們所處社會的實況。他們自然最好是能有豐富的自然常識與日用技術,但關係最密切的,還是莫過於社會科學的知識。他們應當注意近代的歷史;因為中國已經捲入世界潮流的旋渦中,他們應當把西洋工業革命以後的歷史,與中國鴉片戰爭以後的歷史,看作一樣的重要。他們應當注意本國與世界政治經濟的實在狀況,以及政治經濟上各種大變化的原因結果。他們要研究怎樣運用政治經濟。現在的「教育家」不然。他們只教學生一些除了為考試全無別用的功課,他們要學生用全力去讀ab經,用全力去計算那些只有專門數學家才有用的數學問題。他們雖然教了博物理化,學生只認得書本上乾燥無味的幾個名詞。他們雖然教了國文算術,學生仍然對於日用技術一點把握亦沒有。他們排了政治經濟的功課,請了他們所最不肯相信的法政生教授。他們想得近代歷史,沒有教授的價值,每每忽略過去。他們說,國文英文數學是主要的功課,這樣一句極普遍的「謠言」,不知是從什麼地方產生出來的,居然盤踞在全國「教育家」的腦中,若這種「謠言」,不經打破,「教育」只是一種愚民政策,說什麼用教育改造社會呢?

  第四,天才的教育應當重于普通的教育。我所謂天才,不是指那些天生耽于幻想的名士詩家,我是專指的感情熱烈,氣質厚重的人。我的意思,現在的教育,必須特別注意少數的學生注意少數能反抗惡勢力,能真正改造社會的人。在革命的時期,能轉移時局的,總是靠少數人的倡導。凡能不顧一切,堅忍決鬥的,從古以來,總是占少數。至於多數的人,無論是明白,無論是胡塗,他們氣性總是薄弱,沒有一點反抗的力量。他們因為沒有反抗的力量,在惡勢力下面,你便再給他們一些教育,他們仍是屈服於惡勢力。但是,你若能打倒惡勢力,把他們納于善良社會裡,縱然不加一點教育,他們亦自然向善。他們永遠是受環境的支配。我們只有改正環境,便自然可以救拔他們。我們不要在改正環境以前,對他們用了太多的冤枉的氣力,只有少數人——少數可以堅忍決鬥,可以幫助我們改造環境的人,值得我們特別注意。我們自然要謹慎的不教學生知道,我們的精神有所側重,但我們為社會起見,必須側重那些可以改造環境的人。這種人在兩三百人中或者只能看見兩三個,但這兩三個人的完成,比兩三百個人勢力雄偉一萬倍。現在的教師,他們不知道自己住的什麼世界,他們假想現在已經沒有改造環境的問題,他們以為個個學生都可以有一樣的造就。於是他們的精神,分散在每個學生身上。他們死板的跟著教育學上面的理論,特別更注意於那些氣質薄弱,智能低下的學生,以為必須如此,才是盡了他們「教育家」的天職。他們在石田裡播種子。他們為改造社會而辦教育,及辦了教育而不能改造社會,他們反輕的把罪過卸在「社會」身上,他們說,「教育亦並不是萬能」,但是他們「教育家」每月幾百幾十元的薪金,卻進了荷包了。還有一種「教育家」,他們卻注意少數的學生,但是他們是寵愛這些學生,使他們受特別寬大的待遇。再不然他們是忌憎這些學生,使他們受嚴格的監督。這種「敦育家」,不是摧損了這些學生生長的天機,便是使學生的生長得不著合當的陶育。他們更不配稱為知道「教育家」的職務,他們戕賊了社會上有希望的人。

  第五,成年人的教育應重于兒童的教育。許多人都說,應注重小學教育兒童教育,不知道至少在今天,這是一句昏話。現在只有改造環境比一切都要緊,改造環境,必須得成年人,得農工商賈等的幫助。專在小孩子們身上賣氣力,這與救中國乃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有人說,成年人沾染了社會上許多惡習,沒有小孩子那樣純潔可造就。但是小孩子長大了,不還是要一樣的沾染社會惡習麼?總之,若說為倡導革命呢,成人有這種造就的希望的人少,兒童有這種造就的希望的人一樣少。至於贊助革命呢,小孩子便贊助的人稍多,還不及成人贊助的人稍少的為有力量。說老實些罷!一些人喜歡辦小學,什麼蒙養為聖之基,那都是鬼話。最大的原因,是小孩子俊秀,活潑,坦白,馴順,譬如庭前植芝蘭玉樹,或者要飼養幾隻小貓小兔,一樣的可以供欣賞罷了。若要為社會,專在小孩子身上用力,便令有成效,亦不知幾十年以後的事了;何況小孩子一旦長成了人,還是十個有八九個要壞呢?我們應注意成人,注意一般年紀大些的國民。我們辦教育,不是為我們自己的欣賞,是要引起環境的改變。成人雖不能像兒童垣[坦]白馴順,這只是加入社會生活後,或者自信力發達後,一定應有的現象。我們要在成人中間,找出少數氣質厚重的人,要給成人以情意的,才能的,社會科學的教育,使他們知道而且願意為改造環境的原故,堅忍決鬥。我們贊成最近各地發生的平民教育運動。但是可惜他們只做了很小很小的事情,他們應當注意教一般平民社會科學的知識,注意教一般平民,做各種實際的社會活動,但這或者不是那些只以為識字是最大的事的平民教育運動家所能表同意的事罷!

  以上五件事,是我貢獻給有志的「教育家」的一點意見,我以為這是今天的中國,辦理教育應當拿定的方針。這所說或者有合或者有不合於教育學上所說的理論,但我所認定的,我們是為今天的中國辦教育,不是為教育學辦教育。著教育學的人最大的錯誤,是他們假設他們所住的是理想的圓滿的世界,他們是為那種世界辦教育。但我們所處的,明明是貧乏紛擾的世界,而且是危急存亡的像今天的中國。我們要睜開眼睛,要看什麼是今天最急最要的事情以決定教育的方針。教育確實是改造社會的有力的工具,但是被盲目的「教育家」拿在手裡,全然看不出一點有價值的用處。

  載《新建設》第一卷第三期

  署名:惲代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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