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與党|惲代英

革命與黨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日——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

　　一

　　全國厭惡的軍閥不能推倒的兩種原因　一無正確的革命主張　為軍閥緩頰的謬說　苟安的心理　矯枉過正的論調不研究政治與國情的空談　國論統一傾向的樂觀　二無偉大的革命結合　不黨的謬見　浪漫的民性　固陋自大的心理服從良心不服從領袖的誤解　「利用」的疑忌　黨綱與黨員私人行動的混為一談　「聯合起來便是力量」

　　古人說，千夫所指，無病自死。信如此言，吾國軍閥久已應被撲滅了。在民國二年，還有人歡迎袁世凱；以為治亂國用重典，必須有袁世凱這種手腕惡辣的人，才可以治中國。在民國五年，還有人歡迎段祺瑞；以為中國需要有一種政治的中心勢力，必須有段祺瑞這種能統率北洋武人的人，才可以治中國。這樣的論調是錯與不錯，提倡這種論調的人是有見解與沒有見解，歷史已經為我們證明，我們亦用不著多說。然而在那些時候，國民的心理，確實不感覺什麼軍閥的罪惡。他們看見軍閥撲滅革（命）党，認軍閥是能除暴安良。他們看見軍閥宣佈戒嚴，認軍閥是能保護地方。因此軍閥的毒焰，一天天增長起來，這是不足怪的。但是這都是過去的事了。到了現在，軍閥的爭戰，已擾亂了人民的清夢；軍閥的刮削，已激動了人民的反感；軍閥的卑鄙，昏愚、貪婪、殘暴的行為，已喪失了人民的同情。所以現在的人，一談到軍閥，已經看成與強盜魔鬼一類的醜惡名辭。照這種情形，軍閥早應不能存在。然而連年以來，國民黨的鼓吹，一般社會運動家的宣傳，在每個出版物，每個演說會中，都可以看得出厭惡軍閥的色彩；軍閥的勢力，終屹然不見其略有搖動；反轉來看，他們的勢力，還有些增長起來。這是什麼原故呢？

　　在我說，這是由於兩種原故。第一，是由於無正確的革命主張；第二，是由於無偉大的革命結合。我們要知軍閥的勢力，不是軍閥個人所能憑空製造出來的。中國有失業問題，中國有遊民，便自然有奔走擁戴軍閥的策士兵勇。這些策士兵勇，初非有仇怨於國家，亦非有所愛于軍閥。只是因為各謀生活，各尋機會，但有可以奔走擁戴的人，陰狠如袁世凱亦好，剛愎如段祺瑞亦好，草包如曹錕亦好，他們都可以賣身投靠，效死盡力，以助他們為惡。由此，可知軍閥非能自有能力為惡；且進一步說，軍閥的始願，亦未必自知其將如此為惡。但既有此等策士兵勇讒諂面諛於其前，或推之，或挽之，非使其陷於為惡不止；則軍閥亦只有一齊化成今天這種強盜魔鬼的模樣。要撲滅軍閥，必須要靠革命的力量奪取政權，為這些策士兵勇另辟一條生路。「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國家有這麼多無所歸的游離分子，自然是國家腹心之疾。非求一種可靠的力量，謀一種切實的解決；想靠詛咒怨詈，便希望把軍閥打倒，這不免是「一相情願」的事。

　　國民所以沒有正確的革命主張的，第一是由受蔽惑于為軍閥緩頰的謬說。一般策士或因受軍閥的收買，或因有所求于軍閥，每發為似是而非的謬論，以鼓惑國人，以分散國人革命運動的集中。他們的智力，或原知道制憲是兒戲，和平會議是空談，改良都市農村不足以減少目前的禍亂。提倡教育學術不足以解決目前的糾紛。但他們因為要防遏革命思想的流行，他們因為要轉移國民視線于一些不痛不癢的問題上面，於是時時發表些片斷的主張，夾雜一些不負責任的破壞革命運動的言辭。他們既不顧人家的批駁，亦不顧自己說話的前後矛盾。他們原不自認這些話有什麼真的價值。他們只靠這售一時的欺騙，以賺取軍閥的歡心。然而因為他們居然亦大言不慚；一般淺見的國民，因為他們的籠統的腦筋，居然亦會接受這些論調，以為還是不易之論這是正確的革命主張一個很大妨害的事。

　　其次，國民的苟安的心理，總不甚願見革命的非常行為。他們總想最好是安于故常。實在到不能安于故常的時候，亦寧可只要小小的改一點，緩緩的改一點，不要有什麼大的變動，中國的事，非革命以奪取政權，不能消弭一般策士兵勇。然而中國的人，卻總希望除了革命，去想別的法子。他們只要創不钜，痛不深，他們不願意認為這中間有什麼大的問題。他們願意欺騙自己，不願意人家告訴他們任何可怕的真事。他們聽了可怕的真事，總要儘量的否認。到了不能否認的時候，亦要與他糊糊塗塗的加上「言過其實，」「神經過敏」的罪名。他們因為這樣，寧是與那些為軍閥緩頰的人氣味相投。他們若不自己像夢囈的發表一些偷惰的希望，亦會像受催眠術的附和那些為軍閥緩頰的謬說。他們亦妨害革命運動的發展。

　　其次，亦有許多矯枉過正的論調，貽害國民不少。例如政治上爭攘太利害了，於是有一般人否認政治活動。政黨中分子太複雜了，於是有一般人否認政黨組織。政治上權力太濫用了，於是有一般人否認政府制度。這樣的一般人，只是一時因對於現狀的反感，便抹煞了一切。他們對於新中國的建設，沒有什麼積極有系統的研究。他們只是籠統的相信要社會好，政治才得好；要國民好，政府才得好。他們不知在不良的政治政府之下，失業的問題不能解決，為生活壓迫而賣身投靠于軍閥的策士兵勇不能消弭。軍閥不能打倒，那便社會的擾亂永不得安定，國民的墮落永不得救拔。民國十二年離開政治的社會事業，已足夠給我們的教訓了。我們必須從改善政治以改善社會，從改善國家以改善國民。

　　其次，不研究政治與國情的空談，亦妨害革命的進行不少。一切較專門的問題，我們都知道必須多少經過一點專門研究。我們補鞋子不找裁縫，做衣服不找皮匠。大（學）文[問]家的學術無論如何湛深，他不肯與人談醫理。工程師的技能無論如何高明，他不肯與人談哲學。但是對於談到國家的大問題，談到這種情形很複雜，關係很重要的問題，我們的態度卻很奇怪。我們不感覺討論這種問題，有需要什麼專門研究的必要。因此人人都自命為能談國家的大問題。尤其是書讀得多，（不拘是經書或子書。）文做很好，名賺得大，官做得高的人，都自命為對於這種問題能有比人家更可靠的見解。因此，所以他們各人本其直覺，發為空論。周秦的諸子，漢宋的群儒，不曾有關其國家之治亂強弱；一般人偏要死信學術有關於世運。印度的釋迦，猶太的基督，不曾能救其宗國之破敗滅亡；一般人偏要死信宗教有益於邦家。自此以外，亦不乏偶爾竊取歐美的成說，不自揣國家情形是否有法可以採用，他們一時主張內閣制，一時主張總統制，一時羡慕聯邦的組織，一時鼓吹行會的政府。他們在立說的時候，既不自諳其是否可能，亦從不問他將應如何著手。以此十二年來，大家所倡救國之論，多如牛毛；而所倡之論，轉眼即成為複甕之資料。國之紛亂，終不改其每況愈下的情形。因為大家所倡的論，都不適合中國目前的需要。

　　但是我這所說，幸而都還不過是這十二年過渡期間的現象。因為十二年來積累而成的軍閥罪惡，既已激起了苟安國民的覺悟；為軍閥緩頰的人，漸不敢如民二民五的時候，公然為北京當權的人作說客；矯往過正與好為空談的人，亦漸都注意到政治的理論，與中國的實際情形。因而國論有漸次統一的傾向了。我自然知道苟安的，為邪說障蔽的，好為矯枉過正之論，與不適合中國目前需要之空談的人，還所在多有。不過至少一部分有力的，而且真心為中國做事的人，漸知道開始為中國找切實有效的解決國事的方法。他們漸知道為解決國事，要注意分別緩急輕重。他們漸知道合全國各階級之力，以打倒軍閥，為眼前惟一的急要的事情。他們漸知道要抵抗外國的經濟侵略，要靠人民的政府大規模的發達產業，這是革命政府第一件要事。現在不能不說是中國的一個大轉機。我們只希望事機照這般繼續的發展，使國論更統一，贊同信仰這統一國論的人更多。中國有了這種正確的革命主張，推倒軍閥將成為一件易事。

　　國民所以沒有偉大的革命結合的，自然沒有共同的革命主張，是一個大原因。但此外亦還有很多原因，可以縷述的。第一，便是自古傳下來的不黨的謬見。陳司敗說：「君子不党」。自是以後，中國的正人君子，總以朋黨為可恥的事。然而君子不党，君子很容易的傾覆於小人手中。翻兩千年的歷史，君子不党的成效，在什麼地方呢？君子志同道合，因欲求步伐之一致，以結為福國利民之党，何嫌何疑？而持不黨之論，徒以自取滅亡於群小。以此可知君子不党之說，全為謬論。在眾小得勢如今日，為君子者更應互相聯合扶助，然後能成革命之功，以竟建設之業，更無君子不党之理。

　　其次，浪漫的民性，亦是革命的結合不容易型[形]成偉大的原故。中國因受了兩千年君主專制之害，政治的大權，既全被朝廷官府所攘奪；人民在政治上只有對官吏的關係，而彼此間無甚重大關係。又加以經濟情形，還在農業與家庭工業的時代；人民經濟方面相互依賴的關係，又不十分密切顯著。因此人民向來習慣於無組織，無約束的生活。他們除了畏懼威權，對官府盡奴隸的義務以外；他們不願更自動的加入什麼團體，多受一種拘束。有很多人他亦自命為革命家，但他不肯加入革命黨。這中間的原因自很複雜；然而浪漫成性，不願自動的犧牲個人利益與便利，亦是一個重要原因。

　　其次，固陋自大的心理，亦是一般人不肯入黨的原故。一般人亦許表同情於革命黨，甚至於在實際革命的策略上面，亦並沒有什麼異議。但他們不願加入革命黨，或者他們不信任革命黨。他們亦許有個小的結合，但他們對於同主義的其他小結合或大結合，不肯輕易的合併。他們的意思，以為只有他們最純潔，最勇敢，最有計謀，最可靠的去做破壞建設的事。中國的革命，必須由他們包辦。然而實際他們這全是空想，他們既不反省自己的事情，又對別人免不了許多輕蔑誤會。他們對於自己方面的弱點都原諒，都加以粉飾；但對於別人方面的優點，都忽略，都不肯承認。於是便令同樣是有缺點的人，有缺點的革命團體，亦不肯大家協助救正，寧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各進行各人的革命事業。他們雖然力量分了，薄弱了，遲阻了革命的成功，他們不願這些事。

　　其次，服從良心不服從領袖的誤解，亦是一般人不肯入黨的原故。我不是說人不應當服從良心，但我們要知道社會是複雜的組織，政治是專門的學問，我們在件件事上信靠專門家，在政治上尤其要信靠專門家。我們不是盲目的信靠專門家。我們應當有一點基本的公民知識，應當靜聽政治領袖的意見與反面的意見，應當貢獻自己的疑惑，聽領袖的更加解釋。我們自然要防著受了不忠誠領袖的欺騙。我們要作量考慮領袖之所提示，然後信靠他。但像我們今天這樣，對於政治領袖所提示，漠然如秋風之過馬耳，不嗤為吹牛，即指為「理想」；而各人不自顧其識見的淺陋，師心自用，美其名為服從良心，這是如何愚妄的事？

　　其次，疑忌人家利用，亦是一般人不肯入黨的原故。民國初元，革命党人有得志而變節的，舊時同志逐自疑為被人利用。加以袁世凱的為人巧詐自喜，欲南面帝制自為，因不欲國民有所結合，故離間之術無所不用其極。而「利用」二字，遂成為眾惡所歸。實則利用人家之力以自致富貴，如曹錕之役使津保洛派，各省軍閥之役使其鷹犬爪牙，此本為可惡可恥之事；而在利用之者目為施恩，被其利用者認為受寵，大家恬不為怪，視為固然。然在無相當金錢報酬之事業，以事務進行之關係，稍受紀律的約束，領袖的指揮，便變色相戒，以為且將被人利用。此究何理？我亦不說除曹錕等以外天下便無利用人以自為的人。但我們加入一黨，若是認定是為要實現他的黨綱；我們用有益於實現黨綱與否，以定我們履行黨的義務與否，若明明有人作背叛黨綱之事，我們當然無服從的義務；何至於怕人利用？若明明所作系為求實現黨綱所云云，我們當然服從；何必問他是利用與否呢？

　　其次，黨綱與黨員私人的行動混為一談，亦是一般人不肯入黨的原故。一種結合，希望分子人人健全，本不是容易的事。政治結合的大黨，更不能不對於各種人兼收並蓄。其分子不能不有複雜之病，本為意中之事。然黨的重要，在於他的黨綱。但使黨綱確實可以解決中國的問題，我們要為他的黨綱奮鬥。在這種時間，若複雜分子的私人行動，初無害於黨綱之實現；我們只應竭力進行黨務，不應涉及私人問題。即令複雜分子的私人行動，有害於黨綱之實現，我們只應竭力謀黨內的刷新，不應因私人問題發生對於黨的失望。把黨綱與黨員的私人活動混為一談，本來是判斷力薄弱的人很易犯的錯誤。所以黨員，——特別是大家注目的黨員，應當慎重其私人的行動。然用這種法子判斷政治的大黨，必將對於所有的黨都要失望。因為所有的黨，都決不能擔保他的黨員私人行動的。中國人所以輕蔑政黨，未始非這種錯誤判斷所造成。要救這種錯誤判斷，必須把黨員私人行動與黨綱完全分開，必須莫以黨員私人行動判斷政黨，而以黨綱判斷政黨。

　　「聯合起來，便是力量。」這淺近的道理，怕用不著再解說罷！一叢纖弱的竹林，可以勝過吹得倒孤松的風暴。一把細嫩的竹箸，可以勝過折得斷粗枝的手腕。勞工是最沒有力量的，而每次勞工聯合的罷工，使資本家窮於應付。亡國奴是沒有抵抗力的，而朝鮮、愛爾蘭人民聯合的暴動，使所謂一等強國亦只有讓步解決。真誠愛國的革命家，我們要聯合起來啊！我們要儘量的與同志的人、同志的團體，聯合起來啊！中國有了這種偉大的革命結合，推倒軍閥，將成為一件易事。

　　二

　　領袖的必要　使群眾認識領袖　以領袖自任　領袖不一定為黨魁　領袖無群眾擁護則無勢力　領袖無群眾監督則易變節　兩種群眾　一無組織的群眾只能因煽動而承擔一時的破壞事業　經濟壓迫利害則無組織的群眾易於引起　二有組織的群眾可以指揮無組織的群眾　有組織的群眾可以永久的擁護監督領袖　兩種有組織的群眾　一因經濟上利害相同而結合的「工會」　二因主義上信仰相同而結合的「黨」中國要完成破壞事業必須有「黨」　中國要完成建設事業更必須有「黨」　「以党造國」

　　革命運動的成功，靠領袖的力量居多呢？還是靠群眾的力量居多呢？有識見有能力的領袖，自然是必要的。群眾為國家及自己的利益，固應聯合起來大家努力；然而群眾對於社會的複雜關係，政治的專門知識，必難人人都能理會明白。所以必須有領袖人物為之指揮嚮導。這一種領袖，應當有政治經濟的學識，中外時局的概念。他們要能詳細明確的指出國民活動應取的方向。他們要能得群眾的信任擁護，使他們的指導都發生切實有效的影響。沒有這樣的領袖，那便群眾活動，總不易步伐整齊而有力量。

　　中國亦非全無這樣的領袖；其二等三等的領袖人才，更所在多有。然而這些領袖，或無以自見於群眾，或為不知他們的人，及與他們為仇的人所妨礙，故群眾對於他們發生許多無根的誤解。這於革命的前途，實有很大的妨害。現在的青年，對於國事，每發生四顧無人的悲感，這是根本對於國民自信心的一種打擊。稍能平心觀察的人，決不能認承這樣的話。我們若不是盲目的，決不能說沒有赤誠愛國的、有識見有能力的領袖，生在我們的當世。不過因為我們聽慣了許多譭謗離間的言辭，我們全不考察真象。再不然，我們便明白知道一些真象，因我們狹隘不肯服善的劣性根，總不願說人家是可以做自己領袖的人。我們若真誠愛國，我們要救正國民這種散漫不自信的壞現象，必須痛反從前所為。我們要推尊領袖，要使領袖的赤誠與識見能力為一般群眾所注目，要使領袖能得群眾的信任擁護，使他有大力量指揮群眾的活動，若我們為赤誠愛國的，有識見有能力的領袖這般努力，我們不是為領袖努力，是直接為革命的前途努力。

　　中國還須要更多的政治領袖，這是無可疑的。除了使群眾認識領袖以外，還要希望比較有力的人，要都能以領袖自任。我所謂以領袖自任，不是說人人拖一隊流氓，去自命為一個小小的黨魁；是說要預備做領袖的識見能力，然後可以成為一個合用的領袖。現在有些自命不凡的人，領袖欲是很有的，他們只希望爬上一個什麼地位，去擺出他們那領袖的格式。但他們平日的生活，低的只是打撲克，趕窯子；高的亦不過講考據，玩碑帖。他們全不預備政治活動必需的識見能力。這實在是一件可憂的現象。孔子說，「不患無位，患所以立。」現在的人，既無所以立，不自慮其無以負國家之大任；徒熱心於爭位，虛驕恃氣的仍自命為「舍我其誰。」若這樣下去，革命的進行必難圓滿。即令革命成功以後，亦必有人才不夠分配之患。我希望有力的人，自今以後，要想我們既做政治活動，便應注意研究政治。我們決不能從梅蘭芳、程豔[硯]秋的戲中，看出中國政局的解決方法。亦決不能從詩詞古玩中，悟得中國民生的救濟方案。「遍地槁苗待霖雨。」我們自問究竟是做什麼事的人？如何能自安於玩物喪志的惡習中，而不急自預備為國民服務的識見能力呢？

　　我們說要越多有識見能力的領袖越好，但是並不是說凡是一個領袖，定要做一個黨魁。領袖的會被擁戴為黨魁，這是很自然容易的事。但是領袖是不應當為爭為黨魁的。他可以擁戴人家為黨魁，用他的識見能力以補人家的不及。他可以受命于黨魁，去擔當一方面的事務。他可以用群眾的同情，扶掖夾持著黨魁，向有利於黨綱方面進行。即在最不順利的時候，他亦可以用他正當宣傳的力量，漸次獲得群眾的扶助，以糾正黨魁的錯誤。領袖要常站在指導的地位。但須用很合宜的態度去指導。不一定要做黨魁才能負指導的責任，亦不一定做了黨魁才應負指導的義務。

　　以上是說領袖的重要與他的責任。但是要革命運動成功，不是單靠領袖個人的事。領袖個人無論如何有識見有能力，他若不得群眾的擁擠，他不能有力量。所以領袖離不了群眾。領袖的勢力，完全在群眾上面。沒有革命的群眾，領袖做不成什麼事。

　　不但要群眾擁護領袖，而且要群眾監督領袖。人沒有監督的人，是很容易鬆懈，或改變節操的。世界上自然有意志堅毅，永不變易的人，然而這是不多見的。一般的人，大都是因為有了監督約束的力量，所以能夠謹守法度。我們自然希望領袖都有不待監督約束的品性，不過若單倚賴領袖的品性，既不能斷定有識見能力的人便都有這種品性，更不能斷定他們能小心翼翼，始終如一。只看兩千餘年專制的君主，壞的固肆無忌憚，如桀紂幽厲之徒，好的亦每如貞觀開元之治，不免有「有初靡終」之病。觀此，可知與其信賴領袖的品性，不如有群眾夾持領袖，使他不能不忠誠的為黨綱努力。

　　所以革命必須要領袖，亦必須要群眾。兩方面是一樣的重要。我們還須得研究的，我們常說的群眾，實際同時可以指兩種方式的結合。一是無組織的臨時的結合。一是有組織的長期的結合。這兩種群眾，在革命運動中，其效用是不一樣的。若不分別的說明，還是可以引起一些有害的誤會。

　　我們先談無組織的群眾。這一種群眾平日是散漫的，不注意國事的。到了一個問題發生的時候，若有人能煽動他們的感情，他們能出乎意外的聯合動作起來。這一種群眾，完全是感情的，盲目的，能一往無前的做破壞功夫的。但他們的聯合，是臨時的不能持續的；是被動的，不能自動的；是只能破壞的，不能建設的。我們所見屢次猝發的國民運動，所譏為臨時對付式的，五分鐘熱心的，即原來是這一種群眾的特質；並非如無識者所指責，以為那是我們民性特有的弱點。這種群眾有上述的弱點，是無可諱言的。然而這種群眾是破壞的一個大力量。他雖然不能持續的擔任建設的工作，然而革命家要摧毀舊制度，是必須善於運用這種偉大勢力的。

　　這種無組織的群眾，在他們未激動的時間，亦許是安分的農民，亦許是馴謹的商販。但若他們遇著不能抵抗的煽動，他們的聯合動作，會倏然間改易他們恬靜怯弱的心理，如瘋狂的活動起來。吾國舊時所謂官激民變，便是例證。不過最易引起這一種群眾的，莫過於有多數國民感經濟的壓迫。國民或勞苦不足以自己供給，或全得不著生路，他們便會失其安居樂業的系戀。特別是失業的遊民，他們是社會上的游離分子。他們更易受煽動而聯合動作。他們的聯合動作，若較普遍而有力量，便會暗示到一般民眾，以引起同樣的活動。所以自古以來，民不聊生，便是天下大亂的一個引子。今日的中國，亦是因這個原故，國民極容易受革命的煽動。不過這終不是國家的好現象。這些游離分子，得不著歸宿，他們受反動派野心家的煽動，還是一樣的容易。

　　我們再談有組織的群眾。這一種群眾，平日有一種固定的約束。他們的聯合動作，不是一時的，不是盲目被動的。他們的動作，是經過理智考慮的，是有計劃的。所以他們對於無組織的群眾，站在指導的地位。亦必須有他們的指導，無組織的群眾才可以向合當的方向活動，那種破壞的大力量才可以得著效用。

　　指導無組織的群眾，這是他們在破壞方面的重要任務。他們的任務，是還不止這一點的。上文已經說過，群眾的重要在於擁護與監督領袖。無組織的群眾，在受有組織的群眾指導時，是能擁護領袖去做破壞工作的。然而他們只是一時的擁護，不是長久的擁護。只是能擁護領袖，不是能同時與以監督。再進一層，談到建設工作方面時，他們對於擁護領袖，與監督領袖兩件事，都做不到。能做到這些事的，只有有組織的群眾。有組織的群眾，他們在破壞方面是長久擁護領袖的，同樣的亦長久監督領袖。他們在破壞方面擁護監督領袖，同樣的亦在建設方面擁護監督領袖。所以無組織的群眾是容易受欺騙的，他們卻是不容易受欺騙的。無組織的群眾是只能受人煽動的，他們卻是一方聽領袖的指揮，一方仍居於自主的地位，協商以規定他們自己的活動的。無組織的群眾是不能持續，以作何種有計劃的工作的；他們卻是從破壞時期到建設時期，永久站在領袖的後面，為領袖助聲威，亦夾持領袖使之不得不前進的。必須有有組織的群眾，才能完成一種有建設理想的革命。

　　所謂有組織的群眾，仍然包有下之兩種。亦應當分敍出來。

　　第一，這種組織，有由於產業發達，一般人因為經濟上利害相同而結合起來的，在機器工業的時代，因為要求原料供給，與成品銷售的便利，廠地與管理人的經濟；機器的集中，工廠的擴大，使成千成萬的工人，聚焦于一個大產業的組織中間。這些工人，服役于同一的機關，則利害易於一致。居處於接近的場所，則意見易於從同。他們握經濟的重權，使他們自覺勢力的雄偉。他們感生活的搖動，使他們自覺聯合的急要。他們與資本家情感隔絕，利害衝突，使他們認資本家完全為敵對的階級。他們破壞了家庭，脫離了鄉土，使用他們無所系戀的，很容易結為革命的團體。這樣的工人所結合的工會，是強固有力的一種有組織的群眾。各國社會主義者靠工會的發展，貫徹他們的革命事業。

　　第二，這種組織，有與產業發達無關，只是因主義上信仰相同而結合的。在社會擾亂的時代，一般人因為生活的痛苦而不安定，使他們對於時局發生種種的觀察研究，而型[形]成種種解決時局的主張計劃。他們各傳播各的見解，亦遂各博取各的信徒。但是社會的擾亂若綿延而日益加劇，一般浮泛的思想，會因迫促而進於切實；一般謬誤的學說，會因修改而進於正確。於是一般信仰相同的人，為了要解決時局以自求生活的改善，他們願意受相當的約束，以聯合起來成為整齊有紀律的黨。這種党是強固有力的一種有組織的群眾。各國的政治領袖，靠党的發展，貫徹他們的政治主張。

　　中國的需要革命，已是許多人覺得了無疑義的事。說到革命，因中國民生的窮窘，無組織的群眾被激動起來，是極容易的。所可惜的，是沒有偉大的有組織的群眾，來擔負指導他們的責任。所以竟連破壞方面的事，都做不成功。中國必需要有組織的群眾，所以中國要注意工會與黨。然而中國機器的工業，才在萌芽的時期；全國大產業的組織還很少有。中國的市場，既已為歐美日本工業所侵略；中國產業的發展，便是歐美日本工業品銷售的障礙，他們必須儘量不許有這種事情。所以在目前想中國機器工業進步，以產生多數工會，亦是無望的事。中國需要有組織的群眾，最要是須有偉大的為主義結合的黨。中國沒有這種黨，便不能有任何方法指揮無組織的群眾，以完成破壞事業。換一句話，沒有黨，便沒有革命。

　　對於建設方面，党的效用更為重大。革命政府的建設事業，要在許多還未消滅的反動勢力中間，穩定的做上去。在這種時候，傳統的謬誤思想，可以移轉領袖的精神，如袁世凱夢想皇帝的尊貴；潛伏的惡劣勢力，可以壓滅革命的成績，如北洋系篡奪民國的政權。這時候全靠有對主義能明確信仰的大革命黨，他們有切實可行的建設計劃，他們的黨員擁護領袖，以繼續撲滅一切舊派的反襲；同時亦監督領袖，以嚴密防遏一切變節的行動。在革命過後，要很有力的領袖；更要很有力的黨。中國沒有這種黨，便不能有可靠的力量打倒一切反動力（量），以完成建設事業。換一句話，沒有黨，便沒有能完全成功的革命。

　　十二年來的挫折，不能證明中國的前途是沒有希望。歷史的記載，不少撥亂反正，轉弱為強的例證；中國復興的可能，是沒有絲毫可以懷疑的。要中國復興，許多人相信必須要一番破壞建設的努力。要完成破壞建設的事業，如上文所推論，必須要有黨。「以党造國，」豈不是一件很明顯確定的事麼？中國不是無黨；是因為黨的主義不曾吸收多數國民的信仰，是因為多數國民不能知道結黨的重要，是因為中國沒有偉大的、普遍的、真有力量可以完成破壞建設事業的黨，所以遂使中國的國運，顛沛險惡到這樣。真誠愛國的革命家，我們需要一個黨啊！我們需要聯合起來，而且將一國的各階級的人聯合起來，以共同協力，發展一個偉大的、普遍的、真有力量完成破壞建設事業的黨啊！中國將只有靠這得救！

　　三

　　党的分子意見感情必不免多少紛歧　党的分子品性學識必不免多少參差　少數的清流結合無解決國事力量　此等清流結合若擴大時仍不免黨之弊端「毀黨造黨」為徒勞無功的事　不党而營政治生活的結果必屈服於惡勢力　黨的弱點不一定為革命的妨害　欲自救與救國必須促成偉大的党　越自信有力的人越要入黨

　　中國有許多人，過不慣黨的生活。他們說，党中的分子，每每太複雜了；他們的意見感情，總不免紛歧；他們的品性學識，亦參差得很。所以有許多人，他們說，他們可以獨立的為社會做事，他們可以站在黨的外面，贊助黨的主張，為社會做事，然而他們不入黨。咳！錯了。我們先就第一層說，俗話不曾說，世界上沒有兩個相像的人麼？每人先天的氣質不同，他們生活的環境不同，他們一生的經驗不同，他們所受的教育不同，像這種樣子，他們的性情、思想、觀念、感情，不應當彼此不同的麼？氣質有厚薄，便反應有遲速；環境有順逆，便感覺有銳鈍；經驗有貧富，教育程度有深淺，便理解有難易。由於這些原因，一個人以為急要的事情，別人看得很為淡漠。一個人以為顯明的事情，別人看了發生誤解。一般未有群眾生活訓練的人，便會感覺得極不自然，以為值不得與這些人合作。然而人若終不能獨立的做事，終不能不與人合作，他們將永遠找不著他們理想的伴侶。

　　就第二層說，品性亦仍是氣質環境所造成，學識亦仍是經驗教育的結果。我們不能強求大家的一致與不能強求他們的意見感情的一致一樣。我們知道必須要有偉大的党，才能成功革命的事業。偉大的党，自然不能限於政客那樣一類的人，他必須兼收並蓄。入黨的人，只是因為他自己承認，他能信相同的主義，我們不能考驗這些信相同主義的人有如何品性，具如何學識，然後才許他入黨。那便入黨以後，發現了品性才學的參差，是一件毫不足怪異的事。

　　但是過不慣群眾生活的人，他們終以為這是黨的弱點，他們終以為靠這樣的黨，不能為中國做事。於是他們找了三個五個意見感情比較相投，品性學識不甚相遠的人，結合為清流的小團體。他們是不是真可以稱得上清流，自然還不免疑問，假令真是清流了，我想最好比他們是潺潺的清溪，從水面上望下去，魚鱗石片，歷歷可數。然而這只可以供人欣賞，他們的力量，與洶湧的江河比起來，只可以說是等於零。我們結團體，若只是為自己的欣賞呢，我沒有什麼話說，若是結團體為的是要完成革命的事業，這種三五個人清流的結合，究竟有什麼用處？

　　一般清流的結合，亦不是自甘做那種除了為欣賞別無用處的團體。他們說，他們的結合仍舊要擴大，不過他們要很審慎的擴大罷了。他們定了很嚴格的標準，去選擇可以介紹加入他們團體的新分子；他們定了很慎重的手續，以防一切輕率介紹的弊病。然而這統統無甚效用。他們的團體，若不是受了他們這些規定的妨害，一個新分子亦加不進來；那便一定的結果，必是待到加入的人多了，仍然發生意見感情的紛歧，與品性學識的參差的弊病。亦有時候，他們內中有了這些弊病，然而他們一味的阿其所好，自己不肯承認他們的弱點，但這終只是他們的團體還不甚擴大，再不然，便是他們的團體，全無真正的活動可言。若到了團體更大，活動更多的時候，他們便想自己掩飾，這些弱點，亦會不能掩飾住。

　　由這可知了。普通的見解，以為黨既不免有許多弱點，「毀黨造黨」是第一件要事。然而天下會有沒有這許多弱點的黨麼？這只是夢想。民國以來，毀的黨，造的黨，亦有許多了。然而有一個稍大的党能免於這些弱點麼？到了現在，仍舊有許多人覺得有「毀黨造黨」的必要：他們不知道氣質環境經驗教育，一天免不了彼此的不同，任便你經過一萬次的「毀黨造黨」，亦總只能是這樣。

　　不党而營政治生活，可以麼？若是一個有主義的人，我可以說，這決然是不可以的。我們必須靠黨的力量，打倒惡勢力，貫徹我們的主張。我們不打倒惡勢力，必然為惡勢力所打倒。因為一天讓惡勢力占著經濟的優勢，他可以用虛榮誘惑我們，他可以用金錢賄買我們，他可以用威力脅迫我們，他可以用貧困危險恫嚇我們。他可以使我們自覺的或不自覺的屈服於他們之下；否亦會因為別的人都屈服了，我便能不屈服亦望著他無可如何。我們只看這次曹錕賄選，便是一個好例證，四百餘頭的豬仔，未必都是甘心為惡的人；而且在他們中間，到今天還有自信選舉曹錕，是有種種理由的。然而這都不過是不党的營政治生活者自然的結果。前面有所誘惑賄買，後面有所脅迫恫嚇，脊樑軟弱的人，有幾個撐持得住？至於撐持不住了的時候，他們受不住良心的責罰，他們那巧妙的腦筋，自會為他們想出選舉曹錕的理由來；我們說他們這些理由是欺世，其實這個腦筋，先便欺了他們自己，這名為心理的人格統一律。我們由此可知，若非有偉大的黨，從速的打倒惡勢力；我們縱不承認會屈服，終究是不能不屈服的。再有一個顯然的例：中國的國民，多不以結合大黨為然；然而看罷！現在不都是正屈服于軍閥官僚外國人之下麼？

　　有人以為固然有偉大的黨，才可以革命；然而偉大的黨的內部，分子若終是很複雜，他怎樣能負革命的責任呢？說這種話的，以為從古以來，凡成功革命的党都是分子如何整齊的麼？革命的事業，只要有領袖正確的指導，只要有黨員熱烈的信仰，便能攻堅挫銳，所遇披靡，若是革命的策略已經明瞭，革命的希望已經深切，黨員自然會萬眾一心的，用全力進行革命。論群眾心理的，說個人自私而群眾急公，個人怯弱而群眾奮勇。革命便是靠明確的理想，有力的暗示，喚起革命黨員為群眾的活動。這種活動喚起了的時候，黨員會拋棄一切小的不同的差異，一致的為革命奮鬥。

　　我們既知道非打倒惡勢力，無以救中國，亦無以求免於自己的屈服於惡勢力之下；我們又知道只要有偉大的黨，只要有能喚得起黨員為群眾活動的理想與暗示；那便無論党的分子複雜與否，都可以擔負打倒惡勞[勢]力的革命工作。既然如此，我們若不忍見中國的永遠如此窘困紛擾，若不忍使自己永遠如此的要仰賴惡勢力以求生活，我們必須要助成偉大的黨，必須以偉大的党助成革命，這是無疑的事。

　　如上文所雲，可知党的分子複雜，並不足證明黨的無革命能力；只有不能喚起黨員為群眾活動的理想與暗示，才是黨所以不能擔任革命事業的原故。誰能給黨員這種理想與暗示呢？自然是要靠有能力的領袖了。然而現在有些人，自信為有能力，自信為比一切革命黨員為有能力。他們偏說不肯入黨。他們當真是有能力的麼？有能力的人不肯入黨，使黨員得不著為革命必要的理想與暗示，因而不能擔負革命的事業；那便黨之所以不能擔負革命，應由這些有能力的人員負完全的責任。

　　四

　　黨員須犧牲若干自身意見與便利以服從團體　黨員須多為有益的建議不應持旁觀批評態度　黨員要貫徹主張只可用合法的宣傳以轉移眾議　非有分裂的必要不應使黨內發生派別以減弱勢力　只有主義或策略上發生重大歧異時党應分裂只有主義策略已大部分一致而為少數分子妨害時党應分裂

　　非因主義策略關係而發的派別由黨員無一致對於主義策略的理想　無一致理想故有力黨員易因意氣權利之爭而小題大做　不能認此等派別為有意搗亂這正表示內力充足　只有研究宣傳黨之主義策略可以消滅此等黨派　黨員宜盡力避免陷入此等黨派以便負調解消弭之責

　　我們既知偉大的黨，必須由複雜的分子組織而成；既知人類因為氣質、環境、經驗、教育的不同，自然應當有種種不同的意見、感情、品性、學識；那便我們在偉大的黨中，與種種的黨員共同的活動，自不能事事求合己意而直情逕行，團體的約束，本應為個人多留活動的餘地，使各種習性的黨員，均不感縛束馳騁之苦；但既須有團體的活動，自不能事事求合於團體中個人的意見與便利，個人亦有犧牲其個人意見與便利之必要。有時團體的規定，亦許過於拂逆個人的思想，過於妨害個人的便利；然而若非決無商量餘地，若非事實上確有不可能的困難，終應儘量犧牲自己可以犧牲的意見與便利，以服從團體。說一句比方話，我們今天對於團體，正似古人對於君上。古人除了得志于君，沒有為國家的法子，我們除了能圓滿的與團體合作，亦想不出為社會的別的法子來。自然團體確實是太不可救藥，亦有不能不脫離的時候；但我們記得，團體終不能完全契合於個人的所想像，我們所謂分子複雜，決不足以證明團體為不可救藥。

　　黨員自然應當服從團體，然而這不是說，黨員不應當對於團體有些不滿足的感想。不滿足的感想，倘若可以幫助團體的進步，應當是我們歡迎的事，今天無論什麼組織，都有許多缺點，這毫不足諱言。愛團體的，因為他們不滿足於這些缺點，便應擬議各種補救的方法。我們可以從章程上追加一種合當的規定，我們可以請求負責任的人特別注意什麼地方，我們亦可以靠個人的努力以消弭許多不良的現象。我們應當不忘記自己的責任，亦應當注意自己可以有的機會，在凡可以促團體改進的地方，總應當努力，但是可惜許多人不知道這些道理。他們看了團體的缺點，只是搖頭歎氣，只是作些不負責任的批評，他們把自己完全放在第三者的地位。這樣的黨員，不但對團體無所補益，他們有時反因為激怒了當事的同志，愈加增了團體內的缺點。其餘的黨員，聽了他們這些不冷不熱的話，亦引起了對團體的失望，這給了團體不少的壞影響。

　　不過有的人定會有一種感覺：他們說，我不是不為團體作種種有益的建議，但是我雖舌敝而脣焦了，他們終是言之諄諄而聽者藐藐，這不顯然證明無可希望麼？然而這是錯了的。人因為氣質、環境、經驗、教育的關係，他們各有各的思想方式，亦便各有各的障蔽的地方。何況一個主張，一個辦法，當他得勢的時候，亦許其中有許多人的利害關係，亦許他是由於剛愎的自信心偶象的崇拜，雷同的附和，嫉妒的反感所促成。所以有許多議論，在理論方面本極正確，而事實上卻會失敗了。有許多言語，在公眾面前無人敢與爭論，而事後仍會全然不生效力。我們要貫徹自己的主張，必不可求之過急，亦不可因不能貫徹而遽然灰心。應當在合法的範圍以內，用種種方法，宣傳這種主張；用這去解釋許多人的誤會，用這去打破許多人的障蔽。若我的主張，得了多數人的瞭解，他自然有一天能為大家所採用，至少亦會採用那主張中重要的幾點。

　　現在的人不然。他們有了主張，若不能貫徹，他們不耐煩去細細的解釋。不耐煩去做長時期的宣傳功夫；他們的勢力，若可以號召一部分人的時候，他們願意讓自己的党中，成為派別他們的偏見，以為凡可以由他們號召的人，便是党中間的健全分子；凡不肯由他們號召的，便是不足與為伍的人。然而他們只須稍稍考察事實，終不能掩飾他們這樣的謬見。他們這樣的派別，只足以分弱黨的力量，減少了革命成功的希望，沒有別的好影響。我們若並無分裂的決心，這些派別應儘量使他無發生的餘地。我們決不應為了小的意見，惹出許多內部的歧異；革命團體內部的歧異，是仇敵們樂不可支的事情。

　　我亦不說革命的黨永不可以有分裂的日子，但我敢說，革命的黨，只有在兩種情況之下應分裂。第一，只有主義策略上發生重大歧異時，党應分裂。我所謂重大的歧異，是說有一部分人主張必須如此而後革命可成功，或者才有革命的價值；而別一部分人主張必須如此而後革命可成功，或者才有革命的價值。這不是說小的意見的不同，這不是說對於小的問題，或者對於革命成敗與革命的意義無重大關係的問題。我以為果然主義或策略上有重大的歧異，道不同不相為謀，那便分裂以免相互妨害，未始不是好事，不過我敢斗膽的說一句，中國今天還說不上這些。革命的黨員，多只是由於消極的厭惡惡勢力所以加入的；對於積極的革命的主義與策略，還多半不曾研究，所以還不曾有什麼明確的見解。對於主義與策略，既連明確的見解，都還不曾有呢；如何能說什麼主義策略上有重大的歧異？假使果然有多少的歧異，我相信怕只是各人的偏見，各人的誤會，各人由意氣引起的爭執，各人裨販的外國主義偶爾名目不同罷了。因為這種原故，便要分裂，我看只有使革命力量薄弱而已。

　　第二，只有主義策略已大部分一致，而為少數分子妨害時，党應分裂。這所謂分裂，實際只是排除那些為妨害的分子的一種手段。在党的分子主張已大部分一致的時候，排除了少數，便可以積極從事於革命的行動，此等分裂，自為無可非議的辦法。但若實際党的分子，主張並很不一致，或者還說不上什麼主張；卻動不動要分裂，那便成了一件無意思的事體。

　　若說黨員對於主義與策略，並無明瞭的見解，他們何以會鬧出各種派別，鬧出要分裂的情形來呢？這自然有許多原因使他們成為這個樣子；但歸根說起來，正因為他們對於主義與策略，無明瞭見解的原故。他們腦筋裡都空空洞洞的仿彿有所謂主義與策略，然而實際他們自己都懷疑自己的主張。因為這個原故，他們對於團體的活動，不能有很強的信心；對於同志間，亦沒有很濃的情感，他們動輒為了很小的事情，惹出大的風波來。

　　越是有力的黨員，在這種情形下，越是容易鬧出許多的意見。他們因為自信力太大，所以他們決不反省自己方面的過失，把一切過失都加到對手方的身上。他們因為感情太豐富，所以他們為了無關係的言語態度，都會發生出許多反感。他們因為競爭心太盛，所以他們對於在虛榮與權力超過於他們的人，不免要處處發洩他們的不甘居於人下的心理。他們因為意志力太強，所以他們一為誤解或感情所障蔽，明明知道自己所見未必全合理，然若在不能完全勝利的形勢之下，他們寧願用種種方法，堅決貫徹自己的主張。這樣有力的黨員，在合當的時機，都會是勇健的革命戰將；但是在革命的主義與策略果未能明瞭的時候，卻成了革命的障礙力。

　　有的人說，這樣的一些人，是黨中間的搗亂分子；然而這只是意氣話。他們愛團體，或者比別人還真摯。他們所以這樣的爭鬧，每每亦正是因為他們要護衛團體的原故。他們有時固然由於受感情意氣的障蔽，使他們觀察錯誤；然而他們正因為觀察錯誤，所以把為團體的忠心，錯用到了不合當的方向，他們有時固然由於心理的弱點，使他們半自覺的做了些他們自己亦不認為合當的事情，然而他們這些行動，只是受了他們那有缺點的心理所支配，這並不能證明他們對於任何個人有惡意，更不能斷定他們是不忠誠於團體。追到根源說起來，仍是要怪黨的主義策略沒有明瞭的原故。因為這種原故，所以使有力的黨員，他們不能寄託他們的精神於熱烈的革命理想；而他們的餘力，遂發洩成為這樣的種種方式。然而這樣的種種方式，究竟不是可以悲觀的事情，這是表明革命的黨內力的充足，這是表明黨中間有許多有力的分子。

　　然而我們仍是必須求消弭這些派別爭端的法子。要消弭這些派別爭端，我們只有一條路，便是研究宣傳黨的主義策略，使一切黨員，均能於腦中型[形]成一種熱烈的革命理想。這一種熱烈的理想，譬如是照耀世界的太陽。一天有了這樣一個太陽，一切有力的黨員，都會看清了他們要走的路，要做的事。他們明明白白望見了他們要走到的目標，他們亦明明白白望見了他們要打倒的仇敵，他們再沒有餘暇功夫，東盼西望。到了那時候，他們再不會把樹枝看成鬼影，他們再不會把弟兄們一句無心的錯話，看做必須追究的事情，一切的派別爭端，自然會煙消霧散。有的人說，有了這些派別爭端，最好是分裂。他們不知若主義策略不明，縱然分裂了，只要一個小的派別中，有兩個有力的人物，仍會發生出派別與爭端來。這樣的分裂，只足以戕害革命黨的勢力，不能阻遏派別爭端的發生。（若因無有力黨員，因而不發生派別爭端，更不是我們希望的事。）要阻遏派別爭端的發生，只有研究宣傳黨的主義策略惟一的法子。

　　在這種派別爭端未能消弭以前，我們的態度，最好盡力避免陷入此等派別爭端的漩渦。因為這種派別爭端，雖不足悲觀，雖可以表明革命黨的內力充足，然而究竟是妨害革命發展的事情。我們不必討論這些派別的優劣，更不應牽扯到黨員個人對於党的忠誠與否。我們應明白這些只是暫時的現象，這只是誤解與心理缺點所型[形]成的，值不得大驚小怪。我們應永遠站在漩渦的外面，使我們的言語行為，被大家認為是為的全黨的利益，不是為的那一派的利益。我們的話，在一般黨員聽了，不會預先疑惑這是我們的偏見，不會預先疑惑這是我們的陰謀，我們然後可以有調解消弭這些派別爭端的能力。不要因為過於熱心了的原故，為自己的感情與成見所障蔽，落入這種漩渦。便是已經落入這種漩渦的人，亦要盡力設法自己解救出來。我們一方減少這些派別爭端的力量，一方從研究宣傳主義策略以根本消滅這種弊病。革命勢力的統一，便是中國統一的第一步。

　　五

　　革命黨員的反抗冒險　他們的志行純潔　他們的變節墮落　非革命黨人的墮落　黨人與非黨人墮落都是革命的黨的責任　普及革命勢力與研究建設方法

　　我們再研究革命黨人的特質。大概凡委身做革命黨人的，無論是由於感情的強烈呢，還是由於性質的浪漫呢，還是由於生活的窘困呢，他總是有多少反抗的，冒險的天性。他們有了這種天性，所以他們才能不顧困難危險，與惡勢力搏鬥。在他們被補[捕]、入獄、判死刑、上斷頭臺的時候，無論贊成，或反對他們的人，總不能不表相當的敬意。

　　便在平日亦可以看得出來，凡參加革命運動的，多志行純潔之士。他們的氣節，他們的行誼，終覺得不愧負一國的重望。他們所以能如此，亦只是因為他們是天生硬脊樑的君子，所以不顧一切的投身革命。在革命以後，他們縱然被反動勢力所壓迫，他們終能有臨大節而不可奪的精神。

　　然而無可諱言的，革命黨人，亦有許多變節墮落的；這許多變節墮落的人，有時給革命的黨，一種很失信用的影響，普通的人，甚至以這樣的事，為革命的黨最大的恥辱。革命黨人，所以有許多變節墮落，其實亦是很容易解釋的事。這一般黨人，向來是富於反抗冒險性的；因為他們的反抗冒險性，所以能成功革命的事業。然而亦是因為了這，他們過不慣常態的、對於惡勢力茹苦含辛的生活。他們不能做一個安分守己的鄉願，他們若不能五鼎食，便寧可五鼎烹。由於這種心理，他們在革命以後，若仍得不著相當的生活，一不為主人亦不為奴隸的生活——他們便有時不免不顧一切輿論與法律，做了一些令人駭怪的事。然而他們雖在革命以後，做了這一些事；不能反證他們以前並不是忠誠純潔反抗冒險的革命黨。他們中間有些天性尚未被這種社會壓碎的人，便以後仍可以做忠誠純潔反抗冒險的革命黨呢。

　　許多人把革命黨人的變節墮落，看得過於重大。他們以為只是革命党人才有這些怪事。他們不知道這是這種社會自然應有的事情。這種社會，惡勢力彌漫了各地，許多人都得不著相當的生活，一般不與聞革命的人，他們不過因為比較怯弱，比較圓通，比較狡猾，比較熟悉世故；他們仍是做了許多損害別人，甚至於自己的良心所不贊成的事。不過他們比革命黨人有經驗，有研究，他們做了這些事，輿論與法律，並不加以干涉。（而且輿論與法律，完全為他們所歸附的惡勢力所掌握。）大家並不覺得駭怪罷了。革命黨人，因為不懂世故，因為他們不願問輿論與法律是什麼，於是大家都說，革命黨人的變節墮落，特別是一件可以駭怪的事了。

　　然而革命黨人所以變節墮落，乃至一切不與聞革命的人的要做許多壞事，究竟都是革命的党應負的責任。世界上不應當有壞人。因為有了彌漫各地的惡勢力，籠罩在我們上面，以致許多人為著得不了相當的生活，必須在軌道外面，去謀生活的法子；所以使許多人變壞了。為什麼已經經過一番革命，仍舊使惡勢力籠罩在我們上面呢？我們不須怨有些革命黨人的變節，亦不須怨那些什麼系什麼派所做各種不名譽的事，我們總應怪自己——怪自己不能把彌漫各地的惡勢力根本推翻，使一切革命黨人與非革命黨人都得著他們人生的解放。

　　革命而不能把惡勢力根本推翻，這一由於以前革命黨的勢力還太弱了，二由於以前革命黨人，亦實在很少注意建設的研究。我們一方面要將革命的勢力普及了全國各階級；同時我們自己要從事于建設的研究。革命的黨人，多半是因為消極的對於惡勢力的反感，所以投身革命的。我們現在必須有些人，由消極的反感進到積極的研究建設方法，然後可以完成中國的革命事業，救一切墮落的革命黨人，與一切墮落的非革命黨人。

　　載《新建設》第一卷第二三期

　　署名：惲代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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