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訓政」說研究|惲代英

「訓政」說研究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一

　　孫中山的學說，最足以應中國今日時局的需要，而最被人忽視置之不理的，我以為莫過於他的「訓政」說了。他所說的民族主義，還有主持愛國論的人提倡；他所說的民權主義，還有崇拜民主政治的人贊同；他所說的民生主義，亦還有相信社會主義的人表相當的敬視。但是對於他所提出為實現三民主義必須經過訓政時期的一類話，卻沒有一個人肯注意。這真是怪事了。

　　今天若有人說，中國非仍恢復君主制度不可，自然一定要受人嗤笑斥責，以為是無知愚妄。中國之君主制度，在今日君權迷信已經打破了的時代，要想重新建樹起來，不是一件易事。只看洪憲的叛國，張勳的復辟，不旋踵而都歸失敗，便足為顯明的例證了。再則現在雖然還有一般人夢想以為中國若行君主制度，當可以比今天情形好一點，這亦不過人類蔑惡現在而好夢想過去的事的通病。實則兩千餘年的君主制度，歷史上已經將他的成績很明顯的表示出來。一個朝代很不容易有兩三個聖明的君相。一個所謂聖明的君相，又每每是「鮮克有終」。所以兩千多年的君主，真能造福於人民的很少很少，大概上焉者不過是能維持現狀，為他一姓保持著他的安富尊榮；下焉者甚至於淫荒昏亂，領率或縱容一般貪官污吏魚肉百姓，以引起天下的擾亂。他的成績有什麼可以說比這十二年來所謂共和政體好，我想若不是腦筋混亂的人，用不著我們再解說罷！

　　但是我們只能說兩千多年的君主制度，並不比這十二年的共和政體好，同時我們究竟無法辯護這十二年的共和政體，有什麼比兩千多年君主制度好的地方。這十二年的政治罪惡，自然再用不著我們縷述。雖然有人說這些政治罪惡是中國在這過渡時代所不能免的現象，但所謂過渡時代，實在近於無聊的解嘲語。我們說我們是在過渡時代，然而我們似乎從未自知如何能誕登彼岸，我們似乎是搖撼震盪于萬頃波濤之間，我們看不見所謂彼岸在什麼地方，亦不知道有什麼達到彼岸的法子。長此下去，我們是否終會不免於竟因這種搖撼震盪，以至全船傾覆[覆]，誰敢下一句斷語？

　　要想自己救拔，要想中國能安然渡過這種危險的過渡時代，我們決不是回頭去乞靈於兩千多年屢試無效的君主制度。但是亦決不是讓這十二年的所謂共和政體，仍是如常的發展下去便可行的。有些人說，這十二年，中國只有虛偽的共和政體，我們要救中國，需要真的共和。真的共和可以救中國，自然說來似乎可信的。但是什麼才是真的共和？怎麼才會有真的共和？許多人從來不理會這件事。真的共和，是要一個屬人民的政府，受人民支配的政府，為人民謀利益的政府。但是這都是太抽象了的話。人民自然希望政府為他們謀利益；然而人民的見地，常只限於近處而不及于遠處，常只限於一部而不及於全部。使政府屬人民，受人民支配，然而人民每只肯散漫的發表些不負責任的意見，甚至於除了切身的重大問題以外，每持一種冷淡放棄的態度，不願多管閒事，希望他們能自動的組織起來，行使主人翁的職權，這簡直近於理想。如此，則所謂真的共和，怎樣會有實現的日子？

　　世界上雖然有很多的共和國家，但是所謂真的共和，實在是不多見。人民的不肯行使主權，或不善於行使主權，並不是中國有的特別現象。歐美的人民，其實亦仍不過這種樣子。他們的人民，對於許多政治問題，每遇總選舉時，若非因身隸黨籍盲從其本黨的主張，便是在那個期間，很容易的為遊說的演說家所左右。他們的產業發達，人民麕集於城市工場中，彼此的意見容易相互的影響，以蔚成有力的輿論，這自然是他們民治精神比較發達的一個原因。然而他們中間，除了勞動者自覺的顯然成為治者階級的一個對抗階級，因而獨立的企圖他的政治活動以外，其餘的人民，不過被動的為社會上有勢力者所愚弄。所謂輿論每不過因資產家所豢養的報館記者、演說家、教師、神父等種種暗示所構成。有些人說，歐美的共和政治，便是富人政治，有些人說，所謂德謨克拉西，其實便等於資本階級的獨裁；這並不是沒有含幾分真理。

　　如上所說，可見中國不能一時實現真的共和，乃是不足奇異的事。中國以往是君主的專制，現在是武人的專制；歐美現在是資本階級的專制。有人說，希望中國從武人的專制變到資本階級的專制，何如？但這是沒有什麼理由的。而且不容易辦到。人民的利益，若人民自己不知企圖保護，希望一個人或一階級為他們做事，總是沒有好結果的。人不容易看別人的利益比自己的利益還關心，亦不容易看得和自己的利益一樣。而且在現在經濟制度之下，一個人一階級的利益，每每便靠著蹂躪其餘的人。所以將人民的利益交給資本階級，與交給君主，交給武人，是沒有兩樣的。我們只看歐美勞動界反抗的激烈，便可以明瞭這個道理。

　　何況中國今天資本階級想代替武人而興，幾於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中國已經是國際經營的商場。中國本國的實業發達，外國的工廠要會因此失了他商品的銷路，外國因此會召起生產過剩，工人失業的種種問題。所以中國資本階級興盛，是外國資本家政府所不願見的。在中國這種擾攘不定的時局中，以中國資本家的富力，想不顧外國資本家的妒忌傾軋而培植滋長，以打倒一般武人，成為中國一種統治勢力，其為無望自可顯見。中國已經承受了列強八十年的經濟侵略，中國資本階級的興盛便等於是對這種經濟侵略的挑戰。這自然不是一件易事。至於有時外國政客希望中國商人能掌握政權，這不過指的是一般做華洋貿易的居間人。他們決不願中國真有大產業家掌握政權的事。

　　總之中國要回復到君主專制，或變到資本階級專制，不但於理不安，於事亦不可能。然而現在的武人專制又決不能讓他延長下去。我們應當怎樣辦呢？無疑的，我們需要真的共和。但真的共和不是不容易實現麼？真的共和，不是不可以實現的。一般人忽略了孫中山的「訓政」說所以便找不著途徑了。

　　二

　　孫中山在他著的《建國方略》第六章，有下面的一段話：

　　「予之于革命建設也，本世界進化之潮流，循各國已行之先例，鑒其利弊得失，思之稔熟，籌之有素，而後訂為革命方略，規定革命進行之時期為三：第一軍政時期，第二訓政時期，第三憲政時期。第一為破壞時期……第二為過渡時期。擬在此時期內，施行約法（非現行者），建設地方自治，促進民權發達。以一縣為自治單位，縣之下再分為鄉村區域而統於縣。每縣於敵兵驅除戰事停止之日，立頒佈約法，以之規定人民之權利義務與革命政府之統治權，以三年為限。三年期滿，則由人民選舉其縣官，或于三年之內該縣自治局已能將其縣之積弊掃除，及能得過半數人民能瞭解三民主義而歸順民國者，能將人口清查，戶籍厘定，警察、衛生、教育、道路各事照約法所定之低限程度而充分辦就者，亦可立行自選其縣官，而成完全之自治團體。革命政府之對於此自治團體，只能照約法所規定而行其訓政之權。俟全國平定之後六年，各縣之已達完全自治者，皆得選代表一人，組織國民大會，以制定五權憲法，以五院制為中央政府。一曰行政院，二曰立法院，三曰司法院，四曰考試院，五曰監察院。憲法制定之後，由各縣人民投票選舉總統以組織行政院，選舉代議士以組織立法院，其餘三院之院長由總統得立法院之同意而委任之，但不對總統法院負責，而五院皆對於國民大會負責。各院人員失職，由監察院向國民大會彈劾之；而監察院人員失職，則國民大會自行彈劾而罷黜之。國民大會職權，專司憲法之修改，及制裁公僕之失職。國民大會及五院職員與夫全國大小官吏，其資格皆由考試院定之。此五權憲法也。憲法制定，總統議員舉出後，革命政府當歸政于民選之總統，而訓政時期於以告終。第三為建設完成時期。擬在此時期始施行憲法。此時一縣之自治團體，當實行直接民權……此革命方略之大要也。」

　　國人對於上所云云，多未曾經注意。一般熱慕共和政治的，經此十餘年武人之宰製，他們很急切的感覺需要革命。但是他們以為革命過後便即刻要施行憲法。他們決不會夢想奔走數十年民主革命的孫中山，在他反復籌思所規定的革命方略中對於憲政時期以前，會認為有經過一個訓政時期的必要。然而孫中山的見解所以超越常人，孫中山的建國學說所以有獨到之處，正在這一點。

　　在孫中山所說一縣自治未有成效以前，是不能民選縣官的。多數之縣未能達到完全自治時，是不能組織國民大會，制定憲法的。在未能制定憲法舉出總統議員時，革命政府是始終依彼自身所頒佈的約法，保留訓政之特權的。孫中山並不主張即刻民選縣官，亦並不曾迷信中國只要有了一個無論什麼憲法，即刻會實現民治。這種非常的意見，正是他所以沒有常人的謬見，正是他的學說值得我們研究的原故。

　　或者有的人說，我們打倒了不服從民意的武人政府，而換來一個不完全服從民意的革命政府，這如何能使人滿意？但這兩種政府中間，是有很大的分別的。武人政府是自私而誤國，所以必須打倒。然而武人政府之所以能存在，非少數武人之力，必由人民散漫而不注意政治，故使他們可以盜竊政柄。現在打倒武人政府，並不能救正人民這種散漫不注意政治的情形；革命黨若認破壞事業的成功，為革命事業的完全成功，結果是不會有什麼真成效的。要滅除少數人的專政，必須人民監督力強；要人民監督力強，必須人民有組織，有參政的知識，這是革命黨在破壞以後，必須任的艱巨責任。這所以必須一種訓政的革命政府。

　　然而訓政的革命政府，又不是所謂開明專制的賢人政府，自然更不是什麼非驢非馬的「好政府」。訓政的革命政府，是以建設地方自治促進民權發達為目的的。他是要組織人民啟導人民，使他們能實施憲政。他認為人民程度不及，是與主張賢人政治的人相同的。賢人政治論者，因人民程度不及，遂以為人民永只合居於保育之下，而不悟人民若不能早自生長，以達於能監督政府。這種所謂「賢人」，是會因為無所忌憚而中途變節，否亦不免人存政舉人亡政息之患。訓政的革命政府，則因人民程度不及，用種種組織啟導之法，使人民進于能實施憲政。他是使人民進於能得著真的共和的。

　　訓政說還有與賢人政治說不同的最重要一點。所謂賢人政治，實際似與一般鄉愚希望真明天子出世一樣，他所謂賢人，不知是用什麼標準測定的，亦不知怎樣產生得出來。若說誰有勢力可以統治中國便認誰為賢人，這仍是幾千年相傳「成則為王，敗則為寇」的勢利心理，是不值得我們批評的。若說誰有勢力可以統治中國，便希望誰為賢人，則與所謂「好政府主義」是對於曹錕、吳佩孚一種溫情的懇求一樣。我們只看幾千年抱殘守缺的儒生，總希望其君為堯舜之君，而結果沒有不失望的，便可知這只是書呆子的癡想，亦值不得討論。若說主張賢人政治者，自己，或對於與自己接近的人，實在有「當今之世舍予其誰」的信力。他們是已認定有所謂賢人，只是還希望這種賢人能獲得政柄。但是他們所認定的賢人，究竟靠得住麼？人情每不免自諛；才智之士，偶或受人稱仰，尤易引起其過分的自信。人情對於他所接近而相契合的人，每不免阿其所好；與才智之士相接近，因相形而自覺不如，尤易引起其過分之推獎。今日國人所痛心疾首的武人爭鬥，若吳佩孚、若張作霖，即莫不由此等自諛與過分推獎，所以各自認為收拾中國惟一的人。惟其各自認為收拾中國的惟一的人，故不惜窮兵黷武以求一逞。所以這種賢人政治論，只足以助長此等內爭，對於中國前途別無好處。

　　訓政說則不然。訓政是革命黨所組織的革命政府的職責。革命黨是因為信仰相同的主義，所以結合的。革命黨秉他們的主義，以軍事行動，為國民做了破壞方面的事；他們仍秉他們的主義，以訓政為國民做建設方面的事。國民若對於革命黨的軍事行動，認為是無可非議的；那便革命黨有訓政之權，自然仍是無可非議的事。但我們要注意是革命黨有訓政之權，不是任何個人有訓政之權。革命黨是秉他們的主義以訓政，不是任何個人由他個人的意思以訓政。所以革命政府的訓政，是有一個大黨在他的背後擁護他，亦監督他的。這種訓政，乃所以完成有主義的革命事業，他是革命事業的一部分。孫中山常說「以党治國」，訓政便是以党治國的一個例。與所謂賢人政治，無理由的要人相信某人為賢人，全然是兩樣的。

　　換句話說，所謂訓政便是說革命過後要一種過渡的迭克推多政府，要一種革命黨的獨裁政治。這是必然需要，無須諱言的。有人說，俄國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實際是布爾塞維克黨專政，這是不錯的。布爾塞維克黨是為無產階級奮鬥，但是非經過布爾塞維（克）黨專政，不能實現真的無產階級專政。中國的革命，將亦要像這一個樣子。國民黨是為共和政治奮鬥的。但中國革命過後，少不了須經過國民黨專政；非經過國民黨專政，不能實現真的共和政治。

　　有人說，國民黨專政不是容易使國民黨官僚化嗎？是的。國民黨專政是必要的。國民黨要不至於因專政官僚化，是仍須國民黨人努力預防的。但是國民黨人若能自知為什麼要革命，為什麼要經過這種訓政時期；國民黨人若能自知訓政時期是有期限的，是以歸政於民選政府為目的的；那便官僚化的危險自然少了。所以國民黨要擔負這個重任，黨員要瞭解三民主義，與革命方略的真正意義，這是很要緊的一件事。

　　三

　　孫中山訓政說，是從縣自治、從鄉村自治辦起的。是主張革命軍每佔領一縣，便可開始施行的。沒有好的鄉村自治，不能希望有好的縣議會；沒有好的縣自治，不能希望有好的省議會與國會。中國要行共和政治，是少不了議會議員作政治中心的。然而這種議員的產生，沒有好的縣自治、鄉村自治，自然沒有法子防免選舉的弊端，由這些弊端所產生的議員，自然沒有法子防止他們營私納賄種種的罪惡。有些人說中國像今天這種情形，最好不要國會，這話並不是沒有幾分真理。中國今天是永不會產生好的國會的。但是這證明中國今天必須要革命，必須要靠革命成功過後訓政時期努力進行縣與鄉村的自治事業，以冀產生出好的國會來。若不主張革命與革命後的訓政說，而只主張今天不要國會，這無異主張曹錕的獨裁，無異主張直系的專制政體。這是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的話。

　　我們若承認必須從縣與鄉村的自治做起，那便可知這種事業，在革命軍每佔領一縣便可以實施的。革命軍能佔領一縣便經營一縣，這可以使革命的旗幟顯明，使一般割據的武人不能假借革命的名義以圖他的私利。十二年來國民輾轉流離于內爭，因他們所受北洋軍人的荼毒，土匪軍隊的蹂躪，偽革命軍的擾亂，使他們認不清革命軍與別的軍人的區別。我以為在此時孫中山訓政說，尤其有研究的必要。他所說革命政府應頒佈的約法，應當大家酌量情形之所容許，與事機之輕重緩急，以規定一種切實可行的明文，責成各地革命軍遵照舉行。如此人民自能了然國民黨之所企謀，自然知革命政府與一切武人政府不同之點。我亦知這種明文的頒佈，免不了惹起一部分人的反感，但革命軍只要能得一大部分民眾的贊助，只要能明揭主張與步驟，使國人知非有什麼私人權利的爭求，原無取於「每人而悅之」的辦法。革命軍亦惟其能這樣，才可以使人民確實認識其性質，才可以博得群眾深切熱烈的信仰。三民主義複雜抽象而不易了能[解]；訓政的約法，是一部分具體的解釋，可以使人民瞭解革命的旨趣。

　　論到革命政府的約法應如何規定，是一件很需研究的問題，決非一兩人所能計慮周到的事。革命軍在未能平定全國之時，他雖佔領得一部分地方，他境外有敵軍，他境內還有敵黨，革命政府的精力是不能完全用以對內的，他還須用以對外。是不能完全用以作積極建設事業的，他還須作消極防禦事業。所以在這時候，革命政府的能力實在有限，一切太高遠太理想了的話，一定沒有用處。

　　然而革命政府所必須做的是什麼事呢？我以為兩件事是必須做的。第一是組織人民的事業。第二是教育人民的事業。

　　人民沒有組織，他們便不容易集合起來行使主權。然而在產業不發達的國家，人民相互間沒有什麼經濟上密切關係。希望他們自己組織起來，是很不容易的。許多人說中國人是一盤散沙，其實這是產業落後的國民，當然的現象。這決不是中國民族性有什麼弱點。要希望中國人能免于一盤散沙之誚，不是用什麼合群互助的空道理，去向他們強聒；是要靠政治的力量，發達產業，或用其他的方法，使人民相互間發生密切的經濟關係。所以革命黨需要政權，用政權以組織人民，然後人民能有政治上的力量。

　　在革命未完成的期間，發達產業自然不是一件易事。但革命政府即為安輯遊民，以免他們受反動派的利用，亦當盡力所能的做去。至於除此以外，革命政府應注意人民自然的集合方法，在各種的自然集合區域中，為人民經營教育、娛樂，乃至輔助生產，便利生活的公共機關。這種機關的事業，自以革命政府財力所能及的為標準。這種機關的收入支出，以及事業的興辦停止，除革命政府大政方針所關係不能移易的以外，應使該區域中人民有決議、監督或備諮詢之權。每區域的人民有公共幸福所關係，而又多少可以由其公共意思決定事業的一種機關，人民自然容易由此學習開會議事等種種習慣。他們亦然後知道公民權利義務的真性質。這種區域須就人民自然的集合而規劃，亦是因勢利導，使其易於常時利用此等機關，且注意此等機關事業的意思。

　　其次，教育人民亦是一件要事。人民有了組織而沒有教育，他們因為沒有政治經濟的常識，一定仍不善於使用主權，或不免惹出許多誤謬，以至於危及民治的根本。在這時候，革命政府須負教育人民之責。此所謂教育人民，最注重的是成人教育，公民教育。在此時期，小學教育普通教育自亦可量力舉辦；但這相形起來，還關係較小，還比較可置為緩圖。成人公民的教育，乃人民行使主權必要的一種預備，革命政府必須視為當前急務。

　　教育人民之法：（一）是宣傳革命政府的主義與各種行政的理由，使人民對於政治經濟漸有明確的瞭解。革命政府用這種法子，固然為要得人民擁護，但這決不是愚民政策。他是要人民有正當的理解。革命政府倘若有處置失當的地方，他還是要能引起人民的監督改正。革命政府為此需要有宣傳委員，常駐與遊行講演員，各種宣傳的印刷品。（二）是供給各種參政的參考資料，使人民對於各種政治經濟問題能有所根據以參加意見。革命政府為此應有報紙，或各種報告冊，公佈各種收入支出的預算決算，各種行政的規劃，以及各方面對於政治經濟的意見。（三）是給與人民試驗參政能力的機會，使他們由經驗得著切實的教訓。革命政府為此在各種不至危及民治根本的事務上，應儘量使人民有使用政權的餘地。遇必要時，固可以保留政府修政人民的決議的特權。但這總要不損及人民參政的熱心為好。這三種教育方法同時並行，人民自然不至於不很迅速的進步了。

　　革命政府組織人民與教育人民，最應注意使人民注意於他本鄉村本縣的事。我國所謂熱心的人，每好談國事而忽略地方問題。然而一般人民希望他注意國事是不容易的。他們若亦只知談國事，結果仍會如現在各地議會，為照例應景，打些言不由衷的通電，今天爭威海衛草約，明天爭金佛郞外交案，究竟喚不起他們注意公共事務的真正感情。最要緊是引人民注意解決他最切身的問題，然後容易引起他們政治集會的熱心，然後容易輔進他們解決政治經濟問題的識力，如此，然後有好的自治單位。有了好的自治單位，他們舉出的代表，都是有群眾在背後擁護監督的人，那時制定國憲解決國事，自不至演今日國會議員的種種怪劇。

　　再試想要實行直接民權的制度，能由人民創制、複決、及撤回代議士，尤其非有好的自治單位不容易為[成]功。人民非容易為政治集會，代議士背後非有容易集會的選舉人團體，直接民權，終為不可能的夢想。由此亦可知每個自治的區域，將成為一個選舉人的團體，縣與鄉村的自治，為真的共和根本的要務了。

　　四

　　革命政府應當使人民參政以學習參政，這是不錯的。但是在人民沒有組織起來，沒有受相當教育以前，革命政府不能給一切大權與人民，而必須保留訓政的特權，這是有主義，肯負責的革命政府必要注意的事。人民沒有組織起來，實際無由產生任何有系統有計劃的民意。這種散漫無教育的群眾，他們所能做的，只是不負責任的批評，或者在被人煽動的時候，烏合的起來無計慮的做一種破壞事業。（從好的一方面說，自然革命的力量亦有一部分是由此得來的。不過從壞的一方面說，反動派野心家亦可以由這得勢。）這樣的人民若得了完全的政權，實際仍不能行使而很快的會落到一部分野心的人手裡。故就事實說，革命以後，不是革命黨專政，亦必是反動派專政。在未經過訓政時期的時候，決不能有真正的人民政府。

　　革命政府之必須保留一部分特權，亦還有別的理由。我現在可以指出三件事。

　　第一，革命政府不能不消弭一切反動的對敵行為。革命政府做這些事，不一定能得一般人民諒解，亦決不能先請一般人民的決議再去進行一切。實在革命的成功，決不是靠將反對黨斬盡滅絕。法國至今議會尚有王黨，俄國亦並不妨害少數黨社會革命黨等的存在。但是革命政府必須于必要時，有裁制反對黨的權力。這種權力，有時使革命政府要限制人民的言論集會，乃至侵犯其他的人民權利，表面看來，似乎革命政府仍不免有多少殘暴的行為，然而這是不可避免的事。革命政府做這種事，自然一須確為出於萬不得已，二須借宣傳方法，解釋一般人民的誤會；但革命政府必須保留此種不待人民議決可以自由活動的特權。

　　第二，革命政府要預防反動派利用遊民，必須于革命後即刻設法安輯遊民，與以工作。這種事亦不定能得一般人民贊同，而且革命政府無暇徵求一般人民的同意。社會上最富於破壞力的莫過於遊民。一般工商農人各操本業，在產業不發達的國家渙散而安本分。革命政府但能不與以過度的紛擾，他們事秦事楚總是一樣的順民。他們縱不十分瞭解革命政府的主張，若他們自身不至有何大的損失與危險，他們決不輕易起來作何種反抗行為。但是遊民卻不然。遊民除了他的一身別無所有，他們烏合烏散，無主張，無組織，因此他們為求生活的原故，很容易受任何方面的煽動與收買，而成為一種大力量。法國革命是靠的巴黎遊民，意大利棒喝團亦由失業的工人退伍的兵士所組成。由此可知革命政府在他根基還未穩定的時候，如何利用政權，趕先下手，安輯遊民，與以工作，使反動派無從得反抗的武器，實在是緊要的事。這件事革命政府必須有充分的自由活動餘地。

　　第三，革命政府為組織教育民眾，為安輯遊民，為其他一切政治軍事活動，必須籌集經費。為籌集經費，革命政府應當注意一不加增普通人民負擔，二不過於擾亂社會平時狀態。這便最要緊是在不勞而獲的階級中抽收財產稅、所得稅、募集公債，或甚至於暫時或長久的沒收一部分財產。這種活動，在革命政府是必要的。這種活動若能處置合當，不勞而獲的人雖不滿意，亦或能體諒含忍；一般人民不會有什麼反抗行為的。但這不能待人民同意。人民多半習于故常，而且為不勞而獲的階級豢養的人所造成的輿論包圍住，革命政府這種運用之妙，欲求先得人民徹底瞭解，是不易的事情。所以這亦是革命政府必須保留一部分特權的原因。

　　革命政府的特權，亦決不是無限制的。人民越進步，革命政府特權的範圍越縮小。革命政府是決不應有壟斷政權心理的。破壞是為求真的共和實現，訓政仍是為求真的共和實現。為求真的共和而忘訓政的必要，這與為求真的共和而忘革命的必要其愚謬沒有什麼兩樣。為訓政而忘求真的共和這亦必是不忠誠的革命黨所為。有主義的革命党，黨員能熱烈的為主義作戰的革命党，決不應有此等事情的。

　　我以上所說，不過就「訓政」說表述我的意思。我希望還能看見許多有識見熱誠愛國的人，大家考慮這個問題。革命的必要，是許多人知道的，革命以後訓政的必要，許多人不甚知道。至於訓政的著手事情，進行方法，許多人更不注意。為中國革命的前途，我以為大家要重視這個問題。

　　載《新建設》第一卷第二期

　　署名：惲代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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