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國家主義的教育》|惲代英

讀《國家主義的教育》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景陶、幼椿兩兄：

　　久不通音信，此次得讀兩兄所著《國家主義的教育》一書，頗痛快無殊我所欲言，故極為快慰。國內同人論調，年來亦漸側重對外。上月蘇州會議，居然以列席者不約而同之心理，規定「求中華民族獨立，到青年中間去」之標語，為學會活動之準則。我私衷竊喜，以為如此方是學會認定了它對於中國所負的使命。而兩兄此書適於此時出版，更可見本會同人海內外意見如合符節，此尤令我私衷慶倖。

　　我于兩兄此書，曾經細讀，我於極表贊同之諸點以外，有尚願質證于兩兄者。我輩既同認此等意義之提倡為中國所亟需，則于如何提倡方能切實有益國家之討論，自必為兩兄所願聞。我今所言，既本此旨，或亦可以補兩兄思慮之所不及麼？若不然，則必我所見有紕繆之處，亦樂得兩兄進而教之。

　　我於此書願質證之數點，可約舉如下，再分論之。

　　（一）國家主義的教育，不應當從中國民族特性，或東方文化上立說。

　　（二）教育方針，宜明定在用以救國，不應仍遊移於和諧的或專門化的教育。

　　（三）但只同情或自愛的教育，不足以救國。

　　先討論第一點。

　　景陶兄所言民族主義的教育，我大體均贊成。惟于全篇雖屢言應提倡民族性的教育，究對於什麼是中國的民族性，卻提得很少。又雖屢言中國的民族性不一定全壞，然而究竟好的在什麼地方，亦很少說到。即如說：「說吾國民族性有許多弱點，可以相信；說吾國民族性皆是弱點，則未免武斷。何以故？因我不信言之者果真已將國民底性質施行過細密的解剖，而確見其無一好處，然後才發此言。」又如說：「使國人最少也……知道本國民族與本國文化，最少亦不是全惡的，有一部分還不錯。」此等語本為針對國人妄自菲薄之病根而言，立意自是好的。不過景陶兄究未說出所謂「好處」，所謂「不錯」，是什麼，即我讀此文已覺近於虛驕牽強。如此的說法理論上終不圓滿。

　　即如景陶兄亦曾說「中國人之大道，本是一張一弛的」；又指出中國人的「無入而不自得」，「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內心生活。但這似乎只是少數賢哲所做的事，與全中國的民族性不一定有關。年來談東方文化的，最著名如梁漱溟。然梁氏所說東方文化實不如索性說是孔家文化、佛家文化。中國人不一定有孔家文化的精神。孔家文化的精神，亦不一定中國人有。若認此為中國民族性，於理似不妥洽。

　　且即如梁氏言，中國今日亦應將所謂中國化，暫為擱下，而採用西方化、向前要求的人生態度。即如景陶兄在《國慶日之教育》篇論《卿雲歌》時，說：「中國此時正在國運阽危民不聊生的時代，國歌為立國精神所系，不可不有發揚蹈厲奮發有為的氣概。與其失之於嘽緩，毋寧失之於躁急。所以在這一點上，《卿雲歌》完全不合時宜。」我以為由此數語，可知景陶兄與梁氏正有相同之意見，決不望此時以無入而不自得的東方文化，陶冶國民。然則民族性的教育，應根據中國的民族性那一點，而施以陶冶，不很成問題了嗎？

　　我以為所謂民族性，實則系由各民族經濟狀況所反射而形成的。除氣候、山脈、河流等影響於一般精神生活外，生產的方法，亦給心理上很大的影響。普通所指西方文化，常即指他們機器生產、大量生產下的心理生活。他們那種計較心，那種冒險，那種奮進，實在是為適應於他們那日新月異的文明進步，求免於生活落伍，所不可少的條件。而中國人的雍容不迫，即普通所謂中國文化，亦只是幾千年安定而單純的小農業、小工業的產物。我並不說一般聖哲的教訓，是一點沒有影響的。但最大是他們生活方法所給的影響。在生活方法沒有什麼要求冒險奮進的國民，希望他們接受西方（文）化是不容易的。然而在與此西方（文）化接觸的時候，仍提倡他們保存那種中國（文）化，更是不妥。

　　中國今日必須由小量生產進為大量生產，由手工生產進為機器生產，乃可以免於外國的經濟侵略。則是由小量生產、手工生產所反射而形成的國民心理（實即庸愚怠惰的心理，尚非可比擬于一張一弛，無入而不自得等賢哲的條教），決無可以提倡而發揮。故我以為從民族性或東方文化立說以明國家主義的教育，尚為不妥。不知景陶兄以為何如？

　　對於國人崇拜歐美而妄自菲薄，我亦極不謂然。前數周與舜生兄談，以為自認文化低劣，即為易於同化於人的一個重要條件。歷來異族之同化於漢族，即因自認文化低於漢族。近年來智識階級反較無智階級有同化于歐美的傾向，亦是智識階級自認文化低於歐美，而無智者終只橫一「非我族類」的觀念，看待外人的原故。本此，故我于兄等打破國人崇拜歐美的迷信，極以為然。但我以為要打破崇拜歐美的迷信，不在拘泥於讚美自己的民族性，而在揭破歐美社會的污穢齷齪，並不惜痛與一般洋奴學者以懲創，使他們不能迷惑國人。同時，我們尤要提醒國人西方的文明全在剝奪弱者。我們居於今日，只有酌量採取他們的方法，以自免於為弱者。至於採取了他們的方法，如何又能免於他們的弊害，這還在我們好自為之。不過因為他們有了弊害，遂謂不屑採用他們的方法，使自己終無以免於為弱者，使自己終無以免於受他們弊害的犧牲，那卻又決乎不可。

　　總之，歐美人的生產方法是不可不學的。但是不能因此，遂謂可以崇拜歐美。因為他們還是有許多愚蠢的弊害。而且我們所以學歐美正是因為要與歐美敵對，要打倒歐美加於我們的經濟壓迫。我們的文化與歐美比，不是程度上有高低，是性質上完全不同種類。因為是不同的生產方法所形成的。我們要求與歐美爭存，不能不採用歐美的生產方法，所以亦不能不酌量移植一些歐美的文化。但這不是說我們是劣等文化的民族。我們若能好自為之（我的意思是說用社會主義的意思從事大量生產），可以有歐美生產增多、品質改良的優點，而又無他們國際侵略、勞資爭鬥的劣點，這將還要證明我們是優等民族呢。

　　國人都知外國人現用經濟侵略方法對付我，但不知經濟的侵略，必須從經濟上去抵禦他。現在華洋貿易每年虧損在三萬萬兩左右。此三萬萬兩，不徒表明外人賺了我們的金錢，而且表明他們奪了我們中國生產者的生路。中國若不與外人通商，此三萬萬兩，必為中國人所生產。現既成為購入外人之所生產，則試暝[瞑]目一想，國內因而失其生活的，應為幾千萬人？即此一端，外人因機器生產價廉物美的優點，又加我關稅上種種無理的約束，遂為我們平白造出幾千萬的失業者。亦何怪兵匪流氓，盈坑盈穀？而今日尚盛傳各國注意啟發遠東的商場，各國越是垂青，我們的虧損數目必越是加大，失業者必越是加多，兵匪流氓之禍必越是利害。如此下去，如何能不亡國？我們要救國，最要是指示國民在經濟上為爭存的奮鬥。我們要奪回關稅主權，要努力從事于大量生產。這在我認為是救國最要的一著。亦是國家主義的教育最應注目的一點。

　　再討論第二點。

　　我于景陶兄批評《卿雲歌》的態度，以為應適用于談一般教育問題。因為中國今日最要是能造成救國的人才，別的話都不免有不合時宜之誚。然而景陶兄對羅素又說，「要設法與青年A balanced and harmonious education」（一種均衡和適當的教育），說「寧願英國政府在內地建設一個醫工大學」。自然景陶兄此言，或仍不免有一點外交意味，未必原意如此。但我以為國人對教育持上述意見的定不乏人，不妨借此一商榷之。

　　庚子賠款，只是外人加于我不義的脅迫；本來在我們應當直接與以否認，不能承認其假退還之名，而又以行其文化的侵略。在今日我內政未清明，自然這所說近於高調。然而內政不清明終無以對外為強硬的抗議；不能對外為強硬的抗議，則終無以禁他人文化侵略之陰謀。故在今日莫急於借教育造一般能肅清內政、力爭外交的人才。其餘都非急務。本來中正調和的品性，是很可寶貴的。但在今日，此等人決不能勝遺大投艱之重任。我們要反抗性強的人，要切實精密，然而能奮鬥不倦的人。倘若不能得著這種人呢，甯是景陶兄所說，「與其失之嘽緩，毋寧失之躁急」，還是個不得已而求其次的好標準。至於抵抗力不強，奮鬥不能持續的人，居於這種外力、內力層層壓迫之下，必不能不失其所守。所以中和的教育，必然是無效的教育。中國從辦學校以來的教育，便每每是這一種。景陶兄《基督教與感情生活》篇言，當注意青年品格修養，我亦以為品格修養標準，應如上述。

　　至於專門人才呢！今日最要是能革命的人才。是革命中與革命以後，能瞭解世界政治經濟狀況，以指導國民行動的人才。是能善於運用國家政權的人才。其餘的人才，均非急要。現在許多人不注意中國社會實況，只喊著要專門人才。不知國內秩序紊亂，百業不興，專門技術的留學生，回國每每找不著事做。國內清華學校看了此等現象，不知中國根本無用人才地方，而以為系留學生不知國內情形，故不能適用；遂提倡畢業生向社會服務數年再行出國（見《申報》國慶增刊）。香港大學學生，亦因此等情形，多改學文學、哲學（見何東主張退還賠款與修粵漢鐵路談話）。我們再看一般專門人才，除了服役於外國工廠逕不回國，或服役於國內洋行，及少數本國工商機關的以外，多屈居於設備苟簡的學校做教員，或蜷伏於中央地方官署消耗其精力於勘磨簿書之中。這全可以看出某種意義的專門人才的養成，非中國之所需要。至於政治如何能入軌道，各種經濟政策應如何分別輕重緩急而措之實行，則為中國救亡不可不有的人才。苟有了此等人才，則其他專門人才，本國亦不必遂無有。即令無有，取之他國，則楚材晉用，亦非不合理之事。本此，故我以為中國今日的教育，宜單純注意救國的需要，才能舉救國的實效。

　　自然若英國人硬以強索於我的賠款為我興學，則寧以辦醫工科比辦清華式的學校好。但我們必不可忘我們最需要的，寧是如何運用國家的政治、經濟知識（或者是最能鼓舞國民的歷史、文學教育），我們不可以職業化機械化的教育，遂認為滿足。這種教育，其實亦正是帝國主義者所願施給殖民地人民的。聽說朝鮮人在日本便只能學工藝，不能學政治、經濟、歷史、法律（見《建設》一卷四號）。美國退還賠款，亦說只收十分之二的法政文學學生。我們定要知道，我們永只能受職業化機械化的教育，決不是我們的利益。

　　我以前亦恨法政教育，但近來想這實在是一個必須糾正的錯誤。只要我們不是無政府黨，我們終少不了要政治，便少不了要運用政治的知識技術。中國不是能讓他紊亂而長此終古的。我們要怎樣運用政治以救中國，如何是可以不學的事？一個死的機械，我們都知不能不學而運用他；一個複雜而精細的政治組織，倒反可以不學便運用他麼？我因此想，我們民治的國家，人民的政治知識比一切還要緊。所以我想到如何傳播這樣的知識給國民，實在要緊得很。一般教育家對於這一點負的責任，比傳授一點吃飯的技術，還重要得多呢。

　　再討論第三點，

　　幼椿兄提倡同情自愛的教育，以為可以救正國人不愛國的觀念，我承認幼椿兄所說是不錯的。國內教育不注重國文、史、地，而只知使學生疲精勞神於數學、外國文，這實在是很怪誕的現象。國內佈滿了自己離異、自己菲薄的論調，亦實在使一般國民愛國的心理，有逐漸墜落的可怕傾向。故我以為幼椿兄所提救正之法甚是。不過我以為幼椿兄只道著了一面，故恐所言不生效力耳。

　　幼椿兄知道家的觀念，在近今交通便利生活複雜，而且向外的情況下，是不能維持了的。則是幼椿兄明明認承一種倫理的觀念，必定有他的經濟的背景。幼椿兄知道家的經濟背景破壞了，家的觀念便不能維持。然則國的經濟背景若是並未完成，希望用同情自愛等教育養成愛國的觀念，這是可能的事嗎？我們都知道中國是在外國經濟侵略之下的。中國的家庭工業，已為曼徹斯德[特]、大阪等處的大工業所打破。但並不因此而中國能進成為一個獨立的經濟單位。中國的關稅，是受外人劫制的，商場是對外國無限制公開的。中國各行省的人除了因為有相同的歷史，相同的文字，以及還未忘記的祖宗時稱為天朝的光榮等觀念以外，經濟上有時並無顯著的關係。言交通，則成都到寧、滬比中國到歐美還困難。言語言，則北部中部人與閩、粵人簡直如同異國一般。言經濟上彼此的需要，則陝、甘、雲、貴之與長江數省，本關係不多；近且漸因洋貨的輸入，而愈使其關係疏遠。如此，而欲望愛國的觀念如孝之觀念的油然若生於天性，談何容易呢？

　　再則我們必須知道眼前國內私利的衝突，固由愛國觀念薄弱，其中一大半仍由受外資壓迫之所驅遣。我上文所雲，即就華洋貿易之虧損，已可征外國資本家為我造出幾千萬失業者。再加以賠款之勒索，外債之盤剝，既使我生路日狹，複使我生活日益騰貴。結果自然舉國皆呈救死不瞻的樣子。在這種情形中，他們為求一苟且的生活，不能不生衝突。野心家要利用他們以自攫機會，亦不能不生衝突。我們若不能打倒外資壓迫，欲以空談弭國內衝突，恐終不能生效呢。

　　幼椿兄亦說，中國人並非不愛國，但怪中國人愛國信念不夠。我以為幼椿兄的推論錯了。中國非能打倒外資，使自己成一個獨立的經濟單位不會能有很夠的愛國信念的。中國今日正如德國之在法、比強壓之下，而屢次對外的表示又只有如德國魯爾消極抵抗一類性質的事情。我以為經濟處在不利的地位時，消極抵抗是不會有好功效的。德國所以不能維持消極抵抗，與其說是愛國信念不夠，不如說是他的經濟地位所致的自然結果。中國仍是這樣。即如幼椿兄說，中國人要有「祖國失了面子，就如他自己失了面子一樣，心裡自然難受。」中國人最初何嘗不是這樣？但是因為經濟地位所處不利，一次失了面子，心裡難受，然而面子究竟爭不回來；兩次失了面子，心裡又難受，然而面子究竟又爭不回來。像這樣幾多次下去，他的感情生活，如何能忍受長久與實際的生活相分裂呢？一個人受人家無理的踐踏，而無法反抗，便自然生自卑之心，奴婢、乞丐，都是這種心理。中國今日這種自卑心理，亦出於這同一根源。因此，我所以相信只如幼椿兄所提倡的自愛，不足以挽回這種趨勢。

　　總之我對幼椿兄所說的都表同意，我對於一般無識的智識階級對國人所作反同情、反自愛的宣傳，與幼椿兄一樣的深惡痛嫉。不過我以為這還只做了一半功夫。我們還要指出國內分離與自卑的空氣，是外力壓迫所造成。吾人必須在經濟上得著獨立，中華民族乃能獨立，中華民族的精神，乃得完全恢復常態。

　　我對兩兄所要說的，大致如此。

　　總括起來，我以為兩兄有一共同忽略之點，即全書均未注意中國人所受經濟侵略的勢力，與中國人以後應從經濟上求脫離外人的束縛。我亦不信人類的行為一切都受經濟的支配，但經濟問題——生活問題——影響於人的生活與心理，實在是非常重大。中國今日精神的墮落，許多地方都是出於物質的貧乏。不從物質上救濟中國，恐怕終如前幾年前幾十年所空唱的救國自強，結果終只是空唱而已。

　　再舉一個例，即如基督教的教育，所以在中國能成為一個可怕的問題，他們豈非全國經濟上挾著優勢？他們每年從外國募化來許多款項。他們設立教會、醫院、學校、宣講所、青年會，以及其他種種機關，有許多人的祖孫父子，都靠他們做衣食父母。他們又借外人的勢力，出入官署，包攬詞訟。至於外力侵入的機關，他們更可以有介紹職員的優先權利。你看入教會學校的，哪一個不是腦中存著一個將來吃洋飯的幻想。自然基督教理，亦可以批評的，然而這實在是徒勞無功。他們原不是「信」教，原只是「吃」教。我遇見了幾個比較勇敢真摯的教徒，他們都承認基督教徒中有許多假冒的、名不副實的。我問他既然這樣，何不使他們出教？何不先將他們感化成為真的教徒，再向外面傳教？何必還要鬧那些什麼「歸主運動」？若中國人名義上都成了基督教徒，而都系假冒的、名不副實的必定有什麼好處嗎？這些問題，他們都不能答應。不過他們是人家豢養來專做這種事的，他們只好不想我這所說的問題，以免良心上的苦痛。他們怎敢回答這些問題？他們便認清了基督教是淺薄、虛偽，他們為自己的飯碗，為妻子兒女的溫飽，亦只好抵死的這樣去做。

　　有些基督教徒，自命為很能捨身為教會做事，因為他們收入不多，而肯終身不易其業。然而我們要知道，基督教能得這些捨身的人，因為他們的生活安定，而又有其他的好處呢。現在全國生活的路子日益逼狹了。除了當兵、當官、當匪以外，還有一小部分凋敝的工商、教育界。然而工商因為時局的關係，既無發達之望；而教育界與官、兵、匪的生活一樣，一天天到了日暮途窮的樣子了。一批一批的畢業生，到社會上都找不著事做。縱然找了一件事，保不住三天五天，又被人家排擠掉了。在這種情形之下，教會中比較安定的生活，相形已有一日之長。何況吃那種飯的人，有免費的房屋住，有免費的學校為子女受教育，有了兵患、匪患或其他的橫逆，可以安然受外國牧師、神父的保護，儼然在本國政府之下，享有治外法權。這如何不使一般人以教會，或其他吃洋飯的事業，為終南樂土？我們與他談基督教理之妄誕，有何益處？

　　基督教是用武力扶掖到中國來的，所以中國人終有些憎惡他。但是他早已拋棄武力政策，而改用經濟勢力來懷柔我們中國人了。景陶兄說不知何故中國國立機關之職員，如郵務員、鐵道員之類，率為教會學校學生所佔領。其實這何難解說？我們的郵務，原來在客卿的掌握中。而鐵路又多與外資有關係。外人正欲以教會對於中國青年施其「類我類我」教育；自然凡其勢力所到，樂得為此惠而不費的事，使教會學生的出路能引得一般人垂涎注意，庶幾「中華歸主」的運動格外容易成功。自從鹽務落到外國人手上，稽核所便又成了教會學生一個大銷場。現在又在醞釀鐵路共管。只要鐵路一天又完全到外人手裡，又不知多幾多西崽的吃飯地方。所以教會學生的出路，教會或青年會的介紹職業，與外國人的攫取中國權利，彼此有相對的關係。因此，希望教會學生愛國，哪有這一回的事情？

　　總而言之，基督教的勢力，完全建築在經濟上面。不是基督教能使中國人心理上奴服于外人，是外人以經濟上的利益誘餌我，以經濟上的貧乏壓迫我，遂使我國的人，發生托庇于教會的心理。我以為基督教必須攻擊，但非經濟上爭得獨立，恐究不易攻擊得倒呢。（前次非宗教運動發生時，教會中人不惜說是義和團精神的復興。這無非因義和團是外人所曾征服，因又欲利用外力來撲滅非宗教的思想。亦可見基督教原本不講教理，他們所仗，只是有洋大人可以再興八國聯軍。這是他們最引為榮耀的事。基督教終只配稱為「洋教」而已。）

　　要求經濟的獨立，終必須經過一番政治革命。但我以為必須認清這個政治革命，完全是為求經濟獨立去障礙的法子。政治革命如何能成功是一個問題。成功了如何才能求經濟的獨立，更是一個重大的問題。在這兩點，我可以很簡單的提出我現在所能見到的幾個意見。

　　（一）政治革命必須要強健、果敢的志士。但中堅之責，又不是現在一般出風頭而只以鹵莽、躁妄、惼急見長的人所能任的。（這種人在革命運動中，自然仍有相當的用處，不可一概抹煞。）

　　（二）政治革命必須在古今中外革命歷史上，去作一番歸納的研究，而尋出中國今日可用的法則。惡勢力的強大的晉[普]遍，是不足怕的。古今中外從這種情況下，成功革命的，不知道多少。但如我們十餘年來利用上級軍官，或鼓吹群眾欲真以血肉敵槍炮，恐終非有效的路徑。

　　（三）政治革命進行中，必須明標主張，設立迪克推多的政府，從縣自治做起。此一點孫中山的訓政說，大可參考。欲革命即實現民治，為不可能的事。因下層民眾無組織以前，必無真的民治。

　　（四）政治革命後，最要為利用外交手腕收回關稅主權。非收回關稅主權，加增幾種物品的入口關稅，則國內實業永不發達，遊民永無法安戢，亂源永無法肅清。至於所謂利用外交手腕，老實的說，便是「以夷制夷」。外交全是縱橫捭闔之術，全在利用人家相互之猜疑，以自得扶助。自然不自立而專恃此以求助於人則為不可恃；然而即能自立仍少不得此一著。中國人鄙棄「以夷制夷」之術，實無理由。

　　（五）政治革命後必須由革命政府進行國有的大生產事業，既以安戢遊民，複可抵制外資壓迫，挽回國際貿易之出超。而產業組織亦因勞動者之集中，而易於提倡完成，以便為選派代議士的單位。此種辦法，比以地方為選舉單位便於隨時監督或撤回代議士。欲實現真民治，不可不注意此一著。——私人資本家能經營大生產事業自仍有以上之功效。不過一則希望中國很少的資本家肩此為全國轉移局面的巨任，於事為不可能；再則中國今日正便於以國營政策，預弭勞資爭端，未有不利用此等政策之理。

　　（六）國營大生產所需資本，必須於國內不勞而獲的階級中人，用財產稅、所得稅、公債或沒收等方法籌得之。如地皮商、股票商、銀行家、工廠主、房主、田主等，均須任出資之責。惟革命政府不可過於採用紛擾的政策，以自取反對失敗。——孫中山國營產業全恃外人借資，此近於與狐謀皮。我以為必須另設他法。因彼等不利用我國的產業發達，故孫中山此等希望必不易實現。

　　（七）革命政府必須經營各種事業，以使人民間發生經濟的關係，而自然成為一種組織。革命政府又須教導之以參政的知識，故成人公民教育，與供給人民參政的參考資料要緊。——如此，革命政府乃能由一黨的獨裁政治，進于人民真正代表的民主政治。

　　以上自然說得太遠了。然我以為若不說如何能求經濟獨立，而欲恃教育以求經濟獨立，以救中國，必為不易成功的事。我們必須知如何能求經濟獨立，然後能知在此等獨立運動中，須要有何等品性、知識、材能的人，然後能知要施何等的教育，以為國家培養這等人。今人惟其不能知此，所以他們雖開口閉口總說教育救國，然而他們專給學生一些不痛不癢的學術品性。結果或禁學生過問國事，或引得學生只知羡慕外人、蔑視自己，或養成學生一些消極態度；再不然，亦只是使學生習染一般虛驕浮誇等惡習，究于救國全無益處。

　　幼椿兄告國民小學教師說：「不要專向縉紳階級的子弟身上去用功夫，這大半是要令人失望的。就是這等子弟受的家教不深，而由遺傳下來的體力已經多半是脆弱得很，由遺傳下來的智力已經多半是特別狡猾。這種人只可以培植來粉飾太平，萬難去希望他支持大難。」又說：「只有向農民子弟方面用力，能夠最滿意的達到他們的理想。農民子弟之體質已經很堅強，再為有方法的操練，使他充分發展；農民子弟的精神本來很新鮮，最容易感覺，小學教師能夠于他受書之始，便善保持其朝氣，培養其良能，更使其明于愛國愛鄉之義，則挽回來日大難不患無堅實之才。」幼椿兄的意思，以為為救國而辦教育，應特別注重一部分可造的人，而忽略一部分無希望的人，我是極贊成的。不過我以為與其如幼椿兄從階級的區別上說話，不如就天性的厚薄上說話。縉紳子弟自然有許多是像幼椿兄所說的；然而因為偶由氣質的純摯，早年教育的良好，或其他境遇的刺激，他們的瑕瑜，使他們有廣闊的識見；他們的富裕，使他們有無私的感情；有時因此他們中間還是一樣能產出強固可以擔當大事的人才。中外歷史，不少這種例證。至於農家子弟，因環境的固閉，生活的艱窘，或無受教育的機會，或受教育而進步遲滯，不免中途輟學。加以鄉村學校設備之苟簡，經費之困難，必謂全力注意農村教育，可以有效，亦系與事實不相符合的事。

　　總之，無論縉紳子弟亦好，農民子弟亦好，一樣的不能說他們都可造，亦不能說他們都不可造。現在的教育，對於脆弱狡猾的人，「只可培植來粉飾太平，萬難去希望他支持大難」的人無注意之必要，我萬分贊成。願一般教育家，三複此言。我們所應注意的，是不拘他屬何種階級的子弟，只要他感覺靈敏，情感純摯，意志強固，氣質樸實，便應當加以特別的陶鑄。我們對於所謂不注意的，不是說不要他受教育，不是說不應當加以普通的訓練。但我們應在不使學生舉得的範圍內，多注意可造的人。鼓勵他才識的上進，督促他品性的改良，保全他不因為微細可以原諒的過失，甚至於並不是過失，為別的教職員所壓迫斥退。（這一點最要注意，現在一般教職員專門剷除這一類學生。）我已經說過，中國在這種內力外力層層壓迫之下，抵抗力不強，奮鬥不能持續的人必不能不失其守。必須要抵抗力強，切實精密，然而能奮鬥不倦的人，才可以轉移中國這種局面。此外的人在這種局面之下，縱然受了很多教育，他們因不能抵抗，終只有陷於為惡。若在已經轉移的新局面之下，縱然沒有受什麼教育，他們因沒有什麼壓迫，亦自然歸於為善。古人說，「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我們要在「風」上用力才是。然而現在一般教育家，卻只知在「草」上用力，真不免「不揣其本而齊其末」，這樣辦一萬年的教育，都不會有什麼成效呢。

　　最後，我以為幼椿兄鼓勵人家不要打清算盤再去為國家做事，立言亦還有磋商餘地。「知其不可而為之」，是一種難能的美德，孔子所以稱為中國的聖人。若要人人有如孔子之美德，然後中國可以有得救的希望，這無異說中國的得救，已是無望的事。在我以為我們與其提倡不要打清算盤的美德，不如仍就事實上把中國人零碎所受宰割的苦痛，以及中國完成獨立的可能，詳闡于國民之前。一方自然我亦贊成用歷史、文學的教育，發達國民對國家的感情，使他在理既覺必須為國家奮鬥，在情亦不能自禁其起而為國家奮鬥。如此，比徒然以一個義務觀念迫促他的，更可靠得多。

　　我此函後面因順筆寫來，不覺又冗長了。略舉此函大意，除開函首說明的三點以外，還可歸納為下數項。

　　一、基督教挾經濟優勢以傳教，非中國經濟獨立，不能將基督教根本打倒。

　　二、要用教育救中國，需先知中國究要如何才能得著經濟獨立，——才能得救。

　　三、教育應多注意天性較厚的人，但這不必拘定他是何種階級的子弟。

　　四、與其單提倡「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教育，不如從情理兩方面用力。

　　以上所說，究竟對否，望兩兄討論，亦望學會諸兄大家討論。

　　一二，一二，一六在上海辣斐德路一八六號

　　載《少年中國》第4卷第9期

　　署名：惲代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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