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論的誤點|惲代英

時論的誤點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一

　　許多人為中國的時局，定了許多不同的方案。但沒有一個方案，能把中國危弱的國運挽轉得回來。是中國的國事真不可為了麼？或者是定方案的人原來有一些錯誤？

　　我常想中國今天的內亂，亦不過唐末五代的樣子。在唐末五代的時候，兵何曾不驕？將何曾不悍？朝政何曾不混亂？綱紀何曾不蕩然？倘若我們生在那個時候，不以為國事已不可為了麼？然而試看宋太祖杯酒釋兵權，以文臣知州事，遂把百餘年藩鎮之禍一舉手而告一結束。可見天下的事總看人如何做法，遽然以為沒有做法，總是不對的。

　　有人說中國今天不能與五代相比，因為中國今天還受了國際的壓迫。這不是我們輕易所能求得的解救。自然，中國受國際壓迫是厲害的。但是受國際壓迫最厲害的，或終莫過歐戰後戰敗的土耳其。土耳其以不同種不同教，素為歐洲民族所憎惡。又加以依附協約仇敵的德奧等國，與英法鏖戰三四年之久，這使他們更有任意宰割的藉口。然而試看凱末爾將軍振臂一呼，居然可以使英法等國失色退讓，幾十年來處心積慮所謀占取的君士坦丁堡，仍于洛桑會議以後六星期內雙手奉還。其他所定條約，亦不見有任何國家敢拿出十分之一像臨城通牒的口氣。這亦可見天下的事總看人如何做法了。

　　然而何以中國在今天終似乎沒有一點希望呢？這值得我們研究。

　　有的人說這怪中國不能產生很好的領袖人才。這話自然不錯。但是中國人未必遂沒有一兩個很忠誠為國家的，未必遂沒有一兩個很精密很周到能為國家切實辦事的。我們有時候說中國硬找不出一個來。但是不過是憤世嫉俗之談。這種憤時嫉俗的人，是不能夠把中國引到有希望的地方去的。

　　有的人說，這怪中國的人對於一個任何領袖，太不尊重，而且太愛妨害他們的正當進行計劃了。這話更是不錯。我們中國的事，在這幾年，實在不少志士仁人想了許多計劃，用了許多力量。但是一切的效力，總是被外力破壞打消了。對於這種外力，實在令許多人灰心短氣。比較能不灰心短氣的人，亦只能「以只問耕耘不問收穫」的精神自己勖勉，然終對這種外力無可如何。

　　不過這就可以證明中國是沒有希望了麼？我們為國家做事，本應當把這些妨害我們做事的外界勢力，預先估量一番。我們不是因為沒有各種妨害做事的外力，所以為國家做事的。我們正因為有了這種外力，所以更需要為國家做事。現在做事的人，不預先把這些可以妨害他們的外力加一番估量，及到事情失敗了，只知道抱怨外力，或者仍是對於這種外力抱一個不論不議的態度。譬如農夫田中有了石塊，不知鋤而去之，反只顧將種子拋在石塊上面，以為這是有合於所謂「只問耕耘不問收穫」的精神，真是「豈有此理」。

　　凡一個國家，要他由亂而治，由危而安，都是一樣不容易成功，一樣要受許多外力妨害的。好的領袖，他只是能夠很聰明的勝過這些妨害，很忠實很勇猛的從各種困難中間超過以至於成功。行船的港，原來是一樣回曲的。不會撐船的人，就要怪港曲。我們現在最是要問在這曲的港裡怎樣撐過去，不是因為港曲了便灰心短氣，亦不是仍舊不問港曲不曲，只這樣亂撞亂碰，便可以算完事的。

　　我以為中國所以長久辦不好的緣故，不是因為沒有領袖，只是因為一般領袖不知道怎樣為國家做事才可以有效力。一般領袖不是太看輕了妨害他的外力，便是太看重了妨害他的外力。流行的時論，每每對於這種妨害做事的外力發生種種的誤解。我以為矯正這些誤解，或者是一件急要的事。

　　二

　　我常聽見人家說，中國最大的病，是人心壞了。在這種人總以為中國人到了今天，不知什麼緣故，一下兒都成了壞人。但是這果然是有的事情麼？中國人特別壞的是在什麼地方？是敢於對軍政官吏的面前出侮辱的言辭麼？是敢於在租界大路上隨意便溺麼？有人說中國人正壞在這種地方。中國人只怕強力，沒有強力的地方，便一點無忌憚了。但是這只怕強力四個字，豈只是中國人所有的弊病？而且中國人鄉村中的自治，每為外人所讚美，又何曾只怕強力？中國人比外國人特別壞的，究竟在什麼地方？

　　有人說，中國人做了官領了兵，便不顧一切法律，只知為自己的便利，任意放恣，這是中國人的特別壞處。但是中國人做了官領了兵，不顧一切法律，沒有人能裁制他。外國人有了這種事，至少在民權強盛的國，立時要受相當的裁制，不能像中國這種放任的樣子。我們從這看來，外國做官領兵的人怕受國民的裁制，不敢破壞法律，猶如我們一般人民怕受法庭或警察的裁制，不敢犯法一樣。中國做官領兵的人沒有什麼怕的，便亦無忌憚的破壞法律起來，這只證明中國這種人在與外國這種人不同情形之下，做出了不同的事情。沒有理由說中國的人特別壞，外國的人特別好這一類話。

　　有人說，中國許多的人，不務正業，只知道做官、做兵、做流氓、做盜匪。這是中國人的特別壞處。但這話是似是而非的。中國或者有少數特別偏於愛做官、做兵、做流氓盜匪的人。但一大部分人還是同別國的人一樣，只是要求一種相當的生活場所。做官的人要伺候上司，要奔走寅[官]僚，要說許多不願說的話，做許多不願做的事情，並不見得不苦。至於兵匪流氓更不用說了。兵要忍受許多無理的呵罵，無情的笞打。兵要半夜站在軍營門前，睜著眼睛，挺著身子，與風霜的氣候，困倦的精神奮鬥。流氓盜匪更是要提心吊膽去營他們那犯法的生活。他們時時提防警探的跟追，一年少不了要經過幾次黑暗臭惡的牢獄生活。他們做這些事，並不是因為體面，亦不是因為他們可以有比做工人商人農人好一點、安全一點的生活。但是他們要這樣做，可想知這中間必有一種緣故。

　　我們只知很籠統的怪這些人不務正業，究竟請問大家，中國的哪一種正業，還沒有人去做麼？中國有田沒有人種麼？有工廠商店沒有人去照料麼？我們明知道無論哪一界那一件事，都是人浮於事了。除了許多找事不著，而仍然苦苦的守著本分的一些良民外，還有這許多官，這許多兵，這許多流氓盜匪。你叫他們去務什麼正業？現在假令他們都願意務正業了，你敢擔保他們十分之一的人，有什麼正業可務麼？

　　有人說，中國何曾無正業可務？不是蒙藏邊省還須要人屯殖麼？不是一切礦山工廠還正待發達，需要許多工人麼？不錯，這些話是很好聽的。到蒙藏邊省去屯殖，是一般兵匪流氓赤手空拳，便可以去的麼？政府不知提倡，社會上有錢的人不知幫助，不給人家農具耕牛，只知道怪人家不去。人家去忍受風寒寂寞，望著廣漠的平疇哭，便可以有飯吃了麼？至於正待發達的礦山工廠，更是一句荒謬絕倫的笑話。人家肚子餓了，是現在要飯吃的。無論那些說得天花亂墜的礦山工廠將來發達不發達，總之與今天餓肚子的人是比較沒有關係。今天可以擔保人家有正業可務，然後可以責備人家不務正業。

　　人總是不很容易便能自甘餓死的。在找事不著的時候，能夠仍然苦苦的守著本分，這已須要很大的自治力量。在他苦苦的守著本分許久以後，仍然找不著事做，他不得已而去做官、做兵、做流氓盜匪，這只有被我們哀憐，受我們鑒諒。我們怎能說他怎樣特別的壞呢？

　　總而言之，中國人的壞，有些是因為沒有制裁他的力量，所以壞的。有些是因為他除了走壞的一條路，沒有法子得著生活，所以壞的。除了這以外，找不出中國人特別壞的地方。

　　三

　　有些人知道沒有制裁力，是中國人壞的一個原因。所以他們有的主張要武力統一，建設強有力的政府。有的主張趕急制定國憲省憲，以使中國的政治早一點上軌道。他們這些話其實都是對的。不過他們不曉得沒有制裁力只是中國人壞的一種原因。除此以外，還有一種生活的原因，是不容我們不顧及的。

　　孟子說，「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這是說得很好的。沒有生活問題的人，固然未必不在那沒有制裁力的地方做壞事，但是的確有許多人便可以不做壞事的；但是為生活壓迫，除了犯法便只有餓死的人，無論你制裁力如何嚴重，在倫敦紐約緹騎密佈之下，仍然是要做壞事的。只有「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可以驅民於善。若是一般人仍在「救死惟恐不贍」的情形中，任便你武力再強大，政府再有力，國憲省憲規定得再明白周到，亦終救不了中國的擾亂。

　　有些人說，反對武力統一，破壞憲法的，並不是「救死惟恐不贍」的人民，每每是一些吃不完用不盡的軍閥政客。所以中國今天的亂，不是靠一般人民有了生活便可以解決的，必須中國先不亂了，一般人民才可以有生活。

　　但是這種話實在錯了。說話的人以為這幾個吃不完用不盡的軍閥政客，真可以有什麼三頭六臂，把中國攪亂到這步田地麼？兇惡狡猾的人，無時無有，亦無國無有。不過這種人在有秩序的國家或時代中，他做了壞事，便捉到警廳法庭去了。而且他每每不敢做壞事。他反要常常用他的力量智慧，在正當的一方面，伺候國家。我們有句古話說，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也」。要知道能臣便是奸雄，奸雄便是能臣。所以奸雄每是時勢所造。現在一般軍閥政客，只是時勢所造的奸雄而已，他何曾能攪亂中國？只是中國已經亂了，所以他才應運而生。把他推倒，不把所以使他得勢的原因推倒，我看中國的政局總找不著一個清平的出路啊！

　　我們試看軍閥政客的敢於作各種擾亂的事業，是不是各具有一種力量，各挾有一班徒黨。中國有了很多無正業可務的人，他們要為自己求一條生路。所以他們只有各依附于一個頭目，以互相排軋爭競。無論工商農界、學界、政界、軍界，那一處不是有所謂幫口，那一處幫口不是有許多黨同伐異的事情。但是在這些幫口以外的人，為自己的生存，不能容許這些幫口永遠盤踞了這些職業界。他們的頭目，或者是為虛榮的緣故，而有意的搗亂；但是他們正要利用這頭目的虛榮心，幫著他成功，藉以打破舊的職業界幫口，以解決自己的飯碗問題。頭目可以抱任何不正當的目的，但是他的力量，全在這般單純為解決飯碗問題的嘍囉身上。沒有這般嘍囉，無論頭目怎樣居心，亦做不出任何大的壞事來。然則現在與其恨頭目，不如在這些嘍囉身上，求個根本的解決計劃。

　　今天無論你說武力亦好，憲法亦好，總是便於私謀的便擁護他，不便於私謀的便反對破壞他。這亦是不足怪的。現在國內正當的職業只容得一部分人生活，別部分人只有排擠這一部分人才可以有生路，所以現在有許多人根本非搗亂不可。不能使這些人不搗亂而有生活，只知道講什麼武力的制裁，憲法的制裁，給[結]果自然盡是一般空話。

　　四

　　還有一般人更想遠了。他們想到中國的亂，是因為中國人沒有道德的教育，是因為中國人沒有什麼自然派象徵派的文化，是因為中國人沒有修鐵路辦實業的專門人才。他們想去想來，總覺得要中國好，只有辦教育。除了辦教育，都是「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的話。

　　但是辦教育真是「揣其本」的辦法麼？我敢斷言不是的，決定不是的。辦教育正是一樣的「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的辦法罷了。

　　姑且不論一般人辦的教育只知道注意功課，不知道注意道德；亦姑且不論一般人所謂教育，除了提倡些「以順為正」的「妾婦之道」以外，談不上什麼道德的話。便假令一般教育家都真能注重道德，而且提倡的道德很能中正合理，這真能把中國轉變過來麼？一般人的氣質是薄弱的，孔子弟子三千人，成名的僅七十二人，而能出死入生始終不變的則一二十人而已。縱今日有大師如孔子，想以注重道德使人人成為這種流俗的中流砥柱，可以斷言是沒有希望的。中國自然是需要有幾十幾百個有血性有肩膀的人。但這只能在幾百人中找著幾個。不能希望遇見幾百人，便把幾百人變成這個樣子。那不能變成這個樣子的人，要緊是給他一個好環境。一般的人他只是順風倒。他在好環境中便是好人，壞環境中便是壞人。外國人似乎比中國好，正是因為他們這類的人有幾個好環境的緣故。我們除了要教育少數有血性有肩膀的人，幫我們創造環境以外，對於一般的人還是要環境去間接的教育他。不改變壞環境，而只顧說什麼道德的教育，結果可斷言是要失敗的。

　　論到文化，其實只是人類的一種裝飾品。人類需要裝飾品，與需要基本的生活資料，是一樣出於自然的天性，這個話是很可信的。但是人總要有了基本的生活資料，才能講到裝飾品上面。有些人要說文化是人類所以超出於禽獸的一點。這話亦許是不錯。但是人先要求能滿足他那飲食男女的禽獸生活，才有功夫講到超出禽獸的文化。現在不顧一般人沒有生路的苦楚，一天只是講什麼哲學文學，誰能夠理會他？還有些人以為哲學文學實在有使中國起死回生的力量。我想這怕是一些白面書生自抬聲價的話罷！亦許用得很恰當，而且遇著了俾士麥，伊藤博文這些人，可以使斐斯的吉田松陰之輩，成就個好名聲。倘若不然，斯多亞派、伊壁鳩魯派，未嘗轉移希臘的國運。歐根、杜裡舒眼望著德國分崩離析，亦與我國章太炎、歐陽竟無眼望著麻亂的時局，一籌莫展的一個樣子。靠文化救國真像一句癡話啊！

　　至於說到中國沒有專門人才，這至多亦只有一半的真理。中國一面是患的沒有人才，然而一面亦是患的是人才過剩。全國農工商業的學生，何曾是一個很少的數目。但是這些學生不能希望都在農工商界找得事做。他每每仍然轉到教育界、政界、軍界中去。東西洋留學的專門學生，哪裡有這多的職業給他們，使他們出面問事。所以有許多人學成便留在外國工廠為他服務了，亦有許多人回國後在外國人所組織的工廠商店為他服務了。我們天天鬧沒有專門人才，辛辛苦苦養些專門人才，卻這樣糟蹋，或這樣送給外國人用。這可以救國麼？有些人說，這只怪這些專門人才不能忍耐，不能自己創造機會，但這總之是無聊的廢話而已。現在工商凋弊[敝]，百業不興，專門養一些專門人才來忍耐，忍耐到什麼時候？至於談到創造機會，這話更縹緲不可捉摸了。

　　一國的人都顛倒迷惑於這些論調之中。今天創辦大學專門學校，明天派遣歐美留學生。一個學校舉行卒業，人人都以為教育有了成效。一個人能為學校籌捐一點款子，人人都恭維他提倡教育，有益世道人心。乃至於風聞各國因要仿效美國文化侵略政策，有退還賠款之議，便爭先恐後的要攫取此款，怎樣擴展教育。當真以為教育可以救中國麼？二十餘年的創辦學校，幾千萬的國內外卒業學生，我們試看教育的功效在哪裡？臨城通牒的屈服，是教育的功效麼？護路案，金佛郞案的任人家宣傳劫制，是教育的功效麼？再像這樣辦十年教育，亡了國，滅了種，然後是教育的功效麼？大家醒醒罷！

　　五

　　實在根本最大的一件事，莫過於發達實業。許多人談起中國的問題，只知道把教育和實業並舉，而且每每把教育看得比實業更重要。這種錯誤是必須矯正的。中國的擾亂，根本由於工商凋弊[敝]，百業不興，所以許多人找不著正當的生活。這種情形不改，只顧去辦教育，受了教育的人仍是找不著正當生活的。給找不著正當生活的人以教育，他所得的知識，一定要成為幫他作惡的工具。所以這種教育只有助長中國擾亂的。我們只看這幾年的事實，總不能說我這是不可靠的話罷。

　　最要緊是發達實業，使農工商界都呈一番生動氣象，使他們都需要人工，使一切的人都有正業可務。這樣中國的問題才可以根本解決。有人說我的思想太偏於惟物一方面了。但是我要申辯，這不是我的思想，這是顯然陳列於我們面前的事實。總要大家先有飯吃，再說別的話。我亦不是說有飯吃便一切問題都解決了；不過要解決別的問題，總要大家先有飯吃了才可以說得上來。

　　我不是說中國今天便沒有抱著「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硬脊樑君子。但真能餓死首陽山之下的，千萬人中總只一個，至多兩三個，至多十個，至多一百個。再決不能更多了。千萬人中除了一百個人以外，其餘都是免不了要吃飯。這一百個人餓死了，何曾能改變這個問題的要點？所以因為有一百個人可以餓死，（其實無論如何不能有一百個這樣的人）便忽略了為千萬人發達實業的重要，這是沒有道理的。

　　六

　　我們談到發達實業，還要糾正一個誤點。便是以為發達實業既是救中國的根本要計，所以我們不必問他政治界是個什麼情形。

　　其實今天談到實業，是與政治界息息相關的。兵事的紛擾，執政的暴橫，使原料商品的運輸受了損害，使人民的購買力低弱，使產業界的財政受直接的剝奪，這是許多人知道的。又加以我們今天是世界商場中的一員。我們的產業界，與橫過太平洋的日本美國，乃至再橫過大西洋的歐洲各國，他們的產業界發生許多不可避免的關係。在資本主義的世界中，大資本壓倒小資本。我們試看財產百余萬的中國郵船公司，經美國航務間輪船的競爭，且宣告破產，這便可知非私人企業所能與他們抗衡。又看中國的紗業，因為美國抬高生棉價格，明看著國內需要很多的棉貨，終不能不減少工作時間，以限制出品，這更可知一般企業與各國所採用商業政策亦很有關係。在現在談發達產業，以為可以不問政治，是做不到的事。

　　第一，我們要發達實業以壓倒外資，必須注意國營的大生產事業，才有成功的希望。我們中國一般人民的企業心薄弱，而集股合營的事業對國人尤無好的信用。若是我們靠私人來發達實業，以與人家動以幾萬萬大資本的生產相互爭競，其失敗自可以預卜。要求不失敗，必須靠國家集合大資本，以從事經營。國家集合這種大資本的法子，一方面可靠不喪主權的外債，一方面可靠改良稅則，從人民不勞而獲的利得中間徵收不能轉嫁的直接稅。做這種事，自然先要一種好政府。但是有了好政府，最急要的還是靠他做這種事。這比靠私人資本家來發達中國為有把握。

　　第二，我們要發達實業以消弭遊民，必須于發達實業之中，帶有一種社會主義的精神。一般人只知道大的實業可以養許多人在裡面做工，不知道大的實業用了更進步更有效率的工具，從前要一二十個人做的工，現在一兩個人便做了。我們在一個通商口岸看見一個紗廠裡容了三四千工人，我們卻忘了周圍鄉村裡紡織的手工人因而失業的，總在萬數以上。所以我們要知道像今天這樣去發達實業，大工廠越多，因而失業的人將要越多。發達實業是不能消弭遊民的。要發達實業以消弭遊民，必須注意帶有一種社會主義的精神。那便是說發達實業是不能以利用勞工榨取利潤為目的，必須注意人人有工作的機會，工作的人有他相當的好生活。現在的實業家有了進步有效率的工具，不因為用了這種工具減少工人作工時間，或改善工人生活待遇；反藉以要工人作從前一樣或更久的工作，而減少工人數目，以自己圖取剩餘價值。這是所以實業發達，而失業者越多的緣故。我們為消弭遊民而發達實業，所以決不能這樣做。這亦可見發達實業是國家應辦的事情，不能希望只知為自己殖貨財的私人資本家。

　　第三，我們要使國內實業可以發達，必須利用政治的力量，收回關稅的完全主權。我們的國際貿易，自從《金陵條約》、《天津條約》以協定關稅之權授之外人，課稅之率，乃至進口貨價均須以一定年限，得外人同意，乃能規定有效。因貨價之增長，稅則表之粗疏，於是外貨輸入，抽稅常至不敵百之二三。而他們複有於進口關稅外，再加半稅，其貨即可通行內地，縱貨包拆開分作零件，亦不再加稅捐等的種種便利。至於本國的商人，每一貨物須經各處厘卡，平均計算，自內地輸送至海口，須納稅二十七成。我們試將兩者一加比較，可知華商貨物成本每易較外國高昂。這如何能在市場上爭得勝利？各國提倡本國產業，每于可與本國貨物競爭的入口貨，加以重稅。去年美國修改稅則，花邊入口值百抽七十五，地毯入口值百抽五十五。這所以能遏抑外貨，使無妨害本國產業的發展。我國關稅既因外人利用前清政府的愚弱，弄到這步田地。非借政治力量爭回完全主權，將在商場上永讓外人立在上風，一切發達實業只是空談。

　　第四，我們要發達實業，須看清輕重緩急，立定進行的步驟。這尤其是在政治家的事情。我們許多人只知道說中國要發達實業。究竟以中國的能力，中國的機會，中國的需要，這發達實業的事應當從哪一件事做起來，而且應當怎樣做，這豈是可以漫無計劃的事情？譬如我們說要蓋房子，磚頭亦要，木料亦要，土亦要，灰亦要，這都是真的。但是不是任便的拿了土來，或者灰來，房子便可以蓋成的。亦不是把磚頭、木料、土灰，一併都拿來，房子便可以蓋成的。做房子的人要分出他建築的步驟。各種實業都是要發達的。但是這豈可以便不分出步驟來麼？由此可見中國要發達實業，不是靠幾個目光只知專注一方面的實業家所能有效的。必須要靠有眼光的政治家立定步驟去做，然後可以解決中國的問題。

　　我們試想一想，凡說到發展一種實業，便牽連到別種實業上面，便牽連到政治上面，便牽連到國際貿易上面。舉個例說罷：要發展紗業，便會感到中國產棉不夠用，不合用，便會感到中國產棉因運輸不便而運費太貴了，便會感到兵禍匪亂阻滯了棉或紗運輸的道路，便會感到美國棉業或日本紗業資本家操縱壓迫的苦。可知發展實業，不是局部的問題，不是一個技術家所能夠單獨解決的。我們必須在政治上去求這個問題的總解決。一般人因為看重了實業，反看輕了政治，實在是一個很大的謬誤。

　　幾年以來，我們要矯正一般人浮誇的風氣，而極力推重技術學科。許多青年都以能學實業自矜高尚；而鄙夷政治，以為不足研究。但是我們必須承認這種風氣還得大大矯正一番。技術人才只是一種機械，我們還須要運用這機械的人。中國有了運用機械的人，必須仍要機械，這是不錯的。但是真有運用機械的人，中國沒有可用的機械，盡可在外國人中間去找可用的機械。倘若沒有運用機械的人，專養成一般機械，決不能救國。結果恐怕只好給外國運用機械的人去用罷了。民國八年六月《字林西報》載日本待遇高麗之法，有云：「高麗學生之求學日本者，亦只令其學工藝，而法律歷史政治等不得學焉。」我們聽罷！日本所以待高麗，旁人看得代為之不平的，我們反自矜以此為可以免於浮誇的風氣。然則有一天日本人用這種法子待我們，豈非我們還要送他一塊「力挽頹風」的匾額麼？

　　我亦知道幾年以來，習法政經濟的多系庸愚而有官迷的青年。他們的腦筋不能學英算，他們的體力不能任農工，於是遁而入一種法政學堂。他們在校之時，受課自修，本是具文，考試卒業，亦只是時候到了的自然結果。而出校以後，結納奔競，無所不為。以此大受一般社會詬病。但是綜括這一切理由，果可以證明法政經濟為不應學習的學科了麼？

　　要說管理工業農業的技術人才要緊，那管理社會進行的政治家便更要緊。我們不能相信管理社會不需要曾經有研究的人才。所以我們要希望有實心，有實力的青年，去投身這種研究。我們亦希望有研究的人，能引導中國的政治在正軌裡走，然後實業有發達的希望。

　　七

　　我們有了政治界的技術人才，他可以引導中國的政治在軌道上走了，然而還是不夠。中國的政治現在並未入軌道。政治家可以使已入軌的政治不出軌，然而還不一定能奈那未入軌的政治何。所以怎樣使未入軌的政治入軌，還是一個待解決的問題。

　　許多人說，要未入軌的政治入軌，少不了一番革命，這話在我想是不錯的。我們所說的要革命，便是說要打倒軍閥，軍閥不打倒，他們決不容好的政治家站得住；便令好的政治家站得住，因為他們的專橫殘暴，決不讓這種政治家任何正當有益的計劃能夠實施出來。所以要打倒軍閥，好讓這種政治家實施他的計劃，這是一件必要的事情。

　　不過許多人談到打倒軍閥，亦頗有許多錯誤。許多人以為中國的患，便是在軍閥。軍閥倒了，一切的事便完了。軍閥自然是不能不打倒的。但是所以要打倒軍閥，只是為可以使好的政治家得勢，以便於發達實業的緣故。若軍閥縱能打倒，究竟沒有好的政治家，究竟不知道發達實業，結果那些餓肚子的流氓盜匪，為他的生存的緣故，必然會擁戴出第二批第三批軍閥來。民國以來，被打倒的軍閥亦不少了。張勳、段祺瑞、王占元、龍濟光不都打倒了麼？然而中國從此好了沒有？唐繼堯、陸榮廷、熊克武、呂超，不亦打倒了的麼？居然現在又爬起來了。我們可知沒有目的的打倒軍閥，結果只是徒勞無功。要長治久安，必需另要有一種人才，行一種計劃。打倒軍閥，只是除去進行障礙中的一個必要步驟而已。

　　從來破壞與建設，總被人看成兩撅，這是很不妥當的。譬如打倒軍閥是所謂破壞，組織良善政府、發達實業是所謂建設。不知道必須經過了破壞，才可以談建設。而只知道在這種政治之下，做些條陳式的文章，或者發表些零碎片段的計劃，這是無意思的。但是不知道為了建設所以才要破壞，因為進行破壞的事情，反妨害一切建設技術的研究，認為是不急之務，這亦是很錯的。我國的革命黨，每只知道跟著他的領袖去革命。革命成功了，反轉懷疑那個領袖懷抱的所以要革命的主張，以為是高遠而不可行，這實在是辛亥革命完全不生功效的一個主要緣故。我們須知道非把建設的事業看得一樣重要，便是破壞事業成功了，亦是沒有益處。中國沒有好政治家，不能發達實業，想打倒幾個軍閥便可以得救，豈有這容易的事情？

　　再則我覺得現在我國人所謂打倒軍閥的法子，亦似乎太可笑了。現在所謂打倒軍閥，只是做幾篇詛咒的文章，發幾次詈罵的傳單，在旗幟上寫四個「打倒軍閥」的大字，再不然便是現在上海新發明的什麼國民裁判院，來缺席裁判這些軍閥的死刑。我要問大家，我們這樣辦了，這些軍閥便會頭昏，便會心痛，便會七竅流血的死了麼？有些人被我們越罵越高升了。有些人被我們越罵越有勢力了。再罵幾年，中國的歷史或者可以告一個總結束了。這便是中國光榮的結局麼？有人心的人想啊！自然我們奈何不了一個人的時候，只好給他一頓臭駡，但是我們真到了奈何不了這些人的時候了麼？我們怎樣不想出個什麼別的切實辦法來？

　　最令我不解的，是一般人甘於這樣無意義的亂罵，卻多半不肯大家組織起來，成為一個有紀律的革命團體。我聽見許多人說，他們不願意聽紀律兩個字。他們為中國做事，是順著他們的良心而做的。他們不要什麼人的指揮，更討厭無論什麼人的命令。不錯，這樣一個愛自由的人，是很可以敬重的。不過長此的辦下去，究竟有什麼自由可以誇人呢？是受逮捕，或者服從治安警察法，可以有選擇的自由麼？是餓死或者賣身子給賞飯吃的東家，可以有選擇的自由麼？一個大的運動，一個有力的計劃，少不了要很多人很齊整的步伐，向前進行，兵士在戰場上，因為這樣，所以能克敵致果。我們便是對軍閥作戰的兵士。我們這樣愛自由，能希望有很多人很齊整的步伐麼？要得自由，必須有代價。我們要把服從於我們所組織的團體的紀律，做我們求自由的代價才好。

　　有人說，我們若是服從了團體的紀律，不有時候與我們本心不相合的事情，亦得因團體的意思而去做麼？我們不能完全都做與我們本心相合的事，我以為在一定限度中，這是應當的。一個人的本心，與別一個人，總有些大同小異的地方。人人要求與他本心相合然後肯做事，我們可以希望有兩三個人協力的做事麼？我們必須舍小異以就大同，然後我們可以有團結，然後我們可以有勢力較大的活動。我們在大目的相互一致的團體中，有時把在比較無關的事，便做得與本心不甚相合，這有什麼不妥當的地方。至於若說要服從團體，必須做很重大的不合本心的事，那是團體根本與我不一致了，我自然是退出團體，而另行加入或組織與我比較一致的團體。然總之團體總是不可不有的。紀律總是應相當服從的。只有這樣國民運動才會有力量。

　　還有些人動輒罵人家有黨派，受利用，這話實在太籠統了。黨派並不是壞名辭。魔鬼有黨派，打魔鬼的人仍是要有黨派。譬如說打仗要軍隊，黨派便是部勒嚴肅的軍隊，這豈可以反對麼？至於利用，說寬泛一點，人為人家做事都可以說是受了利用的。你從井裡救了一個人，你不是被那掉在井裡的人利用了麼？你得了薪俸為人家作教師或辦事人，你不是受了那出薪俸的人利用了麼？人不彼此互相利用，那便人與人之間生不出關係來。人誰能不利用人？亦誰能不受人利用？我們只能看人家利用我們做什麼。人家利用我們去自己升官發財，我們自然不答應。他若是利用我們去救國家，我們怎能以籠統的「利用」兩個字便罵倒人家呢？

　　我們必須不問黨派不黨派，利用不利用，亦不問是不是人家的命令，或者人家的命令與我們的本心相合不相合，我們只應問這樣一件事為中國是不是當做。或者是不是絕對的不當做。我們總要儘量的犧牲自己可犧牲的意見，以與可聯合的人聯合起來，有組織的有計劃的向前進行，然後可以打倒軍閥。

　　八

　　亦不只是我們這些人聯合起來了，便可打倒軍閥的。這幾年軍閥所以終究不倒，固然因為我們不聯合不組織沒有計劃的緣故。然而亦還有一個重要原因，便是人民的實力，敵不過他們。

　　有些熱心的社會運動家，他們說人民只要聯合起來，反抗軍閥，人民的真力量不是槍炮彈子所敵得過的。但是這是過於熱心了的話。人民有時候熱狂的憤怒，實在非武力所能壓服。但這只是一時的，不能希望他持久。朝鮮在一九一九年獨立大示威運動，各地民眾蜂起，不能說是他不壯烈的。然而結果被囚三萬二千人，重傷十萬人，仍為日本武力之所鎮壓，不能彈動。今年法國強佔魯爾，德國人民實行消極抵抗，罷工、怠工、示威、暗殺、破壞交通，凡可以破壞法人的，無所不至。當時德國報紙說誓不使法國得一點的煤，然而佔領後本年三月雖只運往法國煤九九○車箱，到了四月已運往九四九七車箱，五月運往之數又超過四月一倍，至於今日，德國仍只有取消消極抵抗之一法。看這種趨勢，亦可知縱不明文取消消極抵抗，亦不能為法人的害了。由這看來，可知凡以赤手空拳欲勝過槍炮子彈的，終只是一種空想。我們鬧了幾年打倒軍閥，而軍閥勢力反日益增大的，正坐這種空想的病。

　　我們如何能敵得過軍閥的槍炮子彈，以打倒軍閥呢？在這一點我要請大家注意，軍閥的權威，都立根基於兵的身上。兵若是幫軍閥，我們自然無法可想。兵若是幫我們，軍閥還是無如[奈]我們何。可惜這樣淺顯的一件事情，許多人竟然忽略過去了。

　　一般人因為恨軍閥便恨到兵的身上，甚至於有時候看見兵的橫暴還要想到兵是比他的官長還更可恨些。所以這些人他常想打倒軍閥，便是說以無槍階級的平民，來打倒有槍階級的官長士兵。咳！這真是再錯沒有了的意見了。海內熱心談裁兵的，莫過於蔣百里，然而蔣百里便說，前十年的兵防之惟恐其私逃，而今日的兵，裁遣之惟恐其不去。大家想這是由於什麼緣故呢？兵的生活豈有什麼可以貪戀的？然而在今天除了兵又有何事可做？他既以無事可做而為兵，自然他不願輕易被人裁遣。現今的兵人人都知常不免有欠餉，亦都知常不免有衝鋒陷陣的戰事，然而大家不能丟了不做。那便兵的生活境遇，可想而知。我們只知兵的橫暴為可恨的事情，我們忘記了兵營殘酷枯燥的環境，處處養成他那種性格。你怎能怪他？總而言之，兵是一種可憐的被剝奪的人。他拿什麼可以與那剝奪他的長官相提並論。從一方面說，他的長官剝奪他，亦剝奪人民。從別一方面說，他始終與人民一樣是被剝奪者，他縱然橫暴，但是他可能因為橫暴了有好一點的生活，或得著任何的利益？一般人民如何不憐憫他，反籠統把他看做與他的長官一樣。

　　嚴格的說，有槍階級，是不成一句話的。兵應當與人民一樣感覺，有打倒軍閥的必要。兵並不能靠做今天的兵來解決生活，今天的兵，縱然為長官做了許多違反良心的事情，仍然得不著稍好生活的，所以兵應當與人民聯合起來，以打倒軍閥。打倒了軍閥然後可以建設善良政府，發達實業。到了這個時候，兵的生活才可以解決得了。人民要打倒軍閥，不與同利害的兵相聯合，而反把兵作為人民的仇敵看待，真是再錯沒有了的事。

　　自然亦有些兵受了軍閥的剝奪，他自己並不知道，反覺得打倒軍閥是一種違法叛上的事情。但這種兵尤其可憐，我們試想這種兵生長於貧苦的家庭，從小沒有受過好的教育，到了軍隊裡面，只聽見人家宣傳大帥的功德，與絕對服從的迷信教義，你怎能怪他有些冥頑不靈的地方？我們總當把一切憎惡兵的觀念完全改過來，縱然兵不是能完全與人民合作打倒軍閥的，但是可以合作的兵，總要與之合作，或者誘導之以相合作。沒有隔絕了兵而談打倒軍閥的道理。

　　我們要有眼光與手腕的政治領袖，以引導全國的民眾。全國的民眾，亦要聯合起來，跟隨著這種領袖，以從事解決中國問題的戰爭。我們絕對不容許把民眾分為有槍階級與無槍階級。特別是有槍階級的民眾，將要做革命軍的主幹，然後可以有把握的使我們的仇敵戰慄撲倒。

　　凱末爾將軍的軍隊，救了將亡國的土耳其。中國亦需要一個凱末爾將軍，亦需要一個凱末爾將軍的軍隊啊！中國若不是永遠走錯路，中國一定有得救的希望。

　　載《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二十二號

　　署名：惲代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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