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三民主義|惲代英

論三民主義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一

　　中國的事，鬧到今天這個樣子，在有心人看來，不由得不懷些悲觀的思想。

　　但是中國最大的病源，在什麼地方呢？在軍閥專橫嗎？在政客沒有政治上的節操嗎？在一般人民的智識道德過於卑劣嗎？

　　海陸軍的官吏，不僅是中國才有。何以在各國不能成為專橫的軍閥，而在中國便會鬧到今天這個樣子呢？法國的福煦、英國的邱區爾（現譯邱吉爾），在四年的血戰中間，克服了全世界震懼的強德。何以罷兵以後，全不聞他們干涉英法政治，而在中國則依人成事的曹錕，善於私戰的吳佩孚，便會把持政局，玷污名器，全國怒目戟指而終於無可如何呢？

　　政客沒有政治上的節操，自然是可悲的現象。但是冀圖毀法自便，賣身求榮的人，何代蔑有，亦何國蔑有？何以在別國別地，他們都能謹慎奉公，勉力為善，獨於我們今天的政客，便這樣從惡如崩的，令我們民族永蒙這種不可湔洗的污辱呢？

　　人民智識道德，固然似乎中國人比外國人要低一點。但是所謂智識，怕亦只是說少認識幾個文字，少看見幾個發明物品而已。至於談到世界知識，美國的中學生，亦有說朴蔭開雷是法國藝術家的。西歐人民，亦有分不清日本與中國究竟是兩國還是一國的。何以見得他們的人民智識便一定的比我們高呢？所謂道德怕亦只是說在公共地方不隨便涕唾便溺，在女子面前不吸煙不說褻瀆的言語而已。至於談到犯罪的案件，不是倫敦紐約所發生的，比中國任何都會的數目更多，情節更重麼？由此可知說他們的道德比我們高，亦不見得是什麼可靠的話。

　　然則中國怎樣鬧到今天這個樣子的呢？

　　我們談國家事的，不常仔細考究中國真正的病源，只知跟著臨時發生的事變，頭痛治頭，腳痛治腳。結果自己忙得發昏，終是一無成就。這種態度不改，真是中國最可悲觀的事啊！

　　有些人說，要中國好必須先要組織中國的國民好。所以要中國好不是靠政治運動，是要靠教育或其他社會運動。這樣的話從厭惡政治的無識者說了出來，那些失敗了的臨時對付的政治家，亦跟著贊助提倡。於是這個謬論，居然支配了思想界三四年。

　　若要國民都好了，然後有好國家，世界的國家，都應當一律像中國這樣絕對的沒有希望了。德國大敗以後，遊惰欺詐之風漸盛。日本最近地震火災之後，都市中亦發生一些劫掠姦淫的不名譽事情。但是災難以前，德日國勢的鼎盛，不仍是這樣的國民所組織的國家麼？從德日的事例看起來，亦可知政治經濟的紊亂，可以引起國民道德的墮落。所以要救這種道德的墮落，最要還是政治經濟的入軌道。忽略了政治經濟，而希望國民道德增進，這是不可能的。

　　有些人說，要中國好，必須先要大家謹守法度。要有法可守，亦要甘願守法。但是這更是不著邊際的話了。法不是自己能強迫人家遵守的。人亦不是幾篇勸世文能令他甘願守法的。在有些時候，人不肯輕易違法，這或者是出於不願，或者是出於不敢。為什麼中國今天的人，會失了他不願違法的美德呢？又為什麼他們很多人，都養成這種敢於違法的不良品性呢？

　　約法等於弁髦了，又拼命的制憲法。一樣的紙老虎，換一塊招牌，便可以嚇人了麼？倒袁、倒段、倒徐、倒黎的功效，已經看見了。又拼命的倒曹、倒吳，一樣的不徹底的努力，曹吳倒了便可以恢復國民人格，澄清政治局面麼？甚至於唐紹儀王揖唐的和平會議失敗了，張紹曾吳佩孚的廬山會議亦成廢話了，來了一個「何東爵士」，提倡乞靈外人仲裁的什麼和平會議，居然全國又複應之如響。中國的事，倘若能用這些敷衍對付的方法便可以解決，早亦不至於像今天這樣紊亂的了。無論你說什麼中國的問題，總有他的根本關鍵。中國的問題，要有一個整個的解決。我們要探求他的根本關鍵，以從事整個的解決，方不愧為忠誠的愛國的政治家。

　　年來最令人不滿意的，是一般做政治活動的人，不肯自己明白的承認他是一個政治家，他亦不肯發表一點系統的政治主張與見解。有些做破壞運動的革命家，除了打倒他運動對象的個人以外，不問他們的革命是為什麼？所以他們革命成功了，只能為國民博取個暫時的高興，實際的政治遲早終究落於反動派的手中。而所謂穩健的政治領袖，更只是依違於新舊兩派勢力之間，今天一個折衷辦法，明天一個調停主張。他們縱然得意的時候，亦僅能幫反動派以排斥異己。結果他們自己片斷的政見，終於一件實施不出來，而反轉以白面書生被人家委棄只好以讀書講學掩飾自己的羞恥。

　　我以為真是忠誠愛國的政治家，鑒於已往的失敗，亦當從經驗中間抽取些教訓出來。從這以後，大家都要系統的為中國籌劃，要有一些切實可行的政治主張。我們在今天不應當真是以讀書講學不談政治而自足，不應對于全國國民迷惑不知所從的時候，不出來作一個有力的指導，任憑一般偷惰不識大體的國民，日惟顛倒于《字林西報》、《密勒評論》等報的宣傳當中。而對於無論是如何純潔犧牲的國民奮鬥，只知加以一些片斷的冷嘲熱笑，越分散了國人的注意力。我們不是伺候君王的臣子。我們不得志的時候，不是可以退而隱居，以等待「王如悔之則必反予」的日子。中國是國民的中國，尤其是那一般負有指導國民責任的政治領袖的中國。中國的安危存亡，這些政治領袖要直接擔負一大部分責任。我願意這些政治領袖，要自己十分注意他所站的地位。

　　二

　　我這一篇文，題目上已經寫了三民主義四個字，自然是為討論國民黨的三民主義而作的。我們談到民國十二年的擾亂，國民黨對於國家自然有他所負的責任，國民黨標了三民主義的口號，但是可惜據孫中山先生屢次的演說與著述中看起來，許多黨員仍是很忽視他的。中國的政治運動，每每是無主張的運動。有主張的，只有孫中山以一種主張作黨的口號的，只有國民黨。但是可惜這個主張，始終不曾受國民注意，乃至不曾受自己的黨員注意。這真是中國最不幸的事情。

　　我對於三民主義，以前亦是與許多人一樣的忽視。因為我們常常的想，孫中山是不瞭解中國國情的人，是一位理想派，是一位空想家，說壞一點，他的一些主張只是吹牛而已。一般人像這樣看孫中山的，實在不少。我記得前幾年，便有人說，美國一個威大炮，中國一個孫大炮。又如國民黨的人，亦常說，中山理想，克強實行。（見陳其美致黃興書）可見批評中山的高遠不切事情，簡直是海內的公論了。

　　不過令我們不能不驚訝的，民國到現在十二年了。孫中山的理想的空想，我們是向來置之不問不議的。我們所看為非理想非空想的黃克強，究竟為中國做了什麼事呢？再進一步，我們所看為非理想非空想的梁啟超湯化龍，究竟為中國做了什麼事呢？再進一步，我們所看為非理想非空想的徐世昌黎元洪，究竟為中國做了什麼事呢？再進一步，我們所看為非理想非空想的袁世凱段祺瑞，究竟為中國做了什麼事呢？我們說孫中山不瞭解國情，倒反說在橫恣無理由的軍閥之下，制定國憲省憲，這是瞭解國情的人所做的事麼？倒反說在卑鄙貪婪的官僚之中，主張改良幣制，整理財政，這是瞭解國情的人所做的事麼？倒反說在窘迫救死的民眾之中，提倡道德，講求學藝，這是瞭解國情的人所做的事麼？究竟誰瞭解國情？誰能有一個徹頭徹尾切實可行的主張？這怕不容用我們的俗見來判別罷。

　　我們說孫中山是理想是空想，不過因為他的話有些驚世駭俗。但是驚世駭俗的民族革命，不是經他的提倡，而已經成功了嗎？天下最大的空想家，莫過有我們五體投地的孔夫子。他宣傳的三王之道，兩千多年沒有看見有一點成績。但是因為他的話平淡無奇，我們便寬恕了他的空想的罪。獨至於稍有耳目不甚馴習的主張，縱然明白的行之有效，亦概以籠統的理想空想幾個字罵倒他，這是什麼評論的方法呢？

　　近幾年來，因為孫中山革命奮鬥的人格，漸感動了一般愛國的朋友，因之大家比較稍尊重他的主張。但是我看許多人仍然逃不出兩個態度。一個是置之不論不議，一個是自命為表同情而說不出他所以表同情的理由來。一本梁漱溟的東西洋文化及其哲學出版了，會博得許多人的讚賞與批評。一本建國方略的發展實業計劃出版了，許多人讀都不能讀完，所以他內容說些什麼，大家都不了然。未必發展實業計劃，是比梁漱溟的著作，更理想更空想一些嗎？一國的人，專喜歡談許多不著邊際的文學哲學，而怕聽任何切實的具體的政治計劃。不自己譴責自己的愛耽空想，而反以空想的頭銜，送於貢獻切實具體的政治計劃的人，這真是怪事了。

　　還有些人，他願意信無政府主義，願意信馬克思主義，願意信其他任何舶來品的主義，但他不願理會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因為他們說，這是外國所未聞，而不倫不類的。不過他們不想無論什麼主義，是要切合中國國情，可以切實在中國實行的。那些舶來品的主義，能夠合這種條件麼？三民主義是否有一顧的價值，應當從他是否合於這種條件的上面去判斷，不能問是外國所曾有或外國所未聞。至於談到不倫不類，更是有些笑話。以工團的主義比別的主義，亦可以說是不倫不類的。以基爾特主義乃至一切為特別國情所產生的特別主義，比別的主義，亦都可以說是不倫不類的。我們相信一種主義，只是要他能幫助我們解決眼前的困難問題。人家的主義倫不倫類不類，於這主義本身的價值有什麼相干？

　　在近幾年信無政府主義的人，亦自己覺得鵠的雖然懸得很高遠，究竟自己沒有可以實現這鵠的的把握了。信馬克思主義的人，亦知道中國產業不發達，有與民主革命結成聯合戰線的必要了。一般制憲派，護法派，武力統一派，聯省自治派，只要是真誠的愛國者，亦都覺得條條盡是不通的死路，而不自信他所主張的是救國的有效方法了。這正是我們平心靜氣的考慮三民主義價值的時候。這個主義從來沒有受過國民大家的考慮。他的價值，我們不應當鹵莽的便估定他。

　　我實在不配來批評估量三民主義的價值。我這一篇文亦不過從我的眼光所能見及的而陳述，我對於這個主義的意見。我只希望由這引起大家研究的興味而已。

　　三

　　要談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須知孫中山的意思是以三民主義為革命的主義的。孫中山之所以革命，是為的要實現三民主義。換一句話，亦可以說孫中山之所以要革命，是因為三民主義非革命是不能實現的。

　　為什麼必須要實現三民主義呢？因為民族不強，則國勢危弱；民權不昌，則內政紊亂。民生不遂，則禍亂永無停息。中國的人民深中了好靜惡動的毒，最怕聽革命兩個字。一聽見革命，便聯想到戰爭屠戮，以為盡天下之悲慘莫過於此。但是當真革命是這樣可怖，而不革命是這樣和平有幸福的生活麼？

　　中國由君主變為民主，革命的期間，不過一百日。俄國由克倫斯基政府變為勞農政府，革命的期間不過四日。（十一月四日至七日）德國由君主變為社會民主，革命的期間不過八日。（十一月三日至十日）所以革命絕對不便是綿延的內亂。凡一個革命的成功，是靠民眾不約而同的贊助。所以革命時期，並不需要幾多戰爭屠戮。我們以為革命便等於戰爭屠戮，這一半是由於心理上偷惰的苟安，一半是由於把革命以後綿延的內亂，與革命混為一物了。我們須知革命以後固然有時會發生綿延的內亂，但這種內亂，不一定要革命才能發生，革命亦不一定便發生這種內亂。民國十二年的內亂，稍知道世界經濟生活交互間影響的，都可了然其為必然要發生的事情。革命党所應負的責任，只是革命成功以後，不能握取政權，切實預謀消弭的方法。結果政權仍完全落於反動者的手中。革命成功以後所以到這田地的，自然應責備革命黨。但責備他們的，不是說他們不應革命，只是說他們不應不明白瞭解為什麼要革命。

　　有兩件事是同樣的錯誤。第一件不注意現在政治界的實力派是什麼人，不注意這種人的實力是建築於什麼基礎上面，而但知發表些條陳式的零碎片斷意見，以徼幸冀其採用，這是錯誤的。第二件不注意為什麼要革命，不注意革命成功以後要做什麼事，而但知今天打倒這個，明天打倒那個，以冀把天下打倒不完的壞人一齊打倒，這亦是錯誤的。

　　無論我們有什麼主張，第一件事總是要消弭內亂。但是內亂怎樣能消滅呢？靠幾篇勸世文可以希望他的消滅嗎？靠幾次應酬式的和平會議，可以希望他的消滅嗎？我們要消滅內亂，還是要先問內亂之所由起。內亂不是少數奸人所鼓動得起來的。沒有多數無業的人，便沒有這多甘於忍受拖欠餉項，甘於冒犯鋒鏑危險，以苟延其目前殘喘的士兵。亦沒有這多甘於度流動不安定的生活，甘於供奔走唆弄的役使，以苟謀其朝不保夕的榮華的策士。現在擁重兵主持內亂的，固然有幾個足智多謀的野心家。然而亦不少庸懦無能的幸運兒。他們其實有何能力，驅遣天下文人武士。不過因為這般文人武士，無業可求，甘願捧戴一個渠魁，以各創造他們自己的天下。所以他們這些軍閥，才一個個的應運而生，我們現在只知道要消弭內亂，須打倒軍閥，不知道要打倒軍閥，還須要解決軍閥之所以產生的原因，這樣所以鬧了幾年打倒軍閥，軍閥卻只看見一天天的更專橫了。

　　我們常常罵一般策士軍人，甘有遊手偷惰，以供這些軍閥役使。但是我們不想在我們今天外資壓迫，百業凋弊[敝]的情形中，海關報告冊每年輸入超過輸出常在銀二萬萬兩左右。我們試想這每年超過的二萬萬兩，尚未必是外人將吾國的錢財囊括而去，吾國內生產事業卻被外人所排擠，而有生產二萬萬兩價值物品的農人工人，因而失去他的職業。這些農人工人有什麼新的事業，可以消納他們。你怎怪他們要去當兵？因國際貿易所引起的物價增高，因賠款或借款付息所引起的國民負擔加重，因內亂所引起的生活不安，使一般國民的生活程度升進，而百業不興，處處都呈人浮於事的情形。你怎怪他們要去伺候軍閥，慫恿他們，幫助他們，做一切自己亦說得汗顏的事情呢？

　　我們只知道罵人家搗亂，卻不留心眼前中國人有許多非靠搗亂，已經得不了生活。搗亂的其實豈是只軍閥。政界的某某系，學界的某某派，許多都只是赤裸裸為飯碗競爭所組織的搗亂團體。近年常常發生的政潮學潮，固然有時託辭於國家的利益，青年的幸福。但是即令提倡這些政潮學潮的人確實有些是由於這樣愚拙的誠心，然而他所以能得許多人為他呐喊助威的，一大半仍是那些人希望從這裡為他們自己求一條生路。現在事實是很顯明的。生活的費用，日益騰貴了；生活的路徑，日益狹窄了。然而人終不能靜默的以等候餓死。不給大家一條正當的生路，總不能希望他不搗亂的。誰曾注意怎樣去給大家一條生路的麼？

　　我們每每發生了誤解，每每以為中國的禍亂，全是由於中國生了一個袁世凱，一個段祺瑞，一個曹錕吳佩孚的原故。所以我們想把袁世凱打倒便好了，把段祺瑞曹錕吳佩孚打倒便好了。其實袁段曹吳有什麼本領，能造成中國的大亂。中國的大亂，又豈是打倒了他們所能平息。要平息這個大亂，必須要給大家一條生路。這令我想孫中山談建國方略，最注意大規模的發展實業，為確有獨到見解的地方。

　　但是要大規模的發展實業，仍是要把這些為發展實業障礙的軍閥先打倒。那便是說要革命。丟了革命而想發展實業，那是做不到的。中國是因為在外資壓迫之下，所以國民經濟窘迫到這樣。希望今天軍閥的政府來發展實業，他把這比起他的招兵買馬以保守地盤，是很輕不足論的。希望私人資本家來發展實業，姑無論這種辦法將來發生影響的好壞，事實上亦是不成功的。許多有錢的人，全沒有企業的雄心與知識。少數能企業的，又資本薄弱，敵不過外資的排擠。去年川江日本輪船開始航行的時候，外國輪船先後拼著減少乘費與運費，結果中國商人經營的輪船公司，便撐持不住了。全國最大的資本家穆藕初君，聽說亦曾對人瀝[曆]數他們身受外資壓迫的苦況，這很可以證明要求免於外資壓迫，非由國家經營大規模的生產事業不可。我們要喚醒一般國民，喚醒一般無生路的國民，我們必須要用革命的手段，以打倒軍閥建設可以用國家力量大規模發展產業的真正民主國家。我們必須為這革命。亦必須是為這革命。革命的恐怖，是無理由的。我們除了革命，不能使大家有生路。但是空空一個革命的成功，是不足歡慰的。革命是排除障礙。排除了障礙，須得即時進行我們正當的工作。一個革命黨不知道我們正當的工作是什麼，那不是我們這個時代所盼望的。

　　革命亦不僅是要發展實業，革命後的政權非有直接民權的政治組織，是不能鞏固的常在代表人民利益的人手中的。而且革命後非打倒外國政治上經濟上所加於我們的壓迫，以恢復為獨立統一的民族國家，我們的目的亦不是能夠得到理想的完成的。這便是孫中山所曾說的三民主義。這便是孫中山所以希望用三民主義救中國，所以希望大家起來為三民主義而革命。

　　許多人知道尊重孫中山的人格。但我可以說，孫中山如有可貴的地方，必定不是在他人格的一方面，而必定是在他主張的一方面。一種相當的人格，段祺瑞亦有的，黎元洪亦有的。只是一種貫串破壞建設的切實可行的計劃，卻只看見孫中山能具有這個。一個人的人格不一定能救國。若是一個人是執拗的，庸弱的，他縱然是好人，有時反可以把國事辦壞。我們尊重孫中山，只是因為他的人格能輔以系統的切實的主張。所以覺得或者他是國民可以托命的人。

　　但是信仰孫中山，不如細細的研究他所主張的三民主義，為他所主張的三民主義而革命。現在許多人都相信革命是不可少的，中國的破壞建設需要一個切合國情的系統主張。然則為三民主義的革命，與革命的三民主義，究竟是不是正合中國之所需要呢？

　　四

　　孫中山所主張的三民主義，具體的說起來，民族主義是要使中國成為一個完全民族的國家。民權主義，是要採取瑞士式的直接民權。民生主義，是用各種社會政策發展實業，而同時以限制私人生產事業，預防貧富不均之弊。我們先研究他所說的民族主義罷！

　　據孫中山所常說的民族主義，似乎偏重了國內民族的同化，而忽略了國際間中華民族政治經濟上的獨立。但是孫中山已經說過「民族自決，就是本黨的民族主義。」又說，「中國為中國人之中國，決不能為非中國人所宰製。」又說，「民族主義，即世界人類各族平等，一種族決不能為他種族所壓制。」由這些話看起來，可知孫中山所謂民族主義，不僅是說的漢族要反抗滿族的宰割壓制，中華民族一樣的要反抗東西各國的宰割壓制，孫中山的奮鬥，為的是要中國獨立自由。所以要對內，都是因為要對外，孫中山並不曾像別的人，因為對內的戰爭，忘記了外國加於我們的苦痛。這是所以外國的政治當局，忌妒妨害孫中山，不願使他成功的原故。

　　中國非掃滅內賊固不能反抗外侮。然而中國亦非能脫離了外侮，不能永絕內亂的根株。外國宰割壓制我們的人，只願我們永遠的不能興盛，使我們產業凋弊[敝]，永遠為他們商品的大銷場。使我們財政紊亂，永遠為他們借貸的大債戶。他們這幾年，一方對大家說限制軍火入口，然而一方容許他們的軍艦，他們的教士，商人或其他無賴，私地販運軍火，售賣南北軍閥以及各地土匪，釀成中國今天這樣的戰亂。他們只知說他們希望中國統一和平，然而他們在各處挑唆播弄，惟恐中國有一天的安定。我們在這裡可以看見他們對於中國的存心，亦便可以看見中國有企求民族完全獨立的必要。

　　他們要唆使國內各民族脫離中央的統治，他們自然亦沒有為各民族利益的真心。他們只是要把中國捶碎為數多小國，使他像巴爾幹國家的互相傾軋，以便他們漁取利益，或甚至於相機吞啖，像日本人吞啖朝鮮一樣。我們還是應當承認，我們愚昧的官吏，奸猾的商人，有時候待遇滿蒙回藏各民族，態度很不合當。其實這決不是漢族虐待別族。這種漢族中愚惡的官吏商人，他們敲吸剝削漢族的平民，與他們敲吸剝削各民族，絲毫沒有兩樣。我們要革命，便是要打倒這種愚惡的階級。我們不是僅為漢族的利益而革命，是為全體中華民族的利益而革命。所以革命亦不僅是漢族所應做的，是全體中華民族所應做的。

　　全體中華民族，都是一樣的需要脫離外族或不良的治者階級的敲吸剝奪。所以我們是聯合作戰的團體。我們不同民族的平民，不應當輕易的分離。我們的分離，是我們仇敵的幸運。我們要打倒不良的治者階級，因為他敲吸剝奪我們，更勾結了外族來殘害我們。但是我們仍然要記得，我們最後最大的目的，是要求中華民族的獨立。我們不是說要排外，孫中山先生是最願與外人聯合起來發展中國實業的一個人。但是我們必須注意，這是為全世界人的利益，是為全體中華民族的利益，不是專為外國的利益，而提倡的什麼門戶開放主義一類的話。

　　孫中山的念念不忘民族主義，這是孫中山的熱誠愛國過人之處。我們知道民生的不遂，是由於外資的壓迫，民權的不昌，是由於私售軍火所助成綿延不絕的內亂。那便可知民族主義的革命，並不因排滿成功而完成了。真誠愛國的政治領袖，誰注意中國還必需要民族主義的革命呢？

　　五

　　再談民權主義，那便孫中山的學說，更有注意的價值了。

　　第一，有些人看見共和政治的現象太糟了，便要說孫中山等做事太鹵莽。國民的程度不夠，如何能建設共和政治呢？說這話的人，自以為很聰明。但是這如何能歸咎孫中山？孫中山的方略原分，第一時期為軍政時期，第二時期為訓政時期，第三時期方才為憲政時期。孫中山對於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並未嘗以為然。他一則說「當時同志不明其故，不行予所主張，而只采予約法之名，以定臨時憲法。以為共和之治，可不由其道而一躍可幾。」（見孫文學說第六章）再則說在南京所訂民國約法，內中只有中華民國主權屬國民全體一條，是兄弟所主張的。其餘都不是兄弟的意思。兄弟不負這個責（見五權憲法演說稿）。從這些話可見像今天這樣的中華民國，大非孫中山的初意。孫中山所謂訓政時期，換句話說就是革命政府採用開明的迪克推多制。那時候亦有約法，但約法是由革命政府頒佈施行的。那時候亦應採用共和政體，但人民必須有先知先覺的革命政府以教導他們的。我們試看孫中山所謂建設共和政治，何曾不顧及國民程度的問題呢？還有可怪的我們惡聞孫中山訓政之說，卻偏又歡迎所謂開明專制，以為究竟系不易之論。訓政與開明專制，從表面說，應當是一樣的事。何以一個主張便贊成，而一個卻偏要反對？再進一層，孫中山更說得好，他說「開明專制者，即以專制的目的。而訓政者，乃以共和為目的。此所以有天壤之別」。我們更執何種理由，於一個以專制為目的的主張便贊成，一個以共和為目的的主張卻偏要反對呢？

　　第二，有些人看見國會太糟了，便要說代議政治在中國不適用。還有些人不願意說代議政治不適用，他們便只是痛詆國會，或者要解散國會。其實他們這些話，何曾是一個什麼徹底的辦法？中國不用代議政治，國事便可以不糟麼？然則滿清沒有國會，何以糟到簡直自己站腳不住？痛詆國會，國會便可以悔過麼？光園的叩頭，五千元的賣身券，何曾因為清議有一點改變他們的行為？解散國會，另行選舉，便可以有好的希望麼？不合法的安福系甘於做豬仔，合法的民六議員，仍甘於做豬仔。再來的議員，誰敢擔保不亦要甘於做豬仔，有什麼理由可以擔保他們不做豬仔呢？在這一點，我們試回頭再看孫中山的主張。孫中山的主張，有三個重要點。第一點孫中山並不是說革命以後便應組織這種國會的。他所謂訓政時期，是說最初要建設地方自治，以一縣為自治單位。這種事是於每縣敵兵驅除，戰事停止之日，便要根據於革命政府的約法，而開始創辦的。他說這種縣自治要三年期滿，乃可以由人民選舉其縣官。否則要過半數人民能瞭解三民主義，能將人口清查，戶籍厘定後乃可以由人民選舉其縣官，而成完全之自治團體。全國平定之後六年，各縣之達完全自治者，乃得選代表組織國民大會，以制定五權憲法。由五權憲法然後有所謂立法院。由這說起來，現在的國會，根本是不應當存在的。第二點，孫中山並不曾主張國會應當有像今天這樣無限制的權限，他所謂立法院，是由國民大會所定憲法而產生的，他對於國民大會負責任。他是主張五權憲法的。他主張總統是由各縣人民投票，不由立法院選舉。他主張國民對於議會不提的議案，可以用直接的創制權，以公意創制一種法律。對於議會議決的不良議案，可以用複決權，以公意起而廢之。這樣議員的權力，便很有限制，自然做不出今天這些怪事了。第三點孫中山對於議員的被選與撤消，都是主張有一定取締方法的。他主張議員與行政司法官吏，一樣的要經過考試，不能代表人民意思的議員，人民是可以公意罷免他的。像這樣自然議員的人選，不至於太濫，議員亦決不至於無忌憚到今天這種樣子。只有孫中山這所說的，能徹底解決國會的問題。可惜中國人全不注意。

　　中國的革命運動家，多不注意民權的建設問題。他們不覺得有訓政的必要，亦以為不必先要良好的縣自治，便可以講什麼議會政治。所以結果不但議會接二連三的鬧笑話，政權反常從革命政府又墮到反動派手中，而革命人物反成了政治上的罪犯了。民國十二年的禍亂，許多糊塗人一開口便罵這是怪革命黨。其實民國十二年的執政者，有幾個是革命黨？南北擁兵刮地皮爭地盤的，有幾個是革命黨？革命黨在這十二年的政治上，有什麼應負的責任？我以為革命黨是有罪過的。革命黨不應當不能保持政權，使他落到反動派的手中。這是革命黨必須承認的罪過。但是國民十二年一切反動派的罪過，卻不好籠統的罵到革命黨身上來。

　　近來幾年，大家亦飽嘗了軍閥的殘虐，官僚的卑污，亦漸漸知道民權之可貴了。但是大家只知發傳單，發快郵代電，只知空嚷無辦法的打倒軍閥，無辦法的奮鬥革命。許多人不敢明明白白的投身做革命黨。更不肯研究中國辛亥革命的真弱點，以供以後革命的參考遵循。他們所有的意思，仍以為把曹錕、吳佩孚撲滅，便一切問題都解決了。仍以為把現在的國會解散，便一切問題都解決了，總而言之，仍是孫中山所說的「以為共和之治，可以不由其道而一躍可幾」。請問這種人配得上譏笑孫中山魯莽嗎？配得上批評孫中山耽於空想，而不瞭解中國國情嗎？

　　苟簡的約法，較完密的天壇憲法，形式上人民投票批准的省憲法，乃至強姦民意的新約法，都曾經試驗了。責任內閣制，大權獨攬的總統制，合議的總裁制乃至軍閥內閣國會的三位一體制，亦都曾經試驗了。省長縣長亦有些曾經民選了，督軍或總司令的名目，亦有些曾經廢止了。馬聯甲亦曾經裁兵了。馮玉祥吳佩孚，亦曾經化兵為工了。甚至於帝制亦曾經恢復了，宣統亦曾經被籲請復辟了。一切大家心目中所以為可以救國的事，都曾經辦過了。然而中國總是這樣壞，而且一天天的更壞更壞，我們如何還不悔悟呢？如何還不一考求向來被大家忽略的，一種根本民治計劃呢？

　　六

　　再來談孫中山的民生主義。民生問題的重要，現在許多人亦知道了。只是大家的錯處，亦是在不研究辦法，不研究中國切實可行的辦法。所以沒有政權的時候，固然只好常空空洞洞的談什麼社會主義，有了政權的時候，仍然找不著一個下手的地方。在這一方面，我們亦不能不注意孫中山的話。

　　孫中山所主張的民生主義，具體的說起來，一是要平均地權，二是要利用外資發展中國的實業。他的用意總之是一方面要使中國免於像今天的貧乏，而一方面又要不使中國發生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弊病。孫中山的民生主義，是一種國家社會主義，這是許多人承認的。孫中山並不幫資產家，更不願中國人在經濟上永遠受外資的宰製壓迫。他所認為建設國家最重要的，只是交通水利的計劃。他不像一般人談到建國，只知道談籠統的說辦教育，辦實業。他知道沒有實業而辦教育，是養了人才而沒有用處的。他亦知道沒有水陸交通而辦實業，是徒然空談而找不著入手地方的。他的見解很敏銳很正確。只可惜許多人不知道注意他，反以為他是個只知破壞不知建設的人。這真是個愚昧的笑話。

　　孫中山想利用外資，以發展實業，正如安得生所雲，「非惟以為中國國家人民之福利而已，又以為世界各人種之利益與繁榮計也。」但是孫中山這種提議，似乎終非狹隘自私的資本國家，所能瞭解。他們只怕中國富強了，引起了與外國工業的競爭，所以他們對於這個提議，很不感覺興味。但是這不能減少孫中山側重「物質建設」主張的價值。我們對於這種偉大的物質建設，對於這種中國少有的具體的切實計劃，不應當不研究，不應當不設法使他實現。

　　中國的實業，固然不可以不發展。但是私人資本家的跋扈，亦不可以不預防。中國是工商業還未發達的國家，正如孫中山所說的外國是患不均，中國是患貧，但是中國解決貧的問題，我們便可以順便預防不均的弊病，這是民生主義的精義。民生主義第一層是要大生產事業由國家經營。這是一切談社會政策的所認為最能根本解決社會問題的辦法。第二層是要預為土地國有留地步。這亦是對於都市發展的弊端，地主與貧民間的爭鬥，可以預為阻遏消滅的。現在國家社會主義的適合中國需要，已經有許多人贊同了。在這一點可無深論。

　　有人說國家社會主義，是政府做大資本家，以普遍的剝奪一般勞工人民。這些話對於孫中山的學說，是批評得很不當的。國家倘若已經是直接民權的國家，除了真正人民的代表，並沒有政府。在工人共同管理的工廠中，是沒有理由說廠長或工會會長可以做資本家的，然則在人民共同管理的國家中，說政府是資本家，這不是再糊塗沒有的話了麼？

　　我們可以說孫中山的社會主義，是卑之無甚高論的。但孫中山不是要發那些高遠不可行的空論。他是要告訴我們一種切實辦法。孫中山的辦法，是引導中國到社會主義路上去的。不是高遠的理想可貴，是有能走到高遠理想路上去的辦法可貴。馬克斯[思]的社會主義，比無政府主義有辦法，所以馬克斯[思]的學說能風靡一時。孫中山在中國情形下，是最能注意辦法的。所以孫中山的民生主義，我們不容忽略不去加一番研究。

　　七

　　我這所說的，還有許多言不盡意的地方。我不能說我於三民主義曾經有什麼研究。我亦不必說三民主義，是最正確無懷疑餘地的。但是我確實能相信三民主義值得大家研究。我覺得三民主義，在中國總要算最有系統的、最能眼光籠罩及各方面的、最切實合於國情的，而可惜是最被一般國民忽略的一種主張。一個有識見的政治領袖，是不易得的。一個切實可行的破壞建設大計劃，是更值得尊重的。姑且不說孫中山的主張有很多敏銳獨到的地方，便假令有些還要斟酌的地方，但無論何人不能不認承他的值得研究，這是無可疑議的。

　　孫中山對於他所主張的，自己只是指出一個大概而已。他對於他所擬的具體計劃，並不是不願意人家斟酌研究。他于實業計劃的自序，便曾明白的說過，「其實施之細密計劃，必當再經一度專門名家之調查，科學實驗之審定，乃可從事。故所舉之計劃，當有種種之變更改良，讀者幸毋以此書為一成不易之論庶乎可。」由這看來，孫中山並不曾說他所說的，是沒有斟酌研究的餘地。只是一般國民，全不肯加以斟酌研究，只是一概以空想理想等空洞話，遂把這些主張完全不加理會，這未免太辜負了他的熱誠，亦太不顧國家前途的利益了。

　　載《新建設》第一卷第一期

　　署名：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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