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的話不錯嗎？|惲代英

蔡元培的話不錯嗎？

　　（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七日）

　　報載蔡元培先生在北京語某記者，謂「中國有識之士在野運動，以民眾勢力推倒軍閥，此誠為根本要圖。惟中國社會，毫無組織，民眾勢力猶如散沙，非有長期間『教育訓練』，恐難有望。予極不滿今之青年口談革命，而拋荒學業。其結果革命未成，而自身先已墮，此則餘所反對者也。」

　　蔡先生是全國知識界領袖人物，他的話格外值得尊重。而且現在實在不少的青年，只知空空洞洞的幹喊革命，實際沒有組織，沒有辦法，亦並無絲毫真個去進行革命的誠心，這實在怪不得蔡先生要反對。這種浮囂虛偽的青年，我們大家都應當反對的。

　　但是蔡先生亦同別的知識界中人一樣，常發表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議論，以迷惑一般青年。這是不能不為蔡先生惋惜的。

　　雙十節北京大學開會的時候，李石曾先生極力推崇學治，以為北大的學生只要埋頭求學，提高中國的文化，中國便會好的。能餘一切務外的事，都是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現在蔡先生又說什麼長時期的教育訓練，什麼不要拋棄學業，正與李先生的話契合了。

　　要求中國，誠然非教育學識不可。但是究竟那一種教育學識，才能救中國呢？我要問蔡先生，把英文的重音或會話學好了，便可以救國麼？一國的人，都懂了三角微積分，便可以救國麼？再不然，大家都會做「風啊」「月啊」的「新文學」，便可以救國麼？

　　蔡先生辦北京大學亦七八年了。這七八年不看見中國有轉機。然而賄選反成功了，臨城通牒反承受了，便是蔡先生自身，亦反不能容身於北京那個地方了。蔡先生不但不懷疑以前辦教育的功效在什麼地方，還要說「非有長時期教育訓練」不可。縱然有了長時期的教育（訓）練，中國便有希望了麼？

　　假令北大的文科學生，個個都成了郁根、杜裡舒，北大的理科學生，個個都成了愛因斯坦，大概中國要好了罷！但是請看郁根、杜裡舒、愛因斯坦生長棲息的德國，是一個什麼樣子！魯爾不是被法比強佔了麼？來因河區域，不是正在鬧什麼分立運動麼？巴伐利亞與薩克蓀不是與中央政府有許多意見麼？請問蔡先生德國社會亦是毫無組織，民眾勢力亦是猶如一盤散沙麼？蔡先生以為德國還要經幾樣長時間的教育訓練，才可以有望？

　　要中國好必須研究怎樣才可以使中國好。所以最要緊是研究社會科學。而且不僅是要研究社會科學，亦要研究了得著什麼結果，便自己向前試驗去。我們要靠學理來解決中國問題，要靠學理來研究怎樣團結民眾，推倒軍閥，這是不錯的。但不是說靠什麼高次方程式的學理，亦不是說靠什麼英文修辭學的學理，亦不是說靠什麼數理哲學的學理。

　　所以我說蔡先生的話，是似是而非的。一國的所謂名人前輩，說這種似是而非的話的人，實在太多了。我希望一般青年還須用自己的鑒別力，來估量他們說的話，不要無條件的相信他們。

　　我們亦要曉得社會的無組織，民眾的如散沙，這並不是因為中國人沒有教育訓練的原故。凡民眾能長期團結的，總不出兩個原因。一是因為他們有很密切而利害一致的經濟關係，例如各工廠的工會，或各商號的商幫。二是因為他們有能直接影響自身經濟的政治關係，例如可以直接創制或撤回議員的選舉團體。我們中國呢！經濟上面很少幾千幾萬人集合的工廠，政治上面更不給人民一點直接參與的機會。這樣怎能怪中國人成為這樣子？

　　民眾還有一種團結的方式，那便是在驟發的事上，因民眾感情的一致，而結成的。如所謂群眾運動，在我們辛亥革命，與五四學潮中，都曾經發現過。這一種團結，與其說靠什麼長期教育訓練，不如說靠機會，靠曾運用這機會的領袖。在這種團結中，所做的事，加入這團結的人有時自己都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他們何曾是因為受了什麼教育訓練的原故？

　　所以民眾的團結，在驟發的方面，是靠領袖會運用機會。在長期的團結方面，是靠發達大的實業以集中人民，且與以直接參與政治的權利。總而言之，我們要給領袖以領袖的教育訓練是真的。對於一般人民，說怎樣給與長時間的教育訓練，總是一句太恍悟不可捉摸的話。

　　我們要靠訓練一般民眾的領袖，利用民眾驟發的團結，以進行推倒軍閥的革命。然後我們發達大的實業，與人民以直接參政權，這才是有效力團結民眾的辦法。若說要靠貼勸世文樣的什麼「教育訓練」，勸世文縱然貼上一萬年，終不能有芝麻大一點影響的。

　　我們要打倒一切妨害我們發達實業與人民直接參政的仇敵。所以我們必須要革命。但是革命是要有目的的，亦是要有方法的。怎樣訓練領袖，怎樣喚起驟發的團結，這便是我們所要研究的方法。

　　我們還要注意革命不只是要打倒軍閥，還必須打倒外國勢力。庚子賠款不取消，外債本利不減免，關稅主權不收回，我們大實業永遠受外國抵制而發達不起來。德國便是因為擔負了賠款，損失了煤鐵富源，實業上不能振興，所以到今天這樣的。我們不打倒外國勢力，「教育訓練」有何用處？

　　載《中國青年》第二期

　　署名：代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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