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楊鐘健|惲代英

致楊鐘健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

　　鐘健[1]：

　　我們許久是神交了。縱然不曾見面，不甚知你為人，但看仁靜、甲榮[2]等的推許，我已猜想是一個如何純潔勤奮的同志。你發到武昌與我的一封信，正在將啟行時接著。以後道途移涉，又因患瘡疾，到今抵瀘將一星期，乃得回信你，抱歉之極。

　　我以前尚未接著一紙關於各科研究會的報告，所以我亦沒有什麼可以報告你。以前是在假期之中，會員分散遷徙，研究會不易進行，亦不為怪。近來不知可有報告寄到武昌，此地是仍未接著一紙。

　　此地因兵事與交通關係，函劄來往，遲滯非常。武昌發電與快信有均須一月左右才到的。我因想以此比東京更難通信地方，而總攬督促各科研究會的事權，必且使一切進行不易靈捷。為此，我望你與其他評議員商議另舉他人，或由我推陳啟天[3]自代。何如？此事我已另函舜生啟天，望你加以斟酌。

　　我在南京曾力為學會作調和派。調和非我本意，然當會及會後均見學會有樹立一定明確旗幟的必要，實無調和的餘地。此由：（一）我們對於學會，期望很大，必如此才興味濃厚；（二）我們責望會員對學會效力地方很多，甚至望會員犧牲其所有以為學會，必如此學會乃有精神可成功，然若目標不明確，期望不能達到，責望亦不能忍受。

　　或說，然則何不減低些期望與責望？但我覺這些期望與責望，實在是以前學會精神的所寄託。若太減低了，將一定失去以前精彩，亦令內部許多人會覺失戀（我便是一個）。

　　我想假定以「促進生產工具公有」為明確目標，經濟學家、社會學家當然贊成，教育家、文學家亦應贊成；只包不了那些Love wisdom for its own sake〔為智慧而愛智慧〕的哲學家。但是我想除非他們有一部分（如實驗主義等）可以與上述的幾方面Practical help〔實際幫助〕，不然，那便只好道不同不相為謀。因為想把他與上述幾方面的人聯成一體，本非事實上所可能的。

　　我亦想若認清一個主要的明確目標，那些次等的爭論，便當放鬆一點。例如宗教問題、戀愛問題，不要都當作主體，以致爭鬧不休，人各一見。

　　我私意近來並很望學會為波歇維式的團體，這是年會後思想的大改變，不久將另文陳述。

　　總之，我意學會非破裂不可。我在南京態度和緩，其實是已失望，不得已而求其次的表示。「其次」又不可得，終於令我想到破裂，以達到最高的希望。

　　日葵、君宇[4]在京，請將此函給他們看。

　　在此軍長楊森，教育科長盧思，再加校長王德熙都可謂好勇過我。只要他們是不倒翁，此間事本有可望。我現已擬定將此校單純養成小學教師，同時為社會運動家。以後訓育教授，盡可能的範圍而改進。再利用軍力、官力辦第二部，辦講習所，建新校舍，創設各縣小學，施行強迫教育，加增小學教師經費，宣佈服務成績好的獎勵（楊、盧均有些這一類的計劃），則川南以改造教育、改造社會或竟鬧得成功。此不能說非「利用已成勢力」。

　　我大概要明秋出川了。

　　代英

　　載《少年中國學會會員通訊錄》第一期一九二二年五月編印

　　注釋

　　[1]鐘健即楊鐘健（1897—1979），陝西華縣人。時為少年中國學會負責人之一。新中國成立後從事地質學和古生物學研究工作，是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79年1月病故。

　　[2]甲榮即蘇甲榮，少年中國學會會員。

　　[3]陳啟天即陳修平，湖北黃陂人，少年中國學會會員，後為國家主義派，青年党負責人之一。

　　[4]君宇即高君宇（1898—1925），原名高尚德，山西靜樂人。少年中國學會會員，中共最早的黨員之一。1925年3月在北京病逝，葬於陶然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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