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楊效春|惲代英

致楊效春

　　（一九二一年六月九日）

　　效春：

　　六，七信收到，所有的話好得很。你所談徹底，「底是什麼？」尤其是我聞所未聞的當頭棒喝。多謝你！

　　但是我可以說，我對於學生自治的意見，到底幾與你全然一致。你這並引不起我長篇大論的辯論來。我所要說的。只覺你這所說，還嫌官樣文章，所謂白面書生之見。我總笑你談教育，不能出教育學書本範圍，這便又是一例。別的事我都不能嘲笑你。

　　你說我「不向同事方面留心」「使人不肯或不敢和我們互助」、「初則祝他人似我似我，續則便以為他不足與共大事了」。這都是如見肺肝的話。我只有認錯。其實我平日作事，本不至激直如此。這一番一則同事李翰青君要利用我激昂的熱誠，鼓勵同學強烈的精神，以致我自己遂不能自製，竟許多地方圓滑不過來，致略露出馬腳。再則亦以同來朋友演說時言辭更失檢點，遂引起同事藉口爆發。我平日一方雖激直，一方仍圓滑。正如家菊所謂「立言只求針砭現狀；各方對我都感些酸甜苦辣的混合味。欲怨不能，欲愛又不願。」不過恐怕我生性熱烈些，所以苦辣的味常多點，如此而已。

　　你問我「你的底安在哉？」幾乎問得我茫然。但我細想，我確實是常持懷疑試驗態度的。我所謂「底」，不是有什麼最後的武斷主張。不過即就教育事業說，有幾件事是至少暫時能信得過的：第一，教育是要順著學生生長的原理，使他在心理方面、社會方面得著他合當的發展；第二，教師是為社會為學生，來做那種教育事業的；第三，教育當用試驗的態度，求方法的刷新。

　　這或者還說是我個人的教育哲學。但是你亦想想，沒有這種理想的人，本配得上在教育界做事麼？而且更進一層，有些人以辦教育為辦公事、教死書，做教師是充西席，或當差使，這亦是見解不同，智愚有別，他有他的底，我有我的底麼？果真只見解不同，自然是無話說。真到愚的田地，便要發生他是否配做教育者的問題了。若再進一步，居然到不肖的田地了，你又怎麼說呢？老實說，我以前乃至現在一切的圓滑，一方固望人互助，望人似我；一方亦只是這樣虛與委蛇，委曲求全，自己保個飯碗，同時盼望或者做點可憐的事而已。你若以為那樣是對同事方面的成功，我良心不許我說這樣的話。

　　許多談學校改良的論文，我看了真覺不值一笑。因為他們全然弄錯了。他們對於眼前教育實況，全然坐在鼓裡，只是讀了些書，心中先擬一個理想的社會，再擬一些理想的教師。於是展筆直書，說教育要怎樣辦怎樣辦。咳！這只好供雜誌塞篇幅，再去滿足那些離開事實，只顧play idea[玩的念頭]的學生的知識欲望而已。所以一個人真要把他理想引入實際的教育界，便會格格不入，以致灰心喪節，不成為悲觀者即成為混世蟲。我看見的多了。你真以為這種人終有一天達到他理想地步麼？

　　我提倡學生自治，根本便只是因為那是合於我的教育理想；即前說教育要順著學生生長的原理，使他在心理方面社會方面得著他合當的發展的意思。海內學校，有因學生自治弄壞了的。但是怪誰呢？即就你講的幾層談談罷：（一）職教員要行新試驗新主張，要得學生同意，延誤時日或致不能實行。依我的見解，學生對教師，愛便易信，信便易從。果然愛了信了，將見指揮如意。這中間還得極力求為他們避免輕信盲從之弊才好。若不愛而使信，不信而使從，這果是你所謂練習公民資格，養成學生自尊心和獨立精神的道理麼？（二）學生濫用權力，使職教員要拍馬屁，教課絕對不能嚴緊。至於什麼事情自治會議決了，任何人不得反對，成了學生奴視教員。這倒是一篇理由。但是教職員就不成器到甘於拍學生馬屁，甘於受學生奴視，這種人便不學生自治，又是什麼了不起的人師呢？我于學生自治有句格言，以為「凡事應由學生嚴格監督職教員，職教員嚴格監督學生」，我在宣城四師個人便絕對這樣做。我一平常教員，敢信同學愛我敬我，而且有幾分怕我。沒人肯向我作一件非理的要求。因為我沒有別的很氣，最大的很氣是辭職，是拼命。我亦知道有許多飯碗主義的職教員，他們又是所謂適應時世潮流，人云亦云的主張學生自治。所以只要有了自治會以後，便放肆忽略，乃至依阿取容，既壞校務，又供給了學生作惡機會。這種奴隸教員死有餘辜，又能怪學生麼？（三）學生得了權力，不能或不肯使用，結果到反亂了學校，以至學生任意要求放假，或更換教員；或受煽動鬧風潮；乃至嫖賭宴飲，愈演愈烈，這亦是一個好理由。但是我以為正惟學生不能或不肯使用權力，故要用學生自治使他有練習養成的機會，故學生自治是學校的一種教育。學生既得了自治權，終久仍不能或不肯使用他，這仍不是不良的教育者之罪麼？中國人對於公眾的事，不勤不勇；而學生又淺薄軟弱。他們的自治成績不良，乃至有些越出軌道，本何足怪異？教職員不想為養成民治的國民，不可不悉心斟酌的輔掖指導；卻熟視無睹，甚至任他嫖賭宴飲，反立於旁觀發無責任的譏評，這簡直是教育界的蟊賊誤人子弟，如何只顧責那些自我未發達的青年呢？

　　你以為你對學生自治與我意見不能畢同，看上文或者你會不那樣想了。即以宣城四師而論，自治才在萌芽，校規卻著實進步，彼此互相監督的力量亦漸漸大了。不是他們沒有濫用權力的地方，但隨時予以合宜的節制，實在不曾看見專制學校中所有的些怪事情。我亦極怕後來的人對他們忘記了加以節制；否則節制又不能合當，或者把自治的萌芽又壓壞了。得你此信，我寧歡慰無既。

　　不過你後面講的，各人探險路徑，可由自主，大家努力，殊途可以同歸的話，我本無可反駁。就字面說，我於同一學校中，雜揉幾個理想不合的人，各探各的險，這種辦法我很反對。因為這樣彼此的力量相互對消，永探不出真路徑來。我以為果真理想不同，最好各辦一校，各試驗各的理想。這樣，成績的比賽，還可看出路徑。但就現在教育實況說，這都還是打官話，現在學校中間，有幾個人真是探險？真是努力？既很少人知道教育是要試驗改進的東西，亦很少知道除了他擺先生架子，混鐘點混洋錢以外，還有什麼事情。他們對於學生，其實只是路人。對於社會，甚至還沒有一個清晰的觀念。你以為我要他們齊其步驟，成橫隊的開步走，咳！錯了。我要我理想相同的朋友，到柳林後，齊其步驟，成橫隊的開步走則有之。因為這樣，理想的實驗易收功效。至於這種教育界，無論是宣城或別處，我只認為飯碗主義的結合，久未曾把它當做教育。我所做的事，只是盡心焉耳，並無你所擬的那些想法。總之，同辦一學校，而教育理想不同，已是苦事，甚至品格志趣亦複不同，而不能不與之為伍，這只有羞恨慚悔，說什麼異途同歸，以自欺而欺人呢？

　　換過來說，我對於這些職教員並無什麼深惡痛絕的心。他們好些都還是世俗的好人。只不知人是什麼，教育者是什麼，所以他們貽害第二代的人，令我望之側[惻]然痛心。他們自己不切實向上，把舊眼光來評論新教育的活動，甚至以從前拍官僚馬屁的手段，轉而拍學生馬屁，為一個飯碗，縱容學生作惡，反自己不認罪惡，以這歸咎于學生自治，這是如何的聰明呢？

　　我以為把你原信及我此信，即登你校日刊，便用它做戰場，索性多引幾位參戰的人。好麼？否則寄舜生[1]為學會月刊用亦可。

　　代英

　　六·九

　　載《少年中國》第三卷第五期

　　注釋

　　[1]舜生即左舜生，少年中國學會上海會員，曾負責編輯學會月刊。後來成為國家主義者，青年党頭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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