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劉仁靜|惲代英

致劉仁靜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仁靜：

　　我第一件事道歉於你的，便是不曾得著你的允許，便把你給我的信公佈了。[1]我所以這樣做的，因為就我的意思，很信你這封信有公佈的價值。而且你的為人，學會許多同志都不知道個究竟；若看得這一篇信，極有益於大家對你的瞭解。然我知道我要請你的允許再公佈，你或者又要發誓不准我這樣做了。其實你的意思，以為你研究還未清楚，文字亦有許多缺點，最好永遠藏拙，這固然不可說不是美德；但我信若等研究到十分清楚，文字到毫無缺點，那便學會每個人只好都不說話，我們全國人只好都不說話。若大家這樣藏起拙來，彼此意見永無交換的時候，永無切磋的時候，這豈是社會的幸福嗎？

　　毓蘭[2]、光耀最近責我好憑直覺，不慎重的擅發議論。我想你亦或者有這感想，但我卻另有一種見解。我以為果然有關社會重大問題，只要確有所見，便當發表出來，不能管他是直覺不是直覺。社會的人對於我所發表的意見，只能批評他對與不對，亦不能管他是直覺不是直覺。我只能盡力讀書，我只能盡力慎重發議論，但我不能因為怕我的話有錯誤，遂不說出。我信話有錯誤，自然是不可免的。以今天這可憐的學問見解，說話固有錯誤；即將來有一點進步，說話仍會有錯誤。人不應怕錯誤不說話，不過說了話總要常常反省，常常歡迎反對論調，這便好了。便令我說錯一句話，被人罵得一錢不值，我的價值雖掃地，但是真理究竟大白。這我們沒有什麼懊喪。我倒想為要保全自己的價值，有些見解不肯公開，受社會批評，是不應該呢。

　　你說鄉村教育難以收效，我想亦是不錯。我所以注意鄉村教育的，其實注重是在靠這去營鄉村實業，為同志謀一個生活系累的減免，生活恐慌的避除，以便大家專心為社會主義奮鬥。我的意思，仍注意將來都市大工業的運動，並不如一般「到田間去」者的思想。

　　你說大規模發展實業，要盼望社會革命；又說中國的革命，定然比俄國好；Kautsky〔考茨基〕所說階級的妥協，非中國所做得到。所以我們的任務，在尋求一個適合國情，而又合於共產主義的方針來。無論如何我信這總是有價值的意見。不過我要問的：我們的社會革命，便令有一天發生了，真個會比俄國好麼？從前你定爭俄國是民眾的革命，不是英雄的革命。不知你現在可仍是這樣意思。就我的意見，俄國革命，分明不是起於勞動階級的自覺，分明是起于列寧等利用革命去貫徹他波歇維克的主張。所以俄國究不能說不多仗列寧等人。中國真有這些人沒有呢？我以為很顯明的一件事：便是中國如有社會革命，必須有非勞動階級的人為之指導。這種非勞動階級的人，他自己並不是過勞動者的生活；雖亦許有幾個人本於社會主義的自覺去為勞動者做事，其餘或受外界一時的歆惑，或借此另有所謀，這亦是斷不能免的弊病。許多好事情一到了中國人手上便壞了。所以「有中國的社會情形」，中國的所謂社會革命，怕亦不見能如你那樣樂觀。

　　我這樣說話，很像張東蓀君的意見。但我信卻有些不同。依我的見解，我固然不信中國式的社會革命，亦更不信中國式溫情的資本主義。若說除了我們外，中國遂無好人，自是一句大笑話；但我不敢深恃感情的革命家，更不能信這些拜金主義的富閥。由這所以我想我們總須靠自力，靠自己最信得過的團體創造奮鬥。

　　工党及各種勞工運動，固然多少可使勞動者練習共同生活；然說他們有這種練習，便能過一種社會主義的生活，最初改革時便不待有力者的指導，我想這總說得太容易。人若不知群己的真關係，不能過那種似乎不自由的社會主義的生活。又何況承今天種種謬誤風習之餘，自私虛榮的心理，深入于雖是勞動者的心中的時候？若依我想甯信任他們盲動；佔據剝奪的現象比今天還要變本加厲。正如這些兵大爺，一天沒有了皇帝，人人做督軍、巡閱使，橫七豎八，大開其葷一樣。所以我信指導勞動者的人總是不可少；再說寬些，無論革命與不革命，指導一切人類去過共同生活的人，總是不可少。

　　若上面所說的是不錯，那便除革命以外，我們還得怎樣指導社會？我們還得怎樣結合團體指導社會？我以為中國的將來，資本主義的企業，與群眾的革命，都是必然發生，無可避免無可抵禦的。我的意思，寧想我們便說革命，亦不是只成為個被動的參加革命者所能了事。我們必須自己站得住，可以自由進退，這才能冷靜的觀察，靈敏的活動。然我們生活系累不能減免，生活恐慌不能避除，這樣自己怎樣夠站得住？

　　你說上許多鄉村企業的不可靠，其實我亦很覺得。但是我們自己若不有個生活的根基，處處要因無可奈何而屈服資本主義之下。我因這所以究信須將我理想的事業，努力去加以試驗。你問我何不在城市裡幫助青年有志的學生求學，和自己作高深學術的研究。咳！我何曾不願意這樣做？但這已經給了我許多痛苦與羞辱。我總信這是不可安的生活。譬如自己讀書，便要錢買書，要錢便要做事；不管你能不能做，不管你願不願做，但為幾個錢的原故，我們不能不做。若說幫青年有志的學生，更惹出許多要錢的事，更惹出許多要做的事。我良心常為這難過，但是沒有法子。現在所謂青年有志的學生，若要給他個徹底的幫助，必不是僅僅教點英文，談點哲學；我們必須引他過正當的生活，以養成他正當的思想習慣。這樣試問要錢的地方幾多？我半年來，為這些事違背自己良心的主張，去譯書做教員。朋友固然譙責，自己何曾不痛苦？我想我若不自昧良心，斷不敢譯一本書拿人幾百元，教十幾點鐘功課，每月支將近百元的薪水。我們把什麼本事值得這些錢？不過我實在無法，不能不找比較可安的事暫為做去。我因此想若將來每個同志朋友都會與我今天一樣，他們都比我多個家累，我看他們會更站不住。那個時候，自己或者還有喪志失節的一天；真能永本這純潔的心，去運動革命嗎？

　　我所以主張到鄉里去的，除了想為朋友大家謀生活的安定以外，還有個目的，是打破大家殘餘的虛榮心。我知道許多朋友是向上，但是究竟多少還存留點歆慕城市生活、學者生活的意思。若不把這種虛榮心打破，將來很易受引誘或受壓服。所以我主張好些朋友暫時都下鄉去，而且到鄉里辦窮小學，幾乎自己賺不了幾個錢。有志的朋友，每每嫌還不切實，還不肯犧牲。學業越高了，地位越好了，享用越過分了，欲望越多了。結果只成就坐大餐間、摩托車的闊教授、闊學者。那個時候，唯物史觀、勞農主義，都會只成功為文章或談話資料，那裡真還肯為勞動者謀革命？我以這種見地，所以很主張有志的中學生不要升學，高等學生不要出洋，這樣便免許多虛榮心的誘惑，以減少墮落的危機。便說革命，我亦想經過這樣鍛煉的人，比較要可靠些。

　　我常想現在說革命的，總只從自私上鼓動人，總只從感情上鼓動人，這總不是好事。自然我信群眾的革命，非這樣無以煽動。但煽動了，多半達不到我們理想的目的。我並不想革命的犧牲太大，我只嫌革命的功效太小。所以我的意思，究望先能如願的求得生活的安定，再漸而圖城市工業的發展，以實力征服資本階級，以互助訓練勞動階級。這樣，我想或者一步一步可以求共產生活的實現。

　　你所說鄉村企業的困難，亦是不錯。不過只要做事，那裡沒有困難，我們還得盡力試驗去。共同生活的組織，每每發財，看守常所輯《美國新村失敗史》（見《星期評論》民國九年新年號，記不清題目了[3]）可知。這個道理，我想是分子勤奮，財產集合的原故。這樣似乎合多人以求生活的安定，比人自為戰容易。我的意思，亦想若於供給生活費以外，還有餘財，可以進圖別的發展。但我們能赤心為社會，所謀有成功，亦必有別的同志從各面幫助我們進行。再加之我們朋友中亦還有照習慣當然承受的遺產。這樣合起來，說我們有些錢經營別的城市事業，未必盡是癡想。而且我亦覺得只要生活可以安定，即令這一切都是癡想，將來試驗之後，改得去謀革命，亦只有我們無牽掛無憂慮的為社會奮鬥。

　　我自信我們今天所說的，不是武者小路的新村，亦不是福利耶的大合居。我們的主旨，不是為我們求一個合理的生活，是為自己求生活的安定，以便放膽為社會做事。新村的失敗，是他不注意征服惡社會，以自己求得幸福生活為滿足。因社會是聯帶的，所以他反被惡社會征服了。我以為除非人類都得著合理的生活，我們不能，亦不應求合理的生活。我們甯應多刻苦點，自己去多造些武器，多儲些糧餉，征剿各部分惡社會。所以我亦不望人家定然仿效我們的共同生活（不過我亦不信我們果有成效，無加入或仿效我們的人），我只望我們有一天有力量辦個工廠，我們與工人有一樣工作的時間，衣食住的享用，漸次引到能用聰明法子共同管理工廠。我以為這比今天胡亂把工廠給一般愚昧的工人管理，就社會說，比較穩妥些。

　　自然像我們今天談到有力量辦工廠，未免令人聽了好笑。不過我想事在人為，若這比別的方法好些，我們總得努力去試驗。我這所說共同生活，是榨取我們自己的餘利，以伺候社會。所說工廠是榨取勞動者與我們同程度的餘利，以求維持發展。所說共同生活，是求我們生活的安定。所說工廠，是求勞動者生活的安定。這樣我信勞動者不致像今天悲慘，而且事業亦未必遂不發達。若我們有機會這樣試驗，我想說長驅直入的打破資本階級，亦未必遂是妄想。

　　我看見許多談社會主義的人，自己都享用過分了。這何曾不都是間接從勞動者身上剝奪得來？就我的意思，革命亦罷，不革命亦罷，這些名士生活的志士，一套衣服值六七十元，一餐飯值二三（十）元，沒有事情了便談談勞工運動、新村運動，我總以為一樣是不足取。

　　月刊上討論共同的主義我亦贊成。不過我亦信要做大一點的事，總得有容異的修養。另詳《少年中國學會的問題》篇。

　　沒有好環境，不能有好教育，我亦很相信；所以我主張教育家必須同時是社會改造家。我的共同生活運動，主旨便在解決經濟問題，改造環境。至眼前做教員，我只說是賺錢之一法而已；雖自信這先天的Inspiration〔靈感〕，亦於人多少有點益處，我不承認這配得上算切實的一件事情。

　　代英

　　九、十二、二一（日），于宣城第四師範

　　載1921年3月《少年中國》第二卷第九期

　　注釋

　　[1]劉仁靜給惲代英信發表在1921年3月15日《少年中國》第2卷第9期。信中提到「鄉村教育難以收效」、「社會革命」等問題。

　　[2]毓蘭即林育南。

　　[3]原題為《美利堅之宗教新村運動》，發表於1920年1月4日《星期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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