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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創造少年中國?(2)


  (二)創造少年中國的分工與互助

  一個真心要創造少年中國的人,他自然要覺得有聯合同志的必要;因為實際上的創造事業,不是一個人從一方面做得成功的,亦不是幾個人從幾方面做得成功的。若不是各方面同時並舉,不但不能成就全部創造的事業,便那一方面或幾方面亦決達不到理想的目的。

  我們打開眼睛一望,便知道中國要做的事,實在太多了。現在一般熱心的人,他看了一件要做的事,便去做一件;這件事沒有完成,又看見別一件要做的事,便又去做別一件;所以弄到疲精竭力,仍然眼巴巴望著許多要做的事,實在再無力量做了;亦眼巴巴望著手裡已經攬著的事,實在再無力量比現在做好些了。每每甲便竭全力做了許多事,然而沒有一點功效;又勞乙用同樣的力再做;又勞丙用同樣的力再做;這樣的人,我們自然只好佩服,但是不能不可惜他於社會毫無效益,否則亦是只發生了不應那樣小的一點效益。何以只能發生這一點效益呢?一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把各種紛歧的事業分開了,便力量越小了。這是我們應引為鑒戒的事。

  但亦不容易便說是這一個人的錯,每每這一個若不做某事,那件事便沒有人做了;所以有許多人雖然明知他所做的事業太紛歧了,然而想丟亦不忍丟。但是我們細想,這是什麼原故發生這樣現象呢?第一,是我們沒有同力合作的修養,所以不慣與人家在一件事上攜手進行。我們常太信靠了自己,太不信靠了人家;我們總盼望人人都要與我一樣,有一點不如我,甚至不過僅僅是與我不一樣,我便不滿意了,便不信靠他了。這樣,所以我們總覺得每事都得自己去做。固然照眼前的事看起來,不可信靠的人,亦實在太多了,難怪他要這樣想;不過便有可以信靠的人,他亦仍然會像這樣待他,使人家不能不生些反感,乃至不肯幫助他,這可要怪他自己呢。第二,是我們平日沒有協力分功[工]的預備,所以縱然在求學時代,亦曾有些知己知彼的朋友,然而一到做起事業來了,非感覺得朋友不能為我之助;便感覺得所有的朋友都只出於一途,在這一方面嫌人多了,在別一方面卻又沒有人去做應做的事。人類的心,每易傾向於黨同伐異。主義不同的人,固然好彼此攻訐,便是所學學科不同,亦每每沒有同學一種學科的親密。由此,所以我們的朋友,每是出於一途。及有一種事業到手裡來的時候,才知道一個事業不能不靠多方面的力量,然而別方面的朋友以前多半是疏遠冷淡的,而且以後亦還會是疏遠冷淡的,自然他們彼此是不能熱誠的互助了。即就同學一種學科的朋友而說,亦還有些品性才能上的弱點,平日沒有切磋琢磨的機會,到了共事的時候,因而這弱點越發暴露,不但無助於一個事業,甚至於還有害於他。這時我們固然親切覺得能共事的人太少了,其實還怪我們平時完全沒有一種協力分功[工]的預備。我們平時既沒有預備一般將來披肝瀝膽以共圖天下事的朋友,事到頭來,胡亂的拉攏來一般烏合之眾,又怎怪他不合手呢?

  我們固然不能禁止朋友間有主義的不同,有意見的不同;但是如上面說的,無論我們主義是怎樣的不同,創造少年中國,或者總是我樣共同的目的。我實在厭聞現在一般所謂新舊之事,我想所謂新的,必不是僅僅穿洋裝,讀外國文,做幾篇解放改造順應潮流的雜誌文,便夠了。所謂舊的,亦必不是僅僅哼古文,穿方馬褂,吃鴉片煙,做幾篇壽序、墓誌銘,肉麻的詩文小說便夠了。依我的意見,大概新舊之爭,總是問我們要怎樣做人。果然如此,我們以為沒有什麼爭的。不願做二十世紀的人,你便做十七八世紀的人我看,做十一二世紀,五六世紀,乃至世紀以前的人我看。不願做十七八世紀乃至由此以前的各世紀的人,你便做二十世紀的人我看。我從一方面很信唯物史觀的意見,他說道德是隨經濟演化而演化的(我對唯物史觀的具體意見,當另為文說他)。所以我信在二十世紀想做十七八世紀或由此以前各世紀的人,是做不到的。Karl Kautsky〔考茨基〕說:「過時的道德標準,還保持他勢力的時候,經濟的發達進步了,亦需要新的道德標準了。在這時間,靠舊社會狀況生存的,便會死守舊道德。但只守得一個名,實際上他仍逃不脫新社會狀況的勢力。這樣,所以發生了道德學說與實際生活不符的現象了。」說死守舊道德的,只守得一個名,這誠然是太挖苦了的話。然而這是事實,不可以口舌爭的。我們罵一句孔子便要惹出一些自命為孔子之徒的出來衛道,然這些孔子之徒,無論他不能自安於「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的淡泊,不肯做到「好學不厭教人不倦」的勤劬,不配能有「聞義不能徙知過不能改」的憂懼;而且他們的行為,正合孟子所說「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從皆悅之,自以為是」;他們的談吐,正合孟子所說「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是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這算是孔子之徒嗎?這僅僅是鄉願,僅僅是孔子所說的「德之賊」。這所說孔子之徒,不是一個名罷了嗎?我亦不定說孔子之徒一定只能如此;我的意思,要證明這總不是有志青年所願做的孔子之徒。果然我們仍然願做孔子之徒,我們總要發點真心,向真正切實的路上走。依我的相信,只要發真心向真正切實的路上走,譬如說忠君,說行王道及這一類的道德,自然有許多說不通,自然還是一天天要傾向到二十世紀的道德路上來的。這不過是我一個人的意見。自然眼前與孔子之徒一樣價值的新文化運動者,乃至革命家,乃至無政府主義家,亦一樣是不足道,一樣該不是有志青年所願做的。我亦想便令人類真要返古,亦是要那些肯信新學說的人發點真心,向真正切實的路上走,才會覺得。總而言之,我的意見,不怕人有新舊意見的歧異,只怕一般人坐著沒事幹,胡亂的喧吵。我想無論是新派舊派的人,只要他肯發真心,向真正切實的路上走,自然可以知道新道德與舊道德真正的好處同壞處,自然可以盼望他們趨向於一致。其實更進一步說,我們此時所謂舊派,原沒有人還死主張什麼「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亦沒有人主張「父命子死,子不得不死」的一些蠻道理;此時所謂新派,一樣原沒有人主張什麼「公妻」「均產」,亦沒有人主張即刻實現世界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所以眼面前的路,譬如重教育,尚切實,貴友愛,大半是一樣的。既是一樣的,至少且可同心戮[勠]力,將這一段路走過去。我們固然預想著把這一段路過了,我們的路便分開了;然果分開與否,現在還不得而知,卻先彼此立於對立地位,在可以互相幫助的時間,不肯幫助,倒反互相妨害起來。這是如何可惜的事呢?

  至於論到創造少年中國,亦許在手段上發生不同的意見。有些人或者主張切實從根本做起,所以注意教育活動,實業活動;有些人或者主張要應急一點,要從大一點地方著手,所以注意救國活動、國際活動;有些人或者主張更要猛烈急進一點,所以注意革命運動。然而這些不同的意見,並不定是互相違反,不能並行。我想只要平情達理的人,他或者不信政治活動或流血是必要的手段;然果遇著顯見政治活動或流血,為簡捷有力的改造手段的時候,甚至於顯見其為改造的獨一無二不可逃避的手段的時候,亦沒有不贊成取用政治活動或流血的手段的道理。反過來說,如眼前虛張聲勢,毫無實際的愛國活動,或以往烏合盲動,僥倖成功的革命活動,不但是主張從根本做起的人不贊成,便是性急些的有志者,亦不高興那種辦法。其實我想,在最近期間努力於自身的改造,教育的改造,以這求平民真正的覺悟,雄厚的實力,以為各方面取用各種手段的預備,這或者是人人同意的努力方針。所以我信意見的紛歧,都是表面的事。我們實在並不是真有什麼不可調和的殊異。然則我們不知道協同的努力,豈非愚笨?

  總之主義的不同,意見的不同,不能見協力互助的不應該。而且大家既在最近期間應該做一樣的事,更應該大家把力量合起來,以求大些速些的功效。至於所習學科的不同,所操職業的不同,更不可逞我們不聰明的感情,不向協力互助的方面走。

  說到這裡,我不能不敬箴我們少年中國學會會員,乃至會外知與不知的同志,我們真覺得要救國麼?真覺得要創造少年中國麼?若真這樣覺得,我不但要請大家想想,不知道聯合同志,或者便聯合了同志,不知道協力互助,是不能成一點事業;而且還要想想像我們今天這樣的學識才能,不但不能為社會做許多事,又能為社會擔任任何一部分特別事業麼?我誠然不知道別個,便就我自己說,我知道得最親切的朋友說,大概我們以往的學識才能,都嫌太膚淺了,太浮泛了。這亦難怪我們,我們既沒有先覺指導,又為境地所限,得不了幾多好朋友,讀不了幾多好書籍。而且就將來職業說,社會上既重看萬能的人,而且我們得不了一點的正當幫助,我們亦不敢不向寬泛處走。結果自然不能不發生膚淺浮泛的弊病了。我實在有大膽子敢斷言,中國除了很少少數的人以外,其餘大抵與我們一樣。其實我還要說未必人人都能與我們一樣呢。我在學校未卒業的時候,亦還在不能不求寬泛知識的情形中,竭力求縮小我預備的範圍。我固然不知我卒了業,這萍梗的生涯,飄到那裡去;然而我只預備我入教育界或雜誌界,我自命為從這兩方面預備,有好幾年。請問現在一般有志的人,你們曾有這一回事麼?然而結果可笑了,等到卒了業,居然便有機會入教育界,而且有機會得一個全權辦理的職務;我想了無數法子,用了無限量力,然而計窮力竭,仍然大致不過與沒有我一樣。回頭想想,怪我不應該預備嗎?只好說怪我自欺了幾年罷了。我們說預備入教育界,以為我們這預備的範圍是明確的了,其實這還是一個太寬泛的了的話。我們入教育界,可以說是預備做教員,或預備做職員;可以說是教這一門或那一門的功課;可以說是辦這一樁或那一樁的職務;又可以說是在大學,或在中學,或在小學,或在別的學校。教育是一個抽象的總名詞,我們人一定要放在一個具體的特別的事務上去。這卻是我在就職業以前,未曾夢見的事。所以一到了職業界,我簡直茫然無所措其手足,實在只當一點沒有預備。其實亦本沒有一預備,便說對於教育通論的觀念,亦很膚淺,沒有什麼切實系統的見解。咳!我固然是這樣了。請問會內外的同志,各人自信,是怎樣呢?我們閒居無事,說不要錢的話,便是什麼政府庸懦無能,什麼管理教員昏愚溺職;其實自己姑且把那不可一世的無根的自信心,暫且壓抑下去,再看看自己真正可靠的本事在那裡,社會上懇切需要的人是那一種,你能為社會做那一件事。我想若我們邀[徼]幸肯不自欺,必然亦該懇切覺得一種特殊方向的預備要緊。換句話說,必然亦應覺得趕快自己預備為社會擔任一部分特殊事業,便從這一點預備充分些的能力要緊。

  我們若不是分工的為社會做事,那便社會的事,將總只有一般膚淺浮泛的知識才能的人做。我們既不滿足這般人所做的事,我們便不應該不求些專門的——專門中的專門的——知識才能,為社會擔任一部分專門的分工的職務。

  一個人越是感覺得要分工,他越會感覺得要聯合。其實天下要做的事很多,我們一個人的力量很小,生命亦很短,天下事決不是一個人做得完的,這原是很粗淺的一個道理。卻是一般人太自信了,他便覺得只好他一個人做。若他再明明白白的反省一次,我們越是要使自己可信,越是所學的專門,越是自己可做的事範圍要縮小,再即如這縮小到無已複加的範圍內的事業,仍然不能不靠朋友的協同努力;範圍以外的事業,更不能不待我以外的同志分途擔任的。做這樣,這能不覺得聯合同志,協力互助的必要嗎?

  分工了,而不互助,仍然是沒有益處。因為天下事不僅僅是一方面做得好的。然而分工與互助,若非先多少受一種合理的計劃的支配,仍然要糟蹋許多的精神力量,分工與互助,不能各盡其妙。因之,終不免人自為戰的弊病,分工的進行,不能十分安心,互助的組織,亦不能十分圓滿。所以要說創造少年中國,不可不注意合理的,有計劃的分工與互助。

  然而要盼望大家受這一種計劃的支配,這不是什麼可以把法制規約強迫的事;因為人的意志,都有他的自由,沒有人應該強迫那別一個。但是大家要受這一種計劃的支配,又是一件很重要的事,那便怎麼辦呢?我的意思,先要同受一種計劃的支配的人,有徹底的瞭解。因而大家以他的志願,同時分途,在這計劃底下做工。換句話說,亦可以說是先就已經徹底瞭解的人,以公共意思建立這種分工互助的計劃,因而大家一同在他底下做工。

  我請問我們少年中國學會會員,我們的學會,是一個已經彼此徹底瞭解的團體?已經有了一種合理的分工與互助的計劃嗎?我們若盼望真個我們的學會,能擔承創造少年中國的任務,最近期間,我們不應該討論這樣一個計劃的設立嗎?實在少年中國學會原來所以成立,未必不有些由於分工與互助的覺悟;然而像今天這個樣子,我想這總還不夠我們的理想得很。我還望我們的同志,人人重新的考慮一番,到底要不要創造少年中國?到底要不要組織少年中國學會?到底我們應不應該分工?應不應該互助?到底應不應該商量設立一個合理的分工與互助的計劃?

  我盼望我們同會的同志自覺的起來,做這個創造事業,最初而最重要的一步。亦盼望不同會的同志,自覺的起來,亦幫助我們做這一步。但是假令有人以為我們是不可信,不可靠,因而不願幫助我們呢;我想這亦不是什麼要緊。我們時時要自己勉勵,自己警惕,總莫走到不可信不可靠的地步。但假令人家一定不能信靠我們,我想他們亦盡可結他們的團體,做他們的事。只要確見事是應當如此做的,縱不屑于與我們一同做,亦沒有理由便說是不該做。越是不瞭解我們,越是要信靠自己,越是要找瞭解的人,結可信靠的團體。其實我,或者還有好多同志,所以結合于少年中國學會旗幟的下面的,都是看得這樣的結合,可以信靠以創造少年中國。倘若真是不可信靠,沒有希望,豈但不願別的同志加入,便我們亦無維持發展他的必要,我們還會寧讓他瓦解煙消呢。

  我們為創造少年中國,故必須組織少年中國學會,或其他類似的團體;但無論是少年中國學會,或別的團體,我們總望他能在一個合理的計劃之下,分功[工]而互助,以完成創造少年中國的事業。可愛的同志啊!這是我們應該大大注意的事,你們亦都覺得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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