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魯迅(5)|郁達夫

回憶魯迅(5)

　　民國十八年以後，因國共分家的結果，有許多青年，以及正義的鬥士，都無故而被犧牲了。此外，還有許多從事革命運動的青年，在南京、上海，以及長江流域的通都大邑裡，被捕的，正不知有多少。在上海專為這些革命志士以及失業工人等救濟而設的一個團體，是共濟會。但這時候，這救濟會已經遭了當局之忌，不能公開工作了；所以弄成請了律師，也不能公然出庭，有了店鋪作保，也不能去向法庭請求保釋的局面。在這時候，帶有國際性的民權保障自由大同盟，才在孫夫人（宋慶齡女士）、蔡先生（孑民）等的領導之下，在上海成立了起來。魯迅和我，都是這自由大同盟的發起人，後來也連做了幾任的幹部，一直到南京的通緝令下來，楊杏佛被暗殺的時候為止。

　　在這自由大同盟活動的期間，對於平常的集會，總不出席的魯迅，卻于每次開會時一定先期而到；並且對於事務是一向不善處置的魯迅，將分派給他的事務，也總辦得井井有條。從這裡，我們又可以看出，魯迅不僅是一個隻會舞文弄墨的空頭文學家，對於實務，他原是也具有實際幹才的。說到了實務，我又不得不想起我們合編的那一個雜誌《奔流》——名義上，雖則是我和他合編的刊物，但關於校對，集稿，算發稿費等瑣碎的事務，完全是魯迅一個人效的勞。

　　他的做事務的精神，也可以從他的整理書齋，和校閱原稿等小事情上看得出來。一般和我們在同時做文字工作的人，在我所認識的中間，大抵十個有九個都是把書齋弄得亂雜無章的。而魯迅的書齋，卻在無論什麼時候，都整理得必清必楚。他的校對的稿子，以及他自己的文章，塗改當然是不免，但總繕寫得非常的清楚。

　　直到海嬰長大了，有時候老要跑到他的書齋裡去翻弄他的書本雜誌之類；當這樣的時候，我總看見他含著苦笑，對海嬰說：「你這小搗亂看好了沒有？」海嬰含笑走了的時候，他總是一邊談著笑話，一邊先把那些攪得零亂的書本子堆疊得好好，然後再來談天。

　　記得有一次，海嬰已經會得說話的時候了，我到他的書齋去的前一刻，海嬰正在那裡搗亂，翻看書裡的插畫。我去的時候，書本子還沒有理好。魯迅一見著我，就大笑著說：「海嬰這小搗亂，他問我幾時死；他的意思是我死了之後，這些書本都應該歸他的。」

　　魯迅的開懷大笑，我記得要以這一次為最興高采烈。聽這話的我，一邊雖也在高笑，但暗地裡一想到了「死」這一個定命，心裡總不免有點難過。尤其是像魯迅這樣的人，我平時總不會把死和他聯合起來想在一道。就是他自己，以及在旁邊也在高笑的景宋女士，在當時當然也對於死這一個觀念的極微細的實感都沒有的。

　　這事情，大約是在他去世之前的兩三年的時候；到了他死之後，在萬國殯儀館成殮出殯的上午，我一面看到了他的遺容，一面又看見海嬰仍是若無其事地在人前穿了小小的喪服在那裡快快樂樂地跑，我的心真有點兒絞得難耐。

　　魯迅的著作的出版者，誰也知道是北新書局。北新書局的創始人李小峰是北大魯迅的學生；因為孫伏園從《晨報副刊》出來之後，和魯迅、啟明及語堂等，開始經營《語絲》之發行，當時還沒有畢業的李小峰，就做了《語絲》的發行兼管理印刷的出版業者。

　　北新書局從北平分到上海，大事擴張的時候，所靠的也是魯迅的幾本著作。

　　後來一年一年的過去，魯迅的著作也一年一年地多起來了，北新和魯迅之間的版稅交涉，當然成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北新對著作者，平時總只含混地說，每月致送幾百元版稅，到了三節，便開一清單來報帳的。但一則他的每月致送的款項，老要拖欠，再則所報之賬，往往不十分清爽。

　　後來，北新對魯迅及其他的著作人，簡直連月款也不提，節賬也不算了。靠版稅在上海維持生活的魯迅，一時當然也破除了情面，請律師和北新提起了清算版稅的訴訟。

　　照北新開給魯迅的舊賬單等來計算，在魯迅去世的前六七年，早該積欠有兩三萬元了。這訴訟，當然是魯迅的勝利，因為欠債還錢，是古今中外一定不易的自然法律。北新看到了這一點，就四出的托人向魯迅講情，要請他不必提起訴訟，大家來設法談判。

　　當時我在杭州小住，打算把一部不曾寫了的《蜃樓》寫它完來。但住不上幾天，北新就有電報來了，催我速回上海，為這事盡一點力。

　　後來經過幾次的交涉，魯迅答應把訴訟暫時不提，而北新亦願意按月攤還積欠兩萬餘元，分十個月還了；新欠則每月致送四百元，決不食言。

　　這一場事情，總算是這樣的解決了；但在事情解決，北新請大家吃飯的那一天晚上，魯迅和林語堂兩人，卻因誤解而起了正面的衝突。

　　衝突的原因，是在一個不在場的第三者，也是魯迅的學生，當時也在經營出版事業的某君。北新方面，滿以為這一次魯迅的提起訴訟，完全系出於這同行第三者的挑撥。而忠厚誠實的林語堂，于席間偶爾提起了這一個人的名字。

　　魯迅那時，大約也有了一點酒意，一半也疑心語堂在責備這第三者的話，是對魯迅的諷刺；所以臉色變青，從座位裡站了起來，大聲的說：

　　「我要聲明！我要聲明！」

　　他的聲明，大約是聲明並非由這第三者的某君挑撥的。語堂當然也要聲辯他所講的話，並非是對魯迅的諷刺；兩人針鋒相對，形勢真弄得非常的險惡。

　　在這席間，當然只有我起來做和事老；一面按住魯迅坐下，一面我就拉了語堂和他的夫人，走下了樓。

　　這事當然是兩方的誤解，後來魯迅原也明白了；他和語堂之間，是有過一次和解的。可是到了他去世之前年，又因為勸語堂多翻譯一點西洋古典文學到中國來，而語堂說這是老年人做的工作之故，而各起了反感。但這當然也是誤解，當魯迅去世的消息傳到當時寄居在美國的語堂耳裡的時候，語堂是曾有極悲痛的唁電發來的。

　　魯迅住的景雲裡那一所房子，是在北四川路盡頭的西面，去虹口花園很近的地方。因而去狄思威路北的內山書店亦只有幾百步路。

　　書店主人內山完造，在中國先則賣藥，後則經營販賣書籍，前後總已有了二十幾年的歷史。他生活很簡單，懂得生意經，並且也染上了中國人的習氣，喜歡講交情。因此，我們這一批在日本住久的人在上海，總老喜歡到他店裡去坐坐談談；魯迅於在上海住下之後，也就是這內山書店的常客之一。

　　「一·二八」滬戰發生，魯迅住的那一個地方，去天通庵只有一箭之路，交戰的第二日，我們就在擔心著魯迅一家的安危。到了第三日，並且謠言更多了，說和魯迅同住的他三弟巢峰（周建人）被敵憲兵毆傷了；但就在這一個下午，我卻在四川路橋南，內山書店的一家分店的樓上，會到了魯迅。

　　他那時也聽到了這謠傳了，並且還在報上看見了我尋他和其他幾位住在北四川路的友人的啟事。他在這兵荒馬亂之間，也依然不消失他那種幽默的微笑；講到巢峰被毆傷的那一段謠言的時候，還加上了許多我們所不曾聽見過的新鮮資料，證明一般空閒人的喜歡造謠生事，樂禍幸災。

　　在這中間，我們就開始了向全世界文化人呼籲，出刊物公佈暴敵獰惡侵略者面目的工作，魯迅當然也是簽名者之一；他的實際參加聯合抗敵的行動，和一班左翼作家的接近，實際上是從這一個時期開始的。

　　「一·二八」戰事過後，他從景雲裡搬了出來，住在內山書店斜對面的一家大廈的三層樓上；租金比較得貴，生活方式也比較得奢侈，因而一般平時要想尋出一點弱點來攻擊他的人，就又像是發掘得了至寶。

　　但他在那裡住得也並不久，到了南京的秘密通緝令下來，上海的反動空氣很濃厚的時候，他卻搬上了內山書店的北面，新造好的大陸新村（四達裡對面）的六十幾號房屋去住了。在這裡，一直住到了他去世的時候為止。

　　南京的秘密通緝令，列名者共有六十幾個，多半與民權保障自由大同盟有關的文化人。而這通緝案的呈請者，卻是在杭州的浙江省黨部的諸先生。

　　說起杭州，魯迅絕端的厭惡；這通緝案的呈請者們，原是使他厭惡的原因之一，而對於山水的愛好，別有見解，也是他厭惡杭州的一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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