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魯迅(6)|郁達夫

回憶魯迅(6)

　　有一年夏天，他曾同許欽文到杭州去玩過一次，但因湖上的悶熱，蚊子的眾多，飲水的不潔等關係，他在旅館裡一晚沒有睡覺，第二天就逃回上海來了。自從這一回之後，他每聽見人提起杭州，就要搖頭。

　　後來，我搬到杭州去住的時候，也曾寫過一首詩送我，頭一句就是「錢王登遐仍如在」；這詩的意思，他曾同我說過，指的是杭州黨政諸人的無理的高壓。他從五代時的記錄裡，曾看到過錢武肅王的時候，浙江老百姓被壓榨得連褲子都沒有穿，不得不以磚瓦來遮蓋下體。這事不知是出在哪一部書裡，我到現在也還沒有查到，但他的那句詩的原意，卻就系此而言。我因不聽他的忠告，終於搬到杭州去住了，結果竟不出他之所料，被一位黨部的先生，弄得家破人亡；這一位吃黨飯出身，積私財至數百萬，曾經呈請南京中央黨部通緝我們的先生，對我竟做出了比敵人對待我們老百姓還更兇惡的事情，而且還是在這一次的抗戰軍興之後。我現在雖則已遠離祖國，再也受不到他的姦淫殘害的毒爪了；但現在仍還在執掌以禮義廉恥為信條的教育大權的這一位先生，聽說近來因天高皇帝遠，渾水好撈魚之故，更加加重了他對老百姓的這一種遠溢過錢武肅王的德政。

　　魯迅不但對於杭州沒有好感，就是對他出身地的紹興，也似乎並沒有什麼依依不捨的懷戀。這可從有一次他的談話裡看得出來。是他在上海住下不久的時候，有一回我們談起了前兩天剛見過面的孫伏園。他問我伏園住在哪裡，我說，他已經回紹興去了，大約總不久就會出來的。魯迅言下就笑著說：「伏園的回紹興，實在也很可觀！」他的意思，當然是紹興又憑什麼值得這樣的頻頻回去。

　　所以從他到上海之後，一直到他去世的時候為止，他只匆匆地上杭州去住了一夜，而絕沒有回去過紹興一次。

　　預言者每不為其故國所容，我於魯迅更覺得這一句格言的確鑿。各地黨部的對待魯迅，自從浙江黨部發動了那大彈劾案之後，似乎態度都是一致的。抗戰前一年的冬天，我路過廈門，當時有許多廈大同學曾來看我，談後就說到了廈大門前，經過南普陀的那一條大道，他們想呈請市政府改名「魯迅路」以資紀念。並且說，這事已經由魯迅紀念會（主其事的是廈門星光日報社長胡資周及記者們與廈大學生代表等人）呈請過好幾次，但都被擱置著不批下來。我因為和當時的廈門市長及工務局長等都是朋友，所以就答應他們說這事一定可以辦到。但後來去市長那裡一查問，才知道又是黨部在那裡反對，絕對不准人們紀念魯迅。這事情，後來我又同陳主席說了，陳主席當然是表示贊同的。可是，這事還沒有辦理完成，而抗戰軍興，現在並且連廈門這一塊土地，也已經淪陷了一年多了。

　　自從我搬到杭州去住下之後，和他見面的機會，就少了下去，但每一次我上上海去的中間，無論如何忙，我總抽出一點時間來去和他談談，或和他吃一次飯。

　　而上海的各書店，雜誌編輯者，報館之類，要想拉魯迅的稿子的時候，也總是要我到上海去和魯迅交涉的回數多，譬如，黎烈文初編《自由談》的時候，我就和魯迅說，我們一定要維持它，因為在中國最老不過的《申報》，也曉得要用新文學了，就是新文學的勝利。所以，魯迅當時也很起勁，《偽自由書》、《花邊文學》集裡許多短稿，就是這時候的作品。在起初，他的稿子就是由我轉交的。

　　此外，像良友書店，天馬書店，以及生活出的《文學》雜誌之類，對魯迅的稿件，開頭大抵都是由我為他們拉攏的。尤其是當魯迅對編輯者們發脾氣的時候。做好做歹，仍複替他們調停和解這一角色，總是由我來擔當。所以，在杭州住下的兩三年中，光是為了魯迅之故，而跑上海的事情，前後總也有了好多次。

　　在他去世的前一年春天，我到了福建，和他見面的機會更加少了。但記得就在他作故的前兩個月，我回上海，他曾告訴了我以他的病狀，說醫生說他的肺不對，他想於秋天到日本去療養，問我也能夠同去不能。我在那時候，也正在想去久別了的日本一次，看看他們最近的社會狀態，所以也輕輕談到了同去嵐山看紅葉的事。可是從此一別，就再沒有和他作長談的幸運了。

　　關於魯迅的回憶，枝枝節節，另外也正還多著；可是他給我的信件之類，有許多已在搬回杭州去之先燒了，有幾封在上海北新書局裡存著，現在又有日記在手頭，所以就在這裡，先暫擱筆，以後若有機會，或許再寫也說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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