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魯迅(4)|郁達夫

回憶魯迅(4)

　　我的記憶力很差，尤其是對於時日及名姓等的記憶。有些朋友，當見面時卻混得很熟，但竟有一年半載以上，不曉得他的名姓的，因為混熟了，又不好再請教尊姓大名的緣故。像這一種習慣，我想一般人也許都有，可是，在我覺得特別的厲害。而魯迅呢，卻很奇怪，他對於遇見過一次，或和他在文字上有點糾葛過的人，都記得很詳細，很永固。

　　所以，我在前段說起過的，魯迅到上海的時日，照理應該在十八年的春夏之交；因為他于離開廈門大學之後，是曾上廣州中山大學去住過一年的；他的重回上海，是在因和顧頡剛起了衝突，脫離中山大學之後；並且因恐受當局的壓迫拘捕，其後亦曾在廣州閑住了半年以上的時間。

　　他對於辭去中山大學教職之後，在廣州閑住的半年那一節事情，也解釋得非常有趣。他說：

　　「在這半年中，我譬如是一隻雄雞，在和對方呆鬥。這呆鬥的方式，並不是兩邊就咬起來，卻是振冠擊羽，保持著一段相當距離的對視。因為對方的假君子，背後是有政治力量的，你若一經示弱，對方就會用無論哪一種卑鄙的手段，來加你以壓迫。」

　　「因而有一次，大學裡來請我講演，偽君子正在慶倖機會到了，可以羅織成罪我的證據。但我卻不忙不迫的講了些魏晉人的風度之類，而對於時局和政治，一個字也不曾提起。」

　　在廣州閑住了半年之後，對方的注意力有點鬆懈了，就是對方的雄雞，堅忍力有點不能支持了；他就迅速地整理行囊，乘其不備，而離開了廣州。

　　人雖則離開了，但對於代表惡勢力而和他反對的人，他卻始終不會忘記。所以，他的文章裡，無論在哪一篇，只教用得上去的話，他總不肯放鬆一著，老會把這代表惡勢力的敵人押解出來示眾。

　　對於這一點，我也曾再三的勸他過，勸他不要上當。因為有許多無理取鬧，來攻擊他的人，都想利用了他來成名。實際上，這一個文壇登龍術，是屢試屢驗的法門；過去曾經有不少的青年，因攻擊魯迅而成了名的。但他的解釋，卻很徹底。他說：

　　「他們的目的，我當然明瞭。但我的反攻，卻有兩種意思。第一，是正可以因此而成全了他們；第二，是也因為了他們，而真理愈得闡發。他們的成名，是煙火似地一時的現象，但真理卻是永久的。」

　　他在上海住下之後，這些攻擊他的青年，愈來愈多了。最初，是高長虹等，其次是太陽社的錢杏邨等，後來則有創造社的葉靈鳳等。他對於這些人的攻擊，都三倍四倍地給予了反攻，他的雜文的光輝，也正因了這些不斷的搏鬥而增加了熟練與光輝。他的全集的十分之六七，是這種搏鬥的火花，成績俱在，在這裡可以不必再說。

　　此外還有些並不對他攻擊，而亦受了他的筆伐的人，如張若谷、曾今可等；他對於他們，在酒興濃溢的時候，老笑著對我說：

　　「我對他們也並沒有什麼仇。但因為他們是代表惡勢力的緣故，所以我就做了堂·克蓄德，而他們卻做了活的風車。」

　　關於堂·克蓄德這一名詞，也是錢杏邨他們奉贈給他的。他對這名詞並不嫌惡，反而是很喜歡的樣子。同樣在有一時候，葉靈鳳引用了蘇俄譏高爾基的畫來罵他，說他是「陰陽面的老人」，他也時常笑著說：「他們比得我太大了，我只恐怕承當不起。」

　　創造社和魯迅的糾葛，系開始在成仿吾的一篇批評，後來一直地繼續到了創造社的被封時為止。

　　魯迅對創造社，雖則也時常有譏諷的言語，散發在各雜文裡；但根底卻並沒有惡感。他到廣州去之先，就有意和我們結成一條戰線，來和反動勢力拮抗的；這一段經過，恐怕只有我和魯迅及景宋女士三人知道。

　　至於我個人與魯迅的交誼呢，一則因系同鄉，二則因所處的時代，所看的書，和所與交遊的友人，都是同一類屬的緣故，始終沒有和他發生過衝突。

　　後為，創造社因被王獨清挑撥離間，分成了派別，我因一時感情作用，和創造社脫離了關係，在當時，一批幼稚病的創造社同志，都受了王獨清等的煽動，與太陽社聯合起來攻擊魯迅，但我卻始終以為他們的行動是越出了常軌，所以才和他計劃出了《奔流》這一個雜誌。

　　《奔流》的出版，並不是想和他們對抗，用意是在想介紹些真正的革命文藝的理論和作品，把那些犯幼稚病的左傾青年，稍稍糾正一點過來。

　　當編《奔流》的這一段時期，我以為是魯迅的一生之中，對中國文藝影響最大的一個轉變時期。

　　在這一年當中，魯迅的介紹左翼文藝的正確理論的一步工作，才開始立下了系統。而他的後半生的工作的綱領，差不多全是在這一個時期裡定下來的。

　　當時在上海負責在做秘密工作的幾位同志，大抵都是在我靜安寺路的寓居裡進出的人；左翼作家聯盟，和魯迅的結合，實際上是我做的媒介。不過，左翼成立之後，我卻並不願意參加，原因是因為我的個性是不適合於這些工作的，我對於我自己，認識得很清，決不願擔負一個空名，而不去做實際的事務；所以，左聯成立之後，我就在一月之內，對他們公然的宣佈了辭職。

　　但是暗中站在超然的地位，為左聯及各工作者的幫忙，也著實不少。除來不及營救，已被他們殺死的許多青年不計外，在龍華，在租界捕房被拘去的許多作家，或則減刑，或則拒絕引渡，或則當時釋放等案件，我現在還記得起來的，當不只十件八件的少數。

　　魯迅的熱心于提拔青年的一件事情，是大家在說的。但他的因此而受痛苦之深刻，卻外邊很少有人知道。像有些先受他的提拔，而後來卻用攻擊的方法以成自己的名的事情，還是彰明顯著的事實，而另外還有些「挑了一擔同情來到魯迅那裡，強迫他出很高的代價」的故事，外邊的人，卻大抵都不曉得了。在這裡，我只舉一個例：

　　在廣州的時候，有一位青年的學生，因平時被魯迅所感化而跟他到了上海。到了上海之後，魯迅當然也收留他一道住在景雲裡那一所三層樓的弄堂房子裡。但這一位青年，誤解了魯迅的意思，以為他沒有兒子——當時海嬰還沒有生——所以收留自己和他住下，大約總是想把自己當作他的兒子的意思。後來，他又去找了一位女朋友來同住，意思是為魯迅當兒媳婦的。可是，兩人坐食在魯迅的家裡，零用衣飾之類，魯迅當然是供給不了的；於是這一位自定的魯迅的子嗣，就發生了很大的不滿，要求魯迅，一定要為他謀一出路。

　　魯迅沒法子，就來找我，教我為這青年去謀一職業，如報館校對，書局夥計之類；假使是真的找不到職業，那麼亦必須請一家書店或報館在名義上用他做事，而每月的薪水三四十元，當由魯迅自己拿出，由我轉交給這書局或報館，作為月薪來發給。

　　這事我向當時的現代書局說了，已經說定是每月由書局和魯迅各拿出一半的錢來，使用這一位青年。但正當說好的時候，這一位青年卻和愛人脫離了魯迅而走了。

　　這一件事情，我記得章錫琛曾在魯迅去世的時候寫過一段短短的文章；但事實卻很複雜，使魯迅為難了好幾個月。從這一回事情之後，魯迅就愛說「青年是挑了一擔同情來的」趣話。不過這僅僅是一例，此外，因同情青年的遭遇，而使他受到痛苦的事實還正多著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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