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爾來華|徐志摩

泰戈爾來華

　　泰戈爾在中國，不僅已得普遍的知名，竟是受普遍的景仰。問他愛念誰的英文詩，十余歲的小學生，就自信不疑的答說泰戈爾。在新詩界中，除了幾位最有名神形畢肖的泰戈爾的私淑弟子以外，十首作品裡至少有八九首是受他直接或間接的影響的。這是很可驚的狀況，一個外國的詩人，能有這樣普及的引力。

　　現在他快到中國來了，在他青年的崇拜者聽了，不消說，當然是最可喜的消息，他們不僅天天豎耳企踵的在盼望，就是他們夢裡的顏色，我猜想，也一定多增了幾分嫵媚。現世界是個墮落沉寂的世界，我們往常要求一二偉大聖潔的人格，給我們精神的慰安時，每每不得已上溯已往的歷史，與神化的學士藝才，結想像的因緣。哲士、詩人，與藝術家，代表一民族一時代特具的天才；可憐華族，千年來只在精神窮窶中度活，真生命只是個追憶不全的夢境，真人格亦只似昏夜池水裡的花草映影，在有無虛實之間，誰不想念春秋戰國才智之盛，誰不永慕屈子之悲歌，司馬之大聲，李白之仙音；誰不長念莊生之逍遙，東坡之風流，淵明之沖淡？我每想及過去的光榮，不禁疑問現時人荒心死的現象，莫非是噩夢的虛景，否則何以我們民族的靈海中，曾經有過偌大的潮跡，如今何至於沉寂如此？孔陵前子貢手植的楷樹，聖廟中孔子手植的檜樹，如其傳話是可信的，過了二千幾百年，經了幾度的災劫，到現在還不時有新枝從舊根上生髮，我們華族天才的活力，難道還不如此檜此楷？

　　什麼是自由？自由是不絕的心靈活動之表現。斯拉夫民族自開國起直至十九世紀中期，只是個龐大喑啞在無光的空氣中苟活的怪物，但近六七十年來天才累出，突發大聲，不但驚醒了自身，並且驚醒了所有迷夢的鄰居。斯拉夫偉奧可怖的靈魂之發現，是百年來人類史上最偉大的一件事蹟。華族往往以睡獅自比，這又洩漏我們想像力之墮落；期望一民族回復或取得吃人噬獸的暴力者，只是最下流「富國強兵教」的信徒，我們希望以後文化的意義與人類的目的明定以後，這類的謬見可以漸漸的銷匿。

　　精神的自由，決不有待於政治或經濟或社會制度之妥協。我們且看印度。印度不是我們所謂已亡之國嗎？我們常以印度、朝鮮、波蘭並稱，以為亡國的前例。我敢說我們見了印度人，不是發心憐憫，是意存鄙蔑（我想印度是最受一班人誤解的民族，雖同在亞洲，大部分人以為印度人與馬路上的紅頭阿三是一樣同樣的東西！）就政治看來，說我們比他們比較的有自由，這話勉強還可以說。但要論精神的自由，我們只似從前的俄國，是個龐大喑啞在無光的氣圈中苟活的怪物，他們（印度）卻有心靈活動的成績，證明他們表面政治的奴縛非但不曾壓倒，而且激動了他們潛伏的天才。在這時期他們連出了一個宗教性質的政治領袖——甘地——一個實行的托爾斯泰，兩個大詩人，伽利達撤（Kalidasa）與泰戈爾。單是甘地與泰戈爾的名字，就是印度民族不死的鐵證。

　　東方人能以人格與作為，取得普通的崇拜與榮名者，不出在「國富兵強」的日本，不出在政權獨立的中國，而出於亡國民族之印度——這不是應發人猛省的事實嗎？

　　泰戈爾在世界文學中，究占如何位置，我們此時還不能定，他的詩是否可算獨立的貢獻，他的思想是否可以代表印族復興之潛流，他的哲學（如其他有哲學）是否有獨到的境界——這些問題，我們沒有回答的能力。但有一事我們敢斷言肯定的，就是他不朽的人格，他的詩歌，他的思想，他的一切，都有遭遺忘與失時之可能，但他一生熱奮的生涯所養成的人格，卻是我們不易磨翳的紀念。【泰戈爾生平的經過，我總覺得非是東方的，也許印度原不能算東方（陳寅恪君在海外常常大放厥詞，辯印度之為非東方的。）】所以他這回來華，我個人最大的盼望，不在他更推廣他詩藝的影響，不在傳說他宗教的哲學的乃至於玄學的思想，而在他可愛的人格，給我們見得到他的青年，一個偉大深入的神感。他一生所走的路，正是我們現代努力文藝的青年不可免的方向。他一生只是個不斷的熱烈的努力，向內開豁他天賦的才智，自然吸收應有的營養。他境遇雖則一流順利，但物質生活的平易，並不反射他精神生活之不艱險。我們知道詩人、藝術家的生活，集中在外人捉摸不到的內心境界，歷史上也許有大名人一生不受物質的苦難，但決沒有不經心靈界的狂風暴雨與沉鬱黑暗時期者。葛德是一生不愁衣食的顯例，但他在七十六歲那年對他的友人說他一生不曾有過四星期的幸福，一生只是在煩惱痛苦勞力中。泰戈爾是東方的一個顯例，他的傷痕也都在奧密的靈府中的。

　　我們所以加倍的歡迎泰戈爾來華，因為他那高超和諧的人格，可以給我們不可計量的慰安，可以開發我們原來淤塞的心靈泉源，可以指示我們努力的方向與標準，可以糾正現代狂放恣縱的反常行為，可以摩挲我們想見古人的憂心，可以消平我們過渡時期張皇的意氣，可以使我們擴大同情與愛心，可以引導我們入完全的夢境。

　　如其一時期的問題，可以綜合成一個現代的問題，就只是「怎樣做一個人？」泰戈爾在與我們所處相仿的境地中，已經很高尚的解決了他個人的問題，所以他是我們的導師、榜樣。

　　他是個詩人，尤其是一個男子，一個純粹的人；他最偉大的作品就是他的人格。這話是極普通的話，我所以要在此重複的說，為的是怕誤解。人不怕受人崇拜，但最怕受誤解的崇拜。葛德說，最使人難受的是無意識的崇拜。泰戈爾自己也常說及，他最初最後只是個詩人——藝術家如其你願意——他即使有宗教的或哲理的思想，也只是他詩心偶然的流露，決不為哲學家談哲學，或為宗教而訓宗教的。有人喜歡拿他的思想比這個那個西洋的哲學，以為他是表現東方一部的時代精神與西方合流的；或是研究他究竟有幾分的耶穌教，幾分是印度教——這類的比較學也許在性質偏愛的人覺得有意思，但于泰戈爾之為泰戈爾，是絕對無所發明的。譬如有人見了他在山氐尼開頓Santiniketan學校裡所用的晨禱：

　　「Thou art our Father.Dothou help us to know Thee as Father.We bowdown to Thee.Dothou never affict us，OFathe r，by causing a separation between Thee and us.Othou self-revealing One，O Thou Parent of the universe，purge away the multitude of our sins，and send unto us whatever is good and noble.To Thee，from whom spring joy and goodness，nay Who art all goodness thyself， to Thee we bow down now and for ever.」

　　耶教人見了這段禱告一定拉本家，說泰戈爾准是皈依基督的，但回頭又聽見他們的晚禱——

　　「The Deity who is in fire and water，nay，who pervades the Universe through and through，and Makes His abode in tiny plants and towering forests- to such a Deity we bow down fore verand＆ever.」

　　這不最明顯的泛神論嗎？這裡也許有Lucretius也許有Spinoza也許有Upanishads，但決不是天父云云的一神教，誰都看得出來。回頭在揭檀迦利的詩裡，又發現什麼Lia既不是耶教的，又不是泛神論。結果把一般專好拿封條拿題簽來支配一切的，絕對的糊塗住了，他們一看這事不易辦，就說泰戈爾的宗教思想不徹底，等等。實際上唯一的解釋是泰戈爾是詩人，不是宗教家。也不是專門的哲學家。管他神是一個或是兩個或是無數或是沒有，詩人的標準，只是詩的境界之真。在一般人看來是不相容納的衝突（因為他們只見字面）他看來只是一體的諧合（因為他能超文字而悟實在）。

　　同樣的在哲理方面，也就有人分別研究，說他的人格論是近於訛的，說他的藝術論是受訛影響的……這也是勞而無功的。自從有了大學教授以來，尤其是美國的教授，學生忙的是：比較學，比較憲法學，比較人種學，比較宗教學，比較教育學，比較這樣，比較那樣，結果他們竟想把最高粹的思想藝術，也用比較的方法來研究——我看倒不如來一門比較大學教授學還有趣些！

　　思想之不是糟粕，藝術之不是凡品，就在他們本身有完全、獨立、純粹不可分析的性質。類不同便沒有可比較性，拿西洋現成的宗教哲學的派別去比湊一個創造的藝術家，猶之拿唐采芝或王玉峰去比附真純創造的音樂家一樣的可笑，一樣的隔著靴子搔癢。

　　我們只要能夠體會泰戈爾詩化的人格，與領略他充滿人格的詩文，已經盡夠的了，此外的事自有專門的書呆子去顧管，不勞我們費心。

　　我乘便又想起一件事，一九一三年泰戈爾被選得諾貝爾獎金的電報到印度時，印度人聽了立即發瘋一般的狂喜，滿街上小孩大人一齊歡呼慶祝，但詩人在家裡，非但不樂，而且歎道：「我從此沒有安閒日子過了！」接著下年英政府又封他為爵士，從此，真的，他不曾有過安閒時日。他的山氐尼開頓竟變了朝拜的中心，他出遊歐美時，到處受無上的歡迎，瑞典、丹麥幾處學生，好像都為他舉行火把會與提燈會，在德國聽他講演的往往累萬，美國招待他的盛況，恐怕不在英國皇太子之下。但這是詩人所心願的幸福嗎，固然我不敢說詩人便能完全免除虛榮心，但這類群眾的哄動，大部分只是葛德所謂無意識的崇拜，真詩人決不會豔羨的，最可厭是西洋一般社交太太們，她們的宗教照例是英雄崇拜，英雄愈新奇，她們愈樂意，泰戈爾那樣的道貌岸然，寬袍布帽，當然加倍的搔癢了她們的好奇心，大家要來和這遠東的詩聖，握握手，親熱親熱，說幾句照例的肉麻話……這是近代享盛名的一點小報應，我想性愛恬淡的泰戈爾先生，臨到這種情形，真也是說不出的苦。據他的英友恩厚之告訴我們說他近來愈發厭煩嘈雜了，又且他身體也不十分能耐勞，但他就使不願意，卻也很少顯示於外，所以他這次來華，雖則不至受社交太太們之窘，但我們有機會瞻仰他言論丰采的人，應該格外的體諒他，談論時不過分去勞乏他，演講能節省處節省，使他和我們能如家人一般的相與，能如在家鄉一般的舒服，那才對得他高年跋涉的一番至意。

　　七月，六日

　　（原載：民國十二年九月十日《小說月報》第十四卷第九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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