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爾來華的確期|徐志摩

泰戈爾來華的確期

　　——改期明年三月來華——

　　方才我收到泰戈爾九月四日從加爾各答來的信，說要到明年二月中或二月底方能動身到中國來。來信簡譯如下：——

　　徐君：

　　來信收到，甚感且喜。余本期早日來華，不意到加爾各答後餘與我子皆得骨痛熱病（Dengue fever），以致原定計畫，不能實行。今幸我二人已痊可，本當就道，但念轉瞬寒冬，不如竟待春回時節，再來中國，今定明年二月中或二月底離印，約三月間定可與貴邦人士相敘，遷延之愆，尚希鑒宥。如此時日既寬，我亦可從容預備講義，當如君議先行寄華，俾可譯成華文，以便聽眾。

　　恩厚之君（Mr.Elmhirst）來信，為言彼來華時備承渥待，及貴邦人士對印度之情感，使我來華之心益切，明春來時，欣慰可知。

　　華友多有來信歡迎者，希君代為轉致謝意，君盛意尤感。此頌安健

　　Rabindranath Tagore

　　拉平德拉那士　太戈爾

　　這封久盼的信，隔了四十六七天，從天津轉北京，北京轉硤石，硤石又轉杭州方才到了我收信人的手裡！我給他的信，是七月底從南開大學寄的，所以他的回信也寄到天津，差一點寄不到。

　　這次太氏來華的消息，早已傳遍全國，我現在乘便說一說經過的大概，免得一部分人的誤會。最先他的朋友英人恩厚之到北京來，說太氏自願來華，只要此間擔任旅費，因此講學社就寄了路費給他，盼望他八月間能來，後來他來了一個電報，說十月來華，最近他的友人安德羅氏（Andrews）來信，說他在加爾各答得了熱病，不能如期來華。以上各節，已經《晨報》及《時事新報》登過，但最近還有人以為太氏是中國出了錢，特請來華講學的——這是誤會——所以我又在此聲明。

　　我們這一時，正在躊躇他的來不來。我個人承講學社的請托，要我等他來時照顧他，所以益發的不放心。因為泰氏已經是六十以外的老人，他的友人再三的囑咐我們說他近來身體不健，夏間又病了好一時，不能過分的任勞。他又比不得杜威與羅素早晚有細心的太太跟著伺候（杜裡舒雖則也有太太，但他的胖太太！與其說，她伺候老爺，不如說杜老爺伺候她！）他來時是獨身的——所以伺候這位老先生的責任，整個的落在我們招待他的身上。印度人又是不慣冷的，所以他如其冷天來，我們也就得加倍的當心。老實說，我是被羅素那場大病的前例嚇壞了。

　　現在好了，他今年冬天不來了。等到明春天暖了再來，在他便，在我們也便，真是兩便。

　　而且除了招待的便利，還有一樣好處。太氏說他要利用延期的時間來寫他要對我們說的話，我們也正好利用這半年工夫來準備，聽他的使命，受他的靈感。我們既然知道含糊的崇拜是不對的，我們就應得盡相當的心力去研究他的作品，瞭解他的思想，領會他的藝術——現在正是絕好的機會。他到中國來一次，不是一件容易、隨便的事，他的使命，世界上沒有第二個人可以替代的。我們當前有這樣一個難得的機會：我們可以從他的偉大，和諧，美的人格裡，得到古印度與今印度文化的靈感，同時也要使他從我們青年的身上，得到一個偉大民族覺悟了的精神與發展的方向。這才不負他愛敬我們的至誠，他不惜高年跋涉的一番盛意。

　　這是我們的責任，是凡是曾經直接或間接從他的詩文裡得到益處或是仰慕他的，對他同等負擔的責任。已經多少能夠瞭解他的，應得「當仁不讓」的出來，對心願而未能的，盡一種解釋，指導的責任，因為泰氏到中國來，是來看中國與中國的民族，不是為部分或少數人來的。除非我們揮著手，搖著頭說「我不知泰戈爾是什麼，我也不願意來知道他是什麼」，或「我知道他是什麼會事，但是我不喜歡他，我以為他到中國來是不應該的，即使他自己要來，中國也應得拒絕他的」，除非我們取上列的態度，我們就應得趁這個時機盡相當的心力來研究他，認識他，瞭解他，預備他來時歡迎他，愛護他，那才不負他遠渡萬里的辛苦，那才可以免了「迎神賽會」的陋習。

　　還有一兩句，我乘便要說。詩人的話，尤其是太戈爾的話，差不多像秋葉的顏色一樣，沒有法子可以翻譯得像的。他演講的習慣，是做成了文章拿到臺上去念，誰也沒有大膽，憑空來口譯他這類的講演！至少我是不敢的。所以我想了一個辦法，也許可以實行。他正式的講演，至多不過六次，或八次。我要他先寄稿子來，預先翻好了，等他講演時，連著原文一併油印好了，分給聽眾，那時我們可以免了粗陋的翻譯的麻煩，可以不間斷的領會他清風鳥鳴似的音調了。

　　還有太氏最喜人家演他的戲，我很盼望愛他戲劇的同志，也應得趁這個機會努力一下！

　　志摩十月，二十一日，西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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