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刊終期|徐志摩

劇刊終期

　　（一）

　　凋零；又是一番秋信。天冷了。階前的草花有焦萎的，有風刮糊的，有蟲咬的；剩下三兩莖還開著的也都是低著頭，木遲遲的沒一絲光彩。人事亦是一般的憔悴。舊日的榮華已呈衰象，新的生機，即使有，也還在西風的背後。這不是悲觀，這是寫實。前天正寫到劉君夢葦與楊君子惠最可傷的夭死，我們的《詩刊》看來也絕少復活的希冀，在本副刊上，或是別的地方。聞一多與饒孟侃此時正困處在鋒鏑叢中，不知下落。孫子潛已經出國。我自己雖則還在北京，但與詩久已絕緣，這整四月來竟是一行無著，在醒時或在夢中。《詩刊》是完了的。

　　《劇刊》的地位本是由《詩刊》借得，原意暑假後交還，但如今不但《詩刊》無有影蹤，就《劇刊》自身也到了無可維持的地步。這終期多少不免淒惻的尾聲，不幸又輪著我來演唱。《劇刊》同人本來就少，但人少不礙，只要精神在，事情就有著落。《劇刊》起初的成功全仗張君嘉鑄的熱心，他是我們朋友中間永遠潛動著的「螺輪」，要不是他，筆懶入骨的太侔，比方說，就不會寫下這許多篇的論文。上沅的功勞是不容淹沒的，這十幾期《劇刊》的編輯苦工，幾乎是他單獨抗著的，他自己也做了最多的文章，我們不能不感謝他。但他也要走了。太侔早已在一月前離京。這次上沅與叔存又為長安的生活難，不得已相偕南下，另尋飯啖去了。所以又是一個「星散」，留著的雖還有嘉鑄，與新來的佛西，但我們想來與其勉強，不如暫行休息。我自己也忝算《劇刊》同人的一個，但是說來惶恐，我的無狀是不望寬恕的。在《劇刊》期內有一個多月我淹沒在南方，一半也為是自顧闕然，不敢信口胡謅；一半當然是躲懶，他們在預定的計劃上派給我做的文章，除了最初鬧場與此次收場而外，我簡直一字也不曾交！還有我們初期妄想要到幾位真學問家真在行家的文章（例如丁西林先生，王靜庵先生，以及紅豆館主先生），來光彩我們的篇幅，但我們只是太妄想了！

　　這篇中秋結帳的文章本應上沅寫的，因為始終其事的掌櫃，是他不是我，但他一定要推給我寫，一半是罰的意思。決不容我躲，既然如此，我只得來勉為其難。

　　我已說了《劇刊》不能不告終止的理由是為我們四散，但這十五期多少也算是一點工作，我們在關門的時候，也應得回頭看看，究竟我們做了點什麼事，超過或是不及我們開門時的期望，留下了什麼影響，如其有，在一般的讀者感想是怎麼樣，我們自己的感想又怎麼樣。

　　先談我們做了點什麼事。在《劇刊》上發表的論文共有十篇：趙太侔論《國劇》，夕夕（即一多）論《戲劇的歧路》，西瀅論《新劇與觀眾》，鄧以蟄論《戲劇與道德的進化》，楊振聲論《中國語言與中國戲劇》，梁實秋的《戲劇藝術辨正》，鄧以蟄論《戲劇與雕刻》，熊佛西的《論劇》，餘上沅論《戲劇批評》，以及馮友蘭譯的狄更生的《論希臘的悲劇》。批評文字有八篇：張嘉鑄評藝專演習，葉崇智評辛額（J.M.Synge），餘上沅論中國舊戲，張嘉鑄評英國三個寫劇家，蕭伯納，高斯倭綏，與貝萊勳爵，以及楊聲初君的《兵變之後》與俞宗傑君的《舊戲之圖畫的鑒賞》。論舊劇二篇：顧頡剛君的《九十年前的北京戲劇》，與恒詩峰君的《明清以來戲劇的變遷說略》。論劇場技術的有七篇：餘上沅的《演劇的困難》，戈登克雷的《劇院藝術》，該岱士的《劇場的將來》，太侔的《光影》與《佈景》；舲客（即上沅）的《論表演藝術》，馬楷的《小劇院之勃興》。此外另有十幾篇不易歸類的雜著及附錄。

　　（原載：民國十五年九月三日《晨報副刊·劇刊》十五期）

　　附：《劇刊》終期（二）

　　餘上沅

　　在「人事亦是一般的憔悴」的時候，志摩已經找著了一條生路，碰上這天上地下都團圓的清夜，不免痛飲到了陶醉。剩下的未盡之意，只好由我來勉強續完了。

　　上面統計的二三十篇文章，其中大部分有一種不約而同的趨向。這些作者，不但批評戲劇，而且對於藝術全體，都有相當的發揮。譬如《國劇》中之論「程式化」，《戲劇的歧途》中之論「德形」，《戲劇與道德的進化》中之論「除邪及涅槃」，《中國語言與中國戲劇》中之論「介體」，《病入膏肓的蕭伯納》中之論「普遍的情感」，《貨真價實的高斯倭綏》中之論「藝術良心與道德良心的平衡」，《頂天立地的貝萊勳爵》中之論「反實與求實」，《戲劇與雕刻》中之論「抑制的情感」，《論戲劇批評》中之論「藝術的規律」，——這些都是一般藝術的基本觀念，不限於戲劇一項。本來，藝術的元素，總是息息相關的，要談論戲劇，自然不得不涉及其他藝術；要研究戲劇，也是一樣的不能不兼及一般藝術，如果有人以為只讀讀書本上的戲劇便算研究了戲劇，那是對戲劇有了誤解，老實說，那簡直是躲懶。

　　《劇刊》同人是不拘成見的，不論我們對各項藝術有無多少研究，但是我們總相信故步自封是一件要不得的事。《劇刊》不曾在比較重要些，急切些的東西之外，更討論啞劇，傀儡戲，提線戲，影子戲，甚至於馬戲，等等，那是限於時間，並不是預先有過什麼成見。因此，我們不避諱，不遲疑的討論「舊戲」。聽說有人誤解了太侔的《國劇》和我的《舊戲評價》，那是不幸的事。舊戲當然有它獨具的價值，那是不可否認的，我的意思，就是要認清它的價值，而予以相當的注意。「要是」它在外形與內容兩方面都達了一個比較理想的程度，自然可以躋入最高的藝術。太侔的意思，也與我大致相似。他主張用西方的長處，來使我們的戲劇豐富。他始終沒有說過一句武斷的話，這種態度，原是我們研究戲劇的人所應有的。實秋雖似乎偏重文學，而他也一再聲明贊成戲劇在舞臺上排演。要有不拘成見的精神，一切才能日新月異。這種態度，我相信《劇刊》同人是會永遠保持的。

　　混亂和爭鬥的原因，不外乎或是偏重情感，或是偏重理知。最健全的人生，是理智與情感最調和最平衡的人生。我推重舊戲的外形，同時也責備它的內容。太侔也說使舊戲變成純藝術固然好，可是一方面它又缺乏情緒的觸動。叔存也說過與這個原理相仿佛的話。禹九更不待言，在他的「三部曲」之中，直把這個意思發揮得有條有理了。疏忽的讀者，也許不能領會這三篇文章的含義。其實，這三篇東西是分不開的，其間有一個一貫的線索，蕭伯納偏重理智，貝萊偏重情感，高斯倭綏似乎有點得著了二者間之平衡的趨向。我們終究是人，不是妖怪，也不是神仙。要做一個健全的人，對於藝術的良心與道德的良心兩方面，當然不得不求它們的平均發展，共同生活。這個健全是理想，要做到這個理想，才演出光怪陸離的人生之各方面。理想達不到原不要緊，要緊的是必須有一個理想，必須去求得達到。在這條曲折的線紋上，我們一般蠶蟲不住的盤旋，直到咬破繭殼，振翼飛在天空。

　　這些文章，未免迂闊而不近於世情，我們自己知道，可又忍耐不住，不能不說，哪怕說得還不十分痛快。我們要計劃小劇院，卻又等於秀才造反，三年也是不成。我們只好自己分頭去調查，計算，接洽，直到它實現為止。我們也試過一次畫報，結果也不太佳。因為少了「留法外史」，賣報人也搖頭說不好，不好。高明的批評是說注腳不夠。那也難怪，聽說看電影的還有要求加多「字幕」的呢。依他們的要求，將來美術展覽會裡，圖畫上邊下邊左邊右邊，還得貼滿講演它的內容，它的「意思」的文章，否則多數人還是不見得肯承受的。還說什麼……

　　《劇刊》是終期了，《劇刊》要做的工作永遠沒有終期。中國戲劇社不是沒有希望的，它會繼續這些工作。說句不祥的話，萬一戲劇社也無形消滅了，依然不愁繼起無人，如果中華民族還是一個民族。

　　（原載：民國十五年九月三日《晨報副刊·劇刊》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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