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麥士哈代|徐志摩

湯麥士哈代

　　湯麥士哈代，英國的小說家、詩人，已于上月死了，享年八十七歲。他的遺囑上寫著他死後埋在道騫司德地方一個村莊裡，他的老家。但他死後英國政府堅持要把他葬在威士明斯德大教寺裡，商量的結果是一種空前的異樣的葬法。他們，也不知誰出的主意，把他的心從他的胸膛裡剜了出來，這樣把他分成了兩個遺體，他的心，從他的遺言，給埋在他的故鄉，他的身，為國家表示對天才的敬意，還得和英國歷代帝王、卿相、貴族以及不少桂冠詩人們合夥做鄰居去。兩個葬禮是在一天上同時舉行的。在倫敦城裡，千百個光景慕死者人們占滿了威士明斯德的大寺，送殯的名人中最顯著的有蕭伯訥、約翰高斯倭綏、貝萊爵士、愛德門高士、吉波林、哈代太太、現國務總理包爾溫、前國務總理麥克唐諾爾德一行人。這殯禮據說是詩人譚尼孫以來未有的盛典。同時在道騫斯德的一個小鄉村裡哈代的老鄉親們，穿戴著不時式的衣冠，捧著田園裡掇拾來不加剪裁的花草，唱著古舊的土音的喪歌，也在舉行他的殯禮，這裡入土的是詩人的一顆心，哈代死後如其有知感，不知甘願享受哪一邊的尊敬？按他詩文裡所表現的態度，我們一定猜想它傾向他的鄉土的恩情，單這典禮的色香的古茂就應得勾留住一個詩人的心。但也有人說哈代曾經接待過威爾士王子，和他照過相，也並不曾謝絕牛津大學的博士銜與政府的「功勳狀」（The Order of Merit），因此推想這位老詩人有時也不是完全不肯與虛榮的塵世相周旋的。最使我們奇怪的是英國的政府，也不知是誰作的主，滿不尊敬死者的遺言，定要把詩人的遺骨麕廁在無聊的金紫叢中！詩人終究是詩人，我們不能疑惑他的心願是永久依附著衛撤克斯古舊的赭色的草原與衛撤克斯多變幻的風雲，他也不是完全能割捨人情的溫暖，誰說他從此就不再留戀他的同類

　　「There at least smiles abound，
　　There discourse trills around，
　　There，now and then，are found
　　Life-loyalties」

　　我在一九二六年的夏天見到哈代（參看附錄的《謁哈代記》）時，我的感想是：

　　「哈代是老了。哈代是倦了。在他近作的古怪的音調裡（這是說至少這三四十年來）我們常常聽出一個厭倦的靈魂的低聲的叫喊：「得，夠了，夠了，我看夠了，我勞夠了，放我走吧！讓我去吧？」光陰，人生：他解、他剖、他問、他嘲、他笑、他罵、他悲、他詛，臨了他來——求放他早一天走。但無情的鐵胳膊的生的勢力仿佛一把擰住這不滿五尺四高的小老兒，半嘲諷半得意的冷笑著對他說：「看吧，遲早有那麼一天；可是你一天喘著氣你還得做點兒給我看看！」可憐這條倦極了通體透明的老蠶，在暗屋子內繭山上麥柴的空縫裡，昂著他的皺襞的腦袋前仰後翻的想睡偏不得睡，同時一肚子的純絲不自主的盡往外吐——得知它到那時候才吐得完！……運命真惡作劇，哈代他且不死哪！我看他至少還有二十年活。」

　　我真以為他可以活滿一百歲，誰知才過了兩年他就去了！在這四年內我們先後失去了這時代的兩個大哲人，法國的法郎士與英國的哈代。這不僅是文學界的損失，因為他倆，各自管領各人的星系，各自放射各人的光輝，分明是十九世紀末葉以來人類思想界的孿立的重鎮，他們的生死是值得人們永久紀念的。我說「人類」因為在思想與精神的境界裡我們分不出民族與國度。正如朋瓊生說莎士比亞「He belonges to all ages」，這些偉大的靈魂不僅是永遠臨蓋在人類全體的上面，它們是超出時間與空間的制限的。我們想念到他們，正如想念到創化一切的主宰，只覺得語言所能表現的讚美是多餘的。我們只要在莊敬的沉默中體念他們無涯涘的恩情。他們是永恆的、天上的星。

　　他們的偉大不是偶然的。思想是最高的職業，因為它負責的對象不是人間或人為的什麼，而是一切事理的永恆。在他們各自見到的異象的探檢中，他們是不知道疲乏與懈怠的。「我在思想，所以我是活著的。」他們是雙層的生命。在物質生活的背後另有一種活動，隨你叫它「精神生活」或是「心靈生命」或是別的什麼，它的存在是不容疑惑的。不是我們平常人就沒有這無形的生命，但我們即使有，我們的是間斷的，不完全的，飄忽的，刹那的。但在負有「使命」的少數人，這種生命是有根腳、有來源、有意識、有姿態與風趣，有完全的表現。正如一個山嶺在它投影的湖心裡描畫著它的清奇或雄渾的形態，一個詩人或哲人也在他所默察的宇宙裡投射著他更深一義的生命的體魄。有幸福是那個人，他能在簡短的有盡期的生存裡實現這永久的無窮盡的生命，但苦惱也是他的因為思想是一個奇重的十字架，要抗起它還得抗了它走完人生的險惡的道途不至在中途顛僕，決不是一件可以輕易嘗試的事。

　　哈代是一個強者，不但抗起了他的重負，並且走到了他旅程的盡頭。這整整七十年（哈代雖則先印行他的小說，但他在早年就熱心寫詩）的創作生活給我們一些最主要的什麼印象？再沒有人在思想上比他更陰沉更嚴肅，更認真。不論他寫的是小說，是詩，是劇，他的目的永遠是單純而且一致的。他的理智是他獨有的分光鏡，他只是，用亞諾德的名言，「運用思想到人生上去」，經過了它的棱晶，人生的總複的現象頓然剖析成色素的本真。本來詩人與藝術家按定義就是宇宙的創造者。雪萊有雪萊的宇宙，貝德花芬有貝德花芬的宇宙，蘭勃郎德有蘭勃郎德的宇宙。想像的活動是宇宙的創造的起點。但只有少數有「完全想像」或「絕對想像」的才能創造完全的宇宙；例如莎士比亞與歌德與丹德。哈代的宇宙也是一個整的。如其有人說在他的宇宙裡氣候的變化太感單調，常是這陰淒的秋冬模樣，從不見熱烈的陽光欣快的從雲霧中跳出，他的答話是他所代表的時代不幸不是衣理查白一類，而是十九世紀末葉以來自我意識最充分發展的時代，這是人類史上一個肅殺的季候——

　　Itnever looks like summer now whatever weather』s there…

　　The land』s sharp features seemed to be

　　The century』s cor pse outleant

　　The ancient germ and birth

　　Was shrunken hard and dry，

　　And every spirit upon earth

　　Seemed fervour less as I.

　　真純的人生哲學，不是空枵的概念所能構成，也不是冥想所能附會，它的秘密是在於「用謙卑的態度，因緣機會與變動，紀錄觀察與感覺所得的各殊的現象」。哈代的詩，按他自己說，只是些「不經整理的印象」，但這只是詩人謙抑的說法，實際上如果我們把這些「不經整理的印象」放在一起看時，他的成績簡直是，按他獨有的節奏，特另創設了一個宇宙，一部人生。再沒有人除了哈代能把他這時代的脈搏按得這樣的切實，在他的手指下最微細的跳動都得吐露它內涵的消息。哈代的刻畫是不可錯誤的。如其人類的歷史，如黑智爾說的，只是「在自由的意識中的一個進展」（「Human history is a progress in the Consciousness of Freedom」），哈代是有功的：因為他推著我們在這意識的進展中向前了不可少的路。

　　哈代的死應分結束歷史上一個重要的時期。這時期的起點是盧騷的思想與他的人格，在他的言行裡現代「自我解放」與「自我意識」實現了它們正式的誕生。從《懺悔錄》到法國革命，從法國革命到浪漫運動，從浪漫運動到尼采（與道施滔奄夫斯基），從尼采到哈代——在這一百七十年間我們看到人類衝動性的情感，脫離了理性的挾制，火焰似的迸竄著，在這光炎裡激射出種種的運動與主義，同時在灰燼的底裡孕育著「現代意識」，病態的、自剖的、懷疑的、厭倦的、上浮的，熾焰愈消沉，底裡的死灰愈擴大，直到一種幻滅的感覺軟化了一切生動的努力，壓死了情感，麻痹了理智，人類忽然發見他們的腳步已經誤走到絕望的邊沿，再不留步時前途只是死與沉默。哈代初起寫小說時，正當維多利亞最昌盛的日子，進化論的暗示與放任主義的成效激起了樂觀的高潮，在短時間內蓋沒了一切的不平與蹊蹺。哈代停止寫小說時世紀末尾的悲哀代替了早年虛幻的希冀。哈代初起印行詩集時，一世紀來摧殘的勢力已經積聚成旦夕可以潰發的潛流。哈代印行他後期的詩集時，這潛流潰發成歐戰與俄國革命。這不是說在哈代的思想裡我們可以發見這樁或那樁世界事變的陰影，不，除了他應用拿破崙的事蹟寫他最偉大的詩劇（The Dynasts）以及幾首有名的戰歌以外，什麼世界重大的變遷哈代只當作沒有看見，在他的作品裡，不論詩與散文，尋不絲毫的痕跡。哈代在這六七十年間最關心的還不只是一莖花草的開落，月的盈昃，星的明滅，村姑們的歎息，鄉間的古跡與傳說，街道上或遠村裡泛落的燈光，鄰居們的生老病死，夜蛾的飛舞與枯樹上的鳥聲？再沒有這老兒這樣的鄙塞，再沒有他這樣的倔強。除了他自己的思想他再不要什麼伴侶。除了他本鄉的天地他再不問什麼世界。

　　但如其我們能透深一層看，把歷史的事實認作水面上的雲彩，思想的活動才是水底的潛流，在無形中確定人生的方向，我們的詩人的重要正在這些觀察所得的各殊的現象的紀錄中。在一八七〇年的左右他寫——

　　「…Mankindshallcease-so let it be，」Isaid to love.

　　在一八九五年他寫

　　I fway to the beteer there be，it exacts a full look at the worst…

　　在一九〇〇年他寫

　　That I could think there trembles through his happy good-night air Some blessed Hope，where of he knew I was unaware.

　　在一九二二年他寫

　　… the greatest of things is charity…

　　哈代不是一個武斷的悲觀論者，雖然他有時在表現上不能制止他的憤慨與抑鬱。上面的幾節徵引可以證見就在他最煩悶最黑暗的時刻他也不放棄他為他的思想尋求一條出路的決心——為人類前途尋求一條出路的決心。他的寫實，他的所謂悲觀，正是他在思想上的忠實與勇敢。他在一九二二年發表的一篇詩序說到他作詩的旨趣，有極重要的一段話——

　　…That comments on where the world stands is very much the reverse orneedless in these disordered years of a prematurely afflicted century：that amendment and not madness lies that way…that whether the human and kin，dred animal races survive till the exhaustion or dastruction of the globe， of whether races perish and are succeeded by others be fore that conclusion comes，pain to all upon it， tongued or dumb，shall be kept down to a minimum by Loving-kindness，operating through scientiifc knowledge，and actuated by the modicum of free will conjecterally possessed by organic life when the mighty necessitating fores uncnscious or other，that have the 「balancings of the cloud」happen to be in equilibrium. which may or may not be often.

　　簡單的意譯過來，詩人的意思是如此。第一他不承認在他著作的後背有一個悲觀的厭世的動機。他只是做他詩人與思想家應做的事——「應用思想到人生上去」。第二他以為如其人生是有路可走的，這路的起點免不了首先認清這世界與人生倒是怎麼一回事。但他個人的忠實的觀察不幸引起一般人的誤解與反感。同時也有少數明白人同情他的看法，以為非得把人類可能的醜態與軟弱徹底給揭露出來，人們才有前進與改善的希望。人們第一得劈去浮囂的情感，解除各式的偏見與謬解，認明了人生的本來面目再來說話。理性的地位是一定得回復的。但單憑理智，我們的路還是走不遠。我們要知道人類以及其他的生物在地面上的生存是有期限的。宇宙間有的是隨時可以消滅這小小喘氣世界的勢力，我們得知哪一天走？其次即使這台戲還有得一時演，我們在臺上一切的動作是受一個無形的導演在指揮的。他說的那些強大的逼迫的勢力就是這無形的導演。我們能不感到同類的同情嗎？我們一定得縱容我們的惡性使得我們的鄰居們活不安穩，同時我們自己也在煩惱中過度這簡短的時日嗎？即使人生是不能完全脫離苦惱，但如果我們能彼此發動一點仁愛心，一點同情心，我們未始不可以減少一些哭泣，增加一些喜笑，免除一些痛苦，散佈一些安慰？但我們有意志的自由嗎？多半是沒有。即使有，這些機會是不多的，難得的。我們非得有積極的準備，那才有希望利用偶有的機緣來為我們自己謀一些施展的餘地。科學不是人類的一種勝利嗎？但也得我們做人的動機是仁愛不是殘暴，是互助不是互殺，那我們才可以安心享受這偉大的理智的成功，引導我們的生活往更光明更美更真的道上走。這是我們的詩人的「危言」與「庸言」。他的是忠實的，是深長的，雖則不新鮮，不奇特，他的只是幾句老話，幾乎是老婆子話。這一點是耐尋味的，我們想想托爾斯泰的話，羅曼羅蘭的話，泰戈爾的話，羅素的話，不論他們各家的出發點怎樣的懸殊，他們的結論是相調和相呼應的，即使不是完全一致的。他們的柔和的聲音永遠叫喚著人們天性裡柔和的成分，要它們醒起來，憑著愛的無邊的力量，來掃除種種障礙，我們相愛的勢力，來醫治種種激蕩我們惡性的狂瘋，來消滅種種束縛我們的自由與污辱人道尊嚴的主義與宣傳。這些宏大的音聲正比是陽光一樣散佈在地面上，它們給我們光，給我們熱，給我們新鮮的生機，給我們健康的顏色，但正因為它們的大與普遍性，它們的來是不喧嘩不囂張的。它們是在你的屋簷上，在那邊山坡上，在流水的漣漪裡，在情人們的眉目間。它們就在你的肘邊伺候著你，先生，只要你擺脫你的迷蠱，移轉你的視線，改變你的趣向，你就知道這分別有多大。有福與美豔是永遠向陽的葵花，人們為什麼不？

　　（原載：民國十七年三月十日《新月》第一卷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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