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自殺|徐志摩_學達書庫

論自殺(1)

　　一　讀桂林梁巨川先生遺書

　　前七年也是這秋葉初焦的日子，在城北積水潭邊一家臨湖的小閣上伏著一個六十老人；到深夜裡鄰家還望得見他獨自跳著熒熒的燈火，在那小樓上伏案疾書。

　　有一天破曉時他獨自開門出去，投入淨業湖的波心裡淹死了。那位自殺的老先生就是桂林梁巨川先生，他的遺書新近由他的哲嗣煥鼐與漱冥兩先生印成六卷共四冊，分送各公共閱覽機關與他們的親友。

　　遺書第一卷是《遺筆匯存》，就是巨川先生成仁前分致親友的絕筆，共有十七緘，原跡現存彭冀仲先生別墅樓中（我想一部分應歸京師圖書館或將來國立古物院保存），這裡有影印的十五緘；遺書第二卷是先生少時自勉的日記（《感叩山房日記節鈔》一卷）；第三卷《侍疾日記》是先生侍疾他的老太太時的筆錄；第四卷是辛亥年的奏疏與國民初年的公牘；第五卷《伏卵錄》是先生從學的劄記；末第六卷《別竹辭花記》是先生決心就義前在纓子胡同手建的本宅裡回念身世的雜記二十餘則，有以「而今不可得矣」句作束的多條。

　　梁巨川先生的自殺在當時就震動社會的注意。就是昌言打破偶像主義與打破禮教束縛的新青年，也表示對死者相當的敬意，不完全駁斥他的自殺行為。陳獨秀先生說他「總算是為救濟社會而犧牲自己的生命，在舊曆史上真是有數人物……言行一致的……身殉了他的主義」，陶孟和先生那篇《論自殺》是完全一個社會學者的看法；他的態度是嚴格批評的。陶先生分明是不贊成他自殺的；他說他「政治觀念不清，竟至誤送性命，夠怎樣的危險啊」！陶先生把性命看得很重。「自殺的結果是損失一個生命，並且使死者之親族陷於窮困……影響是及於社會的。」一個社會學家分明不能容許連累社會的自殺行為。「但是梁先生深信自殺可以喚起國民的愛國心」；「為喚醒國民的自殺」，陶先生那篇論文的結論說，「是藉著斷絕生命的手段做增加生命的事，豈能有效力嗎？」

　　「豈能有效力嗎？」巨川先生去世以來整整有七年了。我敢說我們都還記得曾經有這麼一回事。他為什麼要自殺？一般人的答話，我猜想，一定說他是盡忠清室，再沒有別的了。清室！什麼清室！今天故宮博物院展覽，你去了沒有？坤壽宮裡有溥儀太太的相片，長得真不錯，還有她的親筆英文，你都看了沒有？那老頭多傻！這二十世紀還來盡忠！白白淹死了一條老命！

　　同時讓我們來聽聽巨川自表的話：——

　　「我身值清朝之末，故雲殉清；其實非以清朝為本位，而以幼年所學為本位……幼年所聞以對於世道有責任為主義，此主義深印於吾腦中，即以此主義為本位故不容不殉。」

　　「殉清又何言非本位？曰義者天地間不可歇絕之物，所以保全自身之人格，培補社會之元氣，當引為自身當行之事，非因外勢之牽迫而為也……諸君試思今日世局因何故而敗壞至於此極。正由朝三暮四，反復無常，既賣舊君，複賣良友，又賣主帥，背棄平時之要約，假託愛國之美名，受金錢收買，受私人嗾使，買刺客以壞長城，因個人而破大局，轉移無定，面目靦然。由此推行，勢將全國人不知信義為何物，無一毫擁護公理之心，則人既不成為人。國焉能成為國……此鄙人所以自不量力，明知大勢難救，而捐此區區，聊為國性一線之存也。」

　　「……辛亥之役無捐軀者為歷史缺憾，數年默審於心，今更得正確理由，曰不實行共和愛民之政（口言平民主義之官僚錦衣玉食威福自雄視人民皆為奴隸民德墮落民生蹙窮南北分裂實在不成事體），辜負清廷禪讓之心。遂於戊午年十月初六夜或初七晨赴積水潭南岸大柳根一帶身死……」

　　由這幾節裡，我們可以看出巨川先生的自殺，決不是單純的「盡忠」；即使是盡忠，也是盡忠于世道（他自己說）。換句話說，他老先生實在再也看不過革命以來實行的，也最流行的不要臉主義；他活著沒法子幫忙，所以決意犧牲自己的性命，給這時代一個警告，一個抗議。「所欲有甚於生者」，是他總結他的決心的一句話。

　　這裡面有消息，巨川先生的學力、智力，在他的遺著裡可以看出，決不是尋常的；他的思想也絕對不能說叫舊禮教的迷信束縛住了的。不，甚至他的政治觀念，雖則不怎麼精神精密，怎樣高深，卻不能說他（像陶先生說他）是「不清」，因而「誤送了命」。不，如其曾經有一個人分析他自己的情感與思路的究竟，得到不可避免自殺的結論，因而從容的死去，那個人就是梁巨川先生。他並不曾「誤送了」他的命。我們可以相信即使梁先生當時暫緩他的自殺，去進大學校的法科，理清他所有的政治觀念（我敢說梁先生就在老年，他的理智攝收力也決不比一個普通法科學生差；）——結果積水潭大柳根一帶還是他的葬身地。這因為他全體思想的背後還閃亮著一點不可錯誤的什麼——隨你叫他「天理」、「義」、信念、理想，或是康德的道德範疇——就是孟子說的「甚於生」的那一點，在無形中制定了他最後的慘死，這無形的一點什麼，決不是教科書知識所可淹沒，更不是尋常教育所能啟發的。前天我正在講起一民族的國民性，我說「到了非常的時候它的偉大的不滅的部分，就在少數或是甚至一二人的人格裡，要求最集中最不可錯誤的表現……因此在一個最無恥的時代裡往往挺生出一兩個最知恥的個人，例如宋末有文天祥，明末有黃梨洲一流人。在他們幾位先賢，不比當代看得見的一群遺老與新少，忠君愛國一類的觀念脫卸了膚淺字面的意義，卻取得了一種永久的象徵的意義，……他們是為他們的民族爭人格，爭『人之所以為人』……在他們性靈的不朽裡呼吸著民族更大的性靈」。我寫那一段的時候並不曾想起梁巨川先生的烈跡，卻不意今天在他的言行裡（我還是初次拜讀他的遺著）找到了一個完全的現成的例證。因此我覺得我們不能不尊敬梁巨川自殺的那件事實，正因為我們尊敬的不是他的單純自殺行為的本體，而是那事實所表現的一點子精神。「為喚醒國民的自殺，」陶孟和先生說，「是藉著斷絕生命的手段做增加生命的事」；粗看這話似乎很對，但是話裡有語病，就是陶先生籠統的拿生命一個字代表截然不同的兩件事：他那話裡的第一個生命是指個人軀殼的生存，那是遲早有止境的，他的第二個生命是指民族或社會全體靈性的或精神的生命，那是沒有寄居的軀殼同時卻是永生不滅的。至於實際上有效力沒有效力，那是另外一件事又當別論的。但在社會學家科學的立場看來，他竟許根本否認有精神生命這一回事，他批評一切行為的標準只是它影響社會肉眼看得見暫時的效果；我們不能不羡慕他的人生觀的簡單、舒服、便利，同時卻不敢隨聞附和。當年錢牧齋也曾立定主意殉國，他雇了一隻小船，滿載著他的親友，搖到河身寬闊處死去，但當他走上船頭先用手探入河水的時候他忽然發明「水原來是這樣冷」的一個真理，他就趕快縮回了溫暖的船艙，原船搖了回去。他的常識多充足，他的頭腦多清明！還有吳梅村也曾在梁上掛好上吊的繩子，自己爬上了一張桌子正要把脖子套進繩圈去的時候，他的妻子家人跪在地下的哭聲居然把他生生的救了下來。那時候吳老先生的念頭，我想竟許與陶先生那篇論文裡的一個見解完全吻合:「自殺的結果是損失一個生命，並且使死者的親屬陷於窮困之影響是及於社會的。」還是收拾起梁上的繩子好好伴太太吃飯去吧。這來社會學者的頭腦真的完全占了實際的勝利，不會誤送人命哩！固然像錢吳一流人本來就沒有高尚的品格與獨立的思想，他們的行為也只是陶先生所謂方式的，即使當時錢老先生沒有怪嫌水冷居然淹了進去，或是吳先生硬得過妻兒們的哭聲，居然把他的脖子套進了繩圈去勒死了——他們的自殺也只當得自殺，只得與殉夫殉貞節一例看，本身就沒有多大的精神價值，更說不上增加民族的精神的生命。

　　順便我倒又想起一個近例。就比如蔡孑民先生在彭允彝時代宣言，並且實行他的不合作主義，退出了混濁的北京，到今天還淹留在外國。當初有人批評他那是消極的行為。胡適之先生就在《努力》上發表了一篇極有精彩的文章——《蔡元培是消極嗎？》——說明蔡先生的態度正是在那時情況下可能的積極態度，涵有進取的，抗議的精神，正是昏朦時代的一聲警鐘。就實際看，蔡先生這走的確並不曾發生怎樣看得見的效力；現在的政治能比彭允彝時期清明多少是問題，現在的大學能比蔡先生在時乾淨多少是問題。不，蔡先生的不合作行為並不曾發生什麼社會的效果。但是因此我們就能斷定蔡先生的出走，就比如梁巨川先生的自殺，是錯誤嗎？不，至少我一個人不這麼想。我當時也在《努力》上說了話，我說『蔡元培所以是個南邊人說的『戇大』，愚不可及的一個書呆子，卑污苟且社會裡的一個最不合時宜的理想者。所以他的話是沒有人能懂的；他的行為只有極少數人——如真有——敢表同情的；他的主張，他的理想，尤其是一盆飛旺的炭火，大家怕炙手，如何敢去抓？」「小人知進而不知退」，「不忍為同流合污之苟安」，「不合作」，「為保持人格起見」，「生平僅知是非公道，從不以人為單位」——這些話有多小人能懂，有多少人敢懂？這樣的一個理想主義者非失敗不可，因為理想主義者總是失敗的。若然理想勝利，那就是卑污苟且的社會政治失敗——那是一個過於奢侈的希望了。』

　　我先前這樣想，現在還是這樣想。歸根一句話，人的行為是不可以一概而論的；有的，例如梁巨川先生的自殺，甚至蔡先生的不合作，是精神性的行為，它的起源與所能發生的效果，決不是我們常識所能測量，更不是什麼社會的或是科學的評價標準所能批判的。在我們一班信仰（你可以說迷信）精神生命的癡人，在我們還有寸土可守的日子，決不能讓實利主義的重量完全壓倒人的性靈的表現，更不能容忍某時代迷信（在中世是宗教，現代是科學）的黑影完全淹沒了宇宙間不變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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