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生活與王家三阿嫂(2)|徐志摩

政治生活與王家三阿嫂(2)

　　二

　　但這是已往的希臘，我們只能如孔子所謂心嚮往之了。至於現代的政治，不論是國內的與國際的，都不是叫人起興的題目。我們東方人尤其是可憐，任清朝也好，明朝也好，政治的中國人（最近連文學與藝術的中國人都是）只是一隻串把戲的猴子，隨它如何伶俐，如何會模仿，如何像人，猴子終究猴子，不是人，汝她許曾得穿起大褂子來坐在沙發椅上使用杯匙吃飯，就使他自己是正經的，旁觀的總覺得滑稽好笑。根本一句話，因為這種習慣不是野畜生的習慣，他根性裡沒有這種習慣的影子，也許憑人力選擇的科學與耐心，在理論上可以完全改變猴子的氣質，但這不是十年八年的事，明白人都明白的。

　　不但東方人的政治，就是歐美的政治，真可以上評壇的能有多少。德國人太蠢，太機械性；法國人太淫，什麼事都任性幹去，不過度不肯休，南歐人太亂，只要每年萊茵河兩岸的葡萄豐收。拉丁民族的頭腦永沒有清明的日子；美國人太陋，多數的飾制與多數的愚暗，至多只能造成一個「感情作用的民主政治」（Sentimental Democracy）。此外更不必說了。比較像樣的，只有英國。英國人可稱是現代的政治民族，這是大家都知道的。英國的政治，好比白蟻蛀柱石一樣，一直齧入它們生活的根裡，在它們（這一點與當初的雅典多少相似），政治不但與日常生活有極切極顯的關係，我們可以說政治便是他們的生活，「魚相忘乎江湖」，英國人是相忘乎政治的。英國人是「自由」的，但不是激烈的；是保守的，但不是頑固的。自由與保守並不是衝突的，這是造成他們政治生活的兩個原則；唯其是自由而不是激烈，所以歷史上並沒有大流血的痕跡（如大陸諸國），而卻有革命的實在，唯其是保守而不是頑固，所以雖則「不為天下先」，而卻沒有化石性的僵。但這類形容詞的泛論，究竟是不著邊際的，我們只要看他們實際的生活，就知道英國人是不是天生的政治的動物。我們初從美國到英國去的，最顯淺的一個感想，是英國雖則有一個叫名國王，而其實他們所實現的民主政治的條件，卻還在大叫大擂的美國人之上——英國人自己卻是不以為奇的了。我們只要看一兩樁相對的情形，美國人對付社會黨的手段，與鄉下老太婆對付養媳婦一樣的慘酷，一樣的好笑。但是我們到禮拜日上午英國的公共場地上去看看：在每處廣場上東一堆西一堆的人群，不是打拳頭賣膏藥，也不是變戲法，是各種的宣傳性質的演說。天主教與統一教與清教；保守黨與自由党與勞工党；贊成政府某政策與反對政府某政策的；禁酒令與威士克公司；自由戀愛與鮑爾雪微主義與救世軍：——總之種種相反的見解，可以在同一的場地上對同一的群眾舉行宣傳運動；無論演講者的論調怎樣激烈，在旁的警察對他負有生命與安全與言論自由的責任，他們決不干涉。有一次蕭伯納（四十年前）站在一隻肥皂木箱上冒著傾盆大雨在那裡演說社會主義，最後他的聽眾只剩了三四個穿雨衣的巡士！

　　這是他們政治生活的一班，但這還是最淺顯的。政治簡直是他們的家常便飯，政府裡當權的人名是他們不論上中下那一級的口頭禪，每天中下人家吃夜飯時老子與娘與兒女與來客討論的是政治；每天知識階級吃下午茶的時候，抽著煙斗，咬著牛油麵包的時候談的是政治；每晚街角上酒店裡酒鬼的高聲的叫嚷——魯意喬治應該到地獄去！阿斯葵斯活該倒運！等等——十有八九是政治（煙酒加了稅，煙鬼、酒鬼就不願意）。每天鄉村裡工人的太太們站在路口閒話，也往往是政治（比如他們男子停了工，為的是某某爵士在議會裡的某主張）。政治的精液已經和入他們脈管裡的血流。

　　我在英國的時候，工党領袖麥克唐諾爾，在倫敦附近一個選區叫做烏主克的做候補員，他的對頭是一個政府黨，大戰時的一個軍官，麥氏是主張和平的，他在戰時有一次演說時腦袋都叫人打破。有一天我跟了賴世基夫人（Mrs Harold J.Laski）起了一個大早到那個選區去代麥氏「張羅」（Canvassing）（就是去探探選民的口氣，有遊說餘地的，就說幾句話，並且預先估計得失機會）。我那一次得了極有趣味的經驗，此後我才深信英國人政治的訓練的確是不容易涉及的。我們至少敲了二百多家的門（那一時麥氏衣襟上戴著紅花坐著汽車到處的奔走，演說），應門的有男有女，有老有小，但他們應答的話多少都有分寸，大都是老練，鎮靜，有見地的，那邊的選民，很多是在烏立克兵工廠裡做工過活的，教育程度多是很低的，而且那年是第一次實行婦女選舉權，所以我益發驚訝他們政治程度之高。只有一兩家比較的不講理的婦人，開出門來臉上就不戴好看的顏色，一聽說我們是替工黨張羅的，爽性把臉子沉了下來，把門也關上了。但大概都是和氣的，很多人說我們自有主張，請你們不必費心，有的很情願與我們閒談，問這樣問那樣。有一家有一個爛眼睛的婦人，見我們走過了，對她們鄰居說（我自己聽見）「你看，怪不得人家說麥克唐諾爾是賣國賊，這不是他利用『劇潑』（Jap意即日本鬼）來替他張羅！」

　　三

　　這一次英國的政治上，又發生極生動的變相。安置失業問題，近來成為英國政府的唯一問題。因失業問題涉及貿易政策，引起歷史上屢見不一的爭論，自由貿易與保守稅政策。保守黨與自由黨，又為了一個顯明的政見不同，站在相對地位；原來分裂的自由黨，重複團圓，阿斯葵斯與魯意喬治，重複親吻修好，一致對敵。總選舉的結果，也給了勞工党不少的刺激，益發鼓動他們幾年來蘊涵著的理想。我好久不看英國報了，這次偶然翻閱，只覺得那邊無限的生趣，益發對比出此地的陋與悶，最有趣的是一位戲劇家A. A.Milne的一篇譏諷文章，很活現的寫出英國人政治活動的方法與狀態，我自己看得笑不可抑，所以把他翻譯過來，這也是引起我寫這篇文字的一個原因。我以為一個國家總要像從前的雅典，或是現在的英國一樣，不說有知識階級，就這次等階級社會的婦女，王家三阿嫂與李家四大媽等等，都感覺到政治的興味，都想強勉他們的理解力，來討論現實的政治問題，那時才可以算是有資格試驗民主政治，那時我們才可以希望「賣野人頭」的革命大家與做統一夢的武人歸他們原來的本位，憑著心智的清明來清理政治的生活。這日子也許很遠，但希望好總不是罪過。

　　保守黨的統一聯合會，為這次保護稅的問題，出了一本小冊子，叫做《隔著一垛圍牆》（Over the Garden Wall），裡面是兩位女太太的談話，假定說王家三阿嫂與李家四大媽，三阿嫂是保守黨。她把為什麼要保護貿易的道理講給四大媽聽，末了四大媽居然聽懂了。那位滑稽的密爾商先生就借用這個題目，做了一篇短文，登在十二月一日的《倫敦國民報》——The Nation and the Athenaeum——裡，挖苦保守黨這種宣傳方法，下面是翻譯。

　　她們是緊鄰；因為他們後園的牆頭很低，她們常常可以隔園牆談天。你們也許不明白她們在這樣的冷天，在園裡有什麼事情幹，但是你不要忙，他們在園裡是有道理的。這分明是禮拜一，那天李家四大媽剛正洗完了衣服，在園裡掛上曬繩去。王家三阿太，我猜起來，也在園裡把要洗的衣服包好了，預備送到洗衣作坊裡去了。三阿太分明是家境好些的。我猜想她家裡是有女傭人的，所以她會有工夫去到聯合會專為婦女們的演講會去到會，然後回家來再把聽來的新聞隔著園牆講給四大媽聽，四大媽自己看家，沒有工夫到會。太冷天站在園裡當然是不會暖和的，並且還要解釋這樣回答那樣，隔壁那位太太正在忙著洗衣服，她自己頭頸上圍著她的海獺皮圍巾；但是我想像三阿太站在那裡，一定不時的哈氣著她凍冷的手指，並且心裡還在抱怨四大媽的家境太低；或是她自己的太高，否則，她們倒可以舒舒服服，坐在這家或是那家的灶間裡講話，省得在露天冒風著冷，但是這可不成功。上帝保佑統一黨，讓鄰居保留她名分的地位。李家四大媽有一個可笑的主意（我不知道她哪裡來的，因為她從不出門），她以為在這個國度裡，要是實行了保護政策，各樣東西一定要貴，我料想假如三阿太有這樣勇氣，老實對她說不是的，保護稅倒反而可以使東西著實便宜，那時四大媽一定一面從她口裡取出一隻木釘，把她男人的襯褲別在繩子上，一面回答三阿太說「噢那就好了」，下回她要去投票，她准投統一黨了；這樣國家就有救了。但是在這樣的天氣站在園子裡，不由得三阿太或是任何人挫氣。三阿太哈著她的手指，她決意不冒險。她情願把開會的情形從頭至尾講一個清楚。東西是不會得認真的便宜多少，但是——嘸，你聽了就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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