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生活與王家三阿嫂|徐志摩

政治生活與王家三阿嫂(1)

　　我這篇《政治生活與王家三阿嫂》是去年冬天在硤石東山腳下獨居時寫的。那時張君勱他們要辦一個月刊，問我要稿子，我就把這篇與另外兩篇一起交給了他。那是我的老實。那月刊定名叫《理想》。理想就活該永遠出不了版！我看他們成立會的會員名字至少有四五十個。都是「理想」會員！但是一天一天又一天，理想總是出不了娘胎，我疑心老實交過稿子去的就只有我。後來我看情形不很像樣，所謂理想會員們都像是放平在爐火前地毯上打呼的貓——我獨自站在屋簷上豎起一根小尾巴生氣也犯不著。理想沒了；竟許本來就沒有來。傷心！我就問收稿人還我的血本。他沒有理我。我催他不作聲，我逼他不開口。本來這幾篇零星文字是一文不值的，這一來我倒反而捨不得拿回了。好容易，好容易，原稿奉還，我猜想從此《理想》月刊的稿件抽屜可以另作別用了。理想早就埋葬了。

　　昨天在北海見著伏廬，他問我要東西，我說新作的全有主兒了，未來的也定出了，有的只是陳年老古董。他說好，舊的也可以將就。只要加上一點新注解就成。我回家來把這當古董校看了一遍，歎了一聲氣。這氣歎得有道理。你想一年前英國政治是怎樣，現在又是怎樣；我寫文章的時候麥克唐諾爾德還不曾組閣，現在他己經退閣了；那時包爾溫讓人家譏評得體無完膚，現在他又回來做老總了，他們兩個人的進退並不怎樣要緊，但他們各人代表的思想與政策卻是可注意的。麥克不僅有思想，也有理想；不僅有才幹，也有膽量。他很想打破說謊的外交，建設真純的國際友誼。他的理想也許就是他這回失敗的原因，他對我們中國國民的誠意，就一件事就看出來了。庚子賠款委員會裡面他特聘在野的兩個名人，狄更生與羅素。這一點就夠得上交情。現在壞了（參看《現代評論》第二期），包首相容不得思想與理想。管不到什麼國際感情；賠款是英國人的錢；即使退給中國也只能算是英國人到中國來花錢；英國人的利益與勢力首先要緊，英國人便宜了，中國人當然沾光，聽說他們已經定了兩種用途：一是揚子江流域的實業發展（鐵路等等）及實業教育；一是傳教。我們當然不勝感激涕零之至！虧他們替我們設想得這樣周到！發展實業意思是飽暖我們的肉體，補助傳道意思是飽暖我們的靈魂。

　　所以難怪悲觀者的悲觀。難得這裡那裡透了一絲一線的光明，一轉眼又沒了。狄更生先生每回給我來信總有悲慘的話，這回他很關切我們的戰禍，但也不知怎的，他總以為東方人，尤其是中國人，總是比較有希望的，他對我們還不曾絕望！歐洲總是難，他竟望不見平安的那一天，他說也許有那一天，但他自已及身（他今年六十三四）總是看不見的了。狄更生先生替人類難受。我們替他難受。羅素何嘗不替人類難受，他也悲觀；但他比狄更生便宜些，他會冷笑，他的譏諷是他針砭人類的利器。這回他給我的信上有一句冷話——Iamamused at the Progress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基督教在中國的進步真快呀！下去更有希望了，英國教會有了賠款幫忙，教士們的煙士披裡純哪得不益發的燦爛起來！別說基督將軍、基督總長，將來基督醬油、基督麻油、基督這樣基督那樣花樣多著哪，我們等著看吧。

　　所以我方才校看這篇文字。不由的歎了一聲長氣，時間裡的「愛倫內」真多著哩！這一段話與本文並沒有多大關係，隨筆寫來當一個冒頭就是。

　　（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一

　　從前西方一位老前輩說，「人是一個政治的動物；」好比麻雀會得做窩，螞蟻會得造橋，人會得造社會，建設政治。這是一個有名的「人的定義」。那位老前輩的本鄉，是個小小的城子，周圍不過十裡，人口不過十萬，而且這十萬人裡，真正的「市民」不過四分之一，其餘不是奴隸，便是客民。但他們卻真是所謂「政治的動物」；憑他們造社會與建築政治的天才，和著地理與地勢的利便，他們在幾千年前，現代歐美文明沒有出娘胎以前，已經為未來政治的（現在不說文藝的或科學的）人類定下了一個最完善的模型，一個理想的標準，也可以說是標準的理想——實行的民主政治，或是實現的共和國。我們現在不來討論他們當時的奴隸問題；我們只在想像中羡慕他們政治的幸福，羡慕他們那座支配社會生活的機器的完美，運轉是敏捷的，管理是單簡的；出貨是乾淨的——而且又是何等的美觀！我們如其借用童話裡的那個神奇的玻璃球來看，我們就可以在二千年前時間的灰堆裡，掏出他們當時最有趣味的生活的活動寫真。我們來看看這西洋鏡的玩藝。天氣約略是江南的五月初，黃梅漸已經過去，南風吹得暖暖的，穿單衣不冷，穿夾衣也不熱。他們是終年如此的，真是「四時常春，風和日麗」，雨水都不常有的，所以他們公共會所如議會、劇場、市場都是禿頂沒有蓋的。城子中央是一個高岡，天生成花崗石打底高阜，這上面留有人類的一個大紀念：最高明的建築，最高明的石刻，最高明的美術都在這裡；最高明的立法與行政的會場也在這裡；最高明的戲劃與最偉大最壯觀的劇場也在這裡；最高明的哲學家、政治家、藝術家、詩人的蹤跡也常在這裡。路上行人，很少戴帽的，有穿草鞋式的鞋的，有赤腳的，身上至多裹一塊方形的布當衣裳，往往一雙臂腿袒露在外，有從市場回家的，有到前輩家裡去領教學問的，有到體育場去擲鐵餅或賽跑的，有到公共浴所去用雕花水瓶澆身的，有到（如其是春天，是節會與共樂的時候）大戲場上去占座位的，有到某剃頭店或某銅匠店鋪子裡去找朋友閒談的，有出城去到河沿樹蔭下散步的，有到高岡上觀覽美術的，有到親戚家去的婦女，前後隨從有無數男女僕役的，有應召的歌女，身披彩衣手弄弦琴的，有新來客民穿著異樣的服裝的，有鄉下來的農夫與牧童背著遮太陽的大箬笠，掮著趕牲畜的長竿，或是扛著新采的榨油用的橄欖果與橄欖葉（他們不懂得咬生橄欖，廣東鄉下聽說到現在還是不會吃青果的！）一個個都像從畫圖上走下來的……這一群闊額角，闊肩膀，高鼻子，高身材的人類，在這個小小的城子裡，熙熙的樂生，活潑，愉活，閒暇，藝術是他們的天性，政治是他們的本能——他們的軀殼己經幾度的成灰成泥，但是他們的精神，卻是和他花崗石的高岡，一樣的不可磨滅；像愛琴海上的熏風，永遠含有鼓舞新生命的秘密。

　　這不是演說烏托邦，這是實有的史跡。那小城子便是雅典，這人民便是古希臘人，說人是政治的動物的，便是亞裡士多德。他們當時凡是市民（即除外奴隸與客民）都可以出席議會，參與政治，起造不朽的巴戴廊（Parthenon）是群眾議決的；舉菲地亞士（Phidias）做主任是群眾決議的；籌畫打波斯的海軍政策是群眾決議的；舉米梯亞士做將軍是群眾決議的。這群眾便是全城的公民，有錢人與窮人，做官的與做工的，經商的與學問家，剃頭匠與打鐵匠，法官與裁縫，蘇格拉底斯與阿理士道文尼斯，沙福克利士與衣司溝拉士，柏拉圖與綬克士諾豐……都是組成這獨一的共和政治的平等的分子，政治是他們的生活，是他們的共同的職業，是他們閒談的資料，是他們有趣的訓練。所以不論是在露天的議會裡列席，不論是在雜貨鋪門口閒話，不論是在客廳裡倦倚在榻上飲酒雜談，不論是在某前輩私宅的方天井裡徘徊著討論學識，不論是在法庭上聽蘇格拉底斯的審判，不論是在大劇場聽戲拿橘子皮或無花果去擲臺上不到家的演員（他們喝倒彩的辦法），不論是在美術廳裡參觀菲地亞士最近的傑作，不論是在城外青楓樹蔭下溪水裡濯足時（蘇格拉底斯最愛的）的詼諧——他們的精神是一致的，是樂生的，是建設的，是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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