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論革命_徐志摩譯著集

杜威論革命

　　——遊俄印象之一

　　徐志摩　譯

　　美國哲學家杜威先生去夏到俄國去遊歷，歸後寫六篇文章，刊登紐約新共和週報。這六篇文章譯者認為是完全不雜成見的觀察，只有學養俱深如杜威先生才能見到，才敢寫出，尤其他的關於革命的感想正供給我們一個新觀點，憑此我們可以反鏡我們自身的成就如何，給有心人們一些思索的推力。杜威先生的文章卻不是流利的一派，樸實，迂回，而且有時不免繁複，但這也正見他思想的不苟且，為要保持印象的真，寧願不顧文體的美。這也許也是一杯「苦茶」，它的警醒的力量是無可致疑的，而且竟許還有回甘。譯是極粗率的直譯，念去澀口當然，但譯者自信他沒有敢在譯文裡修剪原來重疊的羽毛。還有五篇，論教育的居多，不日可以譯得，打算集起來由新月書店印成一個小冊子。

　　彼得堡（Petrograd）成為列寧堡（Leningrad）的改變是無疑問的一個象徵，但我們卻不易認定那象徵是什麼。有時候它好像是標點一個圓滿，一種投胎再世的完成。在別的時候它又像是嘲諷的一類。我們可以設想一個反對現在局面的人，在這破爛的肮髒的城子受列寧的名字的洗禮的事實裡得到一種惡意的滿足，在他看來它那頹廢的，幾於在腐潰中的情況對於鮑雪微幾創始一個新而更好的世界的誇口正是恰好的案語。但我們也知道在（大）彼得的強有力的意志所產生的城子裡刻鏤著的不止是他的名字。在這城子裡所有的事物都使人想到他的有創造力的躁急。竟許，進一步說，正如我們常聽得提到，大彼得才是鮑雪微幾的第一人，列寧無非是他的繼承者，他的骨子。

　　無論如何，就說城子是不整潔，它那雕堊斑駁的灰牆像是一身褸襤的豔服，我們得到的印象是動，是生機，是精力。在那裡的人做事種種的情形就像是某種重實的壓迫的負擔新從他們的肩頭移去，就像是他們适才覺悟到初經解放的精力的意識。有人告訴我阿那托爾法朗士遊俄國的時候他決意不收集任何統計，不需要任何材料，不調查任何「情況」。他就在市街上跑路，從民眾的面相與姿態取得他的觀念。原先不曾到過，我沒有比較的標準來衡量我眼前見到的種種。話雖如此，別的國裡的一般民眾我卻見過，我不能相信由他們傳達來的一種新生命的感覺是一個幻想。我是願意相信我在書報上看到的，說在俄國有多數的男子女子在禁錮中在受壓迫的苦惱中過活，正如我相信有不少人是在放逐中。但我眼前見到的另一大群人，走街的，跑公園的，上俱樂部的，看戲的，玩博物館的，又何嘗不是一個實在，他們那亢爽的壯直的態度是無可致疑的。由此我不由得不感覺到也許那一種的實在是屬過去的，一個革命的一種插話，第二種的實在是現在與將來的，生命經過大革命以後所解放的勇敢，精神，與自信力的真髓。

　　在最初到列寧堡的幾天內我的頭腦是在新來印象的旋渦中。爬梳是不易的，我茫然的過我的日子。但漸漸的出來了一個明確的印象，自此就留存在我的心裡，並且曾經隨後的經驗的證實。我所曾聽到關於共產主義、關於第三國際的其實是太多了，關於（俄國）革命太少，關於鮑雪微幾太多，就使說最後的革命是完成于他們的領導。我現在明白研究歷史的人該得知道革命所解放的勢力不是初起發軔事變那些人們的努力的機能（任何數學的意義），更不是他們的見解與希望的。因為在求瞭解俄國的情形上當初不曾應用這明顯的史學的真理感到不快，我竟要把我的誤會歸咎到別人身上——我怨那些附和的與讚美的，也怨那些批評的與作對的，他們關於鮑雪微幾主義與共產主義無窮盡的講與寫正使得我誤解，使我反而茫然於一個革命的更基本的事實——這一個革命與其說是僅僅政治的與經濟的還不如說是精神的與道德的（Psychic and moral）（只這是說可以從這方面意會，不是說定它是那樣的），一個在民眾對於生活的需要與可能性的態度的革命。在這反動中我也許傾向于輕視學理與期望的重要，它們的作用是在發動那解放在壓迫中的精力的機關。現在想估定在俄國當前的生活上鮑雪微幾理想與共產主義法式的確切的重要我還是不敢輕下斷語，但我以為不僅共產主義的現狀，就說它的將來論重要也不能比到這心與精神的完成的革命的事實，這一民族的解放到意識他們自身是造成他們最後的命運的一個決定的權力。

　　這樣一個結論也許似乎偏謬。這話在以馬克思正統學說為俄國革命的全部意義的人們當然不能聽，在一般心目中只有流行的蘇俄觀念的人們也一樣不能容許。但是一方面我雖則絕不想輕看鮑雪微幾馬克思主義的命運在俄國乃至在全世界的意味，我還是堅持我的見地，以為這一邊的事不能與別的一點子可以稱作革命的有同等的重要。共產黨人他們自己的話是：現有的狀況不是共產主義，而只是共產主義的一個過渡；按歷史的辯證法鮑雪幾微的功能是在消滅它自身，普羅列塔裡亞專政只是階級鬥爭的一個現象，在別國裡存在著的波淇窪專政的正文的一個反文；這現象在未來的整文中一定是要消失的。現狀是過渡的狀況，那事實是極明顯我們不難承認。至於說這一定是過渡到馬克思歷史哲學所規定的確切的終局，那就是一個信條，當著新起的精力的實在，分明是沾著敝舊的絕對性的玄學的氣味以及過去的直線式一條邊進化論的陳說的了。

　　但另有一個比這更親切的印象。說某種形態的共產主義許從現在的「過渡」產生當然是可能的，雖則它現時存在的憑證是極微細。但我們不能不感到這一點，即使它終究是出現了，那也不能是原因於馬克思哲學的繁重的而且在現時已然成為刻板的方式，它來是因為那一類的情形是適合於因革命而覺悟到自我意識的一個民族，而且它出現的形態是他們自身的願望所制定的。如果它失敗，它失敗是因為革命所解放的精力是自然的不能遷就根據於不相關的條件所構成的方式——除了根據一個歷史的變遷的單獨的必然的「法律」的假設。

　　任憑如何說法，如其我們根據從列寧堡外表得來的印象來下案語，共產主義的實現是遠在遙遠的將來。我說這話不僅因為就是他們的領袖也把現狀認作僅僅一個初步，就算初步都不能說完全，另一個理由是現行的經濟是這分明的在所有的外貌上一個幣制經濟。我們曾經設想，假如一個人完全不知已往的事蹟也沒有關於它的經濟狀況事前的期望，他到了列寧堡所得到的是如何的感想。那當然不易完全解除心上原有的見解來對答這假定。但我有一個頗強的感覺，以為一方面固然我可以看到一個與此外的世界真實的心理的與道德的區別，它那經濟狀態比到任何一個歐洲國家還不曾從內外戰爭，圍困與災荒的窮乏恢復原狀的，卻不一定有什麼特別的異樣。

　　最先得到的印象是窮，雖則不是悲慘的窮乏，倒是覺得這勻勻的窮未始是完全沒有意味，仿佛唯一的共產主義是共同一個同樣的境遇。但不久眼內就有分別看出來。在世界上任何大城市裡見到的人我們很容易分清，單憑衣著與舉止，至少四個階級，也許我們該說類別。這裡極端的不是那樣觸目，尤其是在奢侈與炫耀那一邊。各級間的相仳比到我們在倫敦或紐約所見到的來得更近。但分別一樣是有的。雖則頗長的排列看得見在有些店鋪的門前候著，猶其是賣吃食的所在，但如何窮苦的相道卻看不出，民眾都是吃的好好的，戲院，酒館，公園，以及別的娛樂的場所都是滿擠的——而且那些去處的代價是並不便宜。店鋪的窗櫃裡擺著的是我們在別的地方見到的同樣的貨物，雖則那些貨品往往使人聯想起廉價的市場，小孩的玩具與低價的珠寶在窗櫃裡招引更多的看客，這邊正如別處一樣。不論使的是什麼錢——我才說過，論質即使不論量這邊有的是純粹的幣制經濟——分明金融的流通是很方便的。

　　我只按著我初到時幾天內的印象說話，至少是與後來的事實可互相印證的那些，以及直接從外表上得來不經疑問解答與討論的那些。特種的知識，隨後從更確切的採訪得來的，顯出早期的印象有應修正的地方。就比方說為什麼這兒人們那麼會花錢，在生活必需上和在娛樂上一樣花費，主要的理由是因為在這邊全盤政治的操縱就在防阻私人的積聚，意思是在使金錢成為一種直接的當時的享用的手段，不是將來的動作的工具。同樣的，在進一步研究以後，原先把他們的經濟制度認作與別的窮乏的國家的相類的印象也不是完全準確，因為雖則現局面分明是資本主義的，但這是政府的資本主義而非私人的。但這些後來的修正卻並不消沒早期的印象，只是把印象轉成了觀念。這兩相抵補的結果在我是恰恰轉換了我先前成見所形成的透視。最使我感覺到親切的是一個廣大的人的革命，它所引起的——或者說，它本身就是——是精力，勇敢與自信力的一度的湧起。這個感想一推上前，原先以為那革命是經濟的與工業的觀念就同程度的往後退——這不是說這一面，即說它的已往，不關緊要，但按現狀看來，那卻不是一個人的，心理的革命原因，而只是那革命的一個事件。我在本國時不曾推求到這個結論許是我自己的蔽塞。從歷史的光亮裡回看再下案語，這正是該得意想到的。但既然側重經濟的叫囂，如我說過辯護鮑雪微幾與反對的一致的堅持這一點，許曾經淆惑別人的觀察，正如我自己的確受著影響，我不得不寫下我這來的出於意料而且特強的印象，就是在俄國最顯著的事實是一個革命，從它所釋放出來的人的權力是不曾有過先例的，因此它的重要不僅是在俄國本身，而是有關於全世界的。

　　（原載：民國十八年三月十日《新月》第二卷第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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