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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同文,語同音


  字難寫:「提起筆有千斤重」;話難說:「字同音不同」。這是我們學習文化和交流文化的很大「絆腳石」。

  我從小讀書,塾師說:這是正體字,那是破體字,字的筆劃有錯,即使文章做得好,試官也是不取的。會教書的人,首先是糾正學生的錯別字。有幾個字我不知道挨過多少罵,但到現在要我寫出來還得先溫習。如「鑿山開河」的鑿字,「鄉鄰有鬬者」的鬬字,「甯媚於竈」的竈字,「烏龜」的龜字……等。這些字現在是簡化了,要寫繁的,真是「難矣哉」!

  我十一歲讀完了五經,「沒有書讀了」。父親是一個讀書很少的人,不知聽了什麼人說:《昭明文選》好,「文選熟,秀才半」,大概他是想兒子中秀才吧,托人進城買了一部《昭明文選》。塾師也是個讀書不多的,不知道選幾篇易懂的讀,而是從《兩京》、《三都》讀起。字不認得,翻《康熙字典》;塾師不耐煩翻,要學生自己翻。我又不知道「反切」,只能看音的字;音的字不認得,又去翻,那裡又音了這個字,每天讀幾百字的書,翻字典就得花兩三個小時。還要死記背誦。這樣,折磨了我好幾年的光陰,卻一點用處也沒有。所以我對於現在要學生背誦一些夾有僵硬了的字句的古文學作品,很有反感。老一代的人坐過牢,難道一定要後一代的人也同樣坐牢嗎?

  我雖然很小就知道中醫開方子,允許寫白字(即簡字或錯用字),叫「藥白眼」;農民記日用賬寫白字;但總以為寫「正體字」是應該的。一九三一年到洪湖蘇區,那裡的居民絕大多數是文盲,而要求學習文化又非常熱烈,每個人都有「拍紙簿」和鉛筆或自來水筆,一有空就學習。他們創造了不少新字,如團(團)字、代(戴)字、鬥(鬬)字等,我第一次在那裡看見。還創造了一些新詞兒:農民不大喜歡長的詞兒,如過組織生活只叫「過生活」,組織介紹信叫「生活條子」等;也不喜歡含義不明的詞兒,因而有些詞兒,在那裡變了樣。

  我才知道不隻字要改,首先是簡化,而且知道我們的詞兒也很貧乏,不只新的事物要有新詞兒,就是在一般人民日常事物中應用,也還要有很多創造。這就徹底打破了我對於舊文字的迷信。

  漢字簡化還只是第一步工作,但在受過字難寫的苦的人,看來是替子孫們做了一件好事。

  談談講話吧!有這麼一種習慣,同鄉人見面,要講土話,否則是「賣祖」。話是講給人聽的,為什麼要講人家聽不懂的話?

  我講話的土音很重,曾去廣播台講話,我講一遍,廣播員替我翻一遍,多麼使人難堪。平常的會議,我講的人家不全懂,人家講的我也不全懂,雖然對面,好象隔一層幕;如果是到農民群眾中間、工人群眾中間,那就不只隔一層幕而是隔一重山,簡直無法開口。

  要開口就得找翻譯,難道這樣的情況也應該傳之子孫嗎?成年人學普通話有點難,青少年就很容易。幾年以後,至多十五年,就不只是「書同文」而且是「語同音」了。

  讀音統一,我們期望了多少年,但是和其他的願望一樣,只有在人民掌握自己的命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才能迅速地完滿地實現。

  195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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