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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高人民法院全體工作人員大會上的講話


  (一九五九年五月五日)

  同志們,董老已經被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副主席,他現在要去領導全國的各項工作,最高人民法院的事要我來接手。我對於這項工作,既缺乏學識,也缺乏經驗。我脫離華北人民政府司法部工作已10年了,很少注意司法方面的工作,甚至法院組織法、刑法草案等,都沒有仔細閱讀。所以,現在要我來做這項工作,都要重新學起。好在董老在這裡已幾年了,已經有成規可循,還有在座的各位同志——副院長、審判庭長、審判員,以及其他同志,都是在法院工作有年,積累了相當多的經驗。董老雖然離開這裡,不當院長了,他還要管法院的工作(因為管全國的工作,法院工作也包括在內嘛),還可以得到他的指示。所以,我相信,今後的工作不僅可以做好,而且還是可以開展的。

  今後最高人民法院不只管審判了,司法部撤銷以後,司法行政也並到我們最高人民法院來了。司法行政到底搞些什麼事,需要研究;但是有一點,就是要訓練司法幹部,雖然學校不一定法院直接去辦,但是學校裡所教的東西,不外乎我們中國人民司法實踐中近年的許多經驗,教本來源就在我們這個地方,在各級人民法院。所以今後工作還是很多哩!

  我們人民司法工作,過去一個時期,遭受某些工作人員資產階級的法律觀點的侵蝕,經過幾次鬥爭,大概現在被掃清或掃清的差不多了。法律是上層建築,上層建築是在經濟基礎上產生的。舊的司法工作是在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而我們的是社會主義司法,與它根本不同,有本質的區別,即令有某些問題,某些詞句有的還可以引用的話,但是在意義上完全不是那個樣子了。我們現在有了一套比較完整的社會主義的司法經驗,只是不一定都總結了或寫成書了。比如說,在鎮壓反革命方面,我們是創造了一套的,如「懲辦與寬大相結合」,「有反必肅,有錯必糾」,這在我們國家裡發生了很大作用。我們今天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其所以障礙比較少,就是肅反工作做得相當的徹底。沒有這一條,今天要在中國這樣大的國家裡進行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恐怕反抗、破壞的事情就不會少的。我們在鎮壓反革命的過程中,寬與嚴是相適應的,沒有出大的偏差。這就是說我們社會主義司法在這方面已得到很大的成功。我們有了這個原則,我們又做了許多具體的事,這個原則已經適用到具體工作中去了,這些工作裡面到底有一些什麼具體的經驗,也就是董老所說的要總結的經驗。雖然今後反革命不會象以前那樣多了,反革命案子會少些;但是這些經驗今後還是有用的。至於鎮壓反革命這件事,不是那一天就沒有了,帝國主義完全消滅了的時候,還有一個時期有這件事,正如資產階級已經被打倒了,資產階級的思想要清算也需一個長時期一樣。

  此外,我們社會主義司法,不只是鎮壓反革命,也有人民內部的一些違法亂紀的事情(它不是反革命),人民相互之間的糾紛。今後這方面的事情還相當多的,在今天生產關係改變,人民公社化以後,生產關係的改變,反映到人與人中間的糾紛,這就和以前大不相同。我們也可以叫它什麼刑事案子,什麼民事案子;但是這種刑事、民事一定與以前的刑事、民事不同了。比如在民事方面的合同糾紛,各個工業、農業、商業方面都訂有合同。違反合同,就要罰款,過去現在都要這樣做。但是現在這個罰款與以前的那個關係就不同了,因為它不是個人與個人而是集體與集體。刑事方面如某些人員的違法亂紀,危害公共集體的事業,損害公共財產等這些事件,告到法院,法院要管,沒有告到法院的,法院也要管。我們要搞出一套適合於我國情況的社會主義的司法工作經驗出來,當然不是一下子搞得出來的,什麼時候搞出來呢?只要你去搞,總有一天會搞出來的。搞出來的時候開始可能還不大好,但總有一些好的。要打破過去某些人所要求的「樣子」。什麼叫樣子呢?我們有我們的樣子。我們中國革命有些新樣子,毛主席創造的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不是出來好多新樣子嗎?那些新樣子開始出來的時候,也受到過反對,但是它適合中國具體情況。所以我們今後的法院要搞審判,要監督全國的審判,又要管司法行政方面的許多事,我們的任務是比以前更大了。而社會上的各方面情況也要求我們,幾年內,一個五年計劃或者兩個五年計劃,總要搞出一點名堂來。我們最高人民法院管這些事,還有全國的法院,我們要有這個信心,要有計劃來做這些工作,使我們的工作適合於社會主義的生長,一直到共產主義的時代;適合於我們人類的進步,人類的團結。我相信,我們大家一致努力,就可做得到的。希望今天在座的同志大家努力,至於具體的辦法,一下子說不清楚,將來慢慢談吧,今天我的話就是這些。

  (載1959年5月5日第9期《人民司法》署名:謝覺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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