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來戰勝災荒的略述|謝覺哉

五年來戰勝災荒的略述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四日）

　　一

　　由於我國長期受封建階級的統治和帝國主義的侵略，雖擁有廣大、肥沃的土地和熱愛勞動的人民，卻極少有效的抗禦天災的人工建設。人民經常在災荒威脅之中。特別是反動的國民黨統治時期，本來已少而簡陋的森林、堤防、井、渠、塘、壩等，遭到破壞；農民貧困，連原始的農具都不完全，因而災荒的發生，更為頻繁，更為嚴重。舉幾個比較近的死於災荒的人口數字：

　　1928—1930年我國因災荒死亡的人口（下同）達1000萬；1931年370萬；1932年77900多；1933年28200多；1934年41800多；1935年300萬；1936年14萬。（鄧雲特著：《中國災荒史》143頁）

　　這些數字顯然是縮小了的。1931年我親見到武漢市及江漢等廣大地區被淹，反動政府不僅沒有做防汛搶救的設備，而且不准災民逃走。1931年8月22日出版的《生活週刊》——有一段記載當時災情的文字說：「刹那間洪水洶湧，一如千軍萬馬，奔騰而來，人民於睡夢中驚醒，不及奔避，娘嚎兒哭，慘不忍聞，……一片汪洋，僅見樹梢屋頂，及高聳之煙囪，偶露水面，及無數屍身，隨波逐浪而已。」因此，估計當時淹死的和凍餓死的人比災荒史記載的要多得多。

　　他們不僅不救災，反而借救災之名，進行所謂「賑捐」，又從而吞沒捐款。1931年洪水之所以猖獗，首先是國民黨吞沒荊江大堤等歲修款項，致堤防遇水即壞，繼而又借賑災名義搞所謂向美國的「棉麥借款」，大發其救災財，至於災民的生死，他們是不管的，也很少談及。

　　很清楚，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是中國人民災荒與貧困和人口消耗的總根源。

　　二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開始就面對嚴重的災荒，和災荒作鬥爭成為政府和人民最迫切與最現實的任務。

　　最根本的對策應是國家興辦各種防災建設。幾年來我們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建築了許多大的水庫、水閘等現代化工程，對淮河、沂河、沭河、永定河進行了根本治理；長江中游修築了荊江大堤；黃河也加固了堤防和修築了蓄洪、滯洪工程。在河流治理的同時，中、小型農田水利，也作了普遍的修建。全國整修與增修的渠道、塘堰840多萬處，新鑿井90多萬眼，增加灌溉面積6100多萬畝。有許多中、小型水利，重建到幾次。另外，還進行了封山育林、保持水土等工作。這些都在防洪、防旱、防風等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然而這樣大的國家、防災基本建設又這樣差的國家，在短時期只能減輕某些自然災害，還不能有力地控制自然災害。因此，幾年來受災地畝和人口數字還是相當大的。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務部統計：1949年全國受災地畝有1.2億畝、受災人口4000萬人；1950年全國受災地畝有7600萬畝、受災人口有3300萬人；1951年全國受災地畝有5600萬畝、受災人口有3000萬人；1952年全國受災地畝有6600萬畝、受災人口有2700萬人；1953年全國受災地畝有9400萬畝、受災人口有3400萬人；1954年只被水災的地畝就達1.6億多畝、受災人口5400萬人。上述數字是將不是全部無收的減產地畝和受輕災而不需要救濟的人口包括在內。

　　我們的救災政策詳見政務院1949年12月關於生產救災的指示。指示指出：救災是嚴重的政治任務，它「關係到幾百萬人的生死問題，是新民主主義政權在災區鞏固存在的問題，是開展大生產運動、建設新中國的關鍵問題之一，決不可對這個問題採取漠不關心的官僚主義的態度。」指出救災「是要災區各級人民政府及人民團體把生產救災作為工作的中心。……各級人民政府須組織生產救災委員會，包括民政、財政、工業、農業、貿易、合作、衛生等部門及人民團體代表，由各級人民政府首長直接領導，務使工作領導集中、得到配合，增加效率。」指出1949年「當災害發生時，各地人民政府發動與組織了群眾，進行頑強的鬥爭。春旱時，發動抗旱搶種、打土井、擔水點種；蟲災發生後，即組織群眾捕打毒殺；風、雹、凍等災害發生後，即進行補苗、改種；防汛期間，即領導廣大群眾搶險堵口，與洪水作鬥爭。」這是災來了，克服災和減少災的惟一辦法。「我們要為自己生存而奮鬥。」指出災已成了，救災的方法是「因地制宜，恢復與發展副業和手工業」；「開展運輸事業，變『人養牲口』為『牲口養人』」；「沿海沿河地區組織捕魚，打澇水產」；「修補農具、準備種籽，恢復農業生產，並多種早熟作物」；「開展節約互助運動」。「災區逐村逐戶訂出生產自救計劃，並組織起來」，政府為著扶助災民生產自救，發出盡可能的數目字的救濟款和貸款。

　　幾年來我們執行了並發揮了這一指示，得到了很大成績。我們知道「救災工作是一系列的，從防旱點種、護堤搶險、排水種麥、組織副業、推銷成品、節約互助、急賑救濟、以至佈置春耕，不可有一環孤立、不可有一時鬆懈。」知道「各級人民政府要抱著『救災如救火』的熱情，加強救災工作的領導，及時總結交流經驗，並與官僚主義作風作鬥爭」（均見董必武：《深入開展生產救災工作》）。知道災荒是一定能戰勝的，我們在物質力量較弱時已不止一次戰勝災荒，現在則更能戰勝災荒。

　　拿水災說吧：每到汛期，沿江、沿河的各級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員，立即上堤，和群眾一起，全力搶險，日以繼夜與洪水搏鬥，務必把水勢打下。幾年來黃河因為防範得力，沒有出險。長江、淮河今年因洪峰太高，次數也太多，不少堤防潰決或漫過，但仍做出了奇跡，保全了許多不易保全的地區（1931年武漢水位在26.94公尺時就被淹了，今年達到29.73公尺，沒有出險）。1952年浙江省寧波專區發動20萬群眾日夜輪流守護海塘和江堤，保護全部海塘、江堤未出險。在防汛中，如幹部下水，以身塞住堤的漏洞，或已決口了，幹部和人民聯成「人牆」擋水、以便搶堵的驚人事例，到處都有。但亦應指出，某些地區因為過去堤防太壞甚至沒有，突然遇到大水襲擊，如淮河未根治前——1950年遇到的水災，1953年遼河的水災，雖然出動船隻飛機搶救，仍然遭到人命和財產的部份損失；山洪暴發地區來不及逃避，也常遭受損失。

　　拿旱災說吧：1952年湖北省大旱時，全省38縣動員起群眾336萬人、水車128000輛，利用了許多深山幽谷的水源，打井、挖塘、開渠、築壩近112000處，救出1150多萬畝農田，一般可多收3成左右。浙江省1953年的旱災比1934年重，但1934年因早減產糧食36億斤，1953年由於深入開展抗旱運動，全省參加抗旱的幹部有8000多人，動員民工達8600萬工日，因而仍保持了相當於常年的收成。甘肅省是少雨地區，他們把改變乾旱地區的自然面貌，當作農村中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措施之一，動員了大批工作人員幫助群眾找水源、挖澇池、開泉井、修渠道，解決群眾吃水和用水的困難。其他遇旱的地區，大都克服了群眾等天下雨的思想，在「抗旱如抗美（國）」、「保苗如保命」、「人停車不停」的口號下展開抗旱運動。有些地區，在山谷間找到從來未發見的水源；也有的地方創造「水過崗」、「水過沙灘」的方法。

　　拿蟲災說吧：我國北部、西部是易發生蟲災的地區，我國人民自從進入農業社會就和害蟲作鬥爭，古書上有很多捕害蟲、燒害蟲的記載。但人民仍無力戰勝蟲害，致流傳有「神蟲」的話。現在不同了，一有蟲災，災區政府工作人員和廣大群眾組織的像天羅地網一樣，使用藥械和人力以及群眾經驗，進行撲打。1952年全國參加捕滅稻蟲、小麥蚜蟲的達2060萬人；1953年共使用噴霧器14萬架，藥粉6000噸，並出動了飛機，協助滅蟲，使各地蟲害很快得到捕滅。

　　我國不少地區，每逢春末夏初與秋末冬初兩個時候，往往發生霜凍。我們普遍採用了燻煙預防和灌溉搶救的辦法，大大縮小了它的危害程度。大的霜災——記載上不常有的霜——1953 年4月在河南、安徽、江蘇、山東四省發生了，四省省級機關立即派出幹部2300多人，由負責幹部率領到災區督導搶救，受災地區普遍地開展澆水保苗運動，使霜凍小麥，大部復活，仍獲到比常年5成或6成以上的收成；同時，調運大批糧食至災區並發放了大批救濟款，穩定災民的動盪情緒。

　　災來時搶救的情形，就是這樣。

　　緊接著搶救以後，馬上領導災民開展農業、副業生產。農業是根本的，抓緊時間，進行改種、補種，種蕎麥、蠶豆、豌豆等「小日月」作物；同時又要不耽誤種麥。歷年災區的小麥，不僅做到了及時下種，還超過了原訂的播種計劃。如1953年遭受水災的河北省種麥面積超過原計劃7.3%；山東省也比往年多種了400萬畝。除此以外，災區把種菜當成彌補缺糧的重要方法。1953年安徽省霜災地區補種的南瓜，收穫22億斤。恢復災區的農業生產，須要政府及時幫助解決困難，不僅要發放款項，還須運給災民以種籽、肥料等物資。只有做好了農業生產，災民渡荒才有堅實的指望。副業是不受氣候限制的，發展副業是災民渡過困難的最重要的幫助。1953年冬季河北省許多災區幾乎是「村無閑戶、戶無閒人」，參加副業生產的群眾達287萬人，獲利折糧6億多斤，45%的災民有了積蓄，能夠支持春耕，41%的災民解決了生活困難；河南省不少重災區實現了把災荒消滅在冬季的要求。我們領導災民開展副業生產的工作，是掌握生產的計劃性、群眾性、地區性、季節性，把從生產到推銷各個環節結合起來，一方面由國家經濟部門大力扶持和幫助，另方面依靠群眾組織起來的力量，解決原料、資金、工具、技術等方面的困難，使副業生產的開展步步深入。

　　在積極領導災民開展生產自救運動的同時，我們也注意了教育災民實行節約渡荒，把生產與節約看的並重。不僅直接受災的地區要節約，非災地區和城市也提倡節約，以充實支援災區的物資。國家工作人員在群眾遇到災荒的時候，也常常節衣縮食，把省下來的錢捐獻給災民。中央人民政府各機關自1949年11月開始，曾經發起一兩米節約救災運動，到1951年底，共節約出來的救災款33億元，糧食418萬斤，衣物77000件。1950年安徽、江蘇、河北、河南四省發生水災，救濟總會發動募捐寒衣，全國一共捐出了寒衣670多萬套；1951年江蘇省的非災區募集糧食、乾菜各千萬斤，一船一車的運送到災區。這不僅物資上對災區是個很大的支持，而且，災民的渡荒情緒受到非常有力的鼓舞，政治上也取得了不可估量的收穫。

　　總起來說，生產自救與社會互助所得到的物資支援，比政府給的支援要大到若干倍，因而使災民情緒穩定，把災荒壓在腳底下渡過了。

　　政府對災民的糧款救濟，是支持災民生產自救的決定力量。通過它，可以安定災民的情緒：「毛主席比自己的爹娘還親」；一有災，幹部來了，糧款來了，辦法也來了，「在人民政府領導下沒有不可克服的困難」。通過它，可加強災民生產的信心，如上面說的，災時也做到「村無閑戶，戶無閒人」，最重要的是大家都能作恢復與發展農業生產的準備。通過它，可以密切政府與人民的聯繫。

　　五年來國家用於支持災民渡荒的救濟款達75000多億元。此外，還向災民發放了大批食鹽、燒煤、冬衣等。這不僅是國家拿出的救災糧款，在歷史上是沒有過的，主要還在於我們救濟工作，在使糧款發揮大的效用。各級政府，每當大批糧款下撥的時候，一般都組織了力量，隨款下鄉，通過群眾路線進行發放。需要多的多發，需要少的少發，不需要的不發。我們把款發給災民，解決他們的口糧，同時支持他們的生產，避免養成他們靠救濟過活的懶惰習慣。不少災民說：「我們必須搞好生產，才對得住政府，對得住毛主席」。

　　在災區的各項大小水利工程及其他建設，對災民起了以工代賑的作用，但不用以工代賑的名字，因為建設工作，不是因災才舉辦的。我們規定：「水利、交通、農林等部門在災區興辦各項建設工程時，在不影響農業生產的原則下應組織有勞動力的災民參加，但所付工資不得太低，更不應動員災民做義務工。」（第二次全國民政會議決議）

　　政府救濟和使災民參加建設的情形，就是如此。

　　整個說來，幾年我們對自然災害的鬥爭——政府和人民在一起作鬥爭，我們充分利用了開始有的現代化的防災設備，更大更廣的是充分利用了落後的設備，依靠幹部和人民的廣泛的組織，從艱苦的鬥爭中獲得了成績。一方面自然災害的威脅雖然還沒有解除，而且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每年將還有成千萬的受災地畝和成千萬的受災人口；但另一方面由於防災建設的積極進行，國家的經濟的增長，人民生產上互助合作的發展，人民受災的面與受災的深度是減輕了，抗災的力量是加強了。如果把現在的情況和一九四九——五〇年情況比，那就改善得很多了。

　　三

　　同志們：你們一定很關心我們今年的水災吧！今年我國氣候反常、雨量之大、雨時之早、雨季之長為百年來所未有，造成長江、淮河流域異常嚴重的水災，淹地面積和被災人口超過解放以來任何一年。如果不是國家幾年來進行了許多巨大的水利建設，以及廣大政府工作人員和群眾幾個月來與洪水的不懈搏鬥，其後果很難設想。今年投入防汛搶險的人力、物力：各省直接參加防汛搶險的政府工作人員10萬多人，民工在700萬人以上。各級黨政負責同志均親自上堤指揮搶救，工作人員、駐軍和群眾，在高度的集中統一領導下，發揮了無可比擬的積極性、頑強性、崇高的忘我精神和團結互助精神。湖北省嘉魚縣四邑公堤出險時，防汛人員身背蘆席，手挽手的結成了一條2華里長的人堤，抵擋風浪，堅持了3個多小時，終於使堤防轉危為安；石首縣縣長原有發同志，在人民大堤魯家台潰口時，為了搶堵漏洞，光榮犧牲。安徽省許多防汛搶險的工作人員疲勞成病，不下防線；宿松縣李家湖副區長兩個腳掌都爛了，仍舊跪爬上堤，領導搶救。在防汛鬥爭中，工作人員和群眾的熱情勇敢與嚴整細密的組織相結合，像打仗一樣，前方和後方形成了一個有組織的整體。前方需要人力，後方就馬上增撥；前方需要物資，後方就及時供應。各地趕運防汛器材和物資，不僅調動了火車、輪船，而且還出動了飛機。堤防線上，政府工作人員、部隊戰士、水利專家、技術人員、工人、農民、學生，都統一調配、科學分工，井然有序；防守、巡邏、食宿、衛生、供應等，都有周密的安排和配合。在這樣嚴重的洪水面前，做到了「水長堤高」，甚至鐵路路基跟著提高；做到了堅持近3個月，秩序一點不亂，情緒非常高漲，因而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保住了武漢、南京、蚌埠、天津等重要城市和蘇北平原、淮北平原、荊江大堤的安全，減輕了廣大農田的受災程度。

　　在不可抗禦的情況下發生潰決的時候，防汛隊伍馬上轉向搶救人民的生命財物，劃分搶救區域，配備搶救工具，都做到了及時和有效：先救人、後救耕畜、糧食和衣物——使損失減少到最低限度。對搶救出來的災民，作了規模巨大的轉移安置。除安置在附近地區者外，轉移到較遠距離的，有1300萬人。「災民到哪裡，幹部到哪裡」，「負責帶出去，負責帶回來」。「災民到哪裡，經濟部門的收購供應站也到哪裡」。轉移的災民，按原行政組織為單位、以互助合作組織為核心，把災民編成大隊、中隊、小隊，集體行動。沿途設有轉移站、接待站、茶水站，飲食、住宿，都先已安排好。災民到達安置的地方，動員群眾騰房、借地，並組織歡迎。醫療衛生工作，不少地區也做得很好。群眾普遍反映：人民政府的力量真是偉大，毛主席提倡互助合作、「組織起來」的方針，真是正確；不然的話，我們不能想像能經得起這樣大的災難。有的說：「今年大水中死亡的牲畜，比1931年大水中死亡的人還少得多」。

　　雖然如此，今後的任務還很重。今年的水災不僅受災面廣、受災人多、農產物減產大（計：糧食減產約258億多斤，棉花減產僅河北、湖南兩省即有1.24億斤，雖然全國棉、糧總產量不比去年低，但這些地區的減產是嚴重的），而且房屋倒塌、家具、農具、牲畜、衣物等損失的數量相當多，堤防、水利工程的破壞相當大，許多群眾災後一無所有。到現在止，還有一部份農田浸在水中，轉移出去的災民未能還鄉。已經回鄉的災民，在重建家園、恢復生產上存在著很多困難。如果輕視了這些嚴重情況，做不好今後的工作，其損失可能比大水來時還要大。

　　比如複堤堵口工作，必須在明年春耕前做好，才能保證明年農業生產。目下各省正在緊張的動員，從多方面準備各項物資供應。動工較早的安徽省，經過1個多月的工作，淮河幹支流的132個潰口，已經基本上堵複；長江干支堤需要搶堵的144個潰口，目前除個別堤段尚在積極搶堵外，絕大部分已經完成或將完成。但是整個的堵口複堤工程很大，據粗略的估計，今冬明春須修復的堤線長度約25000公里，土方3億多公方。不論是勞動力的調配或者器材的供應，都是極費籌劃的。

　　一千幾百萬轉移的災民回鄉（目下已經返鄉的災民有800多萬人），口糧、住房、冬衣等，各省正在幫助他們解決。據報告：安徽省已撥出修房補助費820億元，生活貸款1000億元，從外地採購調撥毛竹300萬斤、房笆160萬斤，幫助災民修蓋房屋80萬間。湖北省撥出救濟款230億元，趕制冬衣46萬件，再加上募集的60萬件，解決了災民過冬生產的困難。在醫療衛生方面，對解決災民無錢治病或有錢無處治病的困難，也做了一些安排。

　　為了幫助災區人民戰勝災荒，國家已投下或將投下大量的救濟款和各種貸款。災民得到這些款子，即需購買他們需要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如何使物資供應與災民的實際需要相適合，如何使這些款子以次使用下去與各項物資的以次調配相適合，是一個很大問題，是實行計劃供應的一個巨大試驗。我們已在這方面進行工作，極力避免有錢無物、市場混亂的現象。

　　災區的國家工作人員，在領導災民恢復農業生產上，已經獲得很大成績。截至10月底，河北省脫地3200多萬畝，已種小麥3100多萬畝；河南省除積水未退的26萬畝農田尚未播種外，全省已種麥5400萬畝。就災區的全面來看，能種麥和該種麥的地區，一般都種上了。副業方面，河北省災區已開展起大小副業60餘種，投入生產的災民117萬人。今年副業生產的大宗是治魚，估計有災省份可產魚9億多斤。目前安徽省已組織起80萬人捕魚，湖北省孝感專區也組織起42萬人。關於魚的加工、推銷，還存有很多問題，11月15日《人民日報》讀者來信說：安徽省鳳台、潁上等縣最近每日捕魚57萬斤，而收購數量相差很遠，因而使魚跌價。這現象不止安徽有，其他省也有，也不止魚產如此，這都是當前急需克服的問題。

　　上面只是舉出災區幾項主要任務。為了完成這些任務，我們的經驗：一是災區要把生產救災工作列為一切工作的中心；要健全省、縣生產救災工作的領導組織，把各部門、各方面組織起來，集中力量，全力以赴。防汛搶險時是這樣做的，今後仍須這樣做。二是工作人員要深入災區，高級幹部帶頭下鄉，發現問題，立予解決；和群眾在一起工作、表揚積極生產、勞動有法的群眾；表揚積極肯幹、領導有方的工作人員。三是提倡在救災工作中依靠互助合作並鞏固發展互助合作，這樣不僅能使災區的各項任務同時做好，能使災民的生產困難得到解決，還能促進對農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最後，救災工作，必須依靠群眾，有領導地依靠群眾。災區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會議應以討論生產救災工作為中心，通過人民代表大會使救災的政策和各項工作為人民直接掌握，這樣，政府工作和人民的實際才不脫節，才能發揮無限力量。

　　四

　　除自然災害外，在我們的國家裡，農村中還有少數農戶，雖在豐收的情況下，生活也很困難。特別是革命老根據地、貧苦的少數民族區、貧瘠山區，由於出產的糧食太少，又因交通不便、特產或其他產品運不出去，加上過去受國民黨反動派迫害太甚、解放以後還未完全蘇複過來，這些地方雖然在土地改革中分得微小土地，雖然隨著互助合作的發展，已經使困難得到部份解決或基本解決，但困難戶還多，須對他們進行必要的救濟。沿海的漁民、鹽民，在淡產季節，或者遭了颱風襲擊，生產生活上有許多困難，特別是國民黨反動派的騷擾，更加重了他們的困難。對這些漁民、鹽民須進行救濟。牧區中某些牧民生活也有困難，也須要救濟，以支持其牧業生產。此外，城市裡的貧民、失去工作能力的某些份子，須予救濟。城市因為經濟的改變而產生某些須轉業而未轉業的人員，須予以暫時救濟。這些救濟，已因國家經濟的發展、就業機會增多而逐漸減輕，但仍然是救濟工作中的一部份。

　　五

　　幾年來我們在災荒救濟工作上，雖然作出了歷史上從來沒有的成就，但還有很多缺點。主要是：掌握災情不夠，檢查工作不夠，因而，在許多方面不能作出預見性的指導；因而政府各部門對救災工作的措施尚時有「不合拍」的現象；因而某些地區常有對救濟糧款發放不及時、不適當，以及「挪用」「積壓」，甚至還有貪污的現象發生。由於執行群眾路線、組織群眾不夠，有不少群眾防災渡荒的潛力還沒有充分發揮。對於這些缺點，雖時刻在注意、在糾正，但救災是關係人民的生命與安全的，工作疏忽一分，人民就要多受損失一分。我們要在今後的工作中加以有效的克服，並教育所有做救濟工作的人員，力戒官僚主義，發揚對人民負責的高度精神。

　　（根據謝覺哉手稿原件整理）

　　(1)這是謝覺哉的一次講話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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