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湖蒙難點滴|謝覺哉

洪湖蒙難點滴

　　（一九四三年三月三日——五日）

　　1932年9月20日在洪湖被俘，12月31日脫難抵上海，恰100天。100天中做了不少舊詩，作舊詩可以破沉寂、消時光。當時不敢留稿，抵上海錄出後110多首，題為《百日草》。當為寓滬友廖錫瑞君攜去，事隔10年，稿當已佚，我亦不能省記了。

　　蘇省府設瞿家灣，敵兵至周老嘴，相距30裡。主力突圍向相反方向沖出，省府機關乘船入湖，靜俟轉機，實則主力遠去。湖中遊擊武裝組織不起，已無轉機可俟。時湖圍未合，只個別同志奉命離湖，多數外籍同志在湖裡躲。據說以前有過「國軍清湖」的經驗，名「斫烏龜」。我們幾十隻船分作數幫，依舊走過去的路：自己當烏龜，等人來「斫」。

　　洪湖深處叫「清水湖」，淺處叫茭草湖。茭草一望無邊，出水約八九尺，有稀疏的穗子，結茭米，青色圓長，漢口小攤賣的茭米粥是它。茭草湖水深二三尺，有形似馬路通船的巷子。我們日裡把船進茭草裡，夜裡出來「逛馬路」，到各墩子上（湖中土堆有人居的）探信，探過幾次，找不見人。開初聽得清水湖裡有「清湖」的小火輪，不久聞到「馬路」上的槍聲。臥在船上看天，知道敵人必蹤著船壓茭草的痕跡找進來，但有甚麼辦法？船上糧食只能支持幾天；茫茫茭草又不知何處是岸。有時遐想：從天空中攝電影：「馬路」上的清湖船飛跑，炮火連天；茭草裡的小劃子，靜躺著革命黨，頗好玩。

　　大家午睡正酣，被茭草聲驚醒：「清湖的來了！」撲通撲通都下了水，向茭草裡鑽。我邊鑽邊想：跑不脫！就跑脫了，船被毀，也必死在湖中，不如把身上可疑的東西丟掉，等他來捉。合當不死！雖然被捉住，用槳板打個半死，剝去身上僅存的衣，而在小袋裡搜出一紙各墩子上接頭的名單——其實一個也沒找著過，全船士兵都不識字，向水裡一丟。謝天謝地，這保了我的命。

　　上岸了——左家垸子，俘來人一大堆，瑾玎同志夫婦亦在內。營長說話了：「不要怕！都是中國人，我知道你們共產黨有些人才，只是你們走錯了路！救得一個是一個，算救了一個中國的人才！不要怕！」的確，這位營長沒有殺人，除有幾個婦女做了該部的臨時老婆外，其餘都放了。後來他告訴我：總指揮部命令，在清剿中，各部隊都有處決或釋放被捕「共匪」的權，只有首要須解送。「我不解送誰也不知道。」我和一位姓董的，被疑為首要，釋放最遲。這位營長叫徐哲君，隸潘善齋部，系民團改編的雜牌部隊。徐哲君行伍出身，壽州沫家河人，年40多歲。

　　一個小號兵認得我，說這鬍子我見他在臺上講過話。臺上講話，應是了不起的人！我說：「講過，紅軍裡面誰也做宣傳的。」「我是教書先生，被擄進紅軍，寫鋼板，我頗贊成紅軍的道理，自願給他服務，但我不是共產黨員。」也怪！這位營長居然信了我這不倫不類的供詞，說：「看你這大年紀，不會是共產黨員。」反而把另一位同志——蕭志的虛供來問我。因此，蕭志同志得提前釋放。

　　無巧不成書。被俘的明天，一個叛徒來繳械了。忘記了他的姓名，他是湖裡人，黨把所有的槍支交他，要他領導遊擊隊，他卻不戰而降。「糟糕，我們的命運送在他手！」可是這叛徒始終沒有見，後來才知道該叛徒繳械完，對徐營長說：「我家就在前面，須回去換衣。」回去在路上碰了另一支隊伍，那時命令禁止行人，碰著就殺，該叛徒遭了一彈。徐營長很歎息這個人，我和瑾玎諸人，卻暗地叫聲：「慚愧！」

　　死——未俘時已準備著，因為已想不出逃生的路；俘後更不用說，只等時辰。這幾天腦筋特別清朗，從未有過的清朗。檢查自己沒有走錯路，看見了蘇維埃，從來沒有過的完美的政治制度，一定要實現。可以滿足了，只準備臨死時講幾句什麼話，可能臨時寫一封家信。我估計蕭志會釋放，夜晚在哨兵監視下，拿他的手寫了一些話，要他到上海怎樣告訴黨。1938年蕭志來信，還提到這些話，使他大受感動，而我當時心理，恬靜非常。

　　臨時看守所只剩下我和老董了，一天忽宣佈給我倆自由，一到團部，一在營部當書記，這倒使我大吃一驚。疑是軟化手段，要我倆為反革命服務。想了一想，戳穿罷：「營長：我在蘇維埃中工作，營長以共產黨殺我，我絕不叫冤！現蒙營長不殺之恩，但我要聲明一句，我是不能反對共產黨的。如我是反復無常的人，那也值不得營長的救。我年大了，軍隊工作未搞過。我很想仍過教蒙童生活。」誰想這席話，竟大大引起他的敬意，說：你不願就職就不就職，我們作好朋友吧！「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我在這裡深深感到。我生怕碰的是巧詐多端的敵手，然而不是。我沒經到這樣的試驗。

　　在徐營將3月，看到：

　　徐營隸潘善齋旅，民團改編的，待遇很薄。不發薪，只發伙食：最低7.2元（士兵），最高14元（營長）；士兵衣服年發1／2，官長衣服自備；營長辦公費折半又打7折，實得140多元。家眷朋友一大堆，要應付。又沒有「外快」可找。營部經常沒伙食錢；沒有那個有件像樣的衣服。冬天曬太陽，都解衣捉虱，營長也不例外。

　　徐，壽州人，官兵都是鄉人或戚友；潘，潁上人。論資格徐可當團長，而團長卻是潘的侄兒。徐營部人閒談，總是不滿意潘，說潘怎樣扣餉等。

　　徐不大識字，裝作「斯文」，見我是讀書人，特尊重，待以客禮。我送他幾首詩，他念錯了句，還擊節稱賞：「做得好！」看過些小說，愛交遊，重義氣。對來找事的同鄉，總想方設法幫他們衣食盤費。他既認我作朋友，就說：「救人救徹底！」「我有飯吃，你也有飯吃。」當我走時，勉湊10元送我做衣服，又囑同鄉護送我出境，說：「鬍子是共黨，怕有共黨人現在當了反共義務隊的認識他！」徐常說：「好殺人的常被人殺！」當老董在團部掣得路條潛逃時，團長說：「此人不夠朋友，你要走可以告訴我！」徐說：「不要緊，總算在共產黨裡交了朋友，將來總有用處。」徐說：「共產黨反帝我贊成，但為甚要殺人放火？」一天自團防局回，說：「局長說了良心話，他說：『共產黨殺的土豪劣紳，都是應殺的。』」我趁勢說：「100土豪劣紳中，連團防局長都說是應殺的有幾個？100個連團防局長都說應殺的土豪劣紳沒跑掉而被共黨抓到的又有幾個？可見現在說那裡殺過幾百，那裡殺過幾堆，都不足信。也沒有誰能指出姓名來。」徐不語。又一天，自外回，憤憤地說：「共產黨對窮人的確好。我的隊伍算有紀律了，但問老百姓都不肯說紅軍壞；而對我的隊伍說好，是勉強的。」又一次，蔣開令：「國際聯盟代表要來視察收復的『匪區』，……須打掃街道，張貼標語，表示歡迎。」徐把令給我：「鬍子，擬幾個標語！」「擬好了沒有？」我說：「不好擬！國際聯盟是帝國主義，我們不是反對帝國主義麼？標語不寫反對帝國主義，不是我們的本心；若寫反帝國主義，又太對客不住。」徐低頭。我又說：「標語不寫不要緊，這個地方（新溝嘴）國聯代表不會來的。這裡鬧過紅軍，即再過若干年，那些大資本家的代表，還不會敢來。」「一定是我國駐國聯的人請的，國聯不信中國真能收復『匪區』。『不信，請派代表去看吧！』我想他們最多到漢口及沿江看看，必不會到這裡來。」徐頭益低，忽然說：「共黨反對帝國主義，我完全贊成。只是共黨的辦法不對。」又一次，徐談：「紅軍（他不說共匪）平了，必打日本；我這種部隊，想不會調，其他部隊怕快要調了。」我說：「不會有的！」「怎麼呢？」我說：「日本佔領東三省，小小紅軍隔幾千里，擾亂了甚麼後方……那時不打，現在也絕不會打。」後來，國聯代表未來，打日本也寂無消息。他們說：「鬍子料事真不錯！」

　　潘旅是從皖西調來的，吃過紅四方面軍的敗仗。徐營有不少為我們俘過的。「禮尚往來」，有士兵說：「鬍子，你是紅軍的，你們紅軍我去過，很好！」「不要怕，我們營長是好人！」一曾任連長的副官問：「我看你們紅軍做的事很好，為什麼有許多人恨你們？我就想不通這道理。」又一被紅軍捉過的軍需，我問他對紅軍的感想，他說：「你們紅軍高明的很高明，不高明的也不太高明。」

　　不難看出徐營是一些破落的小資產階級，對我黨無甚仇恨；被國黨歧視，「部隊內也自為風氣」，特務還沒有鑽入去；我方優待俘虜的影響，加上徐本人是好好先生。他們從上到下在政治上是動搖的。（抗戰後，報載潘善齋在河南當專員，可知其隊伍已沒有了，××自然不許這樣的隊伍存在。）

　　有兩事出我意外：來了一個什麼部的參謀，問營長：「聽說你營捉了一個要犯，年約四五十歲，叫某某。」「沒有！我這裡捉的都是些不關緊要的村人，都放了。」徐營長答。我正在隔一層蘆壁的房裡，營長邊說邊走，走到房門口，以目示意我躲。參謀走後，徐問我是否這名字？名字不是我，但年貌相似。此時我到營不久，和徐還談不上交情，竟得到意外的照顧。又我將走的前些時，團長來了，說這老頭可送團部辦點筆墨。時營長不在，營副說：「老頭不會寫字，文章平鋪直敘，無曲折；現在他也要走了。」徐回，說：「答得好。他哪有好意，要你去做不要錢的奴隸！」營副姓劉，名忘記了，師範生，營裡唯一的知識分子。

　　樸與貧是相聯的。徐營兵士的家都窮得很，得有飯吃已滿足，又都樸實，問無不答，他們多是幾代沒念過書。就是那自稱讀過書的（連營副在內）知識也有限。他們照例要塗抹我黨標語，但營門有「十月革命萬歲」標語未塗。一天他們聚談：「怎麼叫10月革命？為甚不可以9月或8月？」

　　營裡只有營長有床薄棉被，其餘都是軍毯，洪湖冬季溫度頗低，我雖蒙給了件大衣，睡在蘆杆壁子的屋裡，寒入肚子，夜泄常數次。睡不著，熟聽了雞聲，知道雞鳴必先翅膀撲幾下。不洗澡，偶然借只大缸盛一二石水，全營部人共洗。洗至最後，水稠了；但有人願洗最後。曾有句：談非王猛常捫虱，臥似劉琨慣聽雞。

　　屎尿到處拉，鋪軍毯臥在旁的士兵，並不見病。

　　這之前，我還不知道有這樣窮和愚的農民樣的兵；也就深知道這些人非革命沒有出路。

　　我覺得我有些言論太拙了，幸而碰的是這樣的人。但正也因為拙得到他們的尊重。

　　名為客，實俘虜，隨時可有危險。不敢外出，怕碰見認識的人。我稱是寫鋼板的，恰好他掠得我們的油印器具，要我寫篇告民眾書，並代起草。這就難為我了，不寫不可，寫反的，怕人認出；時正初到，不知道他們心理。沒法，寫了幾句誰都不懂的古文，印得又模糊。

　　離開，是朝夕計劃的事，無衣無錢不好走。上海組織寄來路費，偏偏為該營某兵拿去，拿去一個多月，大概無法在郵局取到錢，又交出來。上海來信說在某公館替我找了館。

　　在營裡經常看到情報，地圖上的紅圈（表紅軍佔領地）日縮小。徐說：紅軍以前戰無不勝，現敗了，這是數定。

　　可惜詩稿失去了。是那時心情和環境的寫真。記得很有幾首可誦的。窮則佳，苦吟則佳。現只記得最後一首，是1932年12 月31日舟抵黃浦江做的：

　　百日難已過，百日後如何？黃浦翻寒浪，洪湖惜逝波。熱血漫天灑，愁雲匝地峨。此心猶耿耿，未惜鬢毛皤。

　　（根據謝覺哉手稿原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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