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覺哉日記·一九四六年九月(2)

一九四六年九月(2)

　　九月十一日陰雨

　　上午小組會討論學習黨章。

　　完小講八月十五來源，元世祖忽必烈佔領中國，每家放一人監視。後來出一會做大月餅的朱元璋，發起八月十五殺韃子，一齊把各家監視的人殺了。八月十五殺韃子的傳說，到處有。李鼎老說：可能是王保保死後朱元璋做的，王保保元人不會為此。曾見日人做的蒙古色目待遇考，雖沒有載每家放一人度種的話，但很象日寇對待淪陷區人民的殘酷、周密。那麼，農民約期起義殺韃子，特別在元寇倒黴時候，是可能而且必然的。月餅：一說是做大月餅請韃子吃，趁勢殺之；一說是月餅裡夾一「殺韃子」紙條，作信號。說朱元璋會做大月餅，頗有團結禦侮意。

　　《大公報》評調整匯率案，說：

　　「……從三月四日開放外匯市場以後，顯然陷入一種不可救的錯誤。一面是保持匯率不動，一面則因通貨對內不能穩定。形成了今日通貨在國內外購買相去甚巨，也造成了進口湧到出口僵持的局面。國防最高委員會通過的開放外匯市場案指明：『中央銀行應察酌市面情形，並依照供求實況，隨時供給或收買。簡言之即多缺少供，價格無固定，或數日不動或一日數易，完全以供求情形為轉移。』……事實上中央銀行對於匯率的運用，未能參酌市面情形，造成了今日的錯誤……」

　　邊區銀行的兌換牌價，犯了同樣的錯誤，只受的損害不同罷了。法幣購買力不固定，邊幣購買力也不固定，但漲落不同樣或同時。法幣高於邊幣時（即購買力比率變了而兌換比率沒變），人以邊幣兌法幣，反之則人以法幣兌邊幣。總之是吃虧。而我們卻滿足于「金融不穩定在物價上，而穩定在邊法幣的比價上」的經不起考驗的句子。

　　「托謨告訴他母親：正如凱綏所說的：一個人沒有他自己的靈魂，卻只有一個大靈魂的一片。『那麼你毋須掛念了。我是暗中周遊在各地方——到處都有我，到處都可以找到我。凡是有饑餓的人們為要吃而鬥爭的地方，都有我在那裡。凡是有警察打人的地方，都有我在那裡。』如果凱綏的話是對的，那麼當人們憤怒的時候，我們呼嚷聲有著我。當餓著的孩子知道晚餐齊備的時候，他們的笑聲裡也有我。」（《憤怒的葡萄》，美國斯坦培克著，前引為「前言」，《解放社》九月十日）

　　這是何等偉大的無產階級集體主義的思想。

　　去年中秋寫了一首詩，頗有意思，不妨重抄一遍（略——編者注）。

　　九月十二日陰

　　上午參加座談行知中學。

　　下午參加西北局常會談學習與報紙。

　　作大月餅的朱元璋

　　做個月餅大如國，做個月餅圓如月。皮如鐵裹無比堅，餡是火球無比熱。不許蟲來蛀個孔，不許狗來咬個缺。岳飛不智元璋殘，劉豫先誅世凱滅。和平民主要鬥爭，人民世紀重團結。劃開重霧月中無，嘉嶺山頭歌不歇。

　　九月十四日晴

　　鄜縣政府給邊參議常駐會信：

　　「本縣第二屆參議會通過之查租保佃案，已執行半年，頗得群眾擁護。現寄上一份，請審查，看和邊府法令有無抵觸……」問邊府，邊府不知道，似乎縣上已執行半年的法令，尚未呈報邊府審核，這，頗有不合。

　　把來案和邊府租佃條例、地權條例、查減租指示對閱，覺得規定得還好：具體、明瞭、較進步。

　　比如關於查租第二項：「在減租後地主長收之租額，經群眾查出後，自四〇年算起，應如數退還佃戶。」該縣三九年開始減租，長收的從四〇年退起，很合理，可以補足邊府查租指示未規定退租期從何時算起的忽略。第六項：「一、地主只出土地不管任何農具等者，其分額不得超過收穫量十分之二；二、地主出土地並出一部分農具等者，其分額不得超過收穫量十分之三；地主除出土地外並出全部肥料，供給食糧者，其分額不得超過收穫量十分之四，佃戶借地主糧食不得行息。」這比租佃條例第八、九、十條說的活租、夥種、安莊稼，要明瞭些。而租佃條例定的：活租，「出租人所得不得超過收穫量百分之三十」；夥種，「出租人所得不得超過收穫量百分之四十」；安莊稼，「出租人所得不得超過收穫量百分之四十五」。雖說「不得超過」，可以低於，但很顯然，農民是不願有比較高額的規定的。又如關於保障佃權第五項：「佃戶在地主土地上植活之樹株，歸佃戶所有」；第六項：「經佃戶勞力改變之土質地形（如旱地改修水地等），其改變部分，地主不能加租」；第七項：「地主對土地有所有權，但無權因減租阻止別人墾種，使之荒蕪。」都是租佃條例上沒有的。

　　只有關於確定地權第二項：「土地面積超過地照畝數者，其超過部分概為官荒」，似不若地權條例草案第六條：「土地登記時，凡業主實有土地因未真確丈量，致超過去憑證所載者，經證明確非侵佔他人土地或公地而又為自行經營者，得照實呈報登記，不予追究。」較為妥善。

　　租佃條例、地權條例，雖說比較完善，恐仍有改的必要。

　　法令指示，須要具體、明瞭，否則執行時可以這樣又可以那樣；要具體明瞭，必須先能掌握實際，否則越具體越易碰釘子。

　　照租佃條例第六條，各縣似可以制定單行減租法令，但必須在邊府租佃條例所允許之內。邊府條例已有的，不必再舉，免執行時發生出入。如涉及須修改條例的，那可向邊府提出意見，請求依法修改。

　　九月十五日微晴

　　草草地把去年鄉選總結稿子看完。

　　去年鄉選的好，不只是自由地選、熱烈地選（平均百分之八十七的選民投了票）、慎重地選（好人裡挑好人），其偉大的成就在於選民廣泛地檢查了政府工作，訓練了政府人員，直接平反了某些政府人員的錯誤處置，直接解決了一些存在很久的民間爭執。這樣一來，人民對參政（自己管理自己的事）的情緒與認識提高了，搞生產與文化的事起勁了，人與人間更親密了，被批評的幹部絕大部分變成很積極，認為比住幾年學校還強。這樣的選舉，歷史上沒有過，在我們解放區也是空前，比任何一次選舉還好。不過，要注意的：

　　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的能力表現出來了，但尚未成為恒久的力量。人民對自己管理自己的事的認識與興趣提高了，但尚未成為習慣。這就在於我們這批被人民看中了（當選）的人，怎樣一方面執行人民的委託，一方面繼續聽取人民的指示。鄉代表會、縣參議會、邊參議會按期開，檢查與指導工作；工作人員怎樣培養群眾觀點與執行群眾路線。要知道我們從非民主社會來的人，對民主的認識與方式是如何的不熟練，我們的潛意識裡還存在著抵抗民主的某些渣滓。不是嗎？選舉之初，有些幹部怕民主，怕放手，說：「太民主了，給人民慣下了病，給自己找下麻煩」；「有啥說啥，問題提得多了，解決不了怎辦？」誰能道這些毛病已斷了根不再發。

　　其次，人民提出的問題，只二十八個縣的統計有四萬八千零七十八件，又十九個縣的統計，提的三萬一千一百八十五個問題中解決了二萬六千六百三十七件，占百分之八十五點四。人民提的，多是該鄉區具體的事和人，但誰都知道，鄉區只是政務的實行者，上級政府才是一切設施之樞紐。李副主席說得對：人民批評區鄉，即是批評邊區政府，向區鄉建議即是向邊區政府建議。不是嗎？揭發鄉幹部作風不民主、不謀慮、硬、拖的事實，上級機關中不也曾存在過嗎？對土地、婚姻、合作社、自衛軍、衛生……等工作的批評或建議，不都是上級考慮不周與應當接受的嗎？因此，不論已未解決的問題，上級政府都要拿來研究，抽出規律，擬定辦法，使工作更深入或大轉變。否則，恐所謂解決不是真的解決，下次人民檢查工作時，仍要提出。「人民的勤務員」要受責備了。

　　綏德選舉民歌：

　　滿坬的稻黍數呀數誰高，

　　人裡挑人數呀數誰好。

　　盤算又盤算，商量又商量，

　　把那選舉的豆豆給那好人投。

　　延安川口區五鄉鄉長報告：

　　「……自去年打罷地（丈量地），實行農累稅負擔減輕……

　　「過去好勞動，怕負擔，種多報少，二流子怕檢查，種少報多。……實行了農累稅，大家知道照地的常年產量出公糧，恨不得把兩坰種成三坰，把產量提得高高。溜崖拍畔，講究農作法，操心積糞……」

　　可見農累稅的好處，我們必要改變現在的征公糧法。

　　淳耀一區三鄉：「今年（三十四年）本鄉死去四十六人（其中小孩三十一人），而僅生十三個孩子，牲畜也死了牛十頭、豬一百零三隻，致人民不能安心生產。……這裡人畜未分開住的還有七家。」「本鄉文化落後，成人中識字的很少。東梁村六十四人中有四個識字的，房家山六十人中有兩個識字的，陳家山五十二人中沒有一個識字的。」

　　這說明，農民有了飯吃了，怎樣迫切地需要文化。

　　淳耀一區三鄉：「本鄉男多女少，客戶光棍多，有一部分人男女關係較亂。」「慶陽買賣婚姻普遍存在，訂婚彩禮常是二百萬以上……」「公家禁止買賣婚姻，不光沒禁止住，還和老百姓爭著買。」

　　這是一嚴重的社會問題，必須從各方面為之調整、改進。

　　佃租問題的糾紛很多，可見封建勢力並不是一擊即潰，它們還在死力掙扎。

　　個性服從共性，正當的個性的發展，分之為個性，合之則為共性。

　　九月十六日微晴

　　上午參加小組學習會。

　　下午劉靜宇同志來談，余修、霍仲年同志來談。

　　往看籃球賽及延市基幹自衛軍授獎。

　　九月十七日晴

　　傍晚往迎王震同志于七裡鋪，王偕景範坐吉普車先到。

　　某談：民廳工作遲緩，同事中沒有工作研究與意見交換，「都是漠漠然的」。有些事來了，上面不理，下面不能解決：推、拖，甚至欺騙，或要傳達處不許進來。不久前一戰爭中毒瞎了眼的戰士要求救濟，住在撫恤委員會幾個月，來找不得人，或不許進來，那天大發脾氣，定要見林主席，許多人擋住，怕這樣事都解決不了，弄到林主席那裡不好看。才解決。廳長是知道的，但也不願見。鄉選中提的問題，他們整理了一本，送把廳長，找不見了。

　　前幾天和黃靜波同志談到幾個問題：

　　「不派會計來，沒法子搞賬。」「舊式賬還懂得點子，馬馬虎虎，新式賬一滿解不下」，許多做生產和供給工作的同志這樣說。做生產和供給工作同志的計劃，依靠於會盤算，而盤算又依靠於賬簿。如果賬簿看不懂——負這件事情責任的人都看不懂，旁人自然更看不懂。那麼，要他會計劃，會盤算就很難辦到，就是能辦到的人，也會因此而辦不到。新式簿記固然好，但在我們較簡單的事業，是否定要用它？不用，有何害處？這問題要在實際中去找答覆。賬簿的目的，一在於明白，二在於易查，明白是說：收的付的，如何收的如何付的，都寫得清清楚楚；易查，只要認得字，能打珠算，稍為有點心計的人，都一查就得。新也好，舊也好，新舊雜用也好，不合這目的的簿記，我們不要，因為沒有用。若故意要用一套，似乎神秘而又不大高明的簿記，把實際經驗隔離開來，使一些同志茫茫然、頭痛，很可不必。

　　各機關部隊對財廳的預決算是有的，但只寫對財廳領的部分。實際各機關部隊的收支，半數或過半數來自自己生產，不上預算，也不上決算。那末，這預決算是假的，應付財廳的。如果說要在預決算上要防止浪費貪污，那財廳發下的本來就不及需要的半數，有何浪費貪污之可言。但談到實際收支，不僅財廳無從考核，該機關部隊亦因沒有預決算，自己也有點茫然。我們的預決算制須改變，要包括生產收入和要財廳給付的兩部分，大公的家務與小公的家務都有考核和能考核，家務才能日向上漲。

　　保管，過去做得還好，但主要依靠于保管人員的品質，和一般的革命紀律；保管制度並未明白地建立起來。近來已發生不少毛病，拿糧食說罷，不少倉庫賬上的數和實存不合，甚至差得很大。追問起來：有挪移的，有損耗的，也有貪污的，而追還又頗不易；個別管錢的人，報告失竊，失的數目並不小。奇怪的是保管者自問沒有貪污，可以對得住人；而人家亦原諒他沒有貪污，不去責備。我說這樣下去，你這財政廳長，有點不易做。

　　這次二科長會議，除已排定的議程外，上列問題，也應該議過辦法才對。

　　今日《解放日報》開始登我的案頭雜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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