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覺哉日記·一九三八年一月(3)

一九三八年一月(3)

　　一月二十一日晴

　　偕嘉倫往周冕家晚餐，周子夢麥已入抗大。

　　一月二十二日晴

　　聞陳雲病，鼻血甚重。近來同志病的多，身體不康強于革命工作大有妨礙。

　　聞白崇禧來此，召集各機關談話，對政治頗有較進步的指示，今日白飛寧夏。前聞中央軍事指揮以蔣、白、周為主幹，大概已實現矣。

　　一月二十三日晴

　　戰爭是隨便可過去的嗎（登《婦女旬刊》）

　　有一位同志說：「一切改革等戰爭過去再說吧」，意思是說人力、財力既集中於戰爭，其他最好是維持常態不要動他，以為戰爭象夏天的狂風暴雨一樣，站在大樹下躲一刻，雨過天晴仍舊走我的路。他不知這次戰爭，勝呢，得到中華民族之自由平等；敗呢，就淪於朝鮮、印度的同一命運，永遠不易恢復。這是民族生死的歷史關頭，一切改革正是為著在這歷史關頭站得住不滅亡。

　　人們為什麼有這樣的思想——等戰爭過去再說的思想？我想是有社會根源的。第一、中國民眾歷來下層民眾與上層統治者打成兩橛，上層爭來奪去，只是把下層的血來污染歷史，於社會組織民族存亡沒大關係，於是這時候的士大夫就有這樣一套法寶，叫做上者避世，其次避地，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即是天運已不可挽回，說不一定新朝仍是要借重我們的。第二、中國是老大帝國，從沒有亡過國，金人、元人、滿人侵入中國不是亡國，只算改朝換帝，老百姓不還是一樣嗎？儘管朝鮮、臺灣乃至東北四省亡國慘狀擺在我們面前，我們仍是茫然，腦子裡仍是舊的觀念。

　　這樣，就造成了我們對戰爭的消極，亡國不是很可怕的思想的根源。

　　必須克服這類思想，才能鋪平抗戰勝利的大道。在女同胞中尤應特別注意，因為女同胞除要防止這類落後的傳染外，還有個傳統的弱點：「國家大事讓男子去擔當吧」，有些男子也大言不慚，「婦人家知道什麼，少麻煩些吧」，於是婦人家就站在旁邊，「等戰爭過去再說」，那真糟糕，我們不能這樣，我們要上前線，和愛國男兒一樣，和一切落後思想作戰，打退快臨到我們頭上的亡國奴命運。

　　一月二十三日晴

　　至省黨部晤劉經泮，談尚洽。劉云：華北事實上須與蘇聯結合，大概以山西軍隊已歸朱德指揮的原故。又頗攻擊經委，說他們來西北不是開發經濟，而是開發窯子。

　　午後，高自立等二十二（內女二）同志自迪化來。

　　晤阿克摩夫云：此機不西返，澤民等還須再等。

　　一月二十四日晴

　　怎樣才能產生賢明政府

　　「廉潔政府」——雖然現政府離廉潔還遠——已不能滿足人民的要求了。現政府的某些人物，即令不貪污，那便是坐領薪水，古所謂「尸位素餐」，如果他不安分而要動一下，就必然害多而利少。因為他不瞭解政治，甚至連獨裁與民主的性質都分不清。不瞭解民情，老百姓的大姑娘沒褲子穿，不說他是窮，而說他是文化落後；重到百分之三四百的利息，不說他是盤剝，而說是自由契約，不能干涉；不瞭解官權與紳權勾結，而說加強官權可以制裁紳權；不瞭解政府力量在倚靠民眾，反而怕民眾一起來會與政府為難；不瞭解青年是抗戰中堅，反而要青年回到學校裡去「維持常態」……諸如此類不賢明的處置，從上級以至下級的政治機構中充滿著，數也不易數清。

　　於是一些人發出「才難」之歎：「沒有人，怎辦？」貪污可以槍決，庸才沒有藥醫。書本上有些人才，可惜死了。聽說外國也有些人才，無法為我效用。那末，結果怎樣？「悲觀」！連廉潔的政府也無法辦到，因為找不到清廉的人。

　　真的嗎？不是。賢明政府產于賢明制度。上智與下愚是很少的。大多數人在某種制度下可為善，在另一種制度又可為惡。據說在甘肅做縣長，如果不同流合污，那你要被控告、被查辦，聲名狼藉，甚至還要流落，連歸家的路費都沒有。反之，你可以做「能員」、「跑紅」，人又何樂而不為此？這是一。其次，居上位的無不萬能，一身可以兼很多「長」，開的是禦口，錯說為當。他可以發明獨特的學理，卻不許報紙上登載不同的意見，不許書店販賣他所不喜的書報。除開自己外，不許有人才，那還到那裡去找人才？這是二。聯合各黨、各派共同救國，口號叫得多響，但政權始終不大開放，許多愛國志士，僅僅從牢裡放到街上。連舉世聞名的七君子，還只容許他們弄弄筆桿。占了茅坑不屙屎，別人肚子脹破了卻沒有茅坑，這是目前的普遍現象。這是三。成千萬素質稍加琢磨即成美器的青年，沒有地方滿足他們的要求。他們偷關過卡，露宿曉行，跑去西北的一角。聽說那裡某公路招生千人，報名的達一萬二，為什麼其他地方不這樣辦？卻閉著眼說「沒有人」！這是四。

　　「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十室之邑，必有佳士」，不是沒有賢明的人，而是沒有賢明制度使賢明的人升用到政府來。賢明的制度怎樣？

　　一、屏去黨派成見，登進各黨派、各民眾團體有威望的人參加政府領導工作。

　　二、言論絕對自由，報紙成為人民的喉舌，做政府的監督。

　　三、扶植並保障各種民眾團體的發展，在其應有範圍內有批評並建議政府的權利，政府對其正確的批評與建議應該接受。

　　四、改革教育，使學校成為造成真正救亡人才的地方。

　　五、逐漸施行民主制，首先由區鄉機構起，建立區鄉代表會，區鄉的負責人實行民選。

　　如果不從制度上著想，搔著頭望賢明政府到來，那和希望真命天子出世一樣，只好到劉伯溫的燒餅裡去尋，不是我們二十世紀人所應該想像的。

　　一月二十四日晴

　　許光達等三十餘人由迪化乘車到。

　　夜，叢德滋等六人來談，當報告目前抗戰形勢及其前途。

　　一月二十五日晴

　　往迪化學生今日由西安到。

　　一月二十六日晴

　　晚，迪化來的同志在第一招待所開晚會。

　　同嘉倫夜至朱紹良處談約三小時，至午夜一時始歸。朱態度尚好。

　　一月二十七日晴

　　高自立等五十七人帶皮衣軍火等共十輛車東返。

　　黃文炳今日歸。

　　一月二十八日晴

　　上午至王洽民處談，王言省、縣黨部有機關無黨員，因為從沒開過黨員會或關於訓練的文件，黨員和党沒有關係，等於無黨員。又言，省府各負責人各不相屬，名叫不合作也不不合作。黨部中之某派倒還經常開會，但基礎是利益的分配，如決定某人去某機關等，又其人不管怎樣貪贓，只要將其餘款繳黨就對。現總負責人為酆悌、賀衷寒等，甘肅則為李才桂。

　　夜請張耀東吃飯，張為新疆派在此間之人。

　　「不合作」，也「不不合作」

　　「不合作，也不不合作」，這句奇怪話，似乎在蘭州市面發現。本來各團體間、各派別間乃至各個人間，意見或利害的衝突是不能免的。在這民族危機、抗戰高於一切，要求全國人眾把私的利益服從於總的利益的時候，他們不得不擺出團結的面孔，拉拉手、談談話，精誠合一的調子，不妨提得高點。但一到具體事實，仍各做各的，只要達到妨害對方的目的而手段又不顯露，這就是高手。實際是「不合作」，表面是「不不合作」。的確，這種現象隨處可以看到。

　　發生這現象的原因：（一）由於對民族解放戰爭的認識不夠深刻，沒有把救亡當做今天第一大事，因而即在救亡工作中不能把成見消滅淨盡。（二）不知道個別利益必須在國家不亡的前提下才能存在。白裡念熟了「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可是實行時，門外喊殺聲已近了，兩兄弟雖停止了用武，卻仍然要怒目相視。（三）猜疑對方有什麼陰謀，靠不住，把部分的錯誤推及全體；把過去的仇視推想將來。

　　這些道理，本來很淺近，普通人懂得，他們也懂得，所以他們「不不合作」。但一靠緊起來，「要兌現」，他們又仍不懂得，仍是「不合作」。

　　這種現象雖只存在在一部分人中，且這一部分人也日在轉變。大多數人是爽直的，他們沒有成見，有利於抗日的就對，不利於抗日的就不對。他們在抗戰過程中已充分表示其憤慨和推動的力量。某些地方已逐漸克服那些「不合作，也不不合作」的現象，但是在西北這現象仍然濃厚存在，遲滯了救亡運動的前進。

　　這是官場模棱習氣，「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的辦法，於抗戰前途極有害的。我們堅決反對這現象，尤其要防止這現象傳染到我們青年團體中來。我們應該：

　　「是則是，非則非，做錯了，馬上改；沒有錯，堅持下去」。

　　怎樣組織委員會

　　蘭州城小衙門多，每條街巷有衙門，每張衙門總有幾塊牌子。據說各縣也差不多，有自西安來的朋友說，在某縣停車想去找找地方當局詢問情形，見一處形似衙門者掛了六七塊牌子，走進去，只一看門者，任何房間都緊閉著。

　　除正式政權機關與稅收機關外，一般都是委員會。關於抗戰的與民運的，更無不是委員會。可是不管委員會名目怎樣變，裡面委員總是幾位掛名不到差的原菩薩。這幾位菩薩雖和平常人一樣，但一做了菩薩就無所不能，不過結果仍不免一無所能，於是委員會工作：一是開支應得的經費；二是掛上一塊招牌。

　　舉個例子吧！賀主席時曾成立戰時經濟研究委員會、戰時教育研究委員會，論資格，賀耀祖是當然主任，還有些當然委員，會的名義很應景的，研究了幾個月，研究出了一些什麼，連主任也不大知道。推之其他委員會，推之各縣的委員會，大概也差不多總是幾位菩薩翻來覆去，至於工作呢？天曉得！

　　我想每個委員會，總有他實際工作的，委員人選應該是與該會性質有關的人。又委員雖可以兼，但負責委員應該是專任並且要是對這問題有研究或經驗的人。不論人選是選舉或委派，都應顧到這點。賀耀祖的研究會是怎樣失敗的？沒有吸收一個具有救亡教育和經濟知識的人入會，不能提出一個甚麼方案（不管好壞），也不曾指定幾位委員去準備。會的工作只是喝茶吃點心。至於民運設計工作關係更大，必須有真正來自民間的人，民運經驗豐富的人，尤其要這樣的人來負專責，工作才能打得開。若仍是幾位掛名不到差的菩薩，廟門即使闖開，香煙必然冷落。

　　我建議現有各種委員會的組織，必須大刷新，吸收對某種工作有經驗、在社會有信仰的人參加，反對處處的財神殿都要是趙元帥，處處的同鄉會都要是關老爺。

　　有苦說不出

　　打爛了屁股，還要提著褲子磕頭：「謝謝大老爺的恩典」；奉旨正法，要向北闕三跪九叩首才引頸就刑。這是中國傳統的統治哲學。現在，這些形式沒有了，但是老百姓吃了冤枉，不敢說，也生怕別人代說，雖然冤枉了，怕一說出來，更有不測之禍。這現象還普遍存在著。所以下面儘管烏煙瘴氣，上面仍似乎可以歌頌升平。控告本不敢，報紙登載，沒有那冒失的記者。

　　也曾有官廳允許告密，說你有冤儘管說，本長官定替你守秘密，可是「官官相護」誰也不敢輕信。即令當真把對方辦了，而對方知道是他告的，反轉來又向他出氣。小百姓來一計算，於是拿出一「忍」字來，打脫牙往肚子咽好了。

　　這類事，甘肅大概多極了。要挽救，只有：

　　一、大開告發之門，有奸必摘，有罪必誅。

　　二、扶植民眾運動，使民眾團體有監察一切犯罪者之權。

　　雖然「反民主論」者不免駭怪，然是三民主義中起碼的民權主義，也是今日救亡工作所必需。

　　一月二十八日晴

　　夜史文忠來談朱有嗜好，只求敷衍過去。自白來後開始注意民眾動員，但只忙於起草章程，真正的民運理論與方式尚無人論及。

　　一月三十日

　　整理幾篇稿子，發西安一報告信關於此間的現狀。

　　今日是舊曆除夕，有幾位客來吃年夜飯，飯後唱歌至七時多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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