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覺哉傳延安精神的熱情傳播者

延安精神的熱情傳播者

　　延安，雖說是抗日戰爭的指揮中心，有較濃的火藥味，但卻也到處洋溢著賦詞吟詩的革命樂觀主義的精神。一九四一年九月五日，林伯渠和謝覺哉聯名宴請在延安的老年詩人，其中有革命老前輩和一些黨外知名人士，即席成立了懷安詩社。他們興致勃勃，談笑風生，為戰亂中能有詩社的誕生而歡欣，而慶賀，有的吟詩，有的填詞，傾吐夙願展望未來。「懷安」是取老者能安，少者能懷之意，這也體現了革命聖地延安和共產黨領導的陝甘寧邊區，以及各個抗日根據地和解放區，是中國人民的希望所在。謝覺哉以他很少出現的銅鈴般的笑聲，稱讚這個名字風雅和深厚。

　　謝覺哉回到家裡，心潮起伏，情緒激動，久久不能入睡。他又伴著小油燈，寫了《從懷安詩社談起》一文。他在文中寫道：以「老者安之少者懷之」這一類名詞來命名詩社，很難找到先例。這不止詩社社雖多數是六十以上的老者（有少數幾位年輕的），詩社的成立，也反映邊區敬老慈幼政策的實際，表明邊區政府竭力創造一個既有集中又有民主的生動活潑的局面。這也證明，群賢畢至，少長鹹集，人們樂於在團結抗日的共同目標下攜手前進。這個局面只有在日益高漲的整頓三風的輿論聲中才有可能出現。

　　從一九四〇年下半年到一九四一年上半年，《新中華報》特地開闢了《雜感》專欄，邀請謝老撰稿。一九四—年九月，《新中華報》改為《解放日報》後，將《雜感》改為《小言論》專欄，繼續由謝老撰稿。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裡，他寫了幾十篇短文，這些短文的題材範圍極廣，涉及到各個領域，可以說是批判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党八股的先聲。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風開始後，黨中央決定《解放日報》改版。改版前夕，毛主席和社長博古在楊家嶺中共央辦公廳召開了一個座談會，邀請延安各部門黨內外負責人和作家參加。當時，謝老以陝甘寧邊區參議會副議長的身份，山席了會議。毛主席在會上提出：要利用報紙來推動整風運動。許多同志對報紙改版提出意見，謝老也提了建議，他以廚師做菜來比喻，不應總是一碗肉一碗肉，使人感到膩口，報紙不能篇篇都是大文章，板起臉孔說話。為了配合整風運動，他不顧身體衰弱，在報紙改版不久，就開闢了專欄《一得書》。這些文章是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的匕首投槍。

　　《一得書》熱情地宣傳「實事求是」精神，傳播了延安作風，使之吹向全中國。首先，這些文章提倡聯繫實際，熟讀深思整風文件，以領會整風的偉大意義。遵義會議雖然批判了王明的錯誤軍事路線，但在長征途中，天天行軍打仗，沒有時間批判他的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因此，全黨同志，對於王明路線錯在那裡，沒有清楚的認識。黨內認識不一致，步調不一致，領導革命，就很危險。所以整風運動非常必要。開始，黨內有些同志對此並不瞭解，不重視中央發的二十二個文件。為此，謝老在《一得書》中著文宣傳領會、熟讀、深思整風文件的重要意義，以馬列主義之矢，射中國革命之的。「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理自明。舊書如此何況黨的文件。」關鍵在於共產黨員要「心地光光地」，心上沒有毛。因為共產黨員來自社會的各個部分，仍生活在現實生活中，帶來社會上一些不乾淨的東西，並不足怪，比如：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宗派主義、打擊別人、抬高自己、誇誇其談、嘩眾取寵……等，是毛的現象。整風就是思想革命，就是要整掉這些非無產階級的思想，只有把心上的毛拔掉，才能做到心寸地光光地……能夠負起改造社會和人類的偉大任務。《一得書》的第一篇文章題為《把頸骨硬起來》。這篇文章是由於看到《解放日報》登的一則消息有感而發的。消息寫的是延安市政府工作人員認為市府的職權低弱，要求邊區政府提高市府的職權。謝老在文中首先講了個故事：漢朝有個剛正不阿的京兆尹，有一天把皇帝姐姐的姘頭在大街上打了一頓屁股。公主哭訴于皇帝，皇帝召京兆尹譴責之，京兆尹說：「我沒有錯，我是執行皇帝的法令。」皇帝說：「你雖然沒有錯，但是你得罪了貴人，也應該磕個頭。」這個京兆尹不肯磕頭，硬起頸骨，幾個人壓也壓不下，皇帝怕對不起姐姐，就說：「原來這個傢伙有病，頸骨硬了。」謝老說：「皇帝時代尚可『強頸』，何況乎民主的延安！」他認為有法必依，「應罰的罰，應拘的拘，任何人的威脅，不屈，任何大頭子說的情，不理。『硬起頸骨來』，做它幾次，威信建立了，人們的習慣也就逐漸養成了。」這不但提倡維護法制的革命精神，同時也是提倡敢於維護真理的實事求是的精神。整頓三風，同樣需要「硬起頸骨來」。

　　《一得書》用充沛的感情，痛斥王明宗派主義，以正黨風。它指出了王明宗派主義給革命造成的不可彌補的損失，結合當時尚存有的宗派主義殘餘，闡明宗派主義的危害，提倡同志間，黨內外的精誠團結，特別是新老幹部的團結，他指出：「我們党如果沒有廣大新幹部同老幹部一致合作，我們的事業就會中斷，所以一切老幹部應該以極大的熱忱歡迎新幹部、關心新幹部。」「青年人的朝氣，是社會可寶貴的東西，沒有他，不能前進，老年人的經驗、持重，也是可寶貴的東西，沒有它，社會沒有基礎，同樣不能前進。」《憶叔衡同志》是對革命烈士的懷念，也是對宗派主義的抨擊。謝老稱叔衡同志：「每在危難震撼，人們猶豫的時候，他能不顧人家的反對，不要人家贊助，毅然走自己的路，站在人們的前面。」由於他受到王明的「左」傾錯誤的打擊，沒有被批准參加長征，後來在瑞金到汀州路上犧牲了。謝老說，「『為蘇維埃流最後一滴血』，這話是和我說過的，且合乎叔衡同志見危不亂的果決精神」。他說，毛主席曾說過：「何鬍子感情一堆」。謝老說：「不是一堆骨和肉，是一堆感情，熱烈的感情四射著，觸著就要被它感動。」文中沒有一句批評王明教條主義、宗派主義的話，但全篇都灌注了這個精神，令人深思猛省。

　　《一得書》痛斥主觀主義，以正黨風。鑒於王明把馬列主義當教條，不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幾乎把革命事業葬送的教訓，它指出克服主觀主義必須理論聯繫實際，同群眾相結合，做好調查研究，才能實事求是。他認為那種脫離實際的理論，「如只放在案頭上擺樣，雖然比屎還沒有用，不能肥田，不能喂狗，但狗屎自享，於人無干。若拿了去對付革命，那就為害非淺，容易把革命弄壞。」他很欣賞一篇德國牧師寫的文章。那個牧師是從江西蘇區出去的，他在文章中說：「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我知道馬克思主義很深奧，文化低的中國工農，怎能和他們講這些個？然而中國共產黨的宣傳真妙，他不對農民講馬克思的道理，而只討論農民的生活，耕多少地？打多少糧？交地主多少？剩下多少？夠不夠生活等，告訴他們怎樣就可以有足夠的飯吃，怎樣就可以保住自己的生活不被剝削去。農民在這樣簡單的宣傳下，懂得了共產黨，信任共產黨了。」謝老看後，在《隨記》中寫道：「把我們的決議，不僅變成共產黨所瞭解的東西，而且變成為廣大群眾所瞭解的東西，注意這個『變』」。他認為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才能推進革命事業。

　　一九四六年，謝老又在《解放日報》開闢專欄《案頭雜記》，繼續宣傳實事求是的延安作風。他說：「實事是客觀存在的一切事物」，「我們有的沒有去求，有的求而未得，有的得了而未全，有的則求的不是『是』，而是非—實事求非。」因此，要搞清楚，是「經是好的，歪嘴和尚念錯了」。或者「是否原來經就錯了。」他在九月的一篇《案頭雜記》上說：「原則定要把握住，不是在言詞決議上把握住，而要在具體的事實上把握住。」因為從原則到事實，「中間尚隔一段頗長的路程。滿口原則，且只停止在原則上，這叫空談家，空談家不會真懂原則。」

　　《一得書》、《案頭雜記》等專欄文章，樸實生動，短小精悍，言之有物，娓娓道來，平易近人，毫無黨八股的氣息，可以說，這些文章本身就是以新的文風，向黨八股挑戰的，為我黨提倡新的文風樹立了楷模。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