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覺哉傳建設「三三制」政權

建設「三三制」政權

　　陝甘革命根據地，於一九三七年九月六日正式定名為「陝甘寧邊區」，並成立了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高自立。一九四〇年十月，黨中央決定成立了陝甘寧邊區中央局。此時謝老離開中央黨校擔任邊區中央局副書記，兼任邊區政府秘書長，並擔任邊區政府機關黨團書記。一年後，一九四—年九月，謝老又調到邊區參議會工作。在同年十一月至一九四二年二月召開的第二屆陝甘寧邊區參議會第一次會議上，他當選為副參議長，直到一九四七年春撤離延安。他在邊區政府和參議會的這整整六年的任期裡，為建設「三三制」政權，獻出了大量精力和心血。

　　這時，他住在邊區政府上邊的窯洞裡。這一排九孔窯洞，整齊地排列在半山腰，砌著石面，粉刷一新。右起第一孔是邊區主席林伯渠的辦公室兼住宿，第二孔是會客、開會的地方，第三孔是謝老的辦公室，第四孔是他的宿舍。在他辦公室窯洞的窗前，放一張簡易木桌，窯中的左側放張木床，謝老為了夜裡能安靜地工作、寫作成閱讀，晚上就單身睡在這張床上。這個院子，又長又窄，沒有圍牆也沒有柵欄。謝老和林老工作之餘就在這個院子裡散步、談笑、下棋或吟詩賦詞。院子中央還放一塊舊石碑截成的方石桌，四周放四個石墩。有時下午，他們就在這個石桌上看書、談論國內外大事或討論「三三制」政權的建設問題。

　　一九四〇年三月六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的指示，指出我們在華北、華中等地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權，是統一戰線性質的政權，即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於漢奸和反動派的民主專政。指示規定，在政權工作人員中，共產黨員、非党的左派進步分子和中間派各占三分之一，實行三三制。這種規定是為了保證共產黨在政權中的領導地位，同時緊密團結廣大的小資產階級階層，並爭取中等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以孤立反共頑固派，避免「左」傾和右傾的錯誤。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澤東在《論政策》一文中指出：邊區的「政權組織，必須堅決地執行『三三制』」。他說，「切忌我黨包辦一切，我們只破壞買辦大資產階級和大地主階級的專政，並不代之以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共產黨員在敵人後方消滅敵偽政權，建立抗日政權之時，應該採取我黨中央已決定的「三三制」政策。

　　謝老依據這一方針和原則，對「三三制」政權的性質、作用和意義，作了精闢的論述。當時，在黨內有些同志埋怨說，我們用鮮血換來的政權，為什麼要讓出三分之二，不能理解。謝老針對這些思想認識，指出：我們不要沾染了國民黨「一黨專政」的邪氣，共產黨奪取政權，是為人民獲得政權，而不是為了少數黨員做官當皇帝。他認為：「三三制」實施的社會基礎，一方面由於有共同敵人需要有各階級共同出力；另一方面也由於各階級都有力量，互相制約，不能不產生各階級的聯合政權。他說：三三制主要任務之一，為爭取群眾孤立反動集團。一切打倒，沒有統一戰線，結果是孤立自己，甚至不只是『孤』，且沒有『立』。建立統一戰線，爭取一切可能爭取的或使之中立或不積極反對我們的人，結果是反動集團孤立，而我們成為人民嚮往的標幟。三三制為統一戰線具體事業，成功之大，將會無與倫比，這是首應認識的。

　　有些當外人士認為，「三三制」不過是說說而已，故弄玄虛，非党人士當議員，參加政府，只會擺樣子，不會有什麼實權。謝老則以李鼎銘先生為例，說明共產黨實行「三三制」是真心實意的，而不是什麼「故弄玄虛」。黨外人士李鼎銘在邊區參議會上，批評了政府機構龐大，提出「精兵簡政」議案，邊區政府認為這個議案很好，馬上採納了，成為邊區行政的標幟。事實勝於雄辯，不少黨外人士的疑慮解消了，端正了觀望的態度。

　　一個新事物出現，不是那麼順利的。謝老通過調查，瞭解到有些地區政府裡選進的非党人士，不能掌握實權，有的黨員幹部不虛心考慮人家的意見。另外有些人說選進政府和民意機關中的非党分子應該慎重，總想把共產黨員多選一些，仍然想依靠黨的優勢來把持包辦。謝老針對這些情況，指出：對非党人士的慎選是必要的，但進步分子不同于共產黨，中間分子又不同于進步分子，他們剝削階級意識濃厚，對革命認識尚模糊，少勇氣，只是反帝反封建，要求獨立和民主的大體上與我同道，不能拿嚴格的尺碼去量，否則就不是統一戰線而是在同一戰線了。又說陝甘寧邊區無疑是共產黨佔優勢的地區，共產黨本著「天下為公」的意旨，約束自己，吸收各階層人民參加管理政權，才能團結一致，才有力量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謝老還引用毛澤東的話說：「領導是帶路的意思」。黨的主張合乎各個階級的利益，他知道跟著我黨走有好處。少數人帶路走前，多數人就會在後面跟著，這就叫帶路。如靠人多強迫人家走，那是押送，不是帶路。因此，他指出：必須是「三三制」，才能顯得出党的領導。

　　謝老一貫主張幹部必須接受人民的監督，不然，你是治者，人民是被治者。你自認為的「明主」，遠離人民的「民主」，那「明主」就會變為「昏君」。他指出邊區各級政府因久未改造，不少地方已發生強迫命令、貪污腐化的現象，人民敢怒不敢言。他認為，舊社會遺留下來的一些劣性，諸如自以為是，唯我獨尊，互不信任等，都是權利欲或領袖欲的表現。這些劣性是不易克服的，但又必須克服，然後「三三制」才能實行。「三三制」的民主，比階級民主的內容更豐富，要有包涵同中之異的度量，和發現異中之同的見解。謝老直接領導了一九四一年陝甘寧邊區的第二次普遍的、無記名投票的民主選舉，各級政府進行了改造，建立了較完整的「三三制」政權機構。

　　「三三制」政權組織，主要體現在各級參議會。它是代表人民來議事立法的機關。但是，如何使各級參議會起到它應有的職能作用，當時在人們的認識上和實際工作中都存在著不少問題。謝老為了建設好「三三制」政權，對於怎樣做好各級參議會工作，作過許多論述和實際的指導。

　　一九四一年九月，謝老調來邊區參議會工作。他一到任，即積極籌備召開第二屆邊區參議會議。一天，毛主席來到謝老新遷住的窯洞裡，和他商談有關二屆參議會的籌備事宜。毛主席對謝老說：做政權工作的規律，不易摸得的，要從實際中總結經驗。過了幾天，毛主席又寫信給謝老說：邊區參議會似宜改至明春開，那時時局更開展，便於對外表示意見，不要把這裡的參議會看成只是本邊區的參議會，而要把它看成所有華北、華中各根據地的參議會的領袖。又經過今年一年，本區的工作經驗也更好總結。毛澤東在另一封寫給高崗、陳正人轉謝老的信中說：邊區、縣級的參議會候選人，應行競選活動，否則選民不知其人，投票流於形式，這是民主有成與否的主要關鍵。毛主席的這些談話和信件，對於謝老做好參議會工作，有重要的啟示。他依據這些精神和原則，緊張地進行著籌備工作。籌備會議由謝老主持，參加的人有，高崗、高自立、南漢宸、劉景范、雷經天、李景林等，大家就召開參議會的各方面問題進行了討論，決定由謝老執筆向黨中央寫一書面報告。正如謝老在西北局一次高幹會上所指出的：這次參議會是共產黨與非共產黨共同管理國事的開頭，過去有民主的實質，但民主的形式不夠，因為形式不夠，使民主的內容受到損失。我們應當傾聽非党人士的意見，不要輕視他們的意見，從而做到內容和形式的一致。

　　籌備會還請謝老為即將落成的參議會禮堂題字。謝老用毛筆書寫了「陝甘寧邊區參議會會場」十個大字，秀麗蒼勁，雄渾瀟灑。正如毛主席稱讚的那樣：「謝鬍子是個寫字匠。」然後，謝老要王定國拿來一碗小米，他用這土方法將這十個字放大成二尺見方的匾額，雕刻在通稱延安大禮堂的正門上方。一九四七年胡宗南侵佔延安後，砸毀了這個匾額，直到全國解放後的一九五六年六月，謝老重訪延安時，延安地區黨政領導人又請謝老重新題寫了「延安大禮堂」五個大字的匾額。當年的第二屆參議會會議，就是在這個禮堂舉行的。

　　二屆參議會一次會議，於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六日開幕，到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結束，整整舉行了三個半月。謝老在《關於參議會的工作總結》中指出，這次會議的偉大成功，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我們黨二十年來所主張的民主政治的實現。幾十年來多少革命人士所奮鬥的目的就是為了這個民主，而這樣的民主，今天在我們這屆參議會中實現了。這個民主，是各階層各黨派都有的民主。二是這屆參議會對全國有非常重大的意義。自從去年提出「三三制」政權體制以來，全國人都贊同，但要看共產黨是否實行。這次參議會通過的施政綱領，既是全邊區實行的綱領，也是全國解放區的綱領。

　　謝老根據會議討論的情況和提出的問題，向毛主席寫了書面報告。他在報告中著重提出將參議會改為人民代表會議的問題。他認為，這在中國革命政權建設上是個轉折點，是人民民主制度發展為更高階段，將成為我國人民民主的根本制度。毛主席看了謝老的報告後，給他立即寫來一封長信。信中說，此件很好，關於參議會改為人民代表會議，我想對內對外都是會有好影響的。這一點以及此次會議的其他問題，中央想討論一次。信中對於人民的各項權利，還作了具體說明，指出這些權利在解放區只能說實現了幾個重要部分，有些還談不到，有些還在走頭一步，還是理想，不是事實。謝老將毛主席在給他的信中所談各點，傳達給與會人員，並經過討論，作出了相應的決定。毛主席在閉幕式上還作了《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上的演說》。會議通過了名揚中外的《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會議選舉林伯渠為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李鼎銘為副主席，高崗為參議長，安文欽，謝覺哉為副參議長。這次參議會使「三三制」政權更趨完善，為邊區的鞏固和發展奠定了政治基礎，是全國民主政權的榜樣。

　　謝老對於邊區、縣參議會常駐委員會的性質、職權和怎樣工作的問題，也作過具體的闡述和規定。他指出：參議會的常駐會對參議會大會負責。大會的任務的全部完成要靠常駐委員的經常努力。為了實現這個目的，常駐會可組織參議員考察團，到各縣各鄉去考察工作，瞭解人民實情，並督促政府的工作。常駐會還應該分工到各縣去指導縣參議會的工作，加強與人民群眾的聯繫。他在《縣參議會怎樣開會》、《鄉市參議會怎樣工作》、《關於參議會的經常工作》和《邊區縣參議會常駐委員會的工作》等文章中，對有關工作都進行了詳盡指導，使各級參議會的工作更加健全和完善，工作更有成效；使參議會的民主制度，各黨派各階級合作的關係更為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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