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覺哉傳斥「左」傾危害

斥「左」傾危害

　　—九三一年秋，一個留著平頭、鬢角和八字鬍已經花白的壯年人踏上了上海至漢口的輪船。

　　他就是謝覺哉。當年雖剛滿四十七歲，但是歲月折磨得他多少有點老態。況且象他這樣大年紀的共產黨員，在革命隊伍中的的確不多，因此，黨內已經有人稱他為「謝老」了。由於顧順章叛變，敵人在上海四處搜捕革命者。覺哉離開上海，轉移到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工作。

　　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地處湘鄂兩省西部邊界，山嶽連綿，湖港交岔。一九二八年，「八一」南昌起義失敗後，賀龍、周逸群等利用這一帶地形複雜、反革命力量比較薄弱的有利條件，建立了革命根據地。短短兩年，根據地迅速擴大了，東起武漢，西至巫山，北越漢水，南跨洞庭的廣大地區，成為全國重要的革命根據地之一。但由於王明的「左」傾錯誤的嚴重危害，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大搞肅反擴大化，許多共產黨員和革命幹部被殺害了，覺哉來到這裡，環境險惡，但他還是不畏艱難，為黨的事業忘我地工作著。他先後擔任湘鄂西中央分局文化部副部長、湘鄂西省委政治秘書長、黨校教務長等職。這時的黨校，受到肅反擴大化的迫害，只剩下他一個人仍然在堅持著工作。同時，還要主編湘鄂西政府機關報《工農日報》。

　　報社設在省府翟家灣，雖然這是省委的機關報，一張蘇區的大報，但人手仍然不多，他一個人能做外勤、編輯和校對。覺哉很喜歡這項工作，他認為有把握幹好，因為這是他第五次主編全域性的大報了。《工農日報》有油印和石印兩種版面，即使是油印，也「印得和石印一樣好。」

　　《工農日報》現已散失無存。謝老在延安的日記中，尚有兩段是回憶辦《工農日報》情況的。一則是—九四三年三月九日日記，談及辦《工農日報》時，特別注意使用通俗語言。「以前文告是給知識分子看的，盡可掉文，現在的文章是給工農群眾看的（知識分子也在內），許多文語不可再用，要用也要經過工農群眾瞭解或改造之後。」為此，覺哉曾在《工農日報》上寫過《新名詞釋義》。

　　洪湖蘇區的工農絕大多數是文盲，沒有錢上學，他們讀書識字學文化心切，每個農民都有「麻紙簿」和鉛筆，一有空就讀讀寫寫，相互幫助識字。覺哉主編《工農日報》時，非常注意學習使用當地群眾語言，以便蘇區工農能看得懂，幫助他們提高文化水平。

　　另一則是一九四一年六月十六日日記，回憶洪湖地區的生活和辦《工農日報》時間楊邨人的接觸：

　　「楊邨人是在敵人圍剿湘鄂西蘇區時逃跑，被魯迅先生批評為革命場中的一位小販。……楊邨人是一位小資產階級型而神經脆弱特甚的人，行動言語，常使人發笑。洪湖蚊子特別多，夏天晚上蚊書如雷，伸手可抓到幾個，不能工作，須坐在蚊帳裡。洪湖又多瘧疾，衛生宣傳員說，瘧疾，是由蚊子傳染的。一天，楊邨人睡醒，發現帳內有一蚊子，大驚：『我一定染瘧疾了』，吵著要打奎寧針。少頃又說：『身上發顫了，不得了』。結果，給他打了一針才完事。洪湖失敗時，崔琪同志在湖內組織遊擊隊，派他去做政治委員，去一天，草帽鞋子都丟掉了。在湖中遇著我，借了一雙鞋，用魚劃子把他送走。」

　　「經不起刺激，受不了艱苦，不知為什麼要加入共產黨，且要求進到遊擊戰的蘇區來？致出了不少的醜——逃跑直到『自白』。但他因為『脆弱』，正如魯迅先生說的，他『有些投機氣味是無疑的，但並沒有反過來做大批買賣，僅在竭力變化為第三種人，來過比革命黨更好的生活。」

　　「楊邨人自認是『作家』，『作家』的定義如何？我不知道。不過他在洪湖裡留下一點子笑話。他接我的下手主編《工農日報》，一天在『名詞解釋』欄說『蘇維埃』是最初成立蘇維埃的地點，因此，相沿叫蘇維埃。『什麼書上看的？』我問，『聽到人家這樣說。』他回答。我說：『不是有很多人說蘇維埃是蘇兆征同志的兄弟嗎？你何以沒有聽到。」

　　由此可見，辦《工農日報》時，環境異常艱苦，楊邨人怕苦怕死，後來逃跑到上海，作「自白」向反動派表明心跡，被魯迅作為革命小販。《工農日報》同《湖南通俗報》、《上海報》一樣，有普及文化的專門欄目，辦得通俗易懂，適合工農大眾閱讀。

　　但是，湘鄂西中央分局書記夏曦對他的工作並不滿意。在一次會議上，夏曦公開罵他：「謝鬍子是老糊塗。」

　　夏曦和覺哉是老相識，他們同是新民學會會員。大革命時，夏曦的公開身份是湖南省委負責人，覺哉是秘密共產黨員，他只和夏曦、羅邁接頭。應該說夏曦是瞭解覺哉的。夏曦公開罵人，那是因為政治主張上覺哉有很多和夏曦不合拍的地方。

　　經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的教訓，過去對黨內鬥爭毫無思想準備的覺哉，現在開始警覺起來了。他對夏曦在政治上的所作所為越來越不理解，以至他主編的《工農日報》無法適應夏曦「左」傾的需要。

　　一九三二年五月，正當敵人加緊進攻襄北根據地的時候，夏曦卻積極推行王明的「左」傾錯誤，開始組織大規模「肅反」。把人民內部的是非之爭，當作敵我問題來處理，亂抓所謂「改組派」，誣陷和錯誤處置了大批的優秀幹部。特別使覺哉難以理解的是他最瞭解，也是夏曦本人最瞭解的兩位負責人竟被當作反革命分子處置了。一個是毛簡青，湖南平江人，曾留學日本。大革命時期擔任平江縣委書記，一九三一年秋他和覺哉先後派來湘鄂西蘇區，覺哉任《工農日報》主編，他任省委黨刊《紅旗》主編。覺哉十分熟悉他：「簡青同志是一個頗有道德和學問的人，和他在上海同住有一年多，雖出身大地主家庭，有些小資產階級意識，但對於革命大道理完全瞭解，並願意實幹的。」另一個是柳直荀，當時擔任湘鄂西省蘇區財政部長，覺哉在大革命前就認識了他，當時他任湖南省農民協會秘書長。大革命失敗以後，在漢口、上海也看見過他。「直荀同志受家庭教育及社會教育的薰陶很深，律己嚴，為人切，認識了共產黨就貢獻一切為共產主義事業，尤不會有任何反革命行動，是可以以其品質保證的。」但是，這兩位同志卻在肅反運動中被夏曦批准迫害死了，毛簡青是在自己的監獄裡病死的，覺哉記得「有一天跑到他房裡，燈未熄，鋪蓋依然而人不在，旋知因肅反而入獄，但我總想不起他的可疑之點」。柳直荀死時更慘，「一天忽而不見了，初疑因事出發，後知其被捕」③，在周老嘴被自己的子彈槍殺了。覺哉很快認清了夏曦推行王明「左」傾嚴重錯誤給革命職業帶來的危害，對夏曦的錯誤有所抵制。有一次，夏曦在中央處分局一次幹部會議上作了個發言，他在解釋幾位負責幹部為什麼會變成反革命時，說其理由是：「他們為了破壞蘇區而創造蘇區，為了破壞紅軍才創造紅軍」。在回答一些幹部提出的「在戰場上敢於衝鋒陷陣的人為什麼會是反革命」時，夏曦的解釋是：「反革命分子其所以勇敢的戰鬥，表現得對革命的忠誠，正是因為他們企圖更有力地進行反革命。」對夏曦這樣一篇其名其妙和充滿詭辯的所謂講話，賀龍當即表示反對，他十分憤慨地說：「我是一個革命軍人，不懂得那些高深的理論，不懂得今天說這個『右派』，明天說那個『右派』。我只知道，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應當把槍口對準敵人。」並說：這種解釋是奇怪的理論。覺哉也理所當然地不贊成夏曦的觀點。因此《工農日報》開始沒有刊登夏曦這篇講話。夏曦對此極為反感。在他的幾次追問之下，覺哉不得已，才將其刊登出來。也就是因為這件事，夏曦指責他思想「一貫右傾，辦報不知出了多少錯誤」。

　　當然，儘管覺哉對夏曦執行王明左傾錯誤反感很大，但是由於他所處的地位的限制，他不可能象賀龍那樣公開批評夏曦，只能在一切可能的範圍內進行有限的抵制和鬥爭。即使這樣，夏曦也沒有放棄對他的迫害和打擊。一九三二年九月湘鄂西根據地淪陷前夕，在夏曦內定的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改組派」的名單中，有覺哉的名字，不久根據地完全失陷了，在敵人的清湖中，覺哉不幸被捕。正因為這樣，他才得以從這份「名單」中「漏網」。

　　後來，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七日，覺哉用詩真實記錄了這段史實和他在這場鬥爭中表示的立場。詩曰：

　　「好人」不比「壞人」賢，一指障目不見天。
　　昧盡良心橫著膽，英賢多少喪黃泉。
　　愚而自用成光杆，偏又多猜是毒蟲。
　　一念之差成敗異，教人能不戰兢兢？
　　自殘千古傷心事，功罪忠冤只自知。
　　姓氏依稀名節在，幾人垂淚憶當時？
　　黑名單上字模糊，漏網原因是被俘。
　　必須自我求團結，要防為敵作驅除。

　　③ 以上均引自1945年1月9日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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