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覺哉傳主編《紅旗》和《上海報》

主編《紅旗》和《上海報》

　　第五章從上海到洪湖蘇區

　　主編《紅旗》和《上海報》

　　一九二七年冬，覺哉到了武漢，即同先期從長沙來到武漢的徐特立一起編印中共湖北省委辦的《大江》報。《大江》報原是鉛印四開報，後改為八開的油印小報，主要內容是宣傳革命形勢和任務。

　　當時，汪精衛同蔣介石同流合污，摧殘革命，武漢一片白色恐怖。一天，夏明翰找到謝覺哉的住所，對他說：「省委機關多被破獲，許多同志不知下落，我每天在街上亂走，望碰見人。」覺哉十分關心他的安全，問他：

　　「住在哪裡？」

　　「東方旅舍。」

　　「東方穩便嗎？」

　　「有一個茶房是裕泰的，他認識我，他說住在他那裡只管放心」。夏明翰回答。

　　裕泰是省委分設機關，早幾天，已被敵人破壞了，明翰不知道。覺哉馬上說：「危險，趕快搬！」夏明翰說，「是的，我正在計劃搬。」他問熊瑾玎、徐特立住在哪裡，覺哉告訴了他。翌日，覺哉至瑾玎處等他不見來，第二天又去等，周酉村說：「今早殺了人，口號喊得很響。」覺哉心裡大驚。第三天看報，槍斃了一批共產黨員，頭一名即夏明翰同志。覺哉不禁愴然歎息：「多麼可惜呵！」

　　不久，謝覺哉來到上海，中央決定由他主編黨中央機關刊物《紅旗》。

　　在這之前，覺哉有一次秘密的瀋陽之行。這次組織上交給他一個特殊任務，要他作為中央代表到瀋陽接收地下省委。但是，這個任務沒有能夠完成。因為地下省委被破壞了。但卻得到了一個意外的收穫：在瀋陽一家日文書店裡，他買到了一本日文版《列寧主義十二講》。覺哉後來回憶說，他買到這本書後，當時頗有「如獲至寶」之感。他不懂日文，依靠同時買到的一本《日漢詞典》，硬是把這本書啃懂子。讀這本書是覺哉在思想上的一次飛躍，他認識到大革命失敗的原因，主要是沒有掌握槍桿子，沒有政權。後來他不止一次地說：「大革命時，我雖然認識了黨，準備以身殉黨的事業，但對馬克思主義一點不知道。失敗了，不知道怎樣失敗的。路沒有錯，要革命、革命能成功，是肯定的，怎麼革法，就很模糊。讀了《馬列主義十二講》，才知道原來有這麼一些道理，中國大革命失敗的經過，列寧同志似乎早已預見到了。為什麼這樣的書，中國見不到一本？！」①

　　通過對這本書的學習，覺哉的馬列主義水平提高了一大步。由於結合實際學習，這才真正領悟了馬克思主義的許多道理。後來，他辦報刊時就是宣傳這些道理，以揭露和打倒國民黨反動政權為目的，高屋建瓴，把報刊辦得鮮明有力。

　　《紅旗》是當時的黨中央機關刊物。由黨中央宣傳部具體領導，為了解決《紅旗》出版發行中的一些具體問題，覺哉決定去找中央出版部負責人毛澤民。②

　　幾天後的一個上午，覺哉身穿藍布馬甲，腳穿一雙家裡做的布鞋，來到了上海大通裡的一棟普通三層樓房前。他輕輕地敲門，開門的是位女青年。個子不高，樸素大方，但從她的臉上卻看不出明顯的表情。

　　「你找誰？」

　　「這裡有一位姓楊的先生嗎？」覺哉用一口較重的湖南話問。

　　「你貴姓？」

　　「我姓謝，是楊先生的老鄉。」

　　「啊！」女主人似乎馬上明白了，臉上露出甜甜的笑意。

　　「我叫錢希均，楊先生有事外出了，要到十二點半才能回來，有什麼事我可以轉告。先進屋吧！」

　　在特務、密探橫行的恐怖歲月裡，尋找一個自己的同志要冒多少風險啊！覺哉和錢希均的心裡都踏實了。

　　這裡就是中共中央發行部的秘密機關。這位叫錢希均的女青年是毛澤民新婚不久的妻子，「楊先生」就是毛澤民。她是中央的交通。覺哉主編《紅旗》的事，錢希均前幾天在去機關時，中央組織部長周恩來曾當面交待她，要轉告毛澤民同志：有一個從湖南來的姓謝的老同志，很有辦報經驗，要到出版部談有關《紅旗》的出版問題。並談到有關他的住房問題、聯絡問題、出版計劃，都由毛澤民考慮辦理。

　　覺哉進屋坐下，他們很快就認真地交談起來。覺哉說，這次來上海，中央分配他的任務是恢復《紅旗》的正常發行工作，他想瞭解—下《紅旗》目前的發行情況以及存在的問題。他說他設想了一個方案，準備每月出版兩期，月中和月初出版，不知印刷上的工作能否忙得過來。稿子由他負責寫，但每期要求校對三次，初校和複校由工廠負責，最後的清樣由他最後校定。他還詢問了國民黨的「郵檢」情況等等。錢希均當即回答了她所知道的情況，同時不由得暗暗敬佩這位老同志的負責態度和細心精神。

　　中午，毛澤民回來了。毛澤民是毛澤東的大弟，和毛澤東十分相象，魁梧高大的身材，長方形臉龐，寬闊的前額，—雙智慧的大眼。他們已經是老相識了，—九二四年同在毛澤東創辦的自修大學任教。這次見面，患難相逢，兩人高興得擁抱起來。

　　「你總算活下來了！」—陣沉默而後，毛澤民才問第—句話。

　　「革命沒成功，死不得啊！」覺哉以幽默而又輕鬆的口氣回答。

　　毛澤民叫錢希均多弄點湖南家鄉菜招待客人。他外衣沒脫，就把覺哉拉到桌邊，親熱地攀談起來。

　　覺哉介紹了自己幾經周折，輾轉尋找黨組織的情景，「馬日事變」以後，他和長沙某秘密印刷廠的一個叫鄭伯翔的工人一道離開長沙，鄭年輕，他化裝成鄭的母舅，在鄭家住了—段，又住到鄭的一位柳姓親戚家。介紹到這，，覺戰插了一段寄居柳家的插曲：柳家主人是個秀才，自稱善相。他說據他觀察中國不象做亡國奴的樣子。這位柳先生按著還相了他，說：「你不曉得發財，兄弟命差，有兄弟也得不到幫助，不會遭危險，壽可至六十四歲。」

　　「難怪你死不了，原來你還沒到死的時候！」毛澤民又一陣爽的笑聲。

　　覺哉繼續談到「馬日事變」兩個月後，也就是中央「八·七」會議以後，他秘密回到長沙，情況一點也沒有好轉。當時，中央改組了湖南省委，由彭公達任省委書記，毛澤東以特派員身份回湖南領導秋收起義。毛澤東於八月十二日來到長沙，省委於八月十六日在北門外沈家大屋召開了一次秘密會議，夏明翰、易禮容和他都參加了，會議討論了武裝鬥爭問題。會後，毛澤東提醒大家：這麼多人住在一起，敵人來了，會一網打盡。毛澤東當晚搭車去安源，覺哉立即轉移到另一朋友家。由於敵人搜捕很緊，只好離開長沙。後又談到夏明翰犧牲的情況，覺哉沉重地說：「明翰是因叛徒出賣，不幸犧牲的。」

　　毛澤民深有感慨地說；「是啊，革命的道路是艱難曲折的，我們過去付出的代價太大了。今後可能還有彎路，但是要儘量少走一些。」

　　接著，他們討論了出版《紅旗》的一些具體問題。從此，覺哉開始致力於《紅旗》的主編工作。

　　《紅旗》為了發行方便，開始是刊物型的，後來才改為四開報紙型的。每月出版兩期，任務極其繁重。而在當時的險惡環境下，又不允許有很多人做採訪和編輯工作。採訪、編輯、校對都是他，他一個人就等於編輯部。毛澤民夫婦在法租界給他找了一間不大的房間，除了一張桌子、一把籐椅外，幾乎沒有什麼東西。

　　他每週把選題計劃送給毛澤民看，但不去印刷廠，以免暴露身份。為了使文章能有的放矢，深入淺出，讓工人看懂，他經常到工人群眾中採訪。錢希均在後來的一篇回憶錄中介紹了覺哉當時的工作情景：「我常常到他那裡去取稿子和送審校樣，總是見他伏在桌子上寫東西或看書，有時忙得連做飯的時間也沒有，肚子實在餓了才到馬路上去吃碗『陽春麵』（即清湯麵），或買兩個小麵包帶回家來吃。他自己過得很簡樸，卻很關心印刷工人的生活。每次我去工廠，他都要詢問這些事，要我一定想辦法把工人同志們的生活安排好，多組織他們學習，加強保密工作，要防止特務的破壞和國民黨當局的搜查。他經常把瞭解到的敵情告訴我們，提醒我們警惕，以保證印刷廠的安全和《紅旗》的正常出版。凡是和謝老在—起工作的同志，都被他那種忘我的精神所感動。」

　　由於覺哉的努力，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日，《紅旗》開始和廣大群眾見面了，覺哉除編輯稿件外，還親自撰寫了很多重要文章。如《國民黨的國防》、《國民黨與鴉片煙》、《國民黨之所謂對日交涉》、《國民黨的屠殺成績》、《立法院與秦始皇》、《錢也要，命也要》等等。這些文章除揭露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外，更大量的是抨擊國民黨背叛革命的無恥罪行。揭露國民黨對外賣國、對內壓迫人民的反動政策，並鼓動人民起來打倒國民黨，建立工農自己的政權。文章內容豐富，樸素易懂，以小見大，擊中要害，很富於戰鬥性，在廣人群眾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九三〇年初，黨中央決定創辦秘密出版公開發行的《上海報》、這是一種四開的報紙，報社設在滬東膠州路的一棟小洋房裡。覺哉被調到了這裡。《上海報》的主編是李求實。覺哉擔負了極其重要的日常組織領導工作。報社一共六個人，除覺哉外都是二十多歲的青年，他們稱覺哉為「阿叔」，以此作為掩護。

　　這張報紙創刊不到一年的時間裡，改了六次名。轉入秘密發行後，送報人及特務員先後被捕的有十人，判刑最重的為八年徒刑，最輕的也有數月。賣報人先後被捕的有八十多人，最多的罰三十元，監禁兩周，最少亦罰五元。一發現賣《上海報》的，反動派走狗上去就是毒打一頓，有的被打得奄奄一息。謝覺哉也曾險遭逮捕。一天，組織上通知他到南京路參加一次遊行示威，並分配了他擔負散發傳單的任務。他帶著一包傳單按時到達南京路，在先施公司附近走來走去，沒有看見一個熟人，街上行人似乎比以往多了一點，他正在留神觀察周圍環境，忽然聽到一聲爆竹聲響，人群中立刻響起一片口號聲，傳單象雪片似的撒落在馬路邊和人行道上。他趁機想立即行動，猛然有人抓住他後面的衣領，一把搶去了腋下那包尚未來得及散發的傳單。他被捕了，押到巡捕房後，偵探審問：

　　「你是幹什麼的？」

　　「我是教書的。」覺哉鎮靜地回答。

　　「教什麼書？」

　　「教『人之初』，教『百家姓』，『教孔子、孟子。」

　　偵探要覺哉背誦幾段孔孟的書聽聽。覺哉這時不慌不忙地大聲唱起來，儼然象個教私塾的老學究。

　　偵探繼續審問，

　　「你知不知道共產黨？」

　　「知道，共產黨就是國民黨。」

　　「這是誰說的？」

　　「是孫中山在三民主義上說的。」

　　偵探又指著那包傳單質問覺哉：「這些東西哪裡來的？」

　　「是馬路上揀來的，我看這樣好的紙丟了可惜，拿回去給學生練字，填紅。」覺哉回答。

　　偵探半信半疑，給覺哉一支鉛筆，要他寫個名字看看。覺哉接過鉛筆，象握毛筆那樣東寫西畫，好久也沒有寫出一個像樣的字來，反倒把紙劃破了。偵探等急了，一把奪過鉛筆，在他屁股上踢了—腳，大聲吼道：「給我滾出去！」就這樣，覺哉從從容容、不緊不慢走出了老閘巡捕房。

　　《上海報》處境這樣困難，但仍是封了辦，辦了封，再封再辦。所以能堅持下去，主要是有廣大工人、群眾的支持。這張報雖是四開小報日刊，但卻宣傳了許多重要內容，及時反映了城市工人鬥爭，大膽揭露了國民黨的暴政；經常報導紅軍武裝鬥爭消息等等。

　　《上海報》當時在群眾中的影響是很大的，起到黨報不僅是集體的宣傳者與鼓動者的作用，同時又是一種集體組織者的作用。正如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六日《紅旗》第十七期所指出的：「我們的《上海報》成了上海工人階級之唯一的讀物，成了上海群眾中的權威，久已使上海統治階級嚇得發抖。在發行方面雖然受盡了最艱苦的壓迫，但終於不能阻止我們《上海報》的發展。」

　　一九三〇年八月，《紅旗》與《上海報》合併，定名《紅旗日報》。

　　第二年，覺哉調上海互濟會，繼續做黨的秘密宣傳工作。

　　① 1941年4月13 日《自傳》。
　　② 以下所寫具體會見過程，參見錢希均所寫《不朽的老戰士》一文，載《懷念謝覺哉同志》一書湖南人民山版社1980午5月版。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