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覺哉傳在大革命的洪流中

在大革命的洪流中

　　一九二六年五月，北伐戰爭開始了。葉挺領導的獨立團首先從廣東北上升赴湖南前線。

　　當時，湖南的省長趙恒惕在傾向國民革命的唐生智逼進長沙時宣佈下野，但全省的絕大部分地區仍在直系軍閥吳佩孚的控制之下。特別是趙恒惕的部屬，由於趙恒惕的下野出現了複雜的情況，有的死心塌地擁趙，有的則站在十字路口徘徊觀望。

　　湘軍二師師長賀耀祖就是一個在十字路口徘徊觀望的人。國民黨省黨部決定覺戰去爭取賀耀祖加入北伐的行列。覺哉接受了這項任務。他同賀耀祖是同鄉，又是個人情誼頗深的朋友。這天一見面，覺哉就單刀直入地問：

　　「趙恒惕假自治之名，行割據之實，已被趕走。師長是帶兵的，對今後局勢的發展有何高見？」

　　賀耀祖回答說：「我想蔣介石現在不會出兵北伐。」

　　覺哉接著說：「要求北伐已是全國上下的一致呼聲，軍閥不除，國無寧日，可謂國人皆曰殺。」

　　賀耀祖回答：「我反復想過，即使北伐，勝利的機會已經過去了。北伐應在國民軍未放棄南口時，直奉南北受敵，才有勝利的機會。」

　　覺哉繼續發問：「你能肯定北伐真的沒有勝利的希望？」

　　賀耀祖毫無信心地估計：「是的，我估計廣東最多只能出兵六萬，運輸又不便利，吳佩孚有兵幾十萬，又握有鐵路、輪船。」

　　覺哉勸他：「師長未必忘了誰是正義之師？！古人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國民革命軍有全國民眾的廣泛支持。」

　　賀耀祖沉默不浯了……

　　作為朋友，覺哉建議他：一要以民族大義為重，擁護北伐軍，二要相信北伐必能成功。

　　又經過一、兩個小時的分析、說服，賀耀祖終於同意了覺哉的看法。但是，賀耀祖在政治上畢竟因缺乏遠見而優柔寡斷，仍不敢宣佈擁護革命軍北上。覺哉覺得此事重大，不能強求於人，臨別時說了一句：「時不可失，希望師長不要錯過時機。」

　　直到兩個月後，北伐軍攻克長沙，當賀耀祖親眼看到「勝利事實」，他才終於帶著部隊自動參加北伐。

　　後來，賀耀祖說過：「我參加北伐晚了兩個月，可惜未聽覺哉的話。」這是肺腑之言。

　　國民革命出乎意料地迅猛發展。一九二六年六月中旬，葉挺部隊進入湖南，接著於七月十二日攻克長沙。國民黨開始公開活動，隨即國民黨湖南省第二次代表會議召開。覺哉在這次會上被選為湖南省黨部常委，工人部長、黨校秘書長。此時覺哉是以國民黨左派面目出現，只和中共湖南區委負責人李維漢，夏曦兩同志單獨聯繫，不參加我黨黨內生活。

　　一九二六年，北伐軍打下長沙後，共產黨的活動轉入半公開狀態。中共湖南區委派覺哉主編《湖南民報》。這個時期，工農運動蓬勃發展，《湖南民報》大量刊載湖南工農以及各界民眾直接支援和參加的北伐戰爭的報道，同時不斷刊登各縣農運蓬勃興起、農村革命深入發展的消息，並深刻揭露農村反革命勢力糾集舊民團反攻倒算，瘋狂逮捕、殘殺農民的罪行。覺哉辛勤地工作著，「每赴開會等人的時間寫社論」⒄，以「見心」為筆名，發表了不少文章，揭露反動勢力的兇殘面目，鼓動工農大眾群起而攻之。最突出的是揭穿「左社」事件的真相，同國民黨右派劉嶽峙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一九二七年初，蔣介石醞釀反革命叛亂時，湖南國民黨右派十分囂張，省黨部農民部長劉岳峙組織了一個所謂「左社」，實際上是一個極右派組織，他們揚言要改組省黨部，在報上公開發表他們保護地主階級利益的所謂農民運動綱領，污蔑農協人風員為「地痞流氓」，要農民和地主」聯絡感情」主張國民黨「管轄」各農民協會。劉嶽峙的這一計劃得到反革命分子的喝彩和部分中間分子的擁護，社會上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也誤以為「左社」是進步組織，有人上當受騙，加入了「左社」。覺哉對劉嶽峙的所作所為進行認真調查研究以後，立即撰寫和組織文章，在報上揭穿劉嶽峙的陰謀，並且把這些文章連同曾三等同志寫的文章一併發表在新創刊的《民權》週刊上，這些文章使那些受騙的青年很快認清「左社」名左實右的真面目，使得「左社」迅速瓦解。這樣做，對當時從輿論上打擊國民黨右派勢力起了先導作用。

　　不久，吳佩孚在北伐軍的強大攻擊下，被迫從岳陽退出湖南，覺哉聞訊，立即借吳佩孚自吟「洛陽親友如相問」之句，在《湖南民報》上發表了一首詩：「白日青天盡倒吳，炮聲送客火車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雄心在酒壺。」詩中既表達了覺哉對勝利的喜悅，又隱喻著對失敗者的無情嘲弄。他還以「見心」的筆名在報上發表《試猜猜吳佩孚下場》的短評。

　　由於《湖南民報》旗幟鮮明地反對軍閥，擁護革命，抨擊腐朽落後的勢力，支持工農運動，同人民的鬥爭息息相關，受到民眾的普遍歡迎，讀者爭相傳閱，報紙銷到七八千份，成為湖南省有報紙以來影響最大的報紙之一，對湖南地區的革命運動，起了極其重要的推動作用。

　　當時，《湖南大公報二十周年紀念特刊》一書中，曾發表文章《過去之湖南新聞事業》，文中談到：「一九二六年七月，《湖南民報》出版，極力為共產黨張目，是為長沙新聞界之彗星。」

　　在大革命的洪流中，覺哉還作過一項特殊的工作，這就是他最早嘗試運用法律武器同敵人進行鬥爭。一九二七年一月，湖南省成立了審判土豪劣紳的特別法庭委員會，這是農民運動高潮時期專門鎮壓土豪劣紳的革命司法組織。特別法庭委員會的委員由省政務委員會任命，覺哉是委員之一。他運用革命法律，排除各種干擾，堅決鎮壓了一批罪大惡極的土豪劣紳。當時寧鄉有個團防局長名叫楊致澤，此人作惡多端，民眾怨聲載道。覺哉和王淩波、姜夢周等人為了除掉楊致澤，即向當時的省政府主席唐生智推薦文經酉出任寧鄉團防局長。文曾是同盟會會員，他受命後馬上到寧鄉上任，楊致澤拒交槍支印信，文經酉當即將他逮捕，並根據《湖南省審判土豪劣紳特別法庭暫行條例》，準備處以極刑，但是楊致澤仗著自己是湘軍一個重要頭目的妹夫，有恃無恐，公開聲稱：「我是十八爺在大溈鎮是一副石磨，你們這些螞蟻是抬不動的。」果然楊由甯鄉押解長沙後不但沒有伏法，而且被政府的要員保護起來。民眾對此極為不滿，覺哉聞信後也非常氣憤。早在一九二四年四月，他就在《湘報》上發表過《寧鄉縣大溈鎮團防局之黑暗》一文，文章揭露的團防局長就是楊致澤，指出楊「當團防局長六年，擅用權威殺人四五百之多，且多數是冤屈者。」為了支持人民堅決殺楊的要求，覺哉立即從兩方面發揮作用；一是繼續在《湘報》撰文揭露楊致澤的罪行，大造楊犯必殺的輿論。這年四月二十一日，他在《湘報》上發表了《寧鄉大溈鎮團防局之黑暗再志》—文，再次深刻地揭露楊致澤放縱局勇，隨意殺人，指出：「……」楊致澤操生殺大權，在寧鄉沒有賽過他的，就是該局局勇狐假虎威，橫行鄉里，也是聞所未聞。今年正月某日，該局局勇在外辦差，歸時已是夜深，衙門關閉，更夫已入睡鄉。局勇連喊數聲未應，觸動他的無名之火，等到開門，用槍腿把更夫飽打一頓。不久，更夫就死了。楊局長獻洋二十元，局勇杖二十就此糊塗了結……」二是利用自己的合法權力和在社會上的聲望向省政府內的保楊勢力拒理力爭。與此同時，社會上「楊犯必殺」的呼聲也日以強烈。民眾的壓力和覺哉的努力終於迫使當局對楊致澤實行槍決。

　　謝覺哉親自參予處理轟動長沙楊致澤案後，又參予處理轟動甯鄉的彭伯垓案。彭伯垓是甯鄉縣高山鄉的一個劣紳，一貫殘酷地剝削壓迫農民，逼死人命三條，群眾早已恨之入骨。一九二七年初，當地農會宣傳要打倒土豪劣紳，彭伯垓公開抗拒，漫駡農會幹部「要打倒土豪劣糾，先打倒流氓地痞，地痞流氓當了農協會長，農協會是流氓痞子會。」群眾聞之大怒，農民糾察隊當即召開大會，宣佈罪狀，對彭實行了槍決。彭被鎮壓後，當地劣紳兔死狐悲，一面大造「暴民專政」之輿論，一面指使彭的親屬赴省告狀。國民黨右派以及不明真相之人紛紛叫喊；「農民運動過火了」、「暴民專政不得了」，甚至省政府也認為：「這是冤案，應當昭雪」。國民黨省黨部和省政府派省特別法庭委員謝覺哉等到甯鄉處理彭伯垓案。覺哉深入調查彭伯垓的罪行和群眾鬥爭他的詳細經過，後依據革命法律在寧鄉組織特別法庭作出判決：彭伯垓觸犯了《湖南省懲治土豪劣紳暫行條例》第一條九款中的第一（反抗革命或阻撓革命者）、二（反抗或阻撓本党所領導之民眾運動者）、四（殺害人民及縱火決水強姦擄掠者）、五（壓迫平民因而致人有死傷或損失者）款，罪行嚴重，應處以死刑。在作出此判決的基礎上，覺哉—面通過合法團體揭露彭之罪行及彭案之真象，—面又幫助當地政府和農會成立懲辦土豪的特別法庭，完善了法制機構。補判彭伯垓死刑，此案風波便告停息，給國民黨右派以痛擊。同時有力地支持了廣大貧苦農民反抗封建壓迫的鬥爭。

　　覺哉還以滿腔熱忱支持革命者到莫斯科學習，當時，莫斯科中山大學生在中國招收第二期學生五百人。國民黨省黨部決定公開招生，規定中等學校設有國民黨區分部的可選送合格黨員（包括國共兩黨的黨員）應考，長沙各校選送的有二百多人。謝覺哉為主考人之一，他力舉自己當年在雲山學校的學生甘泗淇等入學。赴蘇之前，國共兩黨舉行了歡送會，謝覺哉在會上致詞，他要求留學的學生：「應好好遵守孫總理的『以俄為師』的遺訓，努力把蘇聯的革命理論和經驗學到手，準備將來回國以後，在工作上出一把力。」甘泗淇等經過在蘇聯的深造，後來成為我軍重要將領。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大屠殺。五月十一日，覺哉在湖南國民黨省黨部聯席會上作了《關於鎮壓反革命》的報告，提出對反革命者，須採取嚴厲之處置，其中「傳播蔣介石主張及受蔣介石唆使指揮者按反革命論罪。」

　　很快，五月十七日，夏鬥寅在宜昌發動反革命政變，五月二十一日，許克祥在長沙發動「馬日事變」。在這複雜環境中，形勢雖瞬息萬變，但覺哉的信仰始終是堅定的。

　　「馬日事變」前，覺哉在政治主張上和生活方式上與國民黨要員不同，越來越被當局懷疑是共產黨人。因此，我黨的一位負澤人當時勸他真正退出共產黨，對他說：「你不象國民黨左派，必當退出共產黨才能象，等社會革命時再（回到黨內）來吧！」覺哉堅決拒絕，他說：「我的信仰是馬克思主義，我的組織是共產黨。」

　　「馬日事變」前一天—五月二十日，省委開會時，已通知覺哉離開長沙。覺哉當時仍在國民黨內做秘密工作，身份仍未暴露。他當時的公開身分是國民黨湖南省黨部黨校代理校長。為了不引起對方的懷疑，第二天，他還是去國民黨黨校主持開學儀式，決定等到反革命槍聲響了再走。這天晚上，湖南省委開會分分析了形勢，有的認為情況已好轉，根據是北伐軍在河南打了勝仗，叛變的夏鬥寅師已被葉挺部打垮了。謝覺哉在主持了黨校的開學儀式之後，參加了這次會議。他和一些同志認為反動事變仍有發生的可能，應動員工農武裝準備就地自衛。省委散會時，已是晚上十一點鐘，謝覺哉剛走出省委大門，就聽見了槍聲。覺哉急忙避入一家小攤販家裡，擺攤子的老人驚奇地問：「你這麼晚了還在街上走，不知道一點風聲嗎？又是換朝了！好，你就在此住下。」第二天早晨，覺哉趁硝煙漫天、死屍遍地的混亂中化裝離開長沙，躲在長沙縣東鄉鄭家均家裡（鄭是夏明翰的愛人）。

　　覺哉在一九四三年寫的日記中，回憶了大革命失敗的原因，他說：「一九二七年一、二、三月，我黨和國民黨的軍政矛盾已很緊張了。唐生智部下的某縣長說：『要就是我們走，CP來幹，要就CP走，我們來幹。象現在的情況是維持不下去的……』。党沒有正規武裝，党領導的農民協會已把各縣團防武裝取到手，但黨硬不要，要交給所謂正紳。農民協會自發的勢力有的已控制農村，我們說是『過火』，把農協最積極的人押起。大官無法取得，小官如縣長、局長之類，需要我們去做，而我們說：『共產黨是清高的，不做官』。但是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卻不惜得罪人，硬要行自己的。對於人——反動的人，不知把弱者拉到自己方面來，或使之中立。」「反而去揀弱者打」，「使自己孤立」。

　　大革命的失敗，並沒有使覺哉消沉下去。相反，反革命的屠刀，同伴的鮮血，幫助他擦亮了眼睛，他更堅強了，更成熟了。在離長沙去漢口前夕，他以悼唁病逝的堂弟為名，給家屬和子女寄去一首挽聯：

　　性命等於小埃塵，頻年苦裡愁中，剩下皮囊歸昊土；
　　世界若無大改革，自此生來死去，有何趣味在人間。

　　這首挽聯表達了他立志改造社會的堅定信念和破釜沉舟的決心。

　　⒄ 1914年4月13日《自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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