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覺哉傳主編《湖南通俗報》

主編《湖南通俗報》

　　一九二〇年八月下旬，覺哉在雲山學校度過了第七個寒暑，好友叔衡約他到長沙主編《湖南通俗報》。

　　當時的情況是：國內局勢急劇變化。袁世凱張勳的復辟夢相繼破產，但隨之而來的是封建軍閥互相爭奪，中國如一只破爛的航船在風雨中飄搖。而人民在鬥爭中逐漸覺醒，特別是一九一九年，北京爆發了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接著上海、天津、長沙、濟南、廣州等地的學生紛紛舉行遊行示威，支持北京學生的愛國行動，一場反帝反封建的鬥爭開始在全國範圍內興起。

　　湖南當時是革命最活躍的地區之一。五四運動的前一年，即一九一八年四月，毛澤東、何叔衡、蔡和森等在長沙發起組織了新民學會。這是一個進步青年的革命組織。隨後，毛澤東等同志組織成立了湖南學生聯合會、湖南各界聯合會等進步組織。《湘江評論》也在鬥爭中於一九一九年七月創刊。一九二〇年六月，毛澤東，何叔衡，彭璜、易禮容等又成功地領導了「驅張運動」。湖南的革命運動出現了蓬勃發展的大好朋局面。

　　當時，由於叔衡在「驅張」運動中有重要貢獻，被湖南省通俗教育委員會派為湖南通俗教育書報編輯所所長。編輯所有一張四開的小報，叫《通俗教育報》，它的前身是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後由都督府演說科主辦的《演說報》，一九一四年，改為《通俗教育報》，一九二〇年，又改為《湖南通俗報》。

　　《湖南通俗報》由誰來主編？叔衡立即想到了正在雲山學校任教的覺哉。叔衡認為：覺哉雖然沒有辦報經驗，但是文學根底深，又關心時事，善於學習，於是給覺哉發了一封信。

　　八月三十一日，覺哉離開雲山學校，來到省通俗教育書報編輯所。

　　叔衡委派覺哉做了《湖南通俗報》的主編（當時稱主筆），熊瑾玎為經理，周世釗、鄒蘊真為編輯。當時除覺哉以外，都是新民學會會員。在長沙的其他新民學會會員，如夏曦、郭亮、李維漢、易禮容、姜夢周等也都積極支持這個編報班子。

　　覺哉在報館召開的第一次編輯會議上認識了毛澤東。

　　這是一九二〇年九月初的一天。當時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範附屬小學任主事（相當於校長），他剛組織成立俄羅斯研究會後又籌備組織第十批新民學會會員出國留學，工作很繁忙，叔衡考慮《湖南通俗報》從主編、經理到編輯都是小學教員，全沒有辦報的經驗。因而約請毛澤東一起研究如何辦報的問題。

　　會上，叔衡簡單地講了幾句開場白之後，毛澤東接著分析了湖南政治，社會各方面的情況，明確提出了《湖南通俗報》宣傳的任務和主要內容。他說：「報紙主張什麼，反對什麼，態度要明朗，不可含糊。通俗報是向一般群眾進行教育的武器，文字必須淺顯生動，短小精悍，尤其要根據事實說話，不可專談空洞的大道理。」①會議結束後，毛澤東又走進覺哉的住房，相互進行了簡短的交談。雖然是初次見面，但是相互之間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覺哉當時三十六歲，矮敦結實的個子，清秀的面龐，嘴上留著濃密的八字鬍須，說話慢條斯理，雖然有時還不免帶點「之乎者也」的舊文人氣態，但是整個舉止言談顯得睿智謙和，誠實可信。毛澤東對他的這個印象一直繼續到後來的漫長歲月。至於覺哉對毛澤東的印象，由於叔衡多次講過「毛潤之是個了不起的人物」，因而早就對他產生了仰慕之情，這次相識，更加深了印象。

　　覺哉後來回憶當年的情景時說：「一九二〇年八月，一個炎熱的日子，我在湖南省城通俗教育報的報紙編輯會議上初次看到毛澤東同志，當時，湖南剛趕走張敬堯，何叔衡同志任通俗教育館館長，約我去編通俗報，我歷任小學教員，見聞不廣，沒有編過報。毛澤東同志的發言，我還不能全部領會。會後，毛澤東同志到我的房裡坐了一會兒，才會面，談話不多，但他那謙虛與誠懇的態度，簡要的語言，給我印象很深。」②

　　覺哉接受了毛澤東提出的辦報主張和眾人所議，按照實際鬥爭的需要，對《湖南通俗報》從內容到形式都作了很大的改革，把報紙辦得觀點鮮明，通俗易懂，有力地揭露了湖南新軍閥譚延闓、趙恆惕虛偽面目及其政權的反動本質，傳播了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識，變成了宣傳新民學會革命主張的進步報紙。對湖南當時的政治、思想和文化運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辦報期間，覺哉親自動手，寫了大量文章，據目前發現的四十多張報紙看，每天多則三篇，少則一篇（不署名的或改寫的除外），各版都有，形式多樣，有小評論，小說等等。當時，皖系軍閥張敬堯被趕走以後，官僚政客譚延闓相繼當上了湖南督軍和省長。趙恒惕把譚延闓擠走以後，利用湖南人民渴望脫離南北軍閥紛爭，保持一個相對安定的心理，接過譚延闓的「湘事湘人自決」的口號，以「地方自治」為名，對南北兩方保持中立，實際是以此鞏固自己的軍閥專制。所謂「地方自治」只不過是—種騙局。毛澤東當時「不贊成採取籠統的反對態度，也不贊成消極抵制態度，而主張採取積極態度，參加到『自治』運動中去，利用矛盾，進行鬥爭，啟發民眾，揭露統治者，盡可能地擴大民主因素」③。覺哉按照毛澤東這個意見，利用《湖南通俗報》大力宣傳真正的民權思想，啟發民智。趙恒惕本來是想真戲假唱，《湖南通俗報》則逼著他假戲真做。覺哉在《自治是我們的權力，也是我們的義務》—文中說：「我們實行自治只是從強盜手裡奪回原贓，因為我們管自己的事，本是自己的權力。」又在《公民資格》一文裡，就當時對公民權利的不合理限制，如財產、學歷、經驗等問題提出質問道：「國家是人人有份的……為什麼國家的政事，卻只許一部分發財的人去干預？他們既有錢，又有勢，望他們替貧民來說話，自然很難，世上不平等的事，孰甚如此。」關於學歷的限制，覺哉質問道：「現在湖南三千萬人，在國民學校畢業的有幾多，在高等小學畢業的有好多？況人有好歹，本不在畢業不畢業，幾多鄉里老伯，本不是去應國文科學的考試，又何必去管他畢業不畢業，識字不識字？」文中最後得出這樣的結論：「要實行貧民政治，就要打破公民資格種種限制……不然，口裡只管喊湖南三千萬人，其實只能與問政事的不過百分之幾，那就很犯不著！」在《我所希望於審查員的》一文中，覺哉對「審查」這部「自治根本法」的各縣代表說：「賢人政治是已經破了產的……少數人替多數人謀利益，決不如多數人自謀。所以，我們所希望的『治』，要以平等的眼光看待人民，使人人都有發展自治能力的機會，集合人人的自治能力以為政府的自治能力。」覺哉這些精闢的論述對譚、趙的偽裝「自治」是深刻的揭露，對群眾是很好的啟發和教育。

　　同時，覺哉還利用《湖南通俗報》，大膽揭露帝國主義的侵略陰謀和軍閥官僚的罪惡。覺哉在《到底誰是過激派》一文中指出：「今人稱『過激派』是指俄國的勞農政府，他們的辦法是要人做工，才有飯吃，不准哪個多占些，不准哪個吃閒飯，算是最和平的政策，偏偏要喊『過激派』！中國的軍閥，天天持刀殺人，卻天天在那裡恨『過激派』，我看『過激派』並不過激，只是怕過激派太過激了一點咧！」真是一針見血之論。在揭露帝國主義侵略和軍閥罪行的同時，報紙還注意報道蘇聯和各國革命運動，對國內各地的工人運動也作了含蓄的宣傳。

　　覺哉還注意利用《湖南通俗報》批駁各種錯誤思想和社會陋習，促使人們從彷徨中覺醒。覺哉在《沒事可做，還是沒去做事》一文中寫道：「現在湖南人有智力的、有體力的、手段最強的、志願勃發的，都集中都市來找事做，一考究他的內容，只想做因襲的事，不想做創造的事，只想做不費力分利的事，不想做賣力生產的事；只想做政府扶植的事，不想做社會特創的事……事要做才有，不做是沒有事的。我願湖南能夠做事的人回轉頭來，各憑自己的能力去創造事業，小的個人去做，大的合力去做，做出一些事來，然後人不要去找事，事自然來找人。切莫怪現在沒有班做，要曉得我們實在沒去做事。」這段寓意深刻的話，對當時許多在十字街頭彷徨的青年，是有力的啟迪和指引。

　　當時勞工神聖，婦女解放，文學革命，民眾聯合，反對吃人的封建禮教，反對貪官污吏，反對軍閥等問題，是張敬堯反動政府懼怕在報刊上宣傳的，《湖南通俗報》卻為此而大聲疾呼。為了辦好這個報紙，覺哉自己更是身體力行，忘我工作。他的一封加信真實地記錄了工作的緊張情景：「我早這裡每天的事業不少。早晨六點多鐘起床，洗面呀，操八段錦呀，差不多要點多鐘。八點鐘時吃早飯，吃飯之後，就要做報，要到十一點才完工，最後看幾十分鐘報再吃中飯。吃中飯之後，或者要到學校裡去上課，我在修業學校教了幾點鐘書，或者在屋裡看書，或者看外面來的信，或者自己寫信，下午算是閑一點。點燈後要預備明天的稿子，或者自己做點文章，大約要幾十分鐘。」

　　這張小報在張敬堯統治時期登的都是省政府粉飾門面的東西，每天除登載政府的一些文告和空洞無物的演講、評論外，從內容到形式都沒有引人注目的地方，因此，很少有人願意看。覺哉主編後，《湖南通俗報》成了一份有鮮明政治見解的報紙。每期四開四版，一週六次，為了做到鮮明、通俗：一、開闢了深入淺出、針對性強的各項專欄，一版有「時事講演」，以群眾所關心或者所熟悉而不瞭解的問題出發，寫成可供演講用的深入淺出、一目了然的文章。論古說今，啟迪民智。三版有「社會調查」，調查的範圍很廣，工農兵學商，無所不包，涉及人民生活的各個方面。有理有據，令人心服。宣傳科學知識的「新知識」、「新字課」，在於普及文化。總之，從各個方面吸引讀者。二、尖銳潑辣，針貶時弊。每期都登有「小批評」，評論時政，文章不長，約三四百字，寫出了讀者想說而不敢說的話。這些小評論同群眾生活關系緊密，顯得報紙很有生氣。三、文章短小，語言生動，版面小，文章多，言之有物，辦得琳琅滿目、豐富多彩。四、形式多樣，為群眾所喜聞樂見。多用舊兒歌、舊諺語加以發揮，舊形式，新內容，舊瓶裝新酒，易於為群眾所接受。如：

　　「破鼓亂人打，牆倒眾人推。」

　　批：中國有鼓破牆倒的樣子，日本便是打鼓推牆的主使的人。

　　「十裡無賢人，是塊野地。」

　　批：怎樣才能夠使到處有賢人，還是靠教育呵！

　　總之，謝覺哉主辦《湖南通俗報》，在「通俗」二字上下許多功夫，盡可能用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結合當時國內的形勢和本省鄉土的特點，卓有成效地宣傳新思想新文化。

　　該報及時刊登毛澤東的文章。覺哉後來回憶說：「接到他的自濱湖各縣寄來的通信，好優美的文章，為我們從來所未見過的，我總是把它刊在報上顯著地位」④。

　　報紙的社會影響日益擴大，發行量大增，由幾百份增加到六、七千份，不但工人，市民愛看，農民也有訂閱的，中小學還把它作為課外必讀之物。據覺哉日記記載：「一九二一年六月十二日下午，船山學社開遊藝會，當場零售《湖南通俗報》八百多份。」當時，在寧鄉縣雲山學校任教的王淩波曾幾次給覺哉寫信要求增訂《湖南通俗報》，並說：「貴報銷數寧鄉較多，此乃貴館諸先生評論正直，剪裁適當，甚合社會需要……此間學生閱報，以通俗評論及中外新聞為最感興趣，講演集甚好，此間二十一、二班學生已經純粹為教本。」⑤

　　趙恒惕他們對於這張報紙在社會上的影響惶恐不安，驚呼「湖南風氣之壞，壞就壞在通俗報上。」「政府自己辦的報紙專門罵政府，本是教育民眾的《湖南通俗報》，變成了宣傳『過激主義』的刊物，真是豈有此理！」一九二一年六月十一日趙恒惕政府即以「宣傳過激主義」的罪名，撤了何叔衡通俗教育館館長之職。六月十五日，《湖南通俗報》被迫停刊，六月二十八、二十九日，新所長龔心幫帶一批人入所。隨即，覺哉的總編輯的工作也因此而結束。

　　《湖南通俗報》停刊了，毛澤東評價說：「這一年的《湖南通俗報》辦得很不錯。」⑥覺哉離開了報館，但是他並沒有因此而中斷社會活動，而是更為熱情，並在社會活動中「繼續《湖南通俗報》精神」。⑦

　　① 見周世釗《湘江的怒吼》。
　　② 1952年7月1日《第一次會見毛澤東同志》。
　　③ 李維漢《回憶新民學會》。
　　④ 《第—次會見毛澤東同志》。
　　⑤ 《甯鄉人民革命史》。
　　⑥ 周世釗《湘江的怒吼》。
　　⑦ 1921年6月8號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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