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門內外(4)_蕭乾

校門內外(4)

　　1930年我在燕京讀書時，曾給東大地的洋教授推過草坪，看過娃娃，還為新聞系疊過一份份的《燕京新聞》。

　　1933年重回燕京，就開始靠為沈從文主編的《大公報·文藝》寫小說來維持了。畢業前的一年，要寫論文《書評研究》，我就隨寫隨一章章地發表。我的大學就是這麼混過來的。當時，燕京有由馬鑒先生主持的學生輔導委員會，它對我就是職業介紹所。

　　我的轉學並且從英文系改到新聞系，是經過認真考慮的。人過二十歲，總會不斷思考此生要幹些什麼。我在十六歲上就已決定走文學的道路了。然而這只是個大方向，我還在考慮幹什麼職業，我不想靠投稿為生，那太不穩定。英文系畢業，只有去教中學英語。我雖然教過幾次書，但我並不想再去教。因為年年教一套課本；太單調。自然更由於我那時對到處跑跑發生了興趣，什麼職業最能為我提供旅行的機會呢？只有幹新聞這個行當，既可以為走南闖北提供條件，還有供我發表作品的園地。我心裡從一開始就很清楚：新聞這個職業只是為我廣泛接觸人生的手段，文藝創作才是我的鵠的。

　　我早年嘗盡了貧窮之苦，也目睹三堂兄失業後靠典當為生的狼狽。我不想再重複那種遭遇。然而我更不想為了三斗米去幹我所不願幹之事——譬如做官兒。那陣子，傅作義就曾通過先師吳文藻要在內蒙（綏遠）給我個小官兒做做，我倒也很想深入一下我的老家，寫寫牧民，然而一聽說非得當官兒，並且還得人國民黨，就堅決謝絕了。

　　其實，我並不認為新聞學有多少可學的。課程表上我只希罕埃德加·斯諾所教的「特寫」，其他如廣告學、採訪術，我都時常曠課去旁聽英文系的「小說」（包貴思）和「文學批評」（謝迪克）。

　　我這輩子早年寒苦孤單，中年（1957年起）屢遭厄運，但青年和晚年卻都十分幸運。1933年同斯諾由師生成為摯友，對我一生也是一大關鍵。我從他在課堂上所講的得到莫大啟發，使我堅定了當一名旅行記者，並且用文藝筆法寫新聞特寫的決心。同時，由於當了他的助手學到許多工作方法。斯諾在燕京只教了兩年，而那也正趕上我在國內最後上的兩年大學。我們不僅在課堂上見面（他第一天上課就宣佈「我不是來教而是來向你們學習的」，他不是故作謙遜，而是真正反映了他虛懷若谷的為人），更多的時間我都泡在海澱軍機處八號他的家裡。我（後來又拉上楊剛）幫他編譯了英語世界第一（？）部現代中國小說集《活的中國》。有一陣子我們三人（還有斯諾那位喜歡搶話的海倫）湊在一起談論並爭論。畢業之後，我們的關係延續了多年，在上海，在巴黎，都碰過頭。五十年代初，倘若他能來北京，本來我們還可以再見一面的。怎奈他由於在美國《星期六評論報》上寫了兩篇文章預言解放後毛澤東終有一天也將像鐵托那樣向斯大林挑戰而不允訪華。六十年代，當他的預言果然實現，重訪中國時，我已在柏各莊農場勞動了。從他的《大河彼岸》一書中我得知他曾在作協宴會上向東道主老舍問過我的下落。回答是：「他正快活地在一家國營農場勞動哪。」並且告訴他：「蕭乾對寫作已經沒興趣了。」

　　他在書中說，他是帶著懷疑聽取那個答覆的。

　　在燕大那兩年，我還結識了教美學和文學批評的謝迪克。我一向怕讀抽象文字，還把藝術理論視為畏途。他卻把我引入那個領域，在審美方面給了我啟蒙和指引。有一陣子我也迷上了亞理斯多德以至十九世紀英國一些美學家如配特。謝迪克和斯諾同樣有一種富於魅力的教學法。首先，他同學生站到平等地位，不居高臨下。其次，他啟發而不灌輸，引導而不強迫。在班上，他總想法引起些爭論——爭得越激烈，他越興致勃勃。

　　很快我就同他結下友誼。課餘除了斯諾那裡，我常去的就是他的家。他有位漂亮的白俄太太，他還有一副好嗓子。在每天必舉行的《彌賽亞》大合唱中，他（男高音）總是四位獨唱演員之一。他還彈得一手好鋼琴，在溜冰場上，又是位姿勢優美的高手。

　　1936年，我在上海《大公報》為曹禹的《日出》出評論特刊（整版）時，他的評論為許多人（如侯金鏡）所推崇。敵偽時期，他像燕京許多外籍（他是英高加拿大人）教授一樣，也被日軍拘留在膠東。

　　他可沒白當俘虜！1979年我重訪美國時，他正在康奈爾大學任「中文」教授，他的三卷本《古漢語語法》已成為英美漢學界的權威之作。他帶點嘲諷地說：「多虧了日本兵給了我那四年的進修機會。」他還譯了《老殘遊記》。

　　謝迪克是位勤奮不倦而又熱愛生活的人。七九年當我在他那半山坡的家中小住的幾天裡，他曾冒雨開車陪我漫遊了漪色佳的山景，吃了他夫人親手做的俄式佳餚，還聽他彈了好多首「蕭邦」。

　　我印象最深的；一是他那仿北海式的小花園和他帶我去聽的一次音樂會。年屆八十的他還在唱《彌賽亞》，但已不再是獨唱者。

　　八十年代中期，他在一封信中談到他那位白俄夫人的死。他正回加拿大參加母校的一次活動時，突然接到她病重的電報就馬上趕回去。一進門，只見太太已經咽氣了。

　　謝迪克的精神矍鑠得真是驚人。九十年代初，他來信告我已跟我的一位同班同學吳樂懿結了婚。估計當時她也已八十歲出頭了。信中描述了他們的新婚旅行：由他這位九十多歲的老人開車，遍遊大半個美國。

　　當然，沒人能長生不老，前年謝迪克去世了。不久，吳樂懿也相繼離開了人間，去另一世界找她老伴兒逍遙去了。

　　北大刊物上有不少人撰文哀悼他。我在這裡也補上一筆。

　　在燕京，我還對心理學發生了興趣。我學過普通心理學、社會心理學和變態心理學，但我獲益最多的卻是夏仁德教的《心理衛生》，它幫助我瞭解自己，也瞭解別人。懂得從人們的言談舉止中分析出各種心態如自卑或自高心理，以及轉彎抹角的自我辯護，明白各種健全及不健全的思想活動。我認為，對下去體驗生活的作家以及同社會各種人打交道的新聞記者，那應是一門必修科目。心理學是一門瞭解人的學問，這門學問對於我從事的新聞採訪工作，從中受益匪淺。

　　在燕京離畢業還差半年，《大公報》社長胡霖就把我預定下來了。第一次會見中，他提出我進報館後職務是編副刊，我要求在完成這項任務之後，讓我出去走走。不講價錢，反而要求額外的工作、任何老闆當然都不會拒絕的。

　　一到天津，就有人邀我到天津女子師範去講課。那時精力充沛，對於工作向來不知畏懼，只是有點擔心「女子」那兩個字。朋友都竭力為我打氣，好在一周只去一兩趟，就還是答應下來了。

　　我對教天津女師的事幾乎沒什麼記憶。其實，在汕頭教書時，就是男女合校，我並不害怕女生。只是後來我發現兼這個差使會把我拴住，不便於下去跑跑了，所以我沒教幾周就辭掉了這一兼職。

　　一提到天津女師，我就想起後來成為臺灣文藝界元老的張秀亞。在我剛開始編《大公報·文藝》時，她就投過稿，並且被刊登出來。她那時恰好是女師的學生，當她知道我在那裡兼課時，想借機同我謀一面，她寫信給我，約定在我上課的那天，她將戴一頂大草帽等在課室外面。其實，投稿人要跟刊物編者見見面，十分正常。可是那天講完課，一出教室門，大草帽之外還站了一些旁的女生。我緊張了，就匆匆溜掉，心裡還怦怦直跳。

　　後來我們認識了。四八年她隨丈夫（天主教大主教于斌之弟）去臺灣前還來復旦看過我，那是我們最後的一晤。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當我被迫擱筆的那二十二年間，她卻在寶島上一本本地出著鴻著。從她的書中我知道她一生也飽經坎坷。

　　1939年，我從香港《大公報》去倫敦大學東方學院，教現代漢語。

　　我從1930年在北京就不斷教西方人華語。他們最歡迎北京人教。因為四聲發音準確，尤其喜歡懂得英語語法的北京人。我教過大使館參贊和洋商。當時還協助一位丹麥女漢學家孟泰夫人譯過幾卷《東華錄》。工資一律都是每小時兩毛五分。

　　也就在那時，我通過教漢語認識了美國的威廉·安瀾，合編了八期《中國簡報》，這些都已寫進我的《文學回憶錄》中了。這裡所以需要重提一下，是為了談談我通過教西方人漢語——特別是英美人——所取得的一點經驗。

　　不少人主張教外語要用直接教學法，就是一上來師生就講所學的語言。我也同意。我從九歲跟我的洋嫂子學英語，就是這麼用直接交談或通信方式，到了高中三我才讀了一本語法，一下就全通了。那就好像一個旅人看地圖，地方去過了，就一目了然。還記得我那本語法是帶圖解的。至今，我仍認為用圖解是學語法的一條捷徑。

　　但是，教已受過高等教育的成人華語，我認為有時借用一下西語的語法還是條捷徑。語法是由活的語言中總結出的規律。語言結構各有特點，但也有共同的東西，比如詞類。

　　我在東方學院教的課本似乎是三十年代我的前任老舍先生編的，他還曾把會話部分錄了音。當時，英國青年已應徵入伍，所以我教的大多是超兵役年齡的老學生。直到四一年才教了一批（四十名）年輕人，他們都是信仰上（如桂格會）的反戰主義者。上次歐戰，英政府曾把當時的反戰主義者全都囚在海峽的曼島上，他們受罪，對國家也形成了人力的浪費。二次大戰時，英國的辦法改了，准許他們從事些非戰鬥性的職務。這四十名青年就志願去中國戰場從事救護工作。走之前，來東方學院參加訓練班，由桂格會提供場所——伯明罕郊外一所農場，由我和西門教授給他們開個速成班。我除了語言，還得做一些有關中國各方面常識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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