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門內外(3)_蕭乾

校門內外(3)

　　那時候，我對《創造月刊》上登的有關南國的描繪，十分嚮往。我想飄泊，我要流浪。南洋更遠，想必更加新奇，成為我嚮往的去處。可是我這織地毯擠羊奶起家的，由於學無根底，對音韻學，對金石，對古代批評史等課實在鑽不進去。很快我就決定乾脆還是進個本科，學點鑽得進去的。

　　我升學的一大障礙是文憑。剛好天主教辦的輔仁大學在招第一期新生。儘管輔大的校長陳垣在學術界還是鼎鼎有名的，但那時候，在北平五家大學（北大、清華、燕京、師大和輔仁）中間，這家是最次的。我考進輔仁要感謝楊剛的四哥。他當時是那裡的註冊課主任。就是他向我透露，我的生物考卷得三十分，數學是零分，但中英文各接近一百——主考英語的系主任雷德曼神父不但堅持收下我，並且要預定我做他的助理。

　　估計當時一是由於肯投考輔仁的就不多，我在數學答卷上又大訴一通失學之苦，而在收誰的問題上，洋神父的發言權也更大，我就這樣被錄取了。

　　混進了輔仁之後不久，教育部搞了場甄別考試（因為假文憑太多了），我這下子又拿到了一張正式的證書。

　　我小時候一直讀新教的長老會學校，這是我頭一遭同天主教（舊教）打交道。新教吸引我的只是那彩色玻璃和聖誕歌曲。天主教堂，不但內部更加華麗，而且舉行彌撒時還焚香點蠟燭，神父口誦拉丁文，真是一派中古氣氛。對於非教徒，他們並不要求去望彌撒。我偶爾進堂純粹是出於好奇，同時也想在焚香誦經聲中，感受一下那種神秘氣氛。

　　輔仁的校舍完全仿照歐洲中古僧院，四四方方，只走一個大門、別無旁門。如遇火警，一個也別想跑掉！前樓和兩廂是教室，後樓是宿舍。課程大致同旁的大學一樣，只是拉丁文為英語系必修課，由一位鬍鬚垂到胸間的老神父教。至於文學史則講得明顯的帶有偏見。遇到文學史上的天主教徒作家（如十九世紀的紐曼）就大捧特捧，對反天主教的作家（如愛爾蘭的喬伊斯）則罵個狗血噴頭。

　　當時，輔仁發的講義和指定閱讀的書目大多帶有天主教成見，充滿了偏袒歪曲。可是為了混學分，同學們在口頭及書面上也只能盲從。但這種低估學生判斷能力不實事求是的教材，有的當場就被學生識破，有的事後醒悟了，所以也絕不能持久，那只會誤人子弟，並不能為天主教增添什麼無彩。尤其是歷史，可歪曲不得，很容易查對出來。

　　總結我對輔仁那種中古僧侶式的教育：我認為，教育只能啟發，不可硬性灌輸；課本教材只能依照客觀真理或事實，不可歪曲虛構。學生不是木頭，是有頭腦而巨頭腦隨著歲月還會發展的高級動物，切不可為了騙取他們一時的篤信（其實，如果沒有分數作誘餌，他們也不會真信），使他們日後走向另一極端——反教。

　　給雷德曼當了兩年的助理，使我對天主教有了些瞭解。雷德曼這個來自美國中西部的神父是因失戀而出家的，他曾幾次在夜晚向我朗誦他的情詩。我留意他感情一激動，頭上的青筋就鼓了起來。他有時一邊朗誦一邊哭泣，弄得坐在一旁的我真不知如何是好。

　　在課程中，歪曲更嚴重的還有哲學課。他們不但絕對排斥唯物主義，並且時常講得不像哲學，更像神學。宇宙的主宰當然是天主，它是一切善的勢力之代表。

　　也許由於他失過戀，更由於他性格異常激動，雷德曼有時會歇斯底里發作，暴跳如雷。過後，他又向我道歉。一九三二年夏，原燕京時的好友林觀得應母校英華中學之邀，回福州去出任教務長。行前他邀我去那裡教書，我謝絕了。

　　一天，雷德曼的歇斯底里又發作了。這回，他雙手拽住我的脖領大聲咆哮。我轉身甩門跑出去，就給林觀得拍一電報：「願來閩。」第二天雷德曼又來向我道歉。我告訴他：晚了，我已決定去福州。

　　於是，又一次渡黃河過長江，然後坐海輪南下。海對我早已不生疏了。這是我第二遭穿梭南北。船過馬嶼，開進閩江，兩岸山崖上還留著上個世紀中法戰爭的遺跡：炮彈在岩石上炸出骷髏般的炮眼。我記起了當年的民族英雄劉永福。

　　英華中學位於福州對面的倉前山半腰，中間是一座橫跨閩江的大橋。從我住的那間屋裡，可以眺望遠山和秀麗的閩江。江上經常泊著火輪，並時有快艇穿梭。我特別喜看閩江邊上停泊的大帆船，有的據說能遠航到美洲。

　　在福州，我再一次感到中國語言不統一的問題。其實，今天看來，交通便利了，全國的經濟脈絡通了，這個問題並不帶根本性。但在1932年的福州，我這個北方倫就像兩年前在汕頭一樣，在街上買點東西都非常不便。首先連數目都不會說，事事都得靠筆談。

　　在那裡教書，我最怵的一件事是第一次上課時點名這一關。當地有些學生的家長給孩子起名字，專喜歡選用一些生僻字眼。用字母拼寫的英文，音好讀，卻不一定都知其意。中文是象形或表意文字，則有時知其意而不一定能讀准其音；再加上漢語方言讀音的巨大差異，就更難掌握。我在那兒上頭一堂課點名時，就為念錯了一位學生的名字，惹得學生們哄堂大笑，搞得我挺尷尬。鬧過那次笑話以後，我就乾脆讓班長代為點名，我一邊聽他念，一邊在點名冊上加以注音。

　　我曾聽說北平孔德學校採用過一種新式的設計教學法，就是不由老師「講」，而是老師只帶著學生「做」。比如，教英語，就帶領學生編字典，從而擴大語彙。教地理，就指導學生畫地圖。學歷史，則繪製「年表」。

　　我教的是國語，怎樣通過這種「設計教學法」來增加學生對學國語的興趣呢？在福州，正如三年前在汕頭，低年級我都是用教唱歌（例如黎錦暉的那些輕歌劇如《月明之夜》和《葡萄仙子》），教高年級就排戲。這樣，學生們就對國語產生了興趣。高年級教作文最好的設計是編刊物，那肯定能激起學生們對寫作的興致。

　　跟學生交朋友對為人師表是極其重要的。在汕頭，由於課餘時間大都花在「夢之穀」裡了，沒怎麼同學生們打交道。福州時期，我交了些朋友：有的是泛交，也有深交的，如八四年故去的新華社香港分社曹維廉副社長以及曾任臺灣《中央日報》主筆的葉明勳。我們的友誼一直延續幾十年。

　　回憶我在崇實時期，同學中間頗有些好友，但沒跟一位老師交過朋友。一方面由於我那時跟學校當局大多處於對立狀態；另一方面，那時沒有年齡上同我相近的老師。在汕頭和福州，我同學生幾乎都一般大，很快就忘記師生之間的界限了。

　　但是，崇實有兩位老師我至今仍常懷念。一位是兼中醫的老先生李茂清，他所批閱的我的作文本我一直保存到1966年。潔若還記得有一篇寫的是：「人騎在驢上，驢累得滿身大汗，氣喘吁吁。人還嫌驢走得慢，不斷地用鞭子來抽打。」為了鼓勵我，李老師常在我的作文本後面一批就是幾百個字，諄諄地寫出他對我的期望。當然，這些作文本也沒能逃過那場浩劫。

　　還有一位姓賈，是教地理的。

　　當時，教代數的是一位專靠板子教書的既凶又狠的老師。那時，我們用的課本是一個姓溫德華的美國人所著的——中文書名為《溫德華氏代數學》。最初，我對代數蠻有興趣，在班上並不是最次的。那時我上學要由東直門南小街走到北新橋。馬路是用土鋪的，汽車輕易不過一輛，只有人力車和腳踏車，另外還常過駝群馬幫。馬路兩旁是磚砌的水溝。

　　一次過馬群時，中間一匹馬驚了，嚇得我趕快跳過水溝逃開。慌亂間書包散了。等馬跑遠了，我趕回去撿。糟糕！我的《溫德華氏代數學》給刮沒影兒啦！這就意味著要挨不止一頓板子！

　　那正是月頭上。我想了個辦法：交飯費時只交早晚飯的，中午餓它一頓。那樣，就夠重新買一本溫德華的書，也就可以少受點皮肉之苦。

　　於是，同學們吃午飯時，我就一個人在籃球場上練投籃。後來被人發現了，大多怪我平素太淘氣，才落到這個下場。可是教地理的賈老師一聽說，就立刻掏腰包為我補交了那頓飯費，並且親自把我從籃球場上領回食堂。

　　可惜那位賈老師後來離開了崇實。多年來我曾多方托人打聽他的下落，也沒打聽到。他那次對我真是雪中送炭。

　　大概由於趙澄和賈老師這樣的情誼，在人間我一向最重友情。後來又遇到楊振聲、沈從文和巴金三位，我覺得我這一輩子真是幸運。早年雖伶仃孤苦，可我從不覺得人間冷寞，就是落難到柏各莊那三年，還交了一位貧農朋友鄭希文。可惜唐山大地震之後，就再也聽不到他的消息了。當時他正在開灤煤礦。

　　在福州教了一年書之後，1933年我又回到北平，並且轉學進了燕京，成為那裡新聞系三年級學生。

　　燕京是家貴族大學，我是怎麼進去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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