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門內外(5)_蕭乾

校門內外(5)

　　照我們這裡的說法，這四十名英國青年應是不折不扣的思想犯，而且還有行動：拒服兵役。第一次歐戰，英國處理得十分簡單化，也十分浪費。國家同敵國開戰，全國同仇敵愾，可卻有一小撮人出於信仰，同抗敵大唱反調，拒不服兵役，關進牢房當然罪有應得！然而二十五年後，英國政府在二次大戰中學了乖，懂得矛盾應緩解而不應激化，也承認既然憲法上給人民以信仰及思想自由，作為執行憲法的政府，就應認真實現，方能取信於民。

　　在我同這批反戰青年接觸的四十天中，我深深感覺他們都是誠懇的、優秀的英國青年。其中有一位如今主編著一份藝術刊物，還有搞醫的。近年來他們時常把看過的英國報刊寄給我。我也十分珍惜同他們之間建立起的友誼。其中有一位在滇緬路上英勇獻身，另一位叫悉德尼·貝利，在雲南內地染上惡性瘧疾，一條腿致殘，一直架著拐。多年來他疾病纏身，卻以頑強的毅力和不懈的努力成為國際法學家，著作等身，可惜已於九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去世。

　　教了三年之後，我於1942年去劍橋當了學生。兩年間，成天頭戴方帽，身披中古僧侶那種黑袍。

　　劍橋是很難進的大學，王家學院門檻尤其難邁。我當時主要是沾了身為「偉大盟邦」一分子的光，還有福斯特和魏禮兩位的推薦，才進了那家貴族學院，並且還成為住宿生。劍橋以大學後身的劍河聞名於世，而王家學院教堂在劍橋壯麗宏偉的中古建築群中又是佼佼者。學院給我一間臥室一間書房，後者兩面窗戶，一面朝著劍河，另一面對著教堂。

　　關於大學生活，已見我的《未帶地圖的旅人》，這裡不再重複，只想借此談談劍橋的導師制。

　　進入學院之後，事先早已為我指定喬治·瑞蘭茲教授為我的導師。他是劍橋有名的才子，而且是位美男子。頭髮本已是金黃色，傳說他上課前還要再灑點金粉。1984年我偕潔若去拜訪他，當時他已八十幾歲了，不但不用手杖，時而還作跳躍狀。他留我們在母校住了一晚。往日劍橋照僧院規矩，一到黃昏，女客就不許在院內滯留。那天潔若不但住了，而且還當了高桌（教授進餐的長桌）上賓。

　　達迪（大學裡，人們對瑞蘭茲的通稱）指了他書房裡我們坐的那張長沙發對潔若說：「當年乾就是坐在這裡同我討論意識流小說的，每週兩次。」

　　確是那樣。三九年我一到英國，就鑽研起意識流小說了。我一直在讀喬伊斯和維吉尼亞·吳爾夫夫人的書。剛好瑞蘭茲是吳爾夫夫人的寵兒。在導師的指引下，我又讀起美國亨利·詹姆士的小說。自然，在進王家學院之前三年，我就已認識了《印度之旅》的作者福斯特，不但多次到過他的倫敦住所和他那座改良俱樂部，也兩次去過他在撒利郡的家，並且從他家去過列諾爾德·吳爾夫的家。可惜當時他的妻子維吉尼亞已經投江自殞。

　　福斯特是位寡產作家，他一共才寫了六部小說（其中一部寫同性戀的是他逝世後才問世的）。喬伊斯的小說也只留下一部短篇集、三部長篇。其中，《尤利西斯》我啃過幾遍。他的《芬尼根守靈夜》我只啃了半本就奔赴西歐戰場了。亨利·詹姆士文筆細膩，勞倫斯則傾向粗獷。

　　我每週總寫一篇讀書筆記，預先交給導師。然後他約我去他那裡「飲茶」，一邊品茗，一邊討論筆記內容。他從不把他的意見強加於我，倒是每聽到我同他相左的意見（一個東方人的意見）時，就特別感到興奮。這時，他的口頭禪總是：說下去，說下去。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我實在是用中國「五四」時期文學研究會的眼光（甚至是三十年代一些販自蘇聯的觀點），來看待高踞在英語世界象牙之塔上端的小說。對於他們那些刻意在文藝表現上的別出心裁和勇於探索，瞭解得很膚淺。這也是四六年回國之後，我始終沒敢去正面寫文介紹的緣故。例如，關於維吉尼亞·吳爾夫，我似乎只寫過一篇短文論她的女權思想。

　　我在同福斯特的通信中，也往往用三十年代中國人對待文學的眼光來分析他那些小說。例如，在談他的《霍華德莊園》，我就認為他的中上層人物寫得像，而工人形象則模糊，甚至歪曲。當我在同瑞蘭茲交談中這麼說時，他就表現了強烈的興趣。在給福斯特的信中，我又這麼說了，而他不僅表示了濃厚興趣，在回信中他甚至說我「擊中了要害」。

　　對劍橋，我首先讚賞的就是這種寬容和肯聽取不同意見的雅量。一個武斷主義者在教學上是不會成功的。如果有人要我界定什麼是人文主義精神，我首先要舉的就是能虛懷若谷、肯於聽取不同意見的態度。惟我獨是則既不能交朋友，也教不出學生，當然更治不了國。

　　四六年回到上海，我面臨一個既小又大的問題：沒地方安家。當時要頂間屋子，需要金條；而截至那時，我一生還未見過一根金條，更不要說擁有了。

　　我去華東著名學府復旦兼教職的動機實在不純，就是為解決住房問題。當時，復旦通過靳以告訴我，倘若我肯去兼職（而且保證只開兩三門課，每科每週各只兩小時），就給我一幢日本人遺留下的小木屋。地方不大，但書房、客廳、臥室俱全，還有個大浴缸。在那裡，我歡快過，可也煎苦過。

　　提起在復旦的那兩年，我感到十分負疚。我一直反對教師兼職。三十年代在北京，大學裡名教授如周作人、劉半農、沈兼士，都一身兼著兩個以上大學的教職。有的向各校輪流請假，即便課課都上，也多是敷衍了事。學生們一是慕名，二是為了混學分。不認真的教授更好對付。從教授來講，兼職就不可能同學生交朋友，下班夾皮包就走。不瞭解學生，不知己知彼，還談得上什麼教學！

　　四六年我回上海，報館沒管我的住房，可又在工作上一點也沒考慮我在身兼二職。一下把我派去臺灣採訪，一下去海南，折回又赴北平。幸好我教的都是英文課，有我那位洋太太格溫代課。我只為她出出主意，親自教的課不多，和同學接觸自然也更少。離國七載，本來大可以向他們討教一下國內的現實，會少犯許多錯誤。那時我剛入中年，好逞強，獨斷獨行。在一位朋友的促使下，竟寫了一篇開罪當時文藝界一位泰斗的文章，以致釀成禍端。不過人生自有它本身的邏輯和規律。從五十到七十年代被打入冷宮，未嘗不是我難得的福分！免於被迫寫多少批判人家的文章！

　　總之，從復旦這段日子我首先總結出的是：教者應當專任，兼任是不可取的。慚愧呀！一提起復旦那兩年，我就感到慚愧，因為當時我連半心半意都夠不上。

　　四八年夏，我就辭職走上香港《大公報》的新崗位了。從那裡，我又回到我出生的故土北京。

　　我不是研究教育的，但我認為，作為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教育應是我首先關注的焦點。縱觀維新的日本、新興的新加坡，以及我們自己的臺灣，教育莫不是它們復興的起點。十九世紀末，日本曾把由我國榨取的上兩億三千萬兩白銀掃數投入教育。新加坡開國後，也首先抓國民教育。八十年代初我訪新時，去那裡的外交部看望在倫敦時的老友拉賈拉南（當時任外長兼副總理）時，看到亞洲四小龍之一的富國新加坡的外交部卻是一幢矮小陳舊的灰色樓房，可是新加坡大學的校舍卻富麗堂皇。在德國法蘭克福，我遇見一批來自臺灣的旅遊者。一問，原來是臺北一家中學的教員。他們的薪金足以供他們每年外出旅遊一趟；而我們這裡，為了解決教師們的溫飽，前幾年卻讓教師們同其他行業一樣尋求第二職業。我對面一家小學假期間曾改開旅店，白天還兼著什麼行業！

　　每當節日看到巍峨輝煌的佈置，或走過正在修蓋華麗的政府大廈，我心裡就核計：這該夠多少份希望工程啊！我是政協常務委員。每年都有許多位委員提出這個教育經費的問題，大會主席在報告中，也一再強調這個問題。我有時覺得中國早已不再屬第三世界了，我們不但在同第二世界比排場，在有些事上仿佛也要同第一世界一比高低。然而一想到教育，想到靠國內外捐獻來彌補基礎教育經費，就不能不承認我們的確不折不扣的是屬第三世界。

　　我一生在同教育打的交道中，深深感到中學教員往往比大學教授更辛苦。中小學教師既無輝煌的學歷，在社會上名氣往往也不大。他們別無倚靠，必須扎扎實實地不辭辛苦地工作。西方大學對教授年年都有考核，要報告他每年度發表了些什麼論文，出過什麼書，作過多少次學術演講。至少在我當教授時，大學當局從沒考核過我；而且倘若考核，我也准不及格。

　　關於中小學，我還希望教育當局明文規定：嚴禁體罰。從我個人的經歷，體罰往往出自教師的煩躁、壞脾氣、缺乏耐性。體罰標誌著教學的失敗。體罰不但打擊甚至消滅學生的讀書熱情，也是對其自尊心的摧殘，我建議：對實行體罰摧殘弱小心靈的教員應給以處分。重者，應送法院。

　　小學教育相當於打地基，至關緊要，我希望現在的小學校不再要學生們朗聲「唱」書了。「唱」書是為了死背，也就是讀書不求甚解，那是誤人子弟的。獨立思考的能力應始自智力的萌芽期，並應貫徹整個教育過程。希特勒絕不會允許這種教育，他要的是盲目服從。這是民主國家教育與法西斯教育最根本的分野。教育出只知服從不會思考的學生，是徹底的失敗；就國家前途而言，簡直不堪設想。

　　因此，我認為教育的首要任務不僅是往學生腦袋瓜裡塞多少知識，而更應讓他們具備獨立思考的能力。貓狗訓練好了，也會服從。獨立思考既是人與禽獸的區別所在，也是國家真正的希望。不管是東條、希特勒，還是墨索里尼，他們向教育索要的肯定不是這個。

　　如今大學收費了。我贊成為那些不是萬元戶的貧寒子弟，設置幾項不至於影響學業的工讀機會。學新聞學的，課餘為當地報紙跑跑新聞，有何不可？這不能光靠學生自己張羅，關心學生福利的校方應設立專門機構，主動與社會有關單位聯繫、張羅，開闢途徑，然後由學生自選參與。

　　幾年前我去瀋陽訪問，見到那裡一位也曾當過「右派」的市長。他告訴我，在瀋陽當教員，工資一律加提三級。這數目雖不大，且純屬物質刺激，但卻表明該市對教育的重視。

　　可是寫到這裡，一位剛去延安地區訪問歸來的朋友來看我。他舉那裡一家以打腰鼓而出名的小學校為例，說開學那天，每個學生得交二十元「校門費」才准進去辦入學手續。學費是二百五十元，學外語則上千元。然而這以外，農民每年還得交一筆教育附加費。「交不出，就加倍處罰。再交不出，官家就闖進家門隨便拿」。

　　我聽了不禁唏噓良久，感歎不已。

　　一九九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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